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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总则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帮助青年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使我国青年一代成为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有知识、守纪律、体魄健壮、勤劳勇敢、朝气蓬勃、不怕任何困难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别重视在广大青年中进行劳动教育，教育青年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工业、农业的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努力学习建设祖国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反对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观点。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全体团员，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忠实地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加强同全国各民族青年的友爱和团结，要善于同各个青年组织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经常警惕和克服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倾向。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切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并且以团员的模范行动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带动青年不断前进。青年团要善于按照青年的特点，采用生动活泼的工作方法，开展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团的生活中要充分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团员应当自觉地遵守纪律，以保持团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努力发展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青年的团结，发展同世界各国青年的友好合作，并且同情和支持一切国家的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和美好的将来而奋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方各级团组织受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的领导。
第一章 团员
第一条 凡是年龄在十五周岁以上，二十五周岁以下的中国男女劳动青年，承认团的章程，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且在其中工作，执行团的决议，缴纳团费的，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团员年满二十五周岁，没有被选入团的领导机关，或者没有担任团内的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如果他们要求继续留在团内，可以保留团籍到二十八周岁。
团员在被接收入党并且转为正式党员以后，如果没有在团内担任领导工作和专门职务，就不再保留团籍。
第二条 团员有下列义务：
（1）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
（2）在劳动中起模范作用，完成党和团的组织所交给的任务；
（3）努力学习劳动技能和文化、科学知识，努力锻炼身体；
（4）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履行保卫祖国的义务；
（5）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共产主义道德，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6）关心群众，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第三条 团员有下列权利：
（1）在团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在团的会议上和团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团的工作问题的讨论；
（3）在团的会议上，批评团的领导机关和团的任何工作人员；
（4）对于团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或者向团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
（5）参加团的组织通过对自己的处分决议的会议，并且可以申辩；
（6）向团的各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申诉和声明。
第四条 接收团员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团手续：
（1）申请入团的青年必须有团员两人介绍。
介绍人应当负责地向团的组织说明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和经历，并且在介绍前向被介绍人说明团章。
（2）申请入团的青年应当向支部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告区委员会批准。在没有区级组织的地方，批准接收团员的权力属于县、自治县、市委员会。县、自治县、市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把批准接收团员的权力授予基层的团委员会。被批准入团的青年从支部大会通过他入团的时候起，就取得了团籍。
第五条 团员由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的时候，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转移组织关系。
第六条 团员有退团的自由，退团的时候，应当向支部委员会声明。
团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过团的组织生活或者不缴纳团费，就被认为是自动退团。支部大会应当对于这样的团员通过除名，并且报告上一级委员会备案。
第七条 团的组织，对于在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事业中，有优异成绩的团员，应当给以表扬。对于违反团的纪律，或者犯了其它错误的团员，应当本着爱护的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其中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以处分。
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团内领导职务；留团察看；开除团籍。
给团员留团察看处分的时间是六个月到一年。团员在留团察看期间，在团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作青年入团的介绍人。
第八条 给团员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告上一级委员会批准。
基层的团委员会和总支委员会可以批准给团员以警告、严重警告的处分。给团员以撤销团内领导职务、留团察看的处分，必须经过区委员会批准；在没有区级组织的地方，经过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批准。给团员以开除团籍的处分，必须经过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批准。
第九条 各级组织在决定对团员的处分的时候，应当听取被处分者的意见，对被处分者的申诉书应当立即转递，不得扣压，在接到团员的申诉书后，应当迅速地加以审查处理。
第二章 团的组织机构、团内民主
第十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的基本条件是：
（1）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
（2）各级委员会定期向各该级代表大会或者团员大会报告工作；
（3）各级领导机关应当经常听取和认真处理下级组织和团员的意见；
（4）团的组织和团员都必须执行团的决议，团员服从团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5）团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第十一条 团的组织按照地区和生产单位的原则建立。
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如下：
（1）在全国是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中央委员会。
（2）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
