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王伯雄、于熙钟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
本报讯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22日）继续举行第七次座谈。今日休会，明日将继续进行。
王伯雄说：如果不设公方代表，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的矛盾谁来解决？
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重要作用，不能不要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代表、广东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王伯雄在座谈会上讲两个问题：一是公私合营企业要不要有公方代表；二是工商联要不要有党员副秘书长。他说：有些人认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了公方代表就会有公私关系，并且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我要求这些人正视这样一些事实：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广州的合营企业有了公方的领导，生产提高30％以上；从公私关系来看，关系愈来愈好，不好的只是少数；从私方积极性来看，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很多人受到了表扬。这个情况说明了公方代表制度的必要性。
假如不设公方代表会有什么困难呢？我看，有很大的困难，第一，职工与私方的矛盾无人解决，私方在今天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跟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是没有距离的。第二，合并的企业私私之间纠纷很多，谁都不服谁，他们互相勾心斗角，排挤打击。有一个厂为了厂的名字，争执了一个月，相持不下，后来经过公方代表的帮助才得到解决。所以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的存在对于贯彻国家生产计划和政策，领导职工搞好私私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取消公方代表，害多利少。
为什么某些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会有不满情绪呢？他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私方进步性估计不足，忽视私方的意见，而私方人员也有缺点。过去，私营企业长期以我为主，独断专行；合营后对集体领导不习惯，甚至不满意；其次，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对建立制度觉得不方便；其三、看不起公方代表，认为他们不懂技术，他认为公私双方虽然都有缺点，而解决这个矛盾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谈到正确对待公私关系问题的时候，他说，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能因为某些公方代表有缺点就不要公方代表制；这正如不能因为某些私方人员有缺点就叫私方离开企业一样。当然，如果某些中小企业条件成熟，也可以考虑不设公方代表，但，不属于改变这个制度问题。
他认为目前企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的党政分工问题，党支部不要干涉和代替行政方面的工作。他提议要明确职责，如果公方是副职，副职要服从正职。
关于工商联要不要党员副秘书长，他认为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有个党员副秘书长被领导上调走时，工商联就不愿意他走。我们的秘书长在场，可以证明。他说，有些人对党员副秘书长不满，要加以分析，可能党员副秘书长作风上有错误，也可能非党秘书长有宗派情绪。他说：我同意昨天吴咸吉的发言，工商联有了党员副秘书长可以团结干部、贯彻政策，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因此，我的意见：凡是有的要保留，没有的可以考虑增设，有缺点的不好的要给以教育。
李贻赞说：资本家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他认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本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
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首先就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发言。他说：阶级关系是个客观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合营企业内部既有阶级关系又有共事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双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一面大大减退，这种进步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但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仍然存在，不承认是不合实际的，现阶段的两面性内容主要是：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愿意创造条件为放弃剥削而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时间还要延长，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但是，应该看到：整个阶级正在分化。有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自己本来从事劳动，定息收入不多，毛主席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愿意早日放弃剥削摘掉帽子。望政府考虑逐步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不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
另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在合营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企业有作客思想，私私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这种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但是，资产阶级分子表现特别严重。
有些人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完成，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有些人认为自己交出了企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种光荣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决不可以引为骄傲。有人说：“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是赤手空拳，资产阶级是带着礼物进来的”，这种说法，好像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光荣，这是万万不可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是无可比拟的。
