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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私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
怎样把合营企业的工作做得更好？
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在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意见
本报上海24日电 本报记者习平报道：在公私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上海市工商界代表昨天下午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抒了自己的意见。
朱鸿仪说：没有公方代表领导是不能想像的。公私双方应互相尊重。
许多代表不同意从公私合营企业里撤出公方代表的这种意见。中和造纸厂私方经理朱鸿仪在会上很有风趣地说：“我是一个资本家，刚到上海的时候，一身清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混成一个资本家，不能算没有本事。企业合营前，我曾想用奖金、超额奖金等办法刺激工人劳动积极性，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我想尽办法，都没有能达到目的。但是，企业合营后，公方代表一到厂，发动工人群众搞生产，产量很快就从过去每月产纸二百吨，提高到三百吨。”他又说：企业虽然合营了，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企业，企业和人还要进行深刻的改造。这些工作，没有公方代表来领导，是不能想像的。朱鸿仪还说：现在私方人员的薪金一般较高，而且还有定息；职工的收入虽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提高，但限于国家财力物力，在物质福利方面还不可能很好。这往往造成了企业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也得依靠公方代表来调整。他说：我认为绝大部分公方代表到厂后，都是辛辛苦苦为企业工作；缺点是他们发挥和利用私方才能不够。公方代表样样都管，人不是样样都会的，这好比“顶着石臼推磨”。他建议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私双方都要热爱企业，相互尊重，有职有权。
孙鼎说：上级要帮助公方代表提高政治水平；私方人员要培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情。
上海旋转电机公司副经理孙鼎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公方厂长肯定不能撤，但上级领导机关要帮助公方代表提高政治水平。上海许多公方代表都是公私合营高潮以后派下去的，他们之中不少的人是解放后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往往习惯用过去对待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现在企业内的私方人员；而这些同志常常身兼数职，没有学习时间，他们看不到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以致落在新形势的后面，阻碍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因此，对这些同志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他还说：目前有些私方人员自卑感很严重，我认为私方人员应该培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情，不要学做“武大郎”，认为到处低人一头。他说：私方人员中绝大部分都是热情工作的，希望政府和党不要把他们当作局外人看。
刘靖基、陈铭珊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放手让私方人员负责。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刘靖基说：我不能同意天津市某些工商界代表提出的撤退公方代表的说法。但是，个别有条件的企业，例如私方人员本身德才兼备，企业内部民主管理委员会健全，党委领导强，业务工作在专业公司统一规划下，也可以放手让私方人员来锻炼。这样，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抽出一批公方代表到更重要的工作位置上去，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干部。
上海制药公司副经理陈铭珊说：企业合营，公方代表下厂，对企业改造确有很大好处。但企业合营一个时期后，也可以让能够依靠工人群众、具有管理企业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
如何加速私方人员的自我改造，是大家座谈中的另一个中心。许多人认为，解放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上海绝大部分私方人员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热情地要求参加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还有的人要求放弃定息、摘掉帽子、参加工会，但往往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
刘念智希望共产党人同私方人员相处时要合乎一般人情。计算私方人员工龄不该从企业合营以后算起。
