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词
郭沫若
一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幕了。
自1955年6月学部成立以来已经将近两年，照规定每年应该开会两次的学部委员会会议为什么到今天才开第二次会议呢？
这是因为自1955年12月起各学部委员和其他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十二年发展科学远景规划的制订，费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接着在1956年的下半年，又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事1956年度自然科学的评奖工作。
1956年各学部委员和多数科学工作者就是以这两项集体工作在实际上代替了全体会议。因此，1956年度的两次学部委员会会议是在大多数委员们的要求，并经过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的同意之下，停止召开的。
我们在今天来举行第二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恰好是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高潮，我们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在这样的时期召开会议，我们的会议因此也就不能不体现着当前的时代精神。我们要使这次会议充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我们所共同从事的科学事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建设性的具体建议，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二
两年来，学部是做出了比较重要的面向全国的工作的。如上所述，除了参加远景规划的制订以外，各学部在去年又进行了自然科学论著的评奖。这一工作由于事属草创、虽然不免有不少缺点，但已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和国际的注意。
获奖的自然科学论著，都是七年来的研究成果，都具有一定高度的水平。
获奖的三十四项自然科学论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七年间中国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在各门学科中都具有着一定高度的水平。当然，这还不是优秀成果的全部，此外来不及推荐因而未能评选的优秀成果还很多，我们在今后要逐步地加以表扬。如果我们要考虑到建国七年来建设事业各方面的成就，我们应该承认全国科学家和技术家们是作了巨大的努力的。
在科学评奖中我们把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评选推迟了。这并不是出于“重理轻文”的观点，而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评选更加困难，使我们不能不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毫无疑问，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决不亚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成就的。单请考虑到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现象吧。解放以来，科学文化界普遍地卷起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自愿学习的高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思想中已经取得了坚固的领导地位。在全国范围内的这一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评选推迟，并不是由于优秀论著的缺乏，或有所畸轻畸重，是显而易见的事。
评奖工作才仅仅进行了第一次，今后还将继续进行。我们希望在工作中取得经验，能够使工作方法逐渐改进，缺点可以逐渐减少。
三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进展，党和政府在去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学术文化界的研究热情。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庆贺的。
全国高等院校几年来集中力量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的建设人才，但依然有巨大的潜在的科学研究力量，在高等院校中应逐步展开科学研究工作。这等于是向科学战线上投入大量的生力军，科学研究的阵营今后要更加扩大了。
全国产业部门配合着各项生产建设的需要，已逐步建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已正式成立，医学方面的统一的专业科学院也正在形成中。这样，便能更直接地解决生产实际和国民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当前问题，而又便于积累经验，使科学研究逐步得到充实和提高。
各位委员，你们是知道的。科学研究的方向，大体说来，有这样的两种。一种是向高层突破，另一种是向平面铺开。向平面铺开是说把既知的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这需要有大量的各项各级的科学家和技术家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作。向高层突破，是根据实践的经验把科学理论提到更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向未知的领域中开拓出科学阵地。这所需要的科学家和技术家，质量要求其高，而数量则可不必那么大。
这两种研究方向，虽然一纵一横，但却是相辅相成。两者的关系有时更是不可能划然分开的。毛泽东主席对于文艺活动曾经作过这样的指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个方针也正好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这就是说，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而实际的进展反过来又要求理论的提高。这样返复着没有止境，也就使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永远没有止境。
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是重视科学事业的发展的。但如何才能使科学顺畅地发展？在任务的执行上，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和密切的合作；而在力量的使用上，也必须有适当的分散和必要的集中。很可庆幸的，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领导着全国科学家制定了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草案之后，已经成为常设的机构。它是全国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的机关，担负着汇总平衡各部门的科学研究计划和高级协调的任务。在科学行政上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来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毫无疑问，在科学发展上是可以减少许多困难和阻碍的。不久，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召集会议来讨论有关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也就是如何更好地进行分工合作和分散集中的问题。靠着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相信，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能够领导制订科学远景规划的党，一定能够领导我们实现远景规划