一年来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是有进步的，但还不正常，有些人还有顾虑，他们怕挨整、怕报复。我认为在合营企业内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对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妨碍的。有一部分公方代表，是由企业职工中提拔的，他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习惯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一套，对私方人员时存戒心，惟恐染上资产阶级的污点，把共事关系当成阶级关系。私方人员也有自卑感，对工作缩手缩脚，像“大观园的林黛玉，终是外人”的样子，我认为对有成绩的私方应该表扬，有错误应予批评，有关文件应给他们看，有关会议应让他们参加。
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合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过去人事安排大体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学非所用的应该予以调整。应当赏罚分明，有升有降。对于生活福利要逐步做到一视同仁，在劳动竞赛中，对于私方人员和职工应按成绩大小，统一评比。
最后，他谈到的工人阶级学习问题：他说：自从大公报发表了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以后，各地工商业者正在热烈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向劳动人民过渡中，对工人阶级不要用阶级成见去看问题，应该从几年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来认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个别工人有落后情绪是事实，现在他们同样在改造过程中，不能笼统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归到先进与落后的范畴，资产阶级两面性与个别工人的落后表现是有区别的。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即使承认有两面性也只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变阶级本质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他们具有大公无私、反对剥削、集体主义、善于协作的优良品质。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孟羽卿说：
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天津市印染公司副理孟羽卿就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的监督作用发表意见。他说：在贯彻对私改造的一些具体措施中，党依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讨论研究不够。如私方人员的生老病死补助办法和工资支付办法，下边执行得不一致，致使有些私方人员生老病死得不到合理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民建会和工商联由于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进行解释教育。
在会上，他又提出，有些公方代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合营后并店时，竟采取多数表决的办法，把回民食品店和汉民食品店并在一起，或派回民到汉民饭馆去工作，回民意见很大，影响民族团结。（他说到这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插话：“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搞很不好。”并请他写个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宁思宏说：
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只听职工一面之辞。他主张：各级人事科室都应该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发言中着重对上海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提了意见。
他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对人事科敬而畏之。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他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党号召关心人，但这些作人事工作的在企业中却不关心人，使人们感觉不到温暖。他又说，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
他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例如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在合营时，室主任都升了科长，党员都升了处长，而有的私方人员已有二十多年的银行业务经验，却仍只担任科长。成了“用人唯党”。他还说：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员干部把爱人也调到工厂里，简直成了“一尊罗汉，一尊观音”。
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人事劳动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于熙钟反映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
看到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很生气
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之间非乱不可。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理于熙钟。他是一位年青的工商业者，他在会上着重反映了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现在一般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都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提意见没有人管。因此，有的人拿了定息也不愿承认是剥削，他们说：“我们自己不愿拿定息，不愿当资本家，偏让我们拿、偏让我们当！”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我们不愿意老当资本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接着，他又对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问题和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职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病假工资的处理原则以两千元上下来划分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病的人不多，但是这样一划分，惹得多数人惶惶不安。