（3）在自治州是自治州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自治州委员会。
（4）在县、自治县、市是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县、自治县、市委员会。
（5）在基层单位是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在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基层委员会。
各级委员会可以按照工作需要，设立适当的工作部门。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可以设立代表机关——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
第十二条 在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各该级委员会决定。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经过各该级委员会批准，才能够发生效力。
第十三条 团的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基层组织的选举，在不可能采用投票方式的时候，可以采用按照候选人名单逐个进行举手表决的方式。团的组织应当保障选举人有批评、提出和要求调换候选人的权利。
第十四条 各级组织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切实保障团员的民主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由、切实地讨论团的工作和团组织中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十五条 各级组织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特别是鼓励团员和青年对团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坦率的批评和建议；反对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
第三章 团的中央组织
第十六条 全国代表大会四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可以决定提前或者延期召开。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 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审查和批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全团的工作方针和当前的工作任务；
（3）修改团的章程；
（4）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十八条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依次递补。
第十九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
第二十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选举第一书记一人和书记若干人，组成书记处。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书记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日常工作。
第二十一条 全国代表会议，有权免除中央委员会部分委员或者候补委员的职务，并且有权补选部分候补委员，但是每次免职或者补选的数额，都不得超过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总数的七分之一。
第四章 团的地方组织
第二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代表大会两年召开一次。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
出席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办法，由各该级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审查和批准各该级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2）讨论和决定本地区团的工作任务；
（3）选举各该级委员会；
（4）选举出席上一级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各该级代表大会决定。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出缺，由各该级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依次递补。
第二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县、自治县、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三次。
第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各该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若干人。在各该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各该级常务委员会行使委员会的职权。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委员会的组成，必须经过上一级委员会或者它的代表机关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的代表机关——地方委员会、区委员会的组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指定。
第五章 团的基层组织
第二十八条 团的基层组织是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场、商店、生产合作社、乡、连队、机关、学校、街道和其他基层单位建立起来的支部、总支部、团委员会。在上述一个单位中有团员三人以上，就可以建立基层组织。
（1）团员不足五十人的单位建立支部。
（2）团员在五十人以上，不足二百人的单位，可以建立总支部。
（3）团员在二百人以上的单位，可以建立团委员会。如果工作需要，团员在一百人以上的单位，也可以建立团委员会。
在团委员会、总支部下建立支部。如果工作需要，在团委员会下也可以建立总支部。在一个支部内可以分若干个小组。
建立基层组织应当经过直辖市、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九条 基层组织是团的工作和活动的基本单位。它的任务是：
（1）对团员和青年进行共产主义和时事、政策的教育；
（2）执行党和上级团组织的决议和指示，动员团员和青年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支持他们的合理的倡议和创举；
（3）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文化、科学和技术知识；
（4）了解和反映青年的思想、要求，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组织他们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化娱乐活动；
（5）领导团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违法乱纪的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6）对团员进行团章教育，充分保障团员的权利，监督团员履行团员的义务；
（7）接收团员，收缴团费。
第三十条 支部的团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总支部的团员大会每三个月到半年召开一次，团委员会的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每半年到一年召开一次。
第三十一条 基层委员会由团员大会或者团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的任期半年到一年。
在团员七人以下的支部，不设立委员会，只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或者书记、副书记各一人。
团委员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选举常务委员会。
第六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在党委、政治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特别规定进行工作。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团的组织，应当和地方团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参加地方团组织的工作，并且参加地方团的领导机关的选举。
第七章 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三十五条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
