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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炭工业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工程技术人员
批评煤炭工业部没有认真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党组于21、22日邀请煤炭工业部民主党派会员和无党派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十三人。他们对煤炭工业部在贯彻勤俭建国方针上的缺点以及官僚主义等提出了批评。
关荣枢说：煤炭部像个“暴发户”，随便花钱不心痛
杨力生工程师说：过去煤炭工业部有贪多图大的思想，只注意建设大井，忽视小井，1952年还封闭了许多小煤窑，结果使煤炭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他认为应该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多建一些小井，恢复旧有矿井，以缓和目前和今后煤炭供应紧张的情况。他说，我很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多开一些小露天煤矿，只要投资几十万元，一部小机器，几辆车，几十个人，用一年半载的时间就可出煤，煤多多搞，煤少少搞，搞完了就走。
关荣枢工程师形容煤炭工业部像个“暴发户”，随便花钱不心痛，对生产、成本、效率漠然。他说：搞选煤厂，一搞就是一百五十万吨、两百万吨规模的，全不想想我们国家大、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非生产性建筑过大：过去三个部用一座三层大楼，现在一个部用一座五层大楼；上行下效，矿务局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基本建设施工队伍中，非生产人员所占比例达到39％，浪费很大。
杨力生说：研究力量应先分散后集中
杨力生工程师对煤炭研究院提出了批评。他说，目前在煤矿的技术水平低，人才缺乏的情况下，集中全国许多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学院式的研究，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特别是研究院派一批没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到下边去做实验，因为他们看不出什么问题，所以也没有办法实验。因此，他主张“先分散，后集中”，即把现有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派到矿上去，根据每个矿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题目，结合实际进行研究。这对解决当前煤矿建设和生产遇到的问题是有好处的。
麦凤初说：上下互相包庇，助长官僚主义
民盟煤炭部支委会副主任委员、工程师麦凤初说：大同矿务局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是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根本原因。陈郁部长曾经亲自去检查，但发现了问题却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只是不声不响地撤换了少数干部。为什么不进行公开批评呢？这是因为有很多问题牵连到部里，所以，实际上是互相包庇，客观上助长了官僚主义。
陈英亮说：不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的意见放在一边
陈英亮和汤子珍工程师对煤炭工业部没有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提出了批评。陈英亮以制定保安规程为例，说从1951年试行到1953年，共征求数万条意见，并集中许多现场工程师研究，但是，部里却把这些人的意见放在一边，抄了许多国外的条文，以部长的命令下达。结果，有些条文不切合实际，自相矛盾，下边意见很大，理解也不一致，部里各副部长、部长助理和司局长说的解释也极不一致，造成现场执行人员的思想混乱。
汤子珍说：领导的责任在于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及时解决下边提出的问题。可是当下面提出问题的时候，部里往往在电话只回答“没办法”三个字。他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但要依靠领导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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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一些国画家和教师认为：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人排斥国画
本报特约稿新华社记者王孔诚报道：在中央美术学院内，国画这朵花到底开放的如何？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北京的一些国画家和学院的一部分教师们。他们认为国画这朵花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并未盛开，相反地是受到宗派主义者的歧视和排斥。
中央美术学院设有彩墨画系，可是毕业出来的学生却被分配去学油画，并且领导上过分而且机械地强调学生学西画素描，搞西画写生，和画画以人物为主去表现生活，而不重视中国画传统的教学方法——临摹，不重视山水画、花鸟画。以至影响了培养出来的学生关于国画的知识很贫乏，绘画技巧也不高。文化部在去年曾就这些问题指示学院领导，认为学院在绘画上应当兼容并包，不光要有人物，也应当有花鸟、山水，并且素描也可以不学，加强临摹。可是学院院长江丰却以保持学院彩墨画系的“风格”为理由加以拒绝。江丰认为搞国画那是北京中国画院的事情，与学院无干。还说，他不反对百花齐放，可是百花不能在学院中放，学院中只能有一花。国画家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轻视民族传统的表现。