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是由于有公方代表存在造成的，他说：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工人之间、职工和私方之间、私私之间非乱不可，打起架来都没人劝。
最后，他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领导人员提出意见。他说：现在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的领导人员实际上成了职业活动家，他们得到了“名、利、享”，体会不到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和要求（连我自己也在内，没有积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检查起来觉得很可耻）。他们在党的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有人说他们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放出鸣声；即使有，也是应付差事。有的上层代表批评我们说：“大的闹地位，小的闹生活”，大家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没什么可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对党只听他们的话，也有意见。希望党要注意观察他们之中哪些人是真正为国家、为群众，哪些人是为了自己。朱松龄说：
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上海三英电业厂厂长朱松龄说：在高潮以后，很多有技术的私方人员，都热望着把自己的技术力量贡献出来，为增产节约多做些事情。可惜有些领导部门对私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成就采取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上海大威电机厂有个私方技术人员张忠康曾创造了一种电动中文打字机，打字效率比老式打字机高一倍，但他们厂属于重工业，而这种产品属于轻工业范围，领导上就不许生产。
还有一些单位歧视私方技术人员。他说，有一次他们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到国营厂里交流经验，带工业局的介绍信，不许进，要有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有了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以后，又提出带人事材料才可以。总之遇到“私”字就要倒霉。他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第3版()
专栏：
边整风 边改进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归文化部领导
新华社22日讯 根据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最近在整风中提出的要求，国务院目前已经同意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交文化部领导。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热烈拥护这一“边整风，边改进”的措施。目前学生们正紧张地准备考试，教师们也在研究和准备提出有关工艺美术教学工作的规划草案。
文化部过去没有担负起领导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责任，这个学院过去实际上是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领导的。据这个学院的师生反映，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在领导学院的工作中，存在许多官僚主义，忽视了高等艺术教育的特点。这个学校的师生们一致要求由文化部领导这个学院，并改进教学工作。
第3版()
专栏：来信照登
来信照登
人民日报17日第四版所载我在对外贸易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其中有几点与我的发言有较大的出入，因而就使我的发言与实际情况很不符合：
1、在谈到人事部门工作干部提拔得更快时，我举的例子是“人事局国外干部处”的干部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记录误为“人事局”了。
2、在谈到干部提拔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有些公司有很多的一般干部，1952年以来四年没有提过级”。但记录误为“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四年没提过级”。
3、在谈到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问题时，我说的是：“有的党员处长，基本上是不称职的”。但记录误为：“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
4、在谈到非党员干部职权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担任领导职务的民革对外贸易部支部的成员（他们担任副处长和科长的职务）是有职有权的。但是也有的人说，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记录误为：“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 姚日澄
人民日报19日第三版所载我在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发言，其标题和标题内容有关的内容，都同我所说的原意有很大出入。我是这样说的：
“中、小工商业者在学习中，对两面性的看法、反映有两种情况：①他们认为消极一面不是工商业者所独有。工人、党员图享受、争名利有的比他们还严重些。②他们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在旧社会是大鱼吃小鱼、是人剥削人的社会。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剥削生活，否则就会被人吃掉。这主要是受大资产阶级影响所致。
他们由于有以上两点看法，所以不承认他们有两面性，认为要有就是大家都有。
我认为他们第一点的看法，是没有从思想体系上来认识两面性。第二点还有几分理由。但在目前情况下，投机取巧、贪名图利的事实还存在。我认为两面性还是客观存在的。”
报上把我的反映中、小工商业者的看法，说成是我的意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宋莲甫
人民日报19日第三版所载“财政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一文摘登了我的一段发言，其中“有很多党员就凭着党员名义吃饭”一句与原意出入很大，应改为：“在提拔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应该是在德的基础上量才而用，如果只重德，不重才，就容易使党员干部认为可以凭党的资格吃饭，而忽视自己业务能力的提高。”
