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大场面”的墙
劳于农
1943年初，我以一个小小的干部，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去谈调动工作的问题。一天早晨，彭副总司令约我在一起吃饭，菜很简单，一盘炒鸡蛋，两个素菜，还有一小火锅的粉条汤。我吃完饭，已经放下筷子了，彭总郑重其事地说：“同志，再喝一点汤，这是鸡汤啊！”
晚上，在他的小小的卧室里谈工作。在极严肃的征询和指示之后，他说：“慢一点走，我要请你吃极名贵的东西”；他从一个木箱子里取出一个铁盒子来，“这是可可，是前年左权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送给我的。”接着，他并不对着我地低吟道：“唉，见君遗物使人哀……！”是一种极感伤的调子。
左权同志是八路军总部的副总参谋长，1942年6月，在反敌人的“大扫荡”的作战中，英勇牺牲了。
彭总的艰苦朴素，我是早就闻名的，所以他对鸡汤的重视，我倒不以为奇；奇怪的是，他在鸡汤和可可问题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非常深刻的人情味。由于这种人情味，使我在他的极严肃的指示中感到无限的亲切。
对于领袖们的许多崇高品质，我是经常留心的，但为自己的坏的积习所妨，虽然心向往之而实际上做不到。只在吃得苦，耐得穷的方面，还有些把握，二十年来怎样艰苦的环境也吓不倒我。
全国解放以后，我曾在一个小小的单位里做领导工作，做了几年，工作上出了许多错误，终于垮台了，让位于贤。后来的人们，鉴于我的错误，就反其道而行之，这自然是对的。但有一点，却使我不能心服。我在的时候，自己住的房子是次等的，也学学彭老总，对来宾的招待很简单。后来的领导人，却给自己新盖起最漂亮的房子，四周还筑起了竹篱；在招待来宾的时候，他非常讲究体面，常常亲自开菜单，还指导总务人员，怎样摆花，还对他们批评我道：“那人是个乡巴佬，没有见过大场面，所以常常得罪人！”
“乡巴佬，没有见过大场面”，的确是我的重大的缺点。但“大场面”，一定要表现在自己住房子的特殊化，招待来宾的体面上，我是有怀疑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单位的群众的生活，大多数至今也还很艰苦。
近几年来，我也渐渐地知道什么是“大场面”了，但觉得这很可怕。去年，一位十一级的同志告诉我，他为孩子雇了一个保姆，却呕了许多的气。因为那保姆，是在一个省委书记那里做过，见过“大场面”的，所以一到他家里，处处不满意：住房、伙食太坏了，带孩子上公园没有小包车坐，看戏不能占头排，到医务所看病还要挂号……批评个没完没结！
又一位处级干部告诉我，他所在的机关里，家庭人口多的处级干部，要住两三间房子，是很困难的；要到了，每月收房租十来元，这自然是合理的。但是，处级以上的大干部，即使只有三口人，加上警卫员和保姆，也住上一栋二十来间的大房子，配上好几套的沙发，而房租，也只收十几元。“有一次”，这位处级干部接着说：“一位部长说，他嫌自己那里房多人少，太寂寞，要我搬到他那里去住。可是，我才不想搬进去呢，我看不惯那种大场面！”
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墙”是很多的，“大场面”也是一堵墙。这墙存在的地方，不但使干部与人民隔离，使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隔离，使部长与处长也隔离起来，而且，使一个保姆，也处在省委书记的地位与十一级干部隔离起来。所以，真是可怕！
在整风中，这一堵“大场面”的墙，恐怕也是应该拆除的。但我并不提倡平均主义，也不主张恢复到抗日战争或江西苏区时期的那种生活水平；我以为，在生活问题上，根据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在各色人等之间，依照工作需要、按劳分配和其他合理的原则，适当地划些线，也就好了。
斯大林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现在仍然是有意义的。但现在某些地方生活上的不平等，却实在是不自觉地强加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阶级社会的分配关系，这是必须改革的。
某些个人的“大场面”的墙不拆除，其结果是两个：一个是群众反对，这反对会从正确的趋向平均主义去；一个是一部分群众的思想的败坏，我听到一个青年说：我对于某些领导干部的生活的特殊化，本来是认为可耻的；但久而久之，他们不改，习以为常，我的思想也就起了变化，羡慕起来了，于是就想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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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灯收音机