不少的国画家都谈到他们或是别人在学院内任教时的遭遇。曾在彩墨画系任副教授的国画家李苦禅从事国画教学二十多年，擅长写意花鸟，可是系领导上认为他讲不了课，叫去担任工会的干部，买戏票。甚至有一个时期每月只给他八块钱的工资，使得他连维持生活都感到困难。他画出的画，系领导上当面训他“你画的是什么东西！”由于这样，他在画画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关上窗子。国画家王青芳在学院内作教师时，领导上不光不给他开课，并且连进修计划都不让他订。王青芳订出的进修计划也被系领导上用红笔打上“×”字。他画的画贴在墙上被系领导上撕下来。有一次，系领导上还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人的前途黑暗的很！”王青芳气的吐血。当王青芳去年病故时，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和他在学院中受气是分不开的。国画家高希舜已经从事国画教学三十多年了。1952年开始到学院担任副教授，但现在他也被解聘了。他说，他在学院担任副教授期间，从来连听报告、看画展这些权利都享受不到。学院开一切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有一些国画家被学院请去讲学，可是还得旁人监视着，怕国画家讲出“荒谬”的观点来。
学院的领导同志，对待国画家的作品经常采取谩骂的态度。国画家汪慎生说，他和其它的国画家曾在1952年集体创作了二幅大型的国画，当时放在和平旅馆。江丰看了后就说：“这些画应当放到茅房里去。”徐燕孙谈，有一次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会员张秀山画了一幅国画送给江丰的爱人，江丰当时看了后就当着张秀山的面说：“这些国画是狗屁！”使得张秀山当时啼笑皆非。徐燕孙还说，江丰曾在不少国画家的面前说国画对政治没有什么表现，不科学等等，使国画家感到非常不快。
国画家们带着痛苦的心情谈到了附属在学院中的民族美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1954年成立的，其目的在于研究民族美术理论，培养民族美术干部，改进民族美术创作。北京有名的国画家如于非暗、王雪涛、吴镜汀、汪慎生等都被聘为研究员。几年来，这个研究所究竟作了一些什么工作呢？王雪涛说他只坐在沙发上，打开收音机听过一次录音报告。可是这样的报告以后都绝响了。徐燕孙说研究所只作了一些收集资料的工作。他称研究所是“三子主义”，因为研究所的工作就是“剪子剪，浆子粘，本子贴”。由于民族美术研究所一直没有干什么工作，所以国画家们都说它是一个“避难所”。国画家于非暗说，他作了研究所的研究员后由于不愿白拿工资，曾写了“编历代花鸟画图录”的工作计划交给研究所的领导。可是领导上给退回来了，还指责他说“工作题目太大，一点点来作”，却一直没有指明如何“一点点来作”。有的国画家说，学院内的民族美术研究所好像是在照顾画家，实际上是“敬鬼神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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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通部民主党派代表座谈
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出批评
本报讯 中共交通部机关党委，于5月16、17、 22日三天的下午，邀请部内四十六位民主党派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党和机关工作的意见。
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交通部支部负责人丘克辉说，交通部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无方针，无远见，无规划，忙忙乱乱过日子，机构庞大重叠，分工不明，副职多、秘书多、收发多。以公路总局为例，这个局有七个正副局长，五位总工程师，三十多位处长，上有专职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交通部几年来订了一大堆制度，很多都是照抄苏联的，跟实际情况不一致；有了制度，也没有照制度办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王炳南说，交通部领导对工作制度上的考虑少，机构变动大，七年来几乎每年都有变动，调整机构时考虑不够，例如商务局检查科职掌不明，问局长，局长也不知道。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吴昌遇说，交通部有些工作只凭主观愿望来办。如“水上运输技术改造方案”草案中，只是根据运输任务的需要，规定在1960年以前，对水上运输各个方面的技术工具和设备都要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改造。其中如“在1960年以前基本消灭高温作业”这一条就没有把握做到。农工民主党成员钱伯辛说，裕溪口港煤码头的建设只考虑了裕溪口港的吐出量，而没有考虑上海港的吞进量，一旦裕溪口港运上海的煤增加了，上海港的驳船运力就不够用。
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总支负责人杨逸棠说，交通部对非党干部也有宗派主义。他说，他从1949年到部，职位是办公厅副主任，但这八年来从没有一个党员副部长找他谈过工作。丘克辉说，只要是党员，不懂技术的可以做技术处长，没有念过大学的，可以做研究院长，这就是宗派主义。民主同盟盟员陈煦安说，有些领导是领而不导。所谓领就是批批公文盖盖章，因为不懂业务就无法“导”，政治理论也很差，也无法“导”。陈煦安还说：共产党员像个鼓，能讲一大套，好像敲鼓一样，咚咚响，但是一经戳破，原来只有一个空架子。
座谈会仍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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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外知识分子批评中央手工业管理局
工作没有计划，做事拖沓
本报讯 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党组于16、17和21日，邀请工程技术人员和党外知识分子座谈。
农工民主党轻工业支部主任委员宋之英在座谈会上说：党员领导干部并不是不想把工作做好，但因事先没准，没有计划，没有预见性，想做就做，上级叫做就做，忙得乱烘烘一团。有的干部忙得生了病，有的干部却在睡大觉。去年作手工业十五年规划的时候，说要就要，为完成任务，只好闭门造车，凭空去想。规划做完后，就石沉海底，永无声息了。
