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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们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刘甲
记者访问了好多工人和工会工作者，征求他们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执行情况的意见。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就电影和戏剧方面发表了许多意见，主要是对戏剧工作的意见。他们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整风中进行检查，逐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应该下来看看……”
最近到包头工业区作了一番考察的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同志说：“如果不亲自去看看，对于工人文化生活的贫乏程度，就很难想像得出。”他说在包头的一些工人集中的区域，没有剧院、电影院，一些流动的电影放映队，带的都是些旧片子。”我问工人们今年看了些什么电影，他说，听听工人自己的说法吧：“在那‘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我站在‘金银滩’上，眼望着‘六号门’。”这就是他们今年看过的几部片子。戏就看的更少。他调查了十五家工人家属，在一年当中，看过电影的只有六人。
这种情况，在西北各新兴工业城市如洛阳、西安、兰州、西宁等地也存在着。这些地方的工人是从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去的，青年工人多，文化程度较高，对这种情况就更加不满。他们有这样的呼声：“无聊的礼拜六，苦闷的星期天”。
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工人的文化生活状况要好的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像北京的东郊工业区，也没有影剧院。上海有四个工人新村，连家属共二十万人口，也没有影剧院，虽然这里的住宅很漂亮，青年工人们往往因此不愿搬进去。
工人们要求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应该多到他们那里去看一看。“空着”、“闲着”、“窝着”……
工人说：干部们老向我们解释，说国家目前经济困难，文化状况落后，不能修过多的电影院和戏院。这道理我们懂得。可是实际情况不是完全如此。在大城市里剧院空着（北京各戏院上座率平均是40％到60％），剧团闲着（许多剧团因没有场子不能演出），演员窝着（有些剧团人员过多，演员没有机会演出），观众急着（许多人被挡在戏院外边，看不上戏）。人常说：“人挪活，树挪死”，这些剧团为什么老挤在大城市里，不挪动挪动，到工厂、工地来演戏呢？包头工业区的工人要求北京的剧团多作巡回演出，西北的工人也要求上海的剧团多到西北各工地去演出。
“越提高离我们工人越远”，“剧团越大越下不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要求中国评剧院去演秦香莲，一连请了七次都被拒绝了。主要的理由就是：“光布景就有八卡车，你们那场子装得下？”那么他们究竟准备给什么人服务呢？
工人们对票价太高有意见。西北工人作了打油诗：“物价稳定全下降，唯独戏票升万丈。”工人们知道专业剧团在搞企业化，他们说，“一化还好受，两化受不了。”就是说：“机关化”（剧团的扩大和浪费）加企业化（经营方面），工人就受不了。
工人对影剧院都集中在市中心有意见。据统计：兰州市解放至今，人口增加了三倍，增加最多的是工人，大部集中在郊区；影剧院只增加四分之一，而五个影院四个在城区，九个剧场都在城区。远在郊区的工人就无法进城看戏。西安市的原有影剧院都在市中心，新建的又都在市中心，而东西部工业区却没有一个影剧院。
北京郊区的工人说，城里场子空着，我们却进不去。进城看戏，一是交通困难，车子挤得坐不下；二是经济困难，带个家属进城看趟戏，连车费、票价带饭钱，就得好几块钱，那受得了；再说时间也有困难，来回一整天，累得够受，第二天上班就差劲了。因此“千思万想，只好不去”。
架子大、“条件”多
有人说：农业生产社对社员实行五保，现在有些下厂演出的剧团要求“四保”。一要保台场：台要多高，台口要多宽，台身要多深，还挂多少条这，吊多少条那，灯光要一万多瓦。不答应这些条件，就说“不适合本团演出”，不来。工人说：我们的场子是“食堂、礼堂、俱乐部，临时车间兼仓库”。那里能像大剧团要求的那么齐全！那为什么不能把条件放低些？
二要保多赚钱。剧团在城内卖座是40％到60％，到工厂包场就要按满座算。国营剧团都分工负责维持一个国营剧场的收入，因此有的下厂演出的国营剧团，除了本团的收入外，还要求工人们把原剧场的收入也赔出来。北京市一个京剧团到石景山钢铁厂演出一次，包价高到一千一百元，其他费用还在外。这比在城内卖座演出实际收入高的多。包场价高使票价增高，大工厂观众多，还好些，小工厂就更加请不起了。
三保接、送。服装、道具、布景用大卡车，演员要用客车，还得每人有个座位，正副团长和主要演员要用小卧车。北京市的那个京剧团去石景山钢铁厂演出，还要了两辆小车，厂子里只来了一辆，结果又租用了一辆。工人们说，凡是包场的，汽车就要的特别多，反正剧团又不出车钱；凡是由剧团自己卖座，汽车就要的少。
四要保吃，厂内要招待一次夜餐。有些剧团的领导人和主要演员还不肯同一般演员一桌吃饭，得另席招待。在西北某工地巡回演出的一个剧团，还要求吃西餐。