另，署名岳炉的“炉”应改为“爌”，请一并更正。
岳爌
第3版()
专栏：
党应该怎样领导科学事业
知识分子能不能放松改造
朱壬葆
一、党应该怎样领导科学事业
党应该领导，而且也能领导科学事业，这是大家都同意的。问题是在于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方面。过去和现在，有些领导同志对于年老一辈的科学家存在着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这些科学家们多数受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就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又认为只有新生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才能培养成为红色的科学家。这种错误思想的来源，是由于这些同志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或者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对待革命事业中的问题。科学并没有阶级性，而科学家是有阶级性的，这也就是科学家为谁服务的问题。今天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政权，中国科学家的服务对象也自然转向到中国的劳动群众，不过他们需要党的领导，对他们指出努力的方向，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逐渐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实际工作中来改造自己。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是有些领导同志并不这样想，他们不肯放弃那种“阶级成见”，既不肯向老一辈的科学家学习，也不愿与他们商量问题，凭自己主观的意图，用命令的方式去推动科学工作。试想这种领导作风能够把科学事业办好吗？今后要改进对科学事业的领导，首先要纠正这种宗派情绪与片面的看法，诚诚恳恳地与科学家们商量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感情上与他们打成一片。如能这样去做，非但可以鼓励科学家们的工作情绪，而且可以通过实际工作，提高他们的认识，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无论是年老的，年少的，党内的，党外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因此都是红色的科学战士，应该受到党的信任与重视。
二、科学机关中缺乏学术的气氛
现在各科学机关中，一般化的政治空气似乎相当浓厚，但是缺乏学术的气氛，这是政治与学术没有互相结合互相融化的表现。政治工作在科学机关中应该起着推动的作用，使科学活动更有生气，学术的气氛更加浓厚；假使政治工作脱离了科学活动，就会使科学与政治对立起来，使科学工作者发生混乱的思想，也就是政治活动与科学活动在思想上所发生的冲突，结果政治教育非但不能起积极的作用，而且增加科学工作者思想上的负担。我们认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要在具体科学工作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真理，推动并提高科学研究。因此在不同业务的机关中，政治工作也不能一般化，要与业务的性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群众感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性，这样才能收到政治教育的效果。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认为在科学及其他各种业务机关中，对于政治工作似有改善的必要。
三、学习外国语问题
外国语是研究科学的基本工具，但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多数不能阅读外国文献，这就不能不影响科学的进展，政府应该及时地重视这个问题。许多朋友都认为外国语应该从初中学起，至于那一种外国语最为重要，大家也一致认为英文还是居第一位，因为世界上的专门刊物，以英文发表的为最多。其他如俄、德、法、日等国的文字，可以列为第二外国语，放在大学里学习。
四、知识分子不能放松思想改造
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为了发掘一切潜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这个政策鞭策之下，知识分子应该主动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进一步改造自己，使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力量。不过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自高自大与自由主义的作风；这种不良的思想作风，经过思想改造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彻底根除。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以后，这种没落思想的残余，似乎又有重新滋长的趋势。有的认为知识分子之被重视，那是理所当然，因此非但心安意得，而且颇有趾高气扬的样子。今天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家都毫无保留地向党和领导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我想把思想改造这个老调重新提出一弹，借以提高自己的警惕，也是有益的。
第3版()
专栏：
党领导科学和知识分子入党问题
华方增
我是一个技术人员，我是相信党能够领导科学的。因为共产党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马列主义本身即是科学，以科学来领导科学，有何不行呢？毛主席和党内其他领导同志，深湛地、透彻地研究了马列主义的精髓——辩证唯物论，在其具体运用中取得革命伟大的胜利，这次解决内部矛盾问题，又一次光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应用。在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之中，举了许多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例证。目前一切科学的新发现，还没有一条规律是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法则，如矛盾的统一，量到质的飞跃等等相抵触的。我确信党所掌握的辩证唯物论是可以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起来的。而结合他领导人民所创造出来的空前有利的条件，是可以飞跃地把科学推向前，以便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在世界上放出灿烂的异彩来的。同时，我亦相信，通过科学的空前发展，可以更加丰富辩证唯物论的内容。
但是，为甚么还有许多企业工厂、科学技术机构的领导同志，在生产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领导中，会发生偏差、错误，极个别的甚至有搞不下去的情况呢？我认为，一般的情况，与其说因为他们是门外汉，不懂科学技术，还不如说因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够。我这样说，也许他们听了不服气，而毛病恰恰就发生在这里。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大多数参加了对敌的流血斗争，立了汗马的功劳。他们有时会有一种错觉，自以为科学技术我不懂，政治是我的拿手，以我的政治威望和水平来领导你们非政治干部和群众还不是绰乎有余么？于是他们就官僚、主观、宗派起来，干甚么都不与科学技术部门商量研究，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弄清他们的是非曲直。他就发号施令，自以为在拿思想领导别人，有许多事情不就是这样搞糟了的么？