去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济深提出改进北京景泰蓝、玉器、象牙雕刻等工艺品的意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限期答复。文件办理后，作为特急文件送交局长核批，搁了五天，又从收发室转到办公厅又搁了四天，办公厅又搁了五天，一共搁了十四天才把这紧急公文发出去。
天津老艺人陈古陶曾写信给我们，说呼和浩特的赤峰西部有一山出产玉石，产量多，质量好，比福建、浙江新产的玉石有过之无不及，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下文。
宋之英还谈到：在人事安排上，领导上把工艺美术当作一般的工作看待，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做领导工艺美术工作。如天津手工业联社调集了二、三十人，成立了特种手工艺处，他们都不懂什么叫工艺美术，不知道刺绣花边是不是美术，他们叫剪纸艺人去糊纸盒子，叫木雕艺人去刻字，弄得人啼笑皆非。但他们仍不肯放手信任非党行家，山东、湖北、云南等地手工业部门，也都由一般党员来领导，不懂就糊里糊涂地干，结果干了一团糟。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李维华、朱亚强、徐达、关征定、任兴邦、孟受增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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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业者的思想要很好地改造
王海亭、初允斗、陶锡庆
（编者注：这篇文章是旅大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旅大市委员会委员陶锡庆和旅大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民主建国会旅大市委员会委员王海亭、初允斗在辽宁省政协会议上的联合发言，本报略有删节。）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两个讲话，使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主席这个指示，鼓舞着我们工商业者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尽快的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工商业者思想改造落后于社会地位的改变
我们国家当前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当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之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来自各方面。作为工商业者来说，由于阶级本质所带来的两面性，和思想教育工作不全面不彻底，因而日益暴露出思想意识的改造落后于社会地位的改变。这样的矛盾，也就给我们今后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当前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怎样呢？据我们的不全面了解，以旅大情况讲一讲。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大部分工商业者，在党的赎买政策的感召之下，在工作和学习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发挥了技术和管理才能，不少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大家也受到了“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发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这是积极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但是，在工商业者中间的不健康现象，也就是消极的一面，还不断产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商界消极的思想和行为还有不少
一、有的人有松劲情绪和作客思想。有些人认为“股息已定，人事安排已完，工资有了保留，企业有公方领导，好坏与我无关”。“不管企业赔赚，反正瞎不了我五厘定息”。因此就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不像过去关心自己企业那样关心合营企业了。还有的说：“上面号召多、快、好、省，我们也多、快、好、省，这就是：赚钱多、下班快、待遇好、力气省”。还有的人认为按时上班下班，按制度办事就是做到了守职尽责。有一个负责作采买工作的私方人员说：“给企业买东西不用管贵贱，反正有发货票就能报销”。个别的人争取做先进工作者的目的是单纯为了得奖，能得奖就干，得不到奖的就不干，只表扬不给物资奖励就不满。有人说：“工作要干在刀刃上，别干在刀背上，能看见的才干，看不见的就不干。”
二、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有怀疑，有留恋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人把合营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某些缺点和当前物资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的情况，错误的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有的人不愿意遵守企业的生产、财务和物资供应计划，认为不如自己经营时那样任所欲为。有的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难就回头看，对过去自己说了算，自由随便，吃、喝、玩、乐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腐朽生活，表现了留恋情绪。因之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消极情绪随之而来，甚至违犯法制，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来满足个人私欲。自由市场开放以后，有一些人看到自由市场有厚利可图，就眼红心热，认为“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走社会主义的决心动摇了，甚至有的公然提出要退出合营企业，回头走资本主义的老路。