第三十六条 少年先锋队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健壮、活泼、勇敢、诚实和具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
第三十七条 团的组织选派团员或者聘请教师担任少年先锋队的辅导员，并且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
第三十八条 团的组织应当全面地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向一切危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现象作斗争。
第八章 团的经费
第三十九条 团的经费包括团员缴纳的团费和其他收入。
团员缴纳团费的数额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团员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者，免缴团费。
第四十条 各级团的组织应当定期向各该级代表大会或者团员大会报告团员缴纳团费和团费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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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手通过修改团的名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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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傅鹰教授一席谈
王澈
北大中关园这一片地方真够大，房子是一排接着一排。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来，但还是找了半天才找到246号。我敲了几下门，出来的正是傅鹰教授。
沙发上摆着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北京日报，那上面登载着傅鹰教授的文章。我们的谈话就从这篇文章起头。“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他说。
“我对人民日报的报道有些意见。”他说。“前些天清华讨论，有人对钱俊瑞不满，要他公开检讨。这一点意见人民日报没有发表出来。”他说高等教育界对钱俊瑞的意见是很多的。
他觉得现在的整风方式也有问题，又和从前搞运动差不多，只是这回反过来了，领导人坐在当中让大家来批评。对领导的批评，不可能都是对的，有的可能是片面的，有的可能是误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被批评者只有听取批评的义务，没有解释辩护的权利。
他认为，这一次整风，北大是搞得比较好的。学校领导方面放得比较彻底，态度也诚恳。有些别的学校揭发得不多，这正说明那里的问题严重。例如石油学院就有领导人说过：石油学院没有什么矛盾。傅鹰教授提起石油学院，意见好像特别多，他在那里任教过，显然有些不愉快的回忆。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傅鹰教授在1955年第九期的“化学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个三部曲”这篇文章曾经闹出一场小小的风波。他回想当时的情形说：
“在那篇文章上我谈到了我们在化学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语气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说不好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类话头。里面也没有提到党，因为我觉得党领导科学这一点本不成问题。我举了一些石油学院的例子，认为外行不应该来指手划脚地批评，说了一句‘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文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这一来可糟了：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北大、北大医学院有些人就说我是跟胡风一样的。有的朋友来跟我说，这篇文章引起误会了，应当再写一篇，说明党能够领导科学。我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党不领导科学谁来领导呢？后来就写了，在‘化学通报’编委会上讨论。一个编委说：我看傅先生第一篇文章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意思，如果现在又发表这篇文章，会使人感到傅先生是受到压力了。因此后来就没有登。我写的那第一篇文章是很有些读者的。市委叫‘化学通报’多印了许多份。周总理看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他微笑起来。
他喝了一口水，沉吟地说：“文章出了问题，有时也怪说话的人不好。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也批评人，但是他们的批评不但能打中要害，而且态度诚恳，使你听了心服口服，毫无反感。我们写文章，只图自己痛快，就不好了。为什么要说‘没拿试管……’呢！好好说不行吗？如果我现在来写这篇文章，就不会那么写了。同样的意思，如果换一种说法，就不会引起反感。我的朋友说我那种写法是‘以词害意’，这很对。”
我插了一句说：恐怕读的人也是不应当“以词害意”的，而且我想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会认真注意文章内容中的合理的东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个别词句的。
他接着说：“我写的时候的确也不够心平气和。范长江在有一次作报告时说，我对干部缺乏同情心。这一点倒是对的，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确很有气。据我所知，那篇文章所指出的一些缺点，现在还存在。”
我问他，以后的事情是怎样结束的。
“详情不知。听说有人主张深追下去。但又有人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提出了，另外又说我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因此后来就没有再‘追’。”
“党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话题转到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傅鹰教授说：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一个教授拿着优待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待，因为不好意思。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我对现在给高级知识分子加薪很有意见。当然有些生活困难的应当照顾，但加得太多就不好。若说我们薪金低，那么职员怎么办？在学校里教员和职员的待遇已经是悬殊，教员加薪后就更增加了隔阂。其实知识分子并不希望这些，只希望不把我们当外人，在人力物力上多帮助，使我们能很好地作研究，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解放好些年，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也该搞清楚了。应该相信我们是爱国的，拿我们当自己人。如果只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优待，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被群众看成特殊阶级。用现在生活比过去好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对工人说倒合适，对教授说就根本不对头。1929年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住的是一所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就住了八间，还有花园。那时确实舒服，但仔细想想，太不合理，凭什么这样享福？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不如从前，不是因为现在低，而是因为过去太高。若说谁使我生活好，就拥护谁，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许多教授的生活的确不如抗战前，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政府不好。我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因为它们把国家搞得好。清末民初我父亲在外务部做事，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中国跟外国订的条约，没有一条不让我们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门口就写着：‘狗和华人不得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有一次我做化学实验，到库房领药品，管理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在教会学校念书，为什么反而成了无神论者呢？就因为讨厌外国人。1949年，那时我第二次在美国，中国国内政局起了变化，我就想：回去不回去？我这一辈子见过革命不止一次。我想：是真革命，就回去；假革命，就不回去。等到大军南下，过江时打了英国炮舰一炮，我看到了这消息大吃一惊，怕这回又要来个道歉，革命也要到此为止了。等到第二天打开报纸，周恩来发表声明，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提出抗议，骂了英国一通。我这才相信是真革命，决定回国。要是没有这一炮，我还不一定回来呢！你想想看，我为什么不拥护政府呢？我积了几十年的气，它都替我出了！”
