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民主人士在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
批评人事制度和保密制度中的缺点
本报南京21日电 5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江苏省地方组织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人对目前人事、保密等制度及不重视人材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客观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但某些环节上的具体制度还停留在老地方，必须迅速改变。
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昊明在发言中说，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根源之一，是某些环节上的制度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人事制度神密化、保密制度扩大化。现有的人事制度实际上是由党一手包办了，用人调人全由党内决定，事前既不与非党行政领导人商量，事后，也不让他们知晓。保密制度上的问题主要是保密条例限制得过严过死，如常州卫生局副局长是农工民主党党员，有一次机要处送文件给他看，他想把有关自己工作的问题摘录一下，当时文件就被机要员抢了去，还说：“只许看，不许抄！”其实摘录一下又何妨。
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也认为学校的人事制度必须改进。他说，我是院长，向教育部负责，但校内的人事调动，有些是按行政系统，有些却按党的系统，使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负责。过去怕我们水平低“防人一手”也许可以理解，但今天我们已多少能掌握些党的政策原则，既要我们负责，就应该全心全意信任我们。在人事问题上再像过去那样对人将信将疑，事情就不好办了。
陈鹤琴并认为目前学校党委制的现状，实际上是由党来包办行政，束缚了行政的手脚，因而也影响了党与非党的团结。他说，前些时，我根据教育部的方案，对各部门的行政职务范围作了具体规定，可是拿到会上讨论时，却被党委负责同志当场将了一军：“这样，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弄得我不知所措。我想，党的事情应该由党的同志自己来考虑，但党不能干涉行政，党对学校的领导可以通过党员在教务委员会上起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不是站在行政之上指手划脚。我完全赞成由共产党来领导高等学校，但我认为党委制的现状必须改变。
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教授陈中凡对人事安排不当提出了批评，他说，“南京大学中文系本来是人材济济，现在弄得不能开课，是何原因？有些共产党员在处理人事问题上太冷酷无情。南京大学有三个有经验的老年图书馆管理人员被硬性辞退，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其中有一位任老先生被辞退后，校方就逼他立即搬家，这位老先生一气之下郁郁而死。有人同情他，可是有些共产党员反说：“我们讲‘阶级友爱’，不同我一个阶级，有什么友爱？我们是‘革命感情’，不革命谈什么感情。”听到这种话，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无党派人士、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杜文若说，人生除受穷、受饿、疾病、坐班房外，就知识分子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所学非所用，被迫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我从前在美国专学金银的冶炼，据我所知，我是在美国学炼金的唯一留学生，为此，我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北京和平解放后，由于我是傅作义的副参谋长，硬被分配到军事学院当了四年军事教员，这对我并不合适。后来又被安排在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当参事，我曾一再向上申诉，要求发挥自己的专长，但无人理睬。政府想尽办法要国外留学生回来，但对国内的老留学生却搁置不用，可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是何等严重！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为社会主义的炼金事业、也为我的事业而奋斗，我今天在这里讲，就是奋斗，我自己不讲，有谁替我说话？我今年五十四岁，我还不老，我还准备再干二十年，希望江苏省委能把我的要求反映上去。”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第2版()
专栏：
粟裕总参谋长谈部队整风
希望各地党政干部大胆揭露部队中的错误思想作风
新华社重庆22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20日向重庆地区部队的军官、职员、学员和士兵代表七千多人作了报告。
粟裕大将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后，着重谈到了部队同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部队内部矛盾和整风问题。他说，部队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某些军队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有缺点，人为地造成了一些矛盾。如有些部队驻地占的面积太多，居住房舍过宽过好；有些部队过分强调保密，将禁区划得过大。这样，给地方政府在分配使用土地、房屋上造成不少困难，也造成土地、房屋的许多浪费，引起人民群众不满。这些情况都需要切实纠正，应当把过多的土地、房屋交给地方，把过大的禁区范围加以缩小或取消。另外，部队某些物质生活待遇特殊化，不够艰苦朴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群众，影响部队内部的团结。如有些部队驻地都有“军官之家”、“高级干部俱乐部”，这些都应当取消。“军官之家”应当变成军人之家。
在谈到部队内部矛盾时，粟裕大将指出，由于某些部队领导干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造成了官兵之间，高级知识分子和行政干部之间，新老干部之间，有军籍的和无军籍的同志之间，以及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的一些矛盾。如行政干部没有很好给高级知识分子创造科学技术研究的便利条件，甚至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要求过急，以为像煮大米饭一样，一下锅就成功，这些都表现了行政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目前有一部分部队干部还逐渐滋长了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例如：名誉地位观念逐渐抬头，有些人斤斤计较军衔级别的高低，闹个人的待遇；有些人表现了大少爷的作风，好讲排场，喜欢住高楼大厦，不愿意住木房草房，办公房和宿舍要讲究住得宽大舒适等。这些思想作风都和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完全不相容的。
粟裕大将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部队必须要很好地进行整风。希望各地党政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大胆地揭露部队里存在的错误思想作风。部队领导干部尤其要在整风中认真地检查自己，主动地、勇敢地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只有这样，才能加强部队内部的团结，也才能提高领导干部的威信。