各位委员，党是能够领导科学的。事实告诉我们，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便不可能制订。能够领导我们制订了远景规划的党，我们相信，一定能够领导我们获得很好的协调，共同实现远景规划。事实也告诉我们，党在科学行政方面的领导是通过科学家们的通力合作来进行的，关于学术方面的领导，党将更要依靠科学家，让科学家们自己领导着科学研究工作的前进。今天党和政府把大量的科学行政工作从我们科学家身上减轻了，这就便利于我们更能集中力量来做好学术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我们有义务特别尊重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高级协调工作，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地使这一工作获得顺畅的进展。
四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而它本身又从事着重大的科学研究。它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它本身的研究任务必须采取“重点发展，相应照顾”的方针，而又必须面向全国、兼善天下。它必须集中一定的力量来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吸收世界最新的技术科学，担负比较长期的综合性的科学任务；它也必须经常注意到思想工作，了解全世界的和全国的学术动态，指导和确定学术发展的方向。这些任务的执行有赖于全体学部委员的共同努力，更有赖于全国科学家的集体支持，因而加强学部领导、团结全国科学力量也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加强学部的领导，在这次大会期间我们要增选若干学部委员使学部力量加强。至于如何发挥学部和学部委员的作用，根据两年来的初步经验，院和各学部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仔细地加以审议，使我们能够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被肯定下来，作为今后工作的依据。
为了团结全国科学力量，我们认为发扬科学民主、开展百家争鸣是最好的办法。由于缺乏经验和工作上的缺点，不可否认科学院和院外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有些隔阂的，院内的各种关系也并没有达到很好的协调。在这里需要我们做很多仔细的工作。在不久以前，科学院曾经召开过三天座谈会，讨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揭发了不少的矛盾，也接受了不少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更决定开展学术论坛，希望各位委员和各位同志对于全国的科学行政和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有关科学院的工作，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尽量地提出批评和意见。
任何事物，在进展中肯定是有矛盾的，矛盾的存在和斗争正是促进事物进展的内在因素。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把矛盾掩蔽起来或者阻碍着矛盾的相生相克，那倒是不正常的人为现象。那只有使矛盾愈见扩大，而阻碍着事物的进展，甚而导至毁灭。因此，我们应该大胆地揭发矛盾；并促进矛盾的扬弃或者蜕变。
贯彻学术性的百家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原动力
政治性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本来是很重视的。所谓“舜有告善之旌，禹立敢谏之鼓”，或者按时派遣史官深入民间采集歌谣，听取民间疾苦，这些虽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史实，但古代思想家是作为改进政治的理想制度而加以歌颂的。在今天，就在我们科学行政领域内，我们认为也应该建立经常揭露内部矛盾的制度，不断地揭发矛盾、解决矛盾，以利于科学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们负有责任领导学术研究并从事学术研究，因而我们更有责任贯彻学术性的百家争鸣。学术性的百家争鸣便是在研究实践中的竞赛和在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论辩。这本是“百家争鸣”的固有的意义，而在实际上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原动力。
研究实践中的竞赛是研究欲望的刺激。凭工作成绩说话，可以使同行或不同行的科学工作者在相互间受到鼓舞，得到观摩，能更多地发挥独立思考、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更好更快地产生出优秀的成果。
特别是在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论辩，正是矛盾统一的过程。经过矛盾的斗争，对立双方相互影响、相互切磋，即使不同意见一时不能得到统一，而却是一步一步向统一接近。这种过程是经常发展着的。旧的矛盾统一了，在更高的阶段上又有新的矛盾产生，如此不断地辩证地使事物发展前进。这种过程，在我们古代的思想家是比较有明白的认识的，比如庄子所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正是这种过程的定式化。但我们的立场和庄子不同。庄子是看到事物的矛盾对立而泯却是非，我们是随时掌握着矛盾的对立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随着是非对立的发展随时抓着正确的是非。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百家争鸣的政策，正是发展学术和其它一切建设事业的长期政策。矛盾对立的同一在发展中是永恒存在，因而百家争鸣的政策也就要永恒地努力贯彻。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也侧重于学术性的百家争鸣，那就是宣读科学论文。我们一共收到了学术论文七十八篇，其中属于数理化方面的三十五篇，生物学方面的十六篇，地学方面的十三篇，技术科学方面的六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八篇，将分别在各学部的会议上宣读，我们希望各位委员、各位同志尽量地展开自由讨论。
早就有人批评过，在我们中国学术空气不浓厚。怎样使中国学术空气更加浓厚起来，自由地开展学术辩论，使不同学派都有研究的自由和发言的自由，都开出更繁盛的花朵，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科学院、各学部、各部门的研究机构、各学会、一切科学文化工作者所应该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中心问题。