焦桐
陈师傅家里有一架小巧的五灯收音机了。这是去年八月几儿买的。
这以前，他每晚总到老伙友耿顺家去听收音机。陈师傅不是买不起收音机。他是厂里有数的八级工，家中人口也少。只因为他嘴上馋，好吃喝，所以月顶月半个钱也剩不下。为此陈大嫂常生他的气。
有一次，深夜，他从耿家听广播大戏回来，陈大嫂把门关了。他要跳窗进来。可把陈大嫂惹火了，说：“你到底是怎么个主意，深更半夜还在人家里沤！爱听吗，攒住钱自己也买一架，一家大小都听！”
自此，陈师傅就开始攒钱了。工资发下来，刨去买饭票，交党费、工会费和一些小零花钱之外，所余扫数交陈大嫂。
六个月后的一天，陈大嫂串门子听说，西口方家花了四十元，买了架旧的三灯收音机。陈师傅忙去摸了看了，回来就要进城。陈大嫂说：“不够啊！我这才攒了二十五。”陈师傅从怀里掏出个纸包，打开一数，整整三十二元。这一下可把陈大嫂给楞住了：“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哪来的，攒的。一个月五块吧，五六三十。”
陈师傅追着西山的落日进了城，可是掌灯以后空手回来了。他不是没见到收音机。四、五十，五、六十元的都有，可都是旧的，他决计先不买。回来，他和陈大嫂商量：
“七、八十元买新的多好，咱为什么买旧的呢！”陈大嫂说：“好，我就知道你准回来叫我添钱。没有啦！”陈师傅知道陈大嫂手里有钱，但是不好要，就说：“你手里的钱不快花掉，我准得把它拿过来！”陈大嫂说：“你敢！”可是她自己却不敢再存钱了，下午赶紧把下个月的煤、米、日用品都买足了。
隔不多天又到了月头，陈师傅领下工资，应交出五十元，他只拿出二十五元来。
“你怎么能只给我一半呀？”陈大嫂立时瞪着眼。
“你怎么能跟我多要呀？”
“你这是跟我耍赖皮呀！”
“怎么耍赖皮，这月的柴和米，你不是已经全买足啦，还想多要？”
“唉，我上了你一当！”
陈师傅手里有八十多元了。可是第二次进城，好扫兴，上回见的那种新收音机卖光了。这回，可把陈大嫂乐的：“你呀，命定不该买。我要是你呀，买不着就算，我来它一件皮里小大衣！”可巧，这时候补发的追加工资下来了。陈师傅领了八十来元，连家也没回，下班后，从厂里一直进城了。
陈师傅自从有了收音机，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下了班只要没事，他赶紧往家跑。小组同志买好电影票送去，他哪回都有更精彩的节目：“不行，今晚上四郎探母，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张君秋合演，这机会难得呀！”说来真有意思，有时陈师傅把个耳朵紧贴着收音机；有时锣鼓点一响，他扯着衣襟，摆方步唱起来。弄得小儿子说：“嘿，我爸爸疯啦！”陈大嫂也爱听大戏，可没他那么大的瘾。晚上十一点多了，他还坐在收音机旁摇晃着个脑袋，弄得陈大嫂费好大力气，把他搬倒，拿被将他蒙起来，这才罢休。
你当陈师傅只听唱戏？不，他从来不因为听戏、听歌而少听一次新闻节目。有一次，陈大嫂听不明白广播北京拉萨通航，就问：“拉啥，拉什么？这地方在哪？”第二天，陈师傅买了张最新的地图回来。自此，老俩口子一面听新闻，一面就在地图上找。新疆在哪，西藏在哪，埃及的塞得港在哪。两人在斗室中谈起天下大事来。
去年11月初，当匈牙利事件爆发的时候，陈家表现出比别家更突出的关心和焦急：“你说会落到怎么个结局？”陈师傅说。“管怎么着，刀把子可千万不能给夺了去。”陈大嫂说。而在那天夜里，当转播戏忽然中断，播音员插进来报告卡达尔同志组织工农革命政府，在苏军帮助下击败了反革命的时候，陈大嫂立即给陈师傅弄了点酒菜，把藏了半年多的一瓶二锅头拿出来。
陈大嫂年青当姑娘的时候，学得一手好刺绣。最近，她给陈师傅扎了两个枕头套。上边绣的又有美人蕉，又有红绣球，又有芍药和牡丹。邻居王大娘问她：“你看你给你老头子绣的这是入洞房的枕头啦！”陈大嫂说：“你没听话匣子里报告的毛主席号召，这是百花齐放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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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引起的
钟怀
有人所以反对讽刺，据说是因为讽刺常带夸张。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么？”“生活中果真有这等事么？”那意思是，讽刺不外乎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歪曲，理应禁绝。
但是也有不带夸张——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丝毫不带夸张——的讽刺。这种讽刺总该不需要反对的吧。可是不然。我手头有一张4月26日的“解放日报”，在“党的生活”栏里登了这样一件小事：
“这是上海电线厂的日常现象：下班铃一响，一部
分工人抢先走出去，结果就在厂门口挤成一团。有一次，