章华毛纺厂经理刘念智说：对人最重要的是信任。资产阶级分子也是人，他希望共产党人在同私方人员相处的时候要合乎一般人情。他还说去年章华厂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时，许多私方人员积极参加了，但后来评选时，却让私方人员自己评选，党和工会都不积极领导，这就不能不挫折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还说：现在计算私方人员工龄都是从企业合营以后算起，有些私方人员因病请假或参加社会活动，企业按照规定就扣除薪金，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建议对这个问题加以重新研究考虑。
陶敏之、程国华分别要求青年团和工会对青年工商业者和参加国营公司的批发商不要关门。
青年工商业者陶敏之说：目前青年团组织对青年工商业者还是大门紧闭。她要求团组织吸收已经具备入团条件的青年工商业者参加。她认为这对鼓励青年工商业者接受改造，大有好处。
上海化工原料公司第四商店副经理程国华说：批发商在接受改造时都很高兴，他们决心去国营公司，愿意自己工资低些、生活清苦些。这些人参加国营公司已有二年了，他们要求入工会，但是工会的门关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其实，他们均无资金可言，这好比“赤膊戴帽子”。他认为，加入工会对他们的自我改造是有好处的。
荣毅仁提出：某些定息的小商店可否退一步改为经销代销店？小型工厂可否改为合作工厂？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也对改造批发商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他建议：在评级评薪上应重视这些人的业务经验，适当考虑行政补助标准。他表示：对生活有困难的，工商联同时也要考虑给以适当补助。
对于小户和小业主的改造等问题，也有人提出了建议和意见。荣毅仁提出：某些定息的小商店可否退一步改为经销代销？他说：过去这些小商店都是家店不分的，今天一旦分家，生活问题不能解决，国家也不能包下来，还不如让他们搞经销代销。至于小型工厂，可否改为合作工厂，以便发挥小厂的灵活性，免得限制太死而影响潜力的发挥。
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张善章就区店的多头领导、工作忙乱提出意见。他说，区店的忙乱可用“任务重重，意见纷纷，上下夹攻，左右为难”十六个字来概括。他建议吸取私营企业设总店分店的经验，用以大带小的方式，来代替目前的区店。
上海蔬菜公司副经理张爱国代表摊贩说：摊贩自去年组织起来以后，有关部门对他们不够重视，也没有做巩固工作。目前有不少人退组。他要求各方面能多多支持和关怀摊贩工作。
柯庆施说：会上反映的问题，将转给有关部门分门别类研究解决。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最后发言。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上海工商界总的情况是进步的；同时勉励大家不要因此背上进步包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对会上反映的问题，他答应将转给有关部门，把问题分门别类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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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林业部、气象局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
本报讯 23日，中共林业部党组邀请部内以及过去曾在林业部工作、现在在森林工业部工作的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民革成员黄范孝、程崇德、傅耀楣、陈举升、易维清、谭兆雄、孟夏雄；民盟成员袁易生、纪仁伟、刘鸿谦、锺舒文、韩寿堂；九三学社成员张楚宝、李毓华、涂光涵、汪愚、杜鹏凌、刘家声、林刚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张伯英、李桐琦、韩麟凤、刘俊三、高宪斌、于干城、黄扬等。
张楚宝认为林业部应当着重反对宗派主义。他说：林业部初成立时，党群关系还较好。随着工作的进展，党员人数增多了，制度也严格了，对非党人员也好像越来越不信任了。调查设计局派去苏联实习的都是党员和团员，但有些人程度很差，回来后收获不大，浪费了很多钱。生活待遇上也有差别，非党科长还住在城里旧宿舍里，党员处长科长家属还没有来，就在新宿舍里留了房子。一般人员更差，有一次一位普通干部找管房的人谈住房问题，开口就问是哪一级，回答是二十级，管房人说：你过五年再来。他还指出某些较高级干部也不注意统战工作。在林业经营司时他是副司长，一位党员正司长在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公文你要先看，你是正司长？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这些都使我情绪消极。
黄范孝说：林业部以党代政的现象是存在的，过去有关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很少在行政会议上讨论。例如桉树并不是荒山造林的树种，但没经研究便在华南大规模种植，结果不好。比它生长快的树很多，为什么要种它？
李毓华说：林业部领导上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忙来忙去问题没有解决，方针也摇摆不定。林木采伐的多，但迹地更新的很少。经营所一搞就是几百个，但条件不够。造林成活率平均只有40％到60％，损失很大。纪仁伟也认为造林工作计划性很差，只顾荒山造林，忽视迹地更新。像这样，几十年后，便会两头落空：荒山有树无林，国有林区采伐扩大，造成大面积荒地。因此，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倾听群众意见，确定工作方针。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刘家声、程崇德、韩麟凤、李桐琦、杜鹏凌等人。