三、骄傲自满，忽视自我改造。全业合营后，有的人只看到了自己进步和积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消极的一面。有的人认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不存在。他们说：“名利思想，人皆有之，干部、工人也计较名利，工人农民也有在市场上进行商业投机的，若说这是两面性，那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都有两面性。”有的人以为自己有文化、有技术，便处处以财富自居，瞧不起公方和职工，他们认为“讲技术公方不如我，论文化我比工人高。”因此就不能很好的接受公方领导和向职工群众靠拢。有的在私私之间互不服气，彼此猜忌，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有的人不是帮助和欢迎别人进步，相反的看到别人进步，还讽刺打击；看到别人犯了错误不是真诚帮助，而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别人落后和犯了错误，就显出了自己的进步和高明。
仅就上述这些矛盾来看，虽然不是旅大市工商业者的思想主流，但它确是阻碍了工商业者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贡献力量和自我改造的进行。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工作。
党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照顾
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工作，一向是极其重视和关怀的，并从多方面为工商业者的学习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如定息七年不变，让我们有一个较长时期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改造；举办了各级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和讲习班，让我们脱产学习，等等。这都说明了党对工商业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工商业者多么荣幸，多么温暖。但是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工作中，不是毫无问题了。据我们了解，有的人对工商业者以企业为基地，通过业务的实践进行思想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还是重视不够。有的企业单位偏重于生产经营，不大注意私方人员的思想和进步，把民建会和工商联的活动看成麻烦，把私方人员的学习和会议看成负担，有的生产社社员参加工商联代表大会不给工资，互相配合与支持不够。
党组织支持民建会和工商联工作的一例
我们深深体会到，凡是企业的领导重视私方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能够支持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工作，就能够调动起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变消极为积极，使私方人员在工作中作出贡献，接受改造。如旅大棉织厂由于企业党委一向关心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重视民建会企业支部的会务活动，每次有关业务会议都事先找民建支部的负责人商量研究，因而在工作中做到了思想一致，步调一致，鼓舞了民建会员的积极性。过去一个时期私方人员的思想情况比较混乱，有的私方人员在私营时，都亲自动手将缕子压紧，能多出布，而合营后明知缕子压的松，也装不知道，怕引起工人不满，于自己不利；当听到企业亏损棉纱，浪费零件，工人出勤率不高，就以为是合营制度没有优越性，因而情绪消极。发现这一情况后，企业党委及时的向民建支部作了布置，并责成民建支部召开会员扩大会议，针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在公方代表的领导和支持下，组成检查小组，深入到各车间检查浪费现象和存在问题。检查的结果，清出账外棉花两千余捆，机器零件足够半年之用，以及劳动纪律等问题，引起了企业党委和私方代表的重视，以行业公会的名义召开全体私方人员大会，对所检查出的问题作了分析、批判，进行了以企业为家和勤俭办企业的报告，公方代表也在会上提出建议。会后，以民建会员为骨干分组讨论。通过这一事实的教育，占车间管理干部80％的私方人员，都检查和批判了自己的模糊认识和依赖思想。有不少的人制定出个人的增产节约保证条件，提出了不少的合理化建议，能算出价值的就达数万元。这一行动不仅给国家作出了贡献，也深深的教育和鼓励了私方人员守职尽责和接受改造的信心，使得过去管理很混乱的车间，转变为依靠群众搞好生产，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过去工作消极的也转变为积极了，受到公方的表扬和职工的好评。
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
现在，在工商业中培养骨干分子的面还不大，尽管是在全业合营后出现了不少新的积极分子，扩大了骨干分子的队伍，也发挥了骨干分子的作用。但是从现在新的情况来看，还远远的不能适应客观的要求。在各级政治学校里学习的领导人员太多，生产人员和营业员太少，或者是没有。在开会和参加社会活动方面更局限在一些上层人物。因此有人说：“反正是他们二十八宿。”因而现在工商业者中的政治思想的距离是很远的。同时当前工商业中的领导人物和骨干分子，有的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高高在上；不是和所联系的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改造，互相鼓励，互相进步，而是动则立场、观点、方法，言则政策原则，使群众不敢接近；他们习惯于用扣帽子的方法和建议政府通过以法服人的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不愿深入调查研究，不愿耐心说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解决矛盾，代表会员的合法利益怕失掉自己的立场，因而脱离群众。
家属工作要跟上