以上这些条件，就使许多工厂和工地无法请国营剧团来演戏，有些合乎条件的，请一次国营剧团也很不容易。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说：有名的剧团请不来；有时死求活恳请来了，有些名演员却不来；有时指名请求，名演员来了，只唱一小折亮亮台，其余的戏都让一般演员去唱。工人说：“这是烟袋锅一头热，你想看他，他不想看你。”
工人们普遍要求剧团“多卖点力气，少摆点架子；多带点戏来，少带点布景”。
工人们认为国营剧团所以脱离工人群众，首先因为剧团本身过于庞大，演出和布景过于复杂。由此产生了“看利过重”的观点。工人们认为应该去追查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文化主管部门不从精简剧团、克服浪费入手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提高票价。有些剧团愿意把对工人的演出票价放低些，用多卖座的办法增加收入，文化主管部门却不答应，生怕影响其他剧场的上座率。上海虹口区一个剧团到一个工厂去演出，工厂方面要求剧团放低票价，同时保证多卖座，使剧团总收入增加。剧团同意了，但文化局坚持“国营牌价”不能随便降低，结果只好作罢。包头和西北的工人说：北京、上海的剧团到那里去演出，路远旅费多，票价自然要高。国家可否给剧团适当补助，鼓励他们下厂巡回演出？这样总比白窝在城里好。
缺乏依靠群众的观点
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认为：只靠专业剧团来演出，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各地工人的要求，只有靠工人业余剧团的活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石景山钢铁厂每周都有周末晚会，演出的节目很多，都是由工人的业余剧团来演出。石景山钢铁厂工人们有京剧队、话剧队、评剧队、乐队、说唱等，都是业余的。其中京剧队最活跃，成绩也很好。原因是中国京剧院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特别是对演员的辅导。提起中国京剧院来，工人们至今称谢不尽。青年艺术剧院对石景山钢铁厂的话剧队给了许多帮助，工人们也念念不忘。
可是一般工人业余剧团大都因得不到辅导，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工人们对这很有意见。他们说1954年以前，专业剧团的人对业余剧团的辅导挺积极，现在都不管了，都说没有这任务。通过组织手续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通过私人关系，却能解决一部分。例如北京市西单区一个业余评剧团，请不到人辅导，后来知道有一个评剧团的导演张菊荣家就在附近住，上门一请，就解决了问题。西单区一个业余剧团，请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辅导，被拒绝了，后来通过西单区文化馆一个工作人员，才把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爱人找来帮助辅导。
现在业余剧团活动有两大困难：一是没人辅导，一是缺乏剧本。辅导问题只靠专业剧团也不能全部解决，还得靠文化主管部门认真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剧本供应，有些专业剧团有适于业余剧团演出的剧本，却不肯供给。天津一个工厂的业余剧团，向一个剧团借用剧本，剧团不给。这个工厂就派了四个人去看戏，一面看一面记场次和台词，回去凑成剧本演出。工人们也要求文化主管部门注意组织创作，解决对业余剧团的剧本供应问题。
文化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工会方面的文化设施。北京市有十三所工人俱乐部，都能演出戏剧。但北京市文化局在分派剧团时，为了照顾国营剧场的收入，对这些俱乐部采取了限制的方针。不但国营剧团很少派来，就是民营专业剧团也很少派来。原因是俱乐部对工人票价实行优待，说这会拉国营剧场的座。据西单区工人俱乐部的负责人说：5月份文化局没有给西单区工人俱乐部派一场戏。4月份原也没有派，说是剧团全派好了，以后再说吧。后来这个同志知道有些民间专业剧团窝在家里没有场所演出，就先去和这些剧团商量好，再去找文化局，这才派得了两场戏。
工人们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整风中，围绕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方针来进行检查，着重检查两个方面：一个是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如何？一是依靠群众的观点如何？通过这些检查再进一步揭发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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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音乐家批评音协
不像团体像衙门
本报讯 首都的演奏家、歌唱家、指挥家在中国音乐家协会昨天邀集的座谈会上，普遍反映音协不像是群众团体，却像个衙门。