一个工人被挤伤了。工会为了引起工人的注意，就把在
门口挤成一团的场面，拍了一张特写照片，放大了，挂
在厂门口。”不消说，这张“放大了”的“特写照片”照下来的是事实，用意无非是把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却不合理并且可笑的事情特别提出，使人看了觉得很不雅观，从而消除这等事情。
这张照片挂出来以后如何呢？“凡是从照片上能够认出自己面貌的工人，看出自己那幅狼狈的样子，心里很不舒服”——这是应当的，有了这“不舒服”，才会不再有那“挤成一团”乃至“工人被挤伤了”的现象。可是有人除去“不舒服”以外，还“跑到党委会来（对照片）提意见”。而党委会在讨论这事的时候，却也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虽则这是讽刺，但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缺点。另一派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样做法是对群众的打击，不合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云云。
我不知道党委会讨论的结果，是哪一派意见占了上风，或许得出了一个第三种意见的结论也说不定。不过，看了一件讽刺作品就“跑到党委会（或报刊编辑部，或党和政府主管部门，或作者本人那里）来提意见”，就斥之为“不合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一提及“讽刺”，就想到“打击”，并且在两者之间画上个等号——这样的事例，倒是俯拾皆是的。
既不容许夸张，又不容许哪怕像照像一般地如实表现，只要是讽刺，就该判处死刑。如果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办去，讽刺当真是末日已临，走头无路了。
可惜，形势的发展并不像这些人的想像那样如意。讽刺之所以不会消亡，是因为讽刺并非讽刺作家“无风三尺浪”，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因为生活中本来就有讽刺的基础——可讽刺的事实，是因为人民需要用讽刺来进行批评（当然也需要其他方式的批评）。上海电线厂的工会工作同志所以要拍这么一张“特写照片”而且加以“放大”，难道不是他们感到需要这样做，而是想当什么讽刺作家，因此才创作一些讽刺作品么？
写到这里，我要顺便向上海电线厂的工会工作同志致意：你们这张照片拍得好，从这里看得出你们工作方式的生动活泼，多种多样。至于有人向党委会提出意见，那不要紧，耐心地把道理说清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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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幽默
“非常感谢，大夫！您的药对我很有益处。”
“可是，我没有给你医过病呀！我大概还是第一次看见您。”
“但是，您给我叔父看过病，而我继承了他的财产，在这笔财产中有很多您的药啊！”
（张光启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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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菜
张永枚
“这种菜救了我们二十六条人命，对革命有功，于是我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革命菜。” ——一个海南岛老游击战士的话
一“无米无汤”！〔注〕小鸟唱在树上。无米无汤，游击队困在山上。走遍每一座山岩，像神农氏把百草尝。神农氏采草药，口袋里带着干粮。游击队员们战斗回来，梦中嗅到米饭香。“无米无汤！”小鸟唱在树上。
二“无米无汤！”小鸟跌落地上。啄着一株野菜，拍着两只翅膀。无米无汤，游击队员走在山上。尝尽百种苦草，来到野菜旁。采一株野菜尝尝，嚼了好些时光。他像一只飞鹰，飞向游击队长。队长吃下野菜，好像打了胜仗：大地是后勤，革命菜！是军粮！
三“无米无汤！”
小鸟展翅飞翔。
一声春雷，
游击队打回家乡。
在胜利碰杯的响声中，
有小鸟在歌唱：
“无米无汤！
无米无汤！”……〔注〕海南岛一种鸟的叫声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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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不离（摄影） 狄源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