林业部党组副书记惠中权最后说：大家所提意见很好，希望大家在下次会议更加踊跃地发言。
本报讯 中央气象局党组在5月10日、11日和23日分别召开了局及在京直属机构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涂长望局长，卢鋈副局长，北京气象学校叶桂馨副校长和顾钧禧、朱和周、冯秀藻、王鹏飞、王宪钊、秦善元、张汉松、谭丁、翟裕宗、康文驌、高桂庭、吴介甫、张之琦等人。会上，大家坦率地、尖锐地批评了局的领导工作及某些党员同志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
涂长望说：工程技术人员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或对领导上的意见，不愿与党员谈，而愿与非党人员谈，这说明党与群众间是有一道鸿沟的。王鹏飞说：有时想找党员谈谈，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但谈了以后，不仅问题没解决，反被党员拿去作汇报材料。往往一谈就会被扣上个立场有问题的帽子。因而平时遇到党员就恭恭敬敬，讲话很拘束，行动很谨慎，唯恐以后在运动中被“选”为“对象”。朱和周说：我在天气处当副处长时，每天上下班，总有一个科员到我面前看我的皮包，这个人很笨，你就是监视我，也得讲究些方法。我是不考虑威信的，但这种作法，如何叫我工作呢？科员还以为我是什么人？我想这样做有两个情况：一、抓住俘虏干事，二、把我当特务，工作还要做。涂长望说：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工程技术人员了解不全面，对他们的技术作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特别对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往往喜欢听外行人的话，而不听技术人员的意见，十分感慨。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工程师与高级技术人员作用的发挥。
冯秀藻提出气象局在选派留学生、实习生时，太偏重于政治，而忽视了技术，结果派去的人质量低，而有相当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却没有去，这不仅会影响今后工作不能很快地提高，同时给国家花了更多的钱。顾钧禧说：派工作组出国时，本应选派专家去，却派去了不懂气象的“老”干部。在提拔干部上也同样如此，朱和周提到沈阳台资料组有两个有十多年工作经验的观测员，但领导他们的却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因为她是一个青年团员。这不是由工作出发，而是影响了工作。
谭丁说：北京气象学校有两个科主任，不懂气象，就因为是党员，便占着茅坑不拉屎。
座谈会中大家对如何使用现有的工程师力量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在气象业务迅速发展，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正确使用工程技术人员是值得研究的。
王宪钊提出：目前技术人员的最大危机是正在走着“内行变外行、外行变白丁”的道路。平时行政事务堆得一身，忙得昏头昏脑，不要说看些外国的杂志书籍，连本国气象科学动态也无暇过问，长期以来肚子里的忘光了，新的东西没有进来。这是由于行政干部不学不钻，而沉溺于签字发文的“行政领导”方式上。王鹏飞还指出：对技术干部使用上，方向不明确，人事部门常常将一些他认为好的技术干部提到行政工作上来，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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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事务委员会党外人士尖锐批评一些党员的作风
本报讯 中共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近日邀请本机关各民主党派成员及党外人士举行座谈。
会上有人谈到，非党干部工作困难，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有职无权。办公厅副主任王雨亭对所属的党员科长感到很难领导，说自己比以前“低能”了，党员科长张华云作事不向他请示报告，而向另一党员副主任去请示。五一放假的通知他批给文书科长王琳办，王琳不执行，反写了一张条子，叫“王副主任收回成命”。
会上，不少人集中对一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非党干部忙业务计划忙到三更半夜，可是两个党员专员不干工作，关门搞创作，请他们来参加作计划都不来。非党员如果搞创作，就被说成是为名为利，可是党员搞创作就说为党多作工作。有人指出党员杨明、韩青领薪不工作，“静坐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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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授继续座谈
对学校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本报讯 清华大学开始整风以来，党委已经邀请教授们分别举行了许多次座谈会，给学校党组织提意见，继续深入进行整风。
李辑祥说，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金希武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