主张“民主治校”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谈到北大的党群关系，他觉得比别的学校好。“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北大的宗派主义是有的，但他觉得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他笑着说，官僚主义在北大是“历史悠久”的。至于教条主义，各校不同，各系也不同。他说北大化学系的教条主义比较少一些。他们系里的专家很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问题常和中国教师商量，取得一致意见。至于有些学校就不得了，他的爱人在石油学院教书，考试时没有立即给学生记分（因为还想看他的实验成绩），就被批评为不学习苏联经验。
提到了学习苏联时的教条主义，傅鹰教授说，钱俊瑞同志是有责任的，他说过“教条也好”。高等教育出版社翻译了很多苏联教本，并不切合中国情况，而且其中还有质量很低的，也奉为经典。若要以某些教本为根据来衡量苏联的化学水平，那准会犯错误。前两年北大化学系的苏联专家就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要翻译那么多教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编写，其实你们是完全能够自己编写的；你们应该翻译一些专集，那是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东西。”
学生质量为什么低了？
“我还想谈一个常常烦扰我的问题，”傅鹰教授说，“那就是学生的质量。”他认为，拿化学物理这两门来看，现在的学生程度比以前差多了。论学习态度的严肃，现在的学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但是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过去的学生还可以和教师共同讨论，现在却不行，学生把先生的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最好只有一家之言。学生不但外文差，就是中文也不熟练；写篇报告而能达意就已经很少了（当然文科学生可能好一些）。“我也看过一些研究生考试的卷子，成绩好一点的差不多都是解放前毕业的。选取的留学生程度也很低。当然，过去的留学生也有很糟的，但那是说人情通过的；真正凭本领考上的都很强。我在美国指导过三个美国研究生，成绩都很好，有一个现在已成了小小的权威。回国后我指导过十四个中国研究生，若说我指导他们不如指导美国学生尽心，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但是他们的成绩就差得多。论导师，都是我一个人。论大学毕业时的水平，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三四年后成绩差这么远呢？我看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我们的学生在外文方面要吃很大的亏。现在理化方面的科学文献，英文的最多，其次是俄文和德文。我们的学生外文都很差，这就受限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动手不行——轻视实验。外国孩子很少不会收拾汽车，修理无线电，作木匠活的；咱们究竟是农业国，缺乏这方面的训练。瞧不起动手做实验，这是人生观问题。在这方面北大物理系比化学系还糟得多。”
“现在的学生知识也不广博。学理工的不能谈文学，连读过红楼梦的全很少，听完一出戏很少能从艺术上加以评论的。我真奇怪，说功课压得紧吧，他们学的却比我们那时学的少。可是我们那时很少听见害神经衰弱的，现在学堂里神经衰弱很普遍。我们朋友间每次谈起怎样减轻学生的紧张程度这个问题，都是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我说这确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都很差。”傅鹰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一点。他说美国密其根大学有两万四千多人，其中化学系是个大系，可是系里只有一个干部，算是秘书。她一个人管全系的日常行政，而且绰绰有余裕，一点都不忙，系的情况了如指掌。现在北大化学系的干部至少有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忙得晕头转向，却是一问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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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党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本报昆明23日电 昨日下午，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邀请民革、民盟、民建、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共二十八人，就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举行座谈。
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杜棻说：我到北京，感到那里的科学工作者劲头很足，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忙，还经常和他们谈谈，而云南，门禁森严！在党群关系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从前在云大，开会时我起四点作用：宣布开会，请大家发言，请党委总结，宣布散会。现在在昆明医院，我主动要求参加党委会议，于是什么事心里先有个底，就好办多了。
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说，党与非党人士的距离，越是下级，距离越大。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是把时代搞错了。解放初期搞阶级斗争，旧社会来的人，立场都有问题，有权了对人民没有好处，但是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我们学习得热火朝天，而党内似乎不那么重视。
九三学社昆明市筹委会召集人秦瓒说：党的高级干部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是重视的，但中级和初级干部就成问题了。如九三学社三次派人去个旧工作，还是有人不了解九三学社是干什么的。有人问：“你们是高级社还是初级社？”把我们当成农业社了。我认为党员至少对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要了解一下。常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但是党员连这点政治常识都不知道，也可算是脱离政治了。此外，目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工矿中，出了事故，就追究工程技术人员的政治历史，有了成绩，是别人的。当前，工程技术界似乎比起文化教育界距离党更远。
民革省委会主委龚自知说，目前党与非党民主人士有“三相”现象：相安无事，相敬如宾，相对无言。如何推倒隔墙，填平鸿沟，双方都有责任，共产党员要更主动。现在知识分子大多进步了，要从新估计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体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是不见外。过去，或多或少有“先红后专”，“红重于专”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遗留的影响。今后，我想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红专并重”，然后要求非党知识分子“红专并进”。
民主促进会昆明筹备工作组召集人、师院附中校长秦淑贞说，在学校中，什么事都是“党、团、工会、行政”，民主党派“不起作用”。但一有问题，就是你们民主党派如何如何。在行政工作中，我有职无权。有时有的工作不通过行政，党就直接布置给青年团去干了。
民盟省委会副主任委员、省文化局副局长杨明分析党内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是：（1）从历史上看，现在还存有战争状态的心理，战时的制度，农民意识；（2）新党员太多，锻炼不够，且很多从农村、军队来，对知识分子工作不理解；（3）因是执政党，有的人滋长了政治上的优越感。有上述原因，因此表现在学校中就是单纯政治观点，人事干部不懂业务，以“革大”的办法掌握干部材料，对现在活的人的热情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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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心置腹谈家常
甘肃省委连续邀各界人士座谈