在会上，楼乾贵首先认为：音协不像是音乐家自己的群众性的组织，倒像是文化部的小衙门；文化部不好讲的话，常常由音协来讲。大家觉得理事会的成员大多是行政领导干部，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来关心，自然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潘英锋说：音协的工作脱离群众，只是少数理事在开开会，同90％的音乐工作者没有多大关系。大家感到会员有等级之分；首先是理事，其次是作曲家，然后才是其他的人。王方亮说：去年音乐周以后，音协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虽有了若干改进，发展了一些新会员，但仍然只重视作曲和理论活动，对其他方面很少关心。司徒华城也说：“我对会员的义务和权利就不明确。入了会以后，只收到一些电影票、观摩票和一份音乐通讯；此外，想为音协做些工作，却不知道找谁，连人也不认得。”有的人感到音协在吸收会员的工作上，宗派主义仍是相当严重的。潘英锋指出，有些很年轻的同志刚唱出几首好歌，就是音协的会员；而一、二十年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倒被拒在门外。方崧甫觉得音协的宗派主义还表现在领导干部不团结上，特别是音乐周以后对贺绿汀的批评，不是艺术上的探讨，近乎人身攻击。
出席座谈会的人，对音协领导的出版工作也表示不满。他们反映，差不多都没有订“人民音乐”，司徒华城说：“人民音乐”太枯燥，对演员的业务也没有帮助。金正平认为“人民音乐”好像只登二种文章，一种是绝对正确的，一种是绝对错误的。他们认为作品的好坏，演员的感受最深，音乐出版社应该多和演员接近、了解情况，免得有的书印了许多堆在那里卖不出去。
司徒志文还批评音协这几年来对普及工作做得很少，希望音协今后能够组织会员多做些辅导工作，来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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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油画训练班结业
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勉励学生加鞭前进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文化部昨晚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大楼举行酒会，祝贺油画训练班的结业。油画训练班是1955年春天在文化部领导下成立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个艺术学校中的教师。两年来，他们在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的指导下学习美术理论，并进行了油画技巧的训练。
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上祝贺油画训练班的学员完成学习任务，并向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表示感谢。马克西莫夫也致答词。他预祝全体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在艺术的道路上一路平安，他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个道路上能选择好自己的“马”，加鞭前进。
油画训练班在结业的同时还举行了一百多幅主题画的毕业创作和习作展览会。朱德副主席曾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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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泛听取美术家的意见
美协将召开一系列座谈会
本报讯 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了广泛地听取美术家对美协和有关领导部门的意见，现已同各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将以国画，雕塑，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画，油画，书籍装帧，舞台美术，幻灯，漫画，民间艺人，艺术批评，美术编辑，出版，发行，工艺美术，版画等不同的美术体裁和内容分别召开。参加座谈的以美协会员为主，同时亦邀请一部分非会员美术家参加。
座谈会已于本月18日开始进行。已召开的有国画、雕塑和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插图三个座谈会。到会者发言都很坦率踊跃，因大家意见未尽，将定期继续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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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让雕塑艺术的花朵盛开
本报编辑部先后收到好几位雕塑工作者的来稿，他们对当前雕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文化领导部门加以重视。现在，我们把来稿摘要发表如下：
应该有个规划林家长：