五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以前受着种种的限制，是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人手少，高级的科学家更少，而任务却十分繁重。但自解放以来的几年间，我们的科学事业和其他国家建设事业一样，却得到了迅速的进展，这在本国科学家和技术家的献身努力之外，主要是获得了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科学家们的帮助。例如，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方面，苏联帮助我们建立着功率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α粒子的回旋加速器，在年内就要建成了。又例如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的制订，苏联科学院曾经专门派遣了十几位优秀的科学家前来协助，还有在华的苏联专家和其他兄弟国家的专家为数不少的人参加了这一工作。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代表着大家向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科学家和政府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要赶上国际水平，必须联系本国实际，学习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要发展中国科学，要使中国科学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毫无疑问，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任何国家的优秀的科学成果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看来，我们民族的长处就是在善于学习别的民族的文化，把别的民族的文化成果吸收过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使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成为不断的宏流。在今天我们应该特别发扬这种优良的传统，联系着本国的实际，学习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关于学术上的国际合作，近两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在院的总报告中叙述了比较详细的情况。在这里我们恳切地希望：各学部和各位学部委员对于这项工作应该予以特别的关心。例如各国科学家的友好往来，各种学术性会议的相互参加，留学生的派遣，教授的交聘，科学研究资料和成果等的交换，都需要我们更有计划地进行。这样的计划是要各项学科的专家们才能制定的。
我们的“宪法”在序言里庄严地规定着：
“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据此可以知道，通过学术上的国际合作，我们还有责任：团结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为保卫和平，保卫人类，保卫科学而作不懈的奋斗。这不仅是中国公民的责任，也是世界各国一切科学家的共同责任。
六
科学院和各学部的基本任务
各位同志，我的开场白已经说得太多了。总起来说，我是想把科学院和各学部的基本任务明确一下，要点不外是这样四条：
第一：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
第二：发扬民主，贯彻百家争鸣；
第三：加强协调，团结科学力量；
第四：学习先进，加强国际合作。
据我的体会，这些任务大体上是全国科学家和一切与科学事业有关的各单位对于科学院和各学部的期待。科学院和各学部是否能够担负得起这样重大的任务，或者要怎样才能够使它们担负得起，这恐怕也是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单靠科学院、学部、学部委员是不能够解决的，一定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科学家、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总之，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家的科学院，是中国人民的科学院。几年来科学院的成绩不够好，前面的四条就做得很不够，甚至还有不少的偏差和毛病，我们恳切地请求全体科学家和全国人民不断地给我们以鞭策，使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错误能够犯得少一些。犯了错误也能够立即得到纠正。
今天的会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国务院和其他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指导，有各高等院校、各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各学会的负责同志和兄弟国家的专家顾问们参加，我在这里代表着大家向他们表示热诚的欢迎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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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年来科学研究有很大成就
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将在年内基本建成
科学家们密切配合当前建设需要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正开展着活泼自由的学术论争
新华社23日讯 新华社记者余辉音报道：一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的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学大军，两年来已经进行了许多项在学术上、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上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如数学方面关于拓扑学中的示性类和示嵌类、典型域上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的研究，力学方面关于各向异性弹性体的研究，物理学方面关于金属内耗与金属的力学性质、宇宙线中的重介子和超子的研究，生物学方面关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电生理学、肌肉蛋白、琥珀酸脱氢酶、个体发育过程中分化和发育的机制，以及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一些研究，都取得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的成果。
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新兴的学科和实验技术，正在我国努力建立中。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原子核物理学与放射化学的研究，建立各种必要的实验设备，培养了一部分实验与理论干部。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功率为七千瓩的重水型原子反应堆、能产生二千五百万电子伏的粒子回旋加速器，将在今年内基本建成。先进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在我国的地质、石油、动力、冶金、卫生和科学研究等机关推广使用。
半导体锗的提纯和单晶体抽制都已经获得良好结果，试制了锗电子学器材，为半导体技术打下了初步基础。在自动化方面，适合电力系统应用的远距离控制、讯号、测量综合设备已经研究试制成功，并且已经安装在北京和东北的电力系统内；研究和设计了自动调节设备
“万能校正器”，这种设备已经在官厅水电站试验运转。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电子学等新技术，也在积极筹备建立。