新华社兰州24日电 甘肃省由于领导干部带头，放手发扬民主，目前在党外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可喜现象。
从4月中旬以来，中共甘肃省委连续召开了有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知识分子以及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等参加的各种会议和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主持这些会议，用谈家常的方式同到会的人们亲切谈心。其他各级党组织也分别召开了这样的座谈会，也都由党的第一书记亲自主持，广泛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同时，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中共兰州市委员会还分别处理了甘肃省文化局、中共兰州市委财贸部、甘肃省交通厅三个党员负责干部由于居功骄傲和特权思想而发生的打人和压制批评的事件。这样就大大消除了党外人士和党内有些干部怕报复、怕挨整等思想顾虑，在各方面形成了敢于畅所欲言的空气。
在各种会议和座谈会上，党外人士都大胆地揭露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各种矛盾，对某些领导机关和党员负责干部提出了批评。许多党外人士在发言中认为：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有骄傲自满情绪，在工作中独断专行；在有些政权机关和行政部门，党的活动多，以党代政的情况严重存在；有些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党外人士仍然有职无权。他们还提出，要把民主党派成员当主人看待，而不要像过去那样把他们当客人看待。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彼此说真心话，消除隔阂，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的作用。有些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除在会上坦率倾谈以外，还在当地报纸上展开笔谈，各抒自己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见解。民革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梓最近给报纸写了文章，提出以“分工合作，搞好团结，努力改造，以求贯彻”十六个字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在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许多非党工程技术人员对某些基本建设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批评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决定有关技术问题时不和技术人员商量，使用干部时有重德轻才的偏向。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工资高、思想差，对他们不一视同仁，另眼看待。工程技术人员们还批评了某些基本建设部门不能互相配合和协作，缺乏统一计划，缺乏整体观念，互相“扯皮”，使国家财富造成很大浪费的现象。
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里，新老教师们改变了以往只埋头教育不大过问政治的情况，对学校内部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青年教师与老教师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学校的体制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甘肃省的文化艺术界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争鸣气氛。在省文化艺术界座谈会上，有些文艺工作者批评甘肃省文联是“文而不联”，许多文艺工作者还被关在文联的大门以外。有人批评甘肃省文化艺术界很多领导干部都不熟悉业务，缺乏有关文艺方面的知识，往往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处理文化艺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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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本论”译者王亚南入党
本报福州24日电 我国经济学家、资本论翻译人之一、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于23日被接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厦门大学党委会于24日特为他举行了入党仪式。
王亚南今年五十六岁。二十多年前，他就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和经济学家郭大力共同翻译了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他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宣传者。解放前，他还积极支持地下党的斗争，同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解放后，他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
在入党的仪式上，王亚南叙述了他申请入党的经过。他表示：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深刻检查自己的缺点，努力加以克服，并在今后经常的组织生活中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加强自己的思想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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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充分发挥省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
浙江省人民委员会非党委员举行座谈
新华社杭州23日电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昨天邀请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的非党人士座谈怎样充分发挥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人民委员会的作用。
唐巽泽委员在会上建议成立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幕期间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支持省人民委员会并进行监督，使政府工作能更加全面和正确。
吴山民委员主张改变目前人民代表的视察办法。他说，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反映情况有很大顾虑，对领导干部汇报的和平时谈的往往是两套。因此，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下去视察不一定能得到真实情况。
不少委员在发言中提到，这几年除了参加每月一次的省人民委员会会议以外，几乎无事可做。由于平时很少集会了解实际工作，开会前一天才接到通知，连附发的文件也来不及研究，实在很难提意见。
姜震中委员认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目前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是由于各个方面对他们还不够重视。他们有责任感，但往往无从尽责。姜震中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经常向群众宣传人民代表和政府委员的作用，各个部门有责任向他们反映情况回答问题，另一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权力，使他们敢于对政府的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同时还要供给他们以了解各项工作必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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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扎木彦全碧勒逝世
新华社呼和浩特2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名誉会长查干葛根·扎木彦全碧勒，5月21日因病逝世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查干脑色庙，享年六十九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今天联合派出代表前往查干脑色庙参加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