我们雕塑在发展的道路上，碰到了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有关部门缺乏全面的规划。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建立许多纪念碑，但是拟定一个大体的规划是必要的。例如第一批要建立哪些烈士纪念碑和古代学者纪念碑，第二批、第三批……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可使雕塑家围绕着计划，设计纪念碑模型，进行创作竞赛，这样可以提高艺术质量。
文化部对雕塑这新生的幼苗缺乏应有的扶植。例如文化部领导的“中国雕塑工厂”，已经筹建了三年，至今连八百平方公尺的一个厂房都还没盖成，一群青年雕塑家只好在搭起的油布棚下工作，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冷得要命。同志们只好用“有工作做总是幸福的”来安慰自己。可不是吗？许多雕塑工作者还闲着哩！
目前不需要雕塑工作者吗？安徽省要塑一座彭雪枫同志的四尺高的雕像，找不到雕塑家，只好请一位塑造佛像的民间艺人来做，结果做得不合人体比例，根本不像，而且尚未完成就垮了，还砸死了一个工人，造成生命和经济的损失。这样，一方面国家培养出来的雕塑人材闲着没事做，一方面却又找不到雕塑工作者，这种情况是应该加以改变了。
其次，我们的雕塑还被认为是一种浪费，因此，建筑师和园艺家们不敢采用雕塑来美化城市建筑和公园，一般的建筑费预算中也都没有雕塑的预算。例如团中央的礼堂，在设计时原拟在屋顶上设置一座“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青年群像，但团中央领导同志说没有经费，并说：“你们都是团员，就义务劳动吧。”可是连雕塑材料费也没有，结果只好落空。
被建筑家们忘记了丁洁因 高云龙：
目前摆在雕刻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艰巨复杂的。对于雕刻艺术，社会各界不了解，人民大众不熟悉，领导部门不重视，雕刻界本身力量也不雄厚。因此，雕刻艺术的发展，遭到了很大的阻碍。
在我国古代，雕刻艺术是很发达的。我们看到古代留下来的一些石窟和石像，以及庙宇中很多优秀的佛像，都可以说明我们有多么丰富的雕刻遗产。同时，我国过去以雕刻艺术配合建筑，也是很普遍和很发达的，就以故宫、十三陵来说，其配合建筑的装饰雕刻是多么的美丽引人。可惜，我们的雕刻艺术后来却衰落了，也可说长期中断了。我们现在的建筑家们，也都忘记了在建筑上应用雕刻艺术的装饰价值，你看，为什么不用雕刻来使我们某些建筑变得更辉煌壮丽呢？为什么不用雕刻来使我们的公园变得更优美雄伟呢？为什么不用雕刻来使我们城市的马路、广场建立起文化艺术的点缀呢？
雕刻是不费大钱而能出大效果的一种装饰，尤其是纪念性的雕刻，是最富有教育意义和最富有纪念性的永久性的艺术。雕刻艺术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富裕和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下，复兴我国的雕刻艺术是非常必要了。
白尽义务还赔钱王丙召：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把雕刻事业提到应有的地位，要求雕刻事业大踏步前进。但仍改变不了人们轻视雕刻艺术的旧观点，甚至有些单位的领导人，把雕刻作品看得连一件普通器物都不如。因为有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在作祟，他们委托雕刻工作时，往往是很急促的，“只事收获，不问耕耘”，正是他们的写照。现在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一些例子来谈谈：
约在1952年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先生们，曾应北京市文艺处之托，创作领袖像多座，无结果而终。北京电影制片厂也发动过全系的先生们创作电影片头“工农兵”群像，大家都积极参加了，最后当选了一座，仅付了材料费（编者按：最近该厂已补给作者以适当报酬）。抗美援朝运动中，某有关单位托雕塑系的几位先生创作“中朝战士并肩作战”的两米多高的雕刻群像，到大部完成时，这个单位忽然说不要了，而且连工料费都不给。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前，为了装饰会场，有关单位曾托雕塑系一位先生创作两块以工农兵为题的大浮雕，并表示将送点礼物给作者留个纪念，后来也烟消云散。还有，在市面上我们到处可见各种翻制的领袖雕像（这种雕像全国的工艺商店几乎都有），但据创作这些领袖像最多的一位作家说，他从没有得到过什么报酬。
我本人也亲历过一些类似的事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演出“莫斯科的性格”，曾邀我创作一座比真人还大的列宁胸像，事后给了一张楼座最后排的戏票，比较起来这总算彬彬有礼了。有一次，政务院某单位要中央美术学院给李锡九先生作一个直径三十公分的圆浮雕像，当时美术学院雕塑系领导，为照顾我生活困难，特把这项工作交我担任，可是结果我反赔了工料费，后来我在八宝山公墓看到这个像已翻铜安装在李锡九先生的墓前。1953年吧，对外贸易部杂品出口公司接受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批纪念章定货，托我赶制苏赫巴特和乔巴山的两个浮雕像作蓝本，我牺牲了休息，缩短了睡眠，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根据我的作品制作了上万枚纪念章，而我又赔上工料。前年给山东省某历史博物馆复制了一座大于真人的范筑先将军半身像，我帮他们包装托运，运费是实报实销，技工和材料费也报销了几十元，至于我个人呢，没有得报酬，反被他们来信责难，说用不了这些材料费。