还有一个问题是家属工作跟不上。合营后一年来的工作证明，作好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工作，作好工商业者家属工作也是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有的家属看到现在不能随便花钱，就提出离婚；对爱人买公债表示不满；爱人早起晚回，说“就你积极”，等等，这就影响工商业者的思想进步。当前工商联既没专门机构，妇联又没有专责干部配合，形成领导无力。
我们认为，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工作，必须是各个方面的有机配合，从领导到基层对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都应正确的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我们建议并希望：企业公方要进一步重视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工商界的领导人物，要扭转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各级妇联配备专职干部配合工商联作好工商界家属工作，在各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奋斗。更 正
5月23日本版刊登的“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的发言，应为“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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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会正确地对待青年的思想问题
记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思想工作的讨论
本报记者 章世鸿
在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中，比较集中地注意到了思想工作的问题。思想工作所以引起重视，因为它是作好团的工作的主要关键。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国青年思想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青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更加变得突出起来。在这样一个新形势下面，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就显得更为艰巨，更为复杂，因而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就具有迫切的意义。怎样正确地去处理当前青年的思想矛盾，怎样把大会的三个口号“劳动、学习、团结”真正成为全国青年共同的语言。这是摆在代表们面前一个严重的课题。探讨这个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已经成为所有代表强烈的愿望。全体代表兴奋地听取了青年团工作中许多成功的经验：铁道部青年团在修建鹰厦铁路中发挥了光辉的先进作用；柴达木地质勘探队的青年团组织克服了重重困难，想出种种办法，解决了青年团员和青年群众的思想矛盾；福建省青年团胜利地开展了“千斤稻，万斤薯”运动；湖南望城县西塘社青年在团支部带动下成为发展生猪事业中一支活跃的力量；陕西横山县赵石畔乡团支部协助党完成了绿化全乡的任务。这些成功都是和青年团在广大青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分不开的。学习这些经验，首先就是学习他们怎样解决青年思想矛盾，从而调动了青年的积极性。这些发言给代表们很多启发。
但从许多发言中可以看出，青年团的思想工作中还存在着比较普遍的简单粗暴的缺点。胡耀邦同志的大会报告中指出：“用简单的、生硬的、急躁的、粗暴的方法去要求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是一种幻想。”但过去几年中，抱着这种“幻想”的团组织不是个别的。青年团武汉市委书记邓祥在发言中指出，有些工厂团组织把他们眼中的“落后分子”当作包袱，认为这些人是“一颗老鼠屎搅乱了一锅粥”，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不信任他们，甚至限制团员去和他们接近，对他们的缺点不是采取教育的办法而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不但对团外青年是如此，对青年团员也是如此，原来是团内积极分子的黄继发被迫退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黄继发因为评级评的不够合理有些不满情绪，发了一些牢骚，这件事原是可以合理解决的，但团支部并没有仔细进行调查，就在团支部大会上不加分析地指责他的错误。有一次黄在磨刀，和老师傅吵了嘴，这位老师傅就向团支部夸大说黄在磨刀，要杀人。团支部完全不加调查竟信以为真，又开支部大会质问他：“为什么磨刀杀人？”黄继发受了委屈，忍无可忍，提出了退团。团支部和他谈话时，继续追问他入团的动机；说工资不合理应“个人服从集体”，否则便是“觉悟不高”，但黄还是退团了。北京一个国营厂团委书记翟泰丰说，他们前几年从外地召集一批青工，刚来时，对前途问题、生活问题、工资问题有意见，他们并没有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没有检查自己工作上的缺点，而只认为工人落后，主观地开了一个政治训练班，请厂长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猴子怎样变人”，结果大家都不愿听，说早已听过了。厂长不但不听取大家的意见，改变自己的教育办法，反而大发脾气说：“住嘴，我命令你们要听下去。”青年团甘肃省委书记马祖灵发言中说，过去青年团对外地来甘肃的青年的各种思想问题采取压的办法，随便给戴上几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帽子。结果是越压青年意见越多，而官僚主义者粗暴作风就变得愈粗暴，外来青年和本地青年关系更加紧张，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更加尖锐。