包头新钢铁工业基地铁矿的选矿和冶炼问题，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已经初步解决。研究结果证实，包头的含氟铁矿可以炼出很好的生铁。大冶铁矿的矿石中，铁和铜的选矿试验也已经部分完成。冶金学家们结合我国资源特点，展开了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的研究，初步制成了高强度硼钼合金结构钢和渗炭级硼钢；结合改进钢锭质量的研究，提出了钢中氢的分布规律；电炉碳钢吹氧试验已经成功，提高了生产率。在石油工业方面，科学家们对克拉玛依、延长、永坪、玉门等地的原油作了评价和鉴定，提出了原油加工的科学根据。天然石油、合成石油芳泾化的研究成果，对建立我国新型石油炼制工业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配合着抗生素的生产，微生物学家、药物化学家、有机化学家们分别展开了新抗生素的采选、金霉素和链霉素的化学结构、金霉菌的代谢生理等研究，改进了氯霉素的合成方法。科学家们的这些工作，直接支援了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
在配合农业、林业、卫生等方面，科学家们所作的有关棉蚜、蝗虫的预报和防治，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自生固氮菌和磷细菌肥料，蓖麻蚕的饲养，船蛆的防治，枕木的防腐，电器绝缘体的防霉等等研究，都有着实际的价值。
科学家们还组织很大的力量，展开对祖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进行了中国自然区划的调查研究，比较全面地整理了中国地震史料，提出了中国地震区域划分的方案，大力展开了祁连山区域地质和柴达木盆地石油地质的研究。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和黄河下游的土壤调查，可能在年内完成。长江流域的土壤调查、黑龙江和新疆的综合考察，都已经开始。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的调查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一些结果。
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就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接受中国哲学遗产、我国当前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等重要问题，展开了有意义的研究和讨论。他们还开始了系统的资料收集工作，并且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研究，编写了调查报告和资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近代农业史资料、手工业史资料都已经相继编写完毕。为了实现现代汉语规范化，语言学家们对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修辞、方言、汉语史等广泛地展开了调查研究。他们又大规模地调查研究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帮助少数民族制订或修订文字，完成了十六个少数民族的二十种文字方案。考古工作者在古代文化中心西安和洛阳地区，进行了古城和古墓的发掘工作；在三门峡、刘家峡地区进行了考古普查，发现了古代文化遗址四百多处；对甲骨文和铜器的资料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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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倾听党外人士意见做好工作
教育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
本报讯 昨日上午，中共教育部党组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座谈，听取他们对教育部党组织的批评和意见。参加座谈的有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及无党派人士二十人。
七十多岁的无党派人士王肖山怀着激动的心情说，中国共产党经过1942年的整风，在七年以后的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又进行整风了，相信在七年后，将会取得更伟大的成就。他说，教育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工作被动。他认为教育部在目前应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他建议修改今年的扫盲计划，充分运用今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力量，做好扫盲工作。谈到教材问题时，他说，高中学生学习古典文学，太深，学不了，有些教师也教不了。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误人子弟。他建议，可以让学生学习中国文学史概要，高中的古典文学课暂停。初中、小学的教材也有很多问题，教育部也应考虑重新编写切合中国实际的教材。
濮源澄在发言中，首先批评教育部党领导上在教学计划、课程等方面有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他说，在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方面，由于部里对这方面的情况调查研究不够，一开始就把这工作全面展开，后来行不通。他说，自去年以来，中学因为别的课程增加了，挤掉了政治课，这是不对的。谈到政治课教材的缺乏问题，他说，各地原有的政治课教材，本可以进行适当的修改使用，而部里一定要各地重新编写，结果，中学六个年级的全部政治课教材要各地一起编写，是不可能编起来的。
对于中学课程门类过多的问题，他说，对中学过多的课程，把它减去几门，从出版社到教育部，本来是可以研究解决的。但是至今还未确定下来，有些地方不敢印课本。下学期的教科书是不能保证及时供应的。这问题应立即引起部领导上的重视。他批评部内党组织的宗派主义说，党外干部是有职、有责，但是无权，党与非党的隔阂很大。党员比党外群众特殊。党对我们不够信任，党员司长平日不与我们谈话，有时还会对我们发脾气。
张纪域说，教育部领导上所存在的问题很多，而这次整风只限于一般号召，没有行动起来。他说，我到教育部以后，感觉党与非党人士这个界线划得很深。非党部长管的工作，党员部长也要插进来管，因而造成有职无权，不能发挥非党干部的积极作用。他说，教育部的等级森严。我在教育部的期间，没见部长到司里来过一次，司长想找部长谈工作都很困难。在封建社会里，还有访贤制度。部长为什么不能下来和下级干部谈谈呢？他说，教育部的党组是教育部的领导核心，在我看来还没起到核心的作用。他说，我是白族，请教育部领导上考虑教育部是否存在着大民族主义思想，部长很少管民族教育司的工作，难道说教育部就是汉族的教育部？
杨兆钧说，1949年以前，我在西北解放区工作。那时我得到党的很多帮助和鼓励，自己并不感到是党外人士。自1953年调来教育部以后，我的感觉完全与过去不同。我对工作所提的意见，不但得不到重视，而且经常受到打击，提什么意见都没有下文。有些与我工作有关，可以而且应该参加的会，也不给我参加。他并建议党在今后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要给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不要搞小圈子。
教育部党组书记董纯才说，今天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对我们整风有很大的帮助。为了听取大家更多的批评和意见，座谈会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