作雕刻家太难了，希望领导部门采取具体措施，制定雕刻创作的稿酬制度，盖几间简朴适用的个人工作室，长期租给他们，以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雕刻事业中实现。
改行的威胁应真华：
从美术学院毕业到现在两年多，一直受着改行的威胁。几年来，各地美术院校雕塑系毕业的同学，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改行和半改行了。据了解，西北艺专几年来十八个毕业同学就有十五个改行或半改行。又据估计，全国仅有的一百六十个左右的雕塑工作者，改行和半改行的约有半数。中南美专去年毕业的几个雕塑同学，至今还未分配工作。文化部美术方面的领导同志说：在没有雕塑工作可做的情况下，还是要改行。一些领导同志一味强调雕塑工作不多，叫大家多搞些模型、衣架子，同时还一味批判青年雕塑工作者轻视民间雕塑、小雕塑等“普及工作”，却难得听到鼓励。据说文化部要把刚组织不久的上海雕塑工作队下放，但上海文化局却不愿接受，就像踢皮球一样，半年多来工作队就一直处于无领导的三不管状态下，造成很多困难。可见雕塑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对雕塑青年的培养方针都是很不明确的。
给雕塑找找出路王鸿文：
雕塑作品要经过作者辛苦劳动并花钱（材料费等）才能完成，完成后，除参加展览会之外，极少有别的用处，至多在报刊上发表一张照片。当然也有少数被陈列在纪念馆等地方，但大部分却只好收藏到地下室或储藏室里去了。日久天长，挤放不下了，便干脆拿出来打掉。有的作者，因为雕塑的出路只有报刊上发表照片这一条，还可以稍得些稿费，作圆雕就只作一面，拍下照片来，照片发表了，就把作品打掉。雕塑家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谈得上创作的繁荣呢？
因此，我认为必须解决雕塑的出路问题。
要为雕塑作品开辟经常与群众见面的场所。例如在文化宫、公园等处，修几个陈列作品的座台，陈列雕塑，让群众欣赏、批评，使雕刻艺术逐渐成为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要建立国家收购制度，收购好的雕塑作品，加以保管和陈列，这也是为国家积累文化财富。
要制定合理的稿酬制度，以鼓励雕塑家积极安心地创作更好的作品。
要合理地安排和使用雕塑人材，把他们组织起来，以适应国家的要求。各美术院校雕塑系毕业生被分配的工作，有用非所学和不能人尽其材的情况，应即纠正。
召开全国雕塑会议张友民 张心正：
雕塑的队伍现在还很薄弱。但现在的问题是，连这支薄弱的队伍都还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目前的情况是：需要雕刻的时候要雕刻家，雕刻家找不到工作却没有人过问。搞雕塑的人没有东西研究，愿意到各地看看古代的和民间的雕刻，也没有人组织；全国雕塑家的会议没人召开。六亿人口的中国却没有一本雕塑杂志。许多雕塑工作者没有创作的机会和进行创作的条件，他们的工具都长了锈，长此以往，连今天大家认为“不够”的水平也将每况愈下了。
有人劝告雕塑家且慢因用武无地而改行，将来的活儿是做不完的。可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做不完的活儿却要留待将来呢？不能在百花齐放的今天让雕塑之花也开放起来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希望文化部能在最近召开一次“全国雕塑工作会议”，广泛地将全国各部门的雕塑工作者、民间雕塑艺人、建筑师和有关部门的代表会集一堂，把雕塑艺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共同商讨，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可以加强各方面的配合和联系，以明确雕塑工作的方针任务，具体地订出雕塑事业的规划来。
让这朵花也能盛开吕希棠 王大进：
要使雕刻艺术得到应有的发展，我们认为：
第一，要有一个发展雕刻事业的规划，首先是纪念性雕刻的规划。其次，规划中也应该包括室内的架上雕刻、小型雕刻，以及装饰性雕刻。发展架上雕刻和小型雕刻，须建立翻制出版和发行的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将雕刻品复制推广。这里同时要解决在创作时的困难，以及作品的出路问题，例如给作者以创作贷金，作品由国家收买等等。至于装饰性雕刻，主要问题是：主持建筑的单位应在建筑费用中划出一定的比例数作为装饰雕塑之用，并要求建筑家与雕刻家合作。
第二，是人的问题。一方面，目前雕刻工作者工作条件都很差，某些具有相当才能的雕刻家都没有工作室；有些雕刻家社会活动过多，没有足够的创作时间。另一方面，一些过去曾经从事雕刻而现在在干旁的工作的人，应使之归队。同时，美术学校雕塑系毕业生的工作应妥善分配。
第三，必须扩大雕塑艺术的社会影响。如开展览会，办刊物，翻制、出版雕刻作品等等。此外，在文化宫、俱乐部等处应陈列雕塑作品，在大城市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美术陈列馆。
让雕塑艺术这朵鲜艳壮丽的花，也能在党的文艺方针的阳光普照下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