许多事实证明，思想工作中的这种简单粗暴的作法不但无助于解决青年的思想矛盾，反而加深了这种矛盾，有些地方青年闹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代表们分析了思想工作中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指出团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团干部的宗派主义情绪和骄傲情绪，团干部思想方法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都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简单粗暴的作风得以发展。项南同志在以“思想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为题的报告中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批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并且号召代表们和团干部要“学会讲道理，学会说服青年”，这个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陆定一同志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对所有代表的思想都有极大的启发，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思想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到思想工作必须依靠讨论、辩论、说理的办法去达到，是丝毫也简单粗暴不得的。
那么，怎样正确地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呢？
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不少发言在揭发和批判思想工作中的简单急躁倾向的同时，正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有些发言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青年团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被公认为是比较精采的，这个发言告诉人们对青年的各种思想问题必须加以具体分析，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克服简单粗暴的处理办法。北京市许多团干部对青年们在新形势下所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曾经产生一些混乱思想，认为青年思想的主流是不健康的。他们还想采取压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团市委召开了思想工作会议，对青年思想矛盾进行了分析。在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大变动给青年带来了经济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经过具体分析，才认识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例如农村青年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关心自己的工分，因而发生争分挑活的现象，这并不一定是个人主义。因为高级合作化以后，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靠劳动力，干多少活记多少分，青年们自然会比过去关心自己的劳动工分。合作社刚办起来，经营管理还缺乏经验，工分规定并不完全合理，这样争分挑活是难免的，这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有些问题要在改进工作中来解决，而不能一味批评青年。再如青年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条件，其中固然有不合理的要求，但也有合理的要求，必须具体分析，对合理的要求予以支持，帮助其解决，对不合理的则予以解释和教育，不能一概认为是青年犯了经济主义、享乐主义的错误。总之具体地分析青年各种思想问题，掌握这些问题的性质、严重程度和产生原因，是切实有效地进行思想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对各种思想矛盾作了具体分析后，我们的思想工作才有说服力，才能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对青年进行耐心的工作。不少代表发言中对照了进行思想工作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结果。用压服的办法，其结果是失败；用说服的办法，其结果是成功。青年团湖北省委副书记孙连清发言中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时期武汉汽车配件厂加工车间和锻工车间的青年新工人，对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有意见，加工车间的团组织漠视青年的意见，采取不加分析的批判、辱骂和压制的办法，结果发生了二十多个新工人同时旷工的事件。锻工车间团支部却不是这样做，他们和党支部研究了工人的意见，认为青年要求提高技术是合理的，应当解决；要求调回东北，嫌武汉天热是不合理的，应当说服教育。他们召开了座谈会，把要他们留在厂内的道理说清楚，同时提出如何提高他们技术水平的措施；会后又找个别思想不通的个别谈心。这样，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新工人生产情绪饱满，月月超额完成计划。
我们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给广大青年提出了新任务，这就是要更好地劳动，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团结。青年团要实现这些新的任务，就要更好地在青年团员中和青年群众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真正把团的思想工作的质量提高一步，从而把团的各方面工作提高一步。这样，青年团才能实现自己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新任务，更好地带动全国青年来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