不少教授对学校体制提出意见。李辑祥教授说，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多由召集人决定一切，不合适。党委的领导肯定是必要的，但是能否设一党派联席机构来帮助党进行工作，起谘询、反映意见、宣传等作用，而校委会起立法与决策的作用。校务代表不妨全面一些，并有常设机构。金希武教授也认为教授治校是寡头政治，学校要依靠老教师，但不必教授治校。他建议党委制领导，扩大校委会，吸收教师、职工参加，并加强校委会决议的权威性，系主任也要有更多的权力。吴仲华教授提出一个改变学校和系领导组织的全面的建议，这就是扩大党委制，由群众选些代表参加党委会共同做领导工作，使其更能代表全校的情况。但这种领导只到系一级，主要是方针的领导。系只要有一位系主任领导和代表全系，另有党总支书记（或称副系主任、系秘书）协助工作，每个专业有代表参加系的工作。要特别加强教研组的作用，使主任真正成为主任，而不是秘书当主任。教研组的秘书可由大家选举，不一定要是党员，党员可以党员的身份在教研组内起作用。王补宣副教授很同意这个意见。郭世康副教授则认为不一定这样做，他提出另一个建议：目前校委会没起作用，可否用选拔优秀干部（包括党与非党派人士）的办法组成。他说，用政协的方式，即照顾各方面的代表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
徐璋本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他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徐璋本教授说：这里我想谈谈关于教条主义的来源。我认为教条主义的来源与我们的领导思想有关系。
徐璋本说，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要犯错误。马列主义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不只是马列主义的理想。印度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也很深刻。马列主义的理想也不能仅以政治与经济的内容来包括一切。所以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经济与生产是人们自己组成的，因此说经济环境决定人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他说，任何矛盾都和前一代的矛盾以及当代的指导思想有关系。马列主义学说是一回事，但要把一切都以此为根据，就会限制了自己。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指正。
许多教授都谈到：“办好学校依靠谁？”
办好学校主要依靠谁？是依靠教授，还是依靠缺乏经验的青年党、团员？土木系很多教授感到今天学校党组织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教授的信任、尊重不够，而是过多袒护了学生和青年教师。教授有职无权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储锺瑞教授说：年长教师潜力未发挥，感到有压力，好像什么事都得看新生力量。有的刚毕业的党员助教马上就带生产实习，有经验的教师反而作跟班。陶葆楷教授沉重地指出几件具体事例说：我要办的事情，年青党员往往不同意，我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不依靠专家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哪有可能有主人翁的感觉。很多教授都觉得学校在留助教、进修、留学等问题方面不够尊重他们意见。陶葆楷教授说：我们都想留几个业务特别好的助教，好好培养，但秘书这一关很难通过。今年我想留一个助教，秘书开始对我说这人政治条件比较差，后来又借口说1958年我们教学任务不重可以不留，其实谁都知道1958年是我们教学任务最重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我们带徒弟呢？许葆玖副教授说：今天教研组工作凡事都得经秘书这一关，我觉得这是与党的领导有关系的。我认为党委领导应检查一下，到底党外人士权有多少？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作风不民主上，很多教授说他们对学校发展方向、专业设置、学校如何进行领导等事情都不知道。王国周教授说：很多事情都偷偷摸摸，连新建土木馆问题也不让我们知道，还说是保密。李颂琛教授说：每次生产实习都是临走前一周我们才知道是到什么地方去，也没经过很好商量。王兆霖教授说：这次整风大家放得不够是和经常鸣、放不够有关系的。平常开会事前不知道内容，一到会场发一堆文件，准备人又用长时间发言来证明他的论点如何如何正确，情况又不详细介绍，很难讨论。有的教授还指出校务委员会、系务委员会都流于形式，只讨论一些琐事，其实重大问题早就决定好了。
储锺瑞教授还提到人事室是清一色的党团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他说，人事室干部自视特殊，他以前屡次要求职工每周能在办公时间内抽出三小时学习政治，他们不同意，但人事室干部自己却每人每天有两小时办公时间去学习。
杨式德认为，钱伟长“关于培养目标问题”的意见有不少可取的地方
杨式德教授说，最近关于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有缺点的。钱伟长先生发表的“关于培养目标问题”意见中，不管有些什么问题，但的确有不少可取的地方。我认为他并没有否定向苏联学习的成绩，可是新清华上登的很多文章，老是说“要维护我们的路线”，“我们是走对了”。其实谁也不否认我们的路线，而是应该仔细研究我们走的快不快，有没有栽跟头。几年来的成绩自有公论，一篇文章为什么就会使领导上这样紧张呢？假使领导上真的怕因此会使教师同学否定过去的成绩，那是因为领导上把我们估计过低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