另外有些党内同志则有些自卑感，比起自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文化程度低，科学技术不懂，生怕知识程度高的人不好领导，会讥笑，瞧不起他们。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必要的。说句知心话，我们科学技术人员是尊重革命的，只要你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按毛主席的话办事，我们自会肃然起敬，不致向你们求全责备的。说到科学技术，我们也是沧海一粟，懂得太少，那敢以此向你们骄傲呢？互相学习么。相反的，如果你们硬以为自己政治资本雄厚，今天比我们高，明天也比我们高，那在无形之中倒会筑起墙来。而且新鲜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偶然某些政治问题上我们的见解比你们正确了，我想这也没有甚么惊奇。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言语，我们在人生的行程中走了不同的路，让我们异途同归，就在此地会师罢。
终于要会师的同志，你就要给他信任，放手叫他做事情，不可对他产生疑忌。科学技术工作要他做，政治思想工作亦要他做。
毛主席指示我们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我们前途的归宿究竟何在呢？学了理论就要实践，要实践就不能单干，这时候，势所必至的要想到组织的怀抱。我常想到知识分子留在党外发生作用大呢？还是入了党发生作用大呢？大家谈拆墙填沟，吸收他们入党不是填塞了一条主要的鸿沟么？既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内多些科学技术人员究竟还是有利的。听了柯庆施同志的报告，说本年不准备大量发展知识分子的党员，我们当然只有耐心等待，一面努力争取；同时我们希望党对我们整个五百多万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以及通过学习和改造势所必然会产生出来的要参加组织的衷心愿望，作一个全面的估计，适当的安排。这对增强团结，组织我们知识分子的力量，壮大党的队伍，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
（编者注：以上两篇文章，是朱壬葆和华方增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摘要。）
第3版()
专栏：
作家协会党组听取非党作家的批评
本报讯 为了听取党外作家对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批评和意见，作协党组在22日下午召开了第一次的座谈会。到会的党外作家叶圣陶、陈梦家、黄药眠、钟敬文、张恨水、臧克家、汪静之、茅盾，他们在会上都发了言。会议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周扬、丁玲、萧三、刘白羽、郭小川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发言的同志讨论了作协和作家的关系问题。叶圣陶认为作协是人民团体，宗旨应该是团结作家、联络感情、商量问题（创作、业务方面等），但这一方面做得不够。他不同意作协对作家是领导关系。陈梦家感到入会不易，作协机关气浓厚，应该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人民团体，才便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另外一些发言者也觉得作协有衙门气。茅盾说，作协是自由职业者的作家组成的，但和一般同业公会不同。同业公会是凡同一行业者都可加入，而加入作协却要经过介绍和批准，被承认是作家才行。他说，世上还找不出一个像同业公会那样的作协；可以说，作协既带有同业公会的性质，又具有学会的性质。他认为作协的任务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辅助政府开展文学运动，贯彻文艺政策。过去作协是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但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任务，即为作家谋福利。因此看起来作协像个衙门，作协少数领导者成为作家的统治者，而会员成为“作家老百姓”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作协的工作方法。
谈得热烈的问题是党员作家和非党员作家的关系。钟敬文把两者之间的一道墙比作玻璃墙，彼此看得见，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说，他身为作协理事之一，有个时期还是常务理事，但照样不起作用，自作协开会选出理事后，从此“萧郎成陌路”，有名无实了。他说，有些党员作家在解放前作地下工作时同党外作家亲如家人，称兄道弟；现在避开党外作家好像避开麻疯病人似的。他希望作协党群之间的矛盾要像同一家庭里的成员之间的矛盾一样，不要看作是外人，就易于解决。黄药眠说，有些党员把知识分子一概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是漆黑一团，远而避之，这不好。避开不是办法，可以说是党性不足。封神榜里只有自己法术不高的神仙才不敢接触妖怪。有照妖镜的，是不害怕的。他说，过去有些党员实在是党性不足，而党气凌人。好像做党员就是做官一样，什么都党员自己搞，不放手。在工作中把年青的党员一再加以提拔，这对青年党员和非党老作家都没有好处。臧克家也认为党员作家从前和他亲密得多，现在见外了。不过也不全如此，他说他和某些党员作家如郭小川，现在仍是交谊深厚，无话不谈。
在谈到作协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时，汪静之以亲身经历激动地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的同志打击他以致使他离开出版社的情况。他说，幸而得到作协的帮助，使他能够生活和写作。他认为作协贷款办法是好，但办法还要改进，希望多照顾作品少稿费少的作家，例如写诗的人。张恨水在发言中替章回小说家呼吁，要求重视章回小说，他说过去写章回小说被认为是下流的事，现在稍稍重视了，但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章回小说家是作协会员，年纪七十很有学问的陈慎言先生也还不是，实在值得考虑。陈梦家很感谢作协把他像文物似的重新发掘了出来，但不愉快的是还给他戴着“新月派”的帽子。他说其实他当时还是少年，不懂什么派别，既和新月派诗人接近，也和左翼作家接近的。
谈到作协的文艺思想工作，黄药眠认为作协对文学事业的特点没有弄清，过去片面地强调了阶级性，而忽略了个性、感觉和风格等。作协的领导工作也有缺乏政治敏感性和联系群众不密切的缺点。作协只管做前台工作，忽视后台工作。叶圣陶说，作协在创作上过去讲理论多了些，而这些理论又是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的东西。结果使人造成错觉，有些青年人以为必须先学理论才能创作，甚至小学教师教课也要先分析作品主题思想、典型人物，以示进步。
邵荃麟最后代表协会党组向大家表示感谢。他特别向汪静之致歉，他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这是官僚主义的又一例。
这个座谈会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