粟裕大将还谈到了部队的整编和复员问题。他说，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不可能抽出更多经费来供养大量军队。随着战争愈来愈近代化，原来一些年龄大了和文化程度太差的人就很难继续担负起战斗的指挥责任，需要大批有文化知识能很快掌握新技术的新血液——青年人来补充兵源。经过军事训练的有觉悟的青年军人，也要复员参加工农业生产，以蓄积战斗后备力量。因此，现有部队必须整编，复员一批军人参加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以加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减少军费开支。部队经过整编和复员，就能在现有军费中，抽出更多的经费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国防建设。
第2版()
专栏：
党要作知识分子的“知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真
党要作知识分子“知己”，给知识分子以正确评价；知识分子要从“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思想进步到“当仁不让”、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的主人翁思想
在高等学校中，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不够融洽的，少数知识分子甚至对党还有严重的对立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从高等学校党方面来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党还不善于作高级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朋友，从“知己”、“知心”的地位来领导和帮助知识分子前进。
中国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数千年传统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等学校，党是还没有能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的。这中间原因很多，首先是高等学校的党员，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不熟习，不了解其中甘苦，不能对其专业，予以正确评价。高等学校的党员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老革命干部，他们过去忙于对敌斗争，有的人从没有深入学习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机会；有的人过去虽然学习过，但在长期对敌斗争中，也逐渐生疏和荒废了。因此，他们不能从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平，从他们的工作质量来了解他们，从而给予他们以正确的评价。一部分是解放以后，从所在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这些人对高级知识分子说来，昨天还是他们的学生，当然他们是不可能很快完全认识先生的工作的。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助教曾劝一位教授把他很多的书送去造纸，因为他认为这位教授的书都是过时的无用的。有的教授因为买了几本佛经被扣上封建思想帽子，并且在评薪时降了他一级（见4月24日人民日报，冯友兰先生的新风气和新努力一文）。不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当然不可能把这个人安排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自然也不可能是这个人的真正“知己”。从了解知识分子的德方面来说，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一般说起来，高等学校高级知识分子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往往不了解旧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估计不足，因而往往扩大他们历史上的缺点，及现存的落后一面，对他们社会关系复杂大惊小怪；这样，自然不能对他们的德予以正确评价，当然也不可能安排他们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从这一点说来，我们也作不到知识分子的“知己”、“知心”。虽说我们党在帮助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学习上曾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对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业务不熟习，因而这种帮助便不能不陷于一般化，不能从他们的专业上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的水平，使他们把学得的马列主义应用在他们的专业上，所以这种工作是不深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的党，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工作安排上，一般说起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群众路线”，这也是一种主要的方法。学校的重大措施，由校委会或其他群众性会议决定，例如评级问题，常常由教授们自己相互讨论决定初步意见，党的领导基本上按照他们的意见办理。这种办法，如果能在领导上不出大毛病，是可以解决问题和不发生问题的。但是，这种尾巴式的领导方法，决不可能使高级知识分子感觉到党是他们的真正“知己”，也不可能使党在他们中建立真正的威信，而且这种方法也不可能给予每一个知识分子以正确的评价，使学校措施获得大家真心的同意。例如有的教授曾公开提出学校领导只是根据群众的常识或者感性认识就作出重大的决定。这种领导方法，又往往表现为对高级知识分子过多的生活上照顾与在日常生活接触上形式上的尊重，表现为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其实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人们对他的专业尊重，对他们专业的正当评价。仅只物质生活上的照顾而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专长，他们是会感觉到“怀才不遇”，无“知己”、“知心”的寂寞与悲哀的。一种方法就是凭主观行事，自己不懂，反以为自己了不起，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支配着自己，说这个人也不行，那个人也不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动不动给他人无情打击，使对方噤若寒蝉不敢鸣不肯鸣，像上边所说的，因为某教授买了几本佛经就予以降级减薪。这自然会引起若干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而在情绪上对立起来。又如很多高等学校的党因为不知道教学中的甘苦，在高教部、教育部指示下，强迫在教师中实行工作量制度，结果因为行不通只好作罢。所以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力量，给党员钻研业务的时间，使党员能成为红色专家，同时吸收高级知识分子中的进步人士入党，以便党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能真正领导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当然更重要的是改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不去掉这些歪风，不仅严重的妨碍了党和知识分子团结，而且也使他们自己不能进步，从不懂变成真懂，从一知半解变为红色专家。只有在高等学校具有了成批的真正的红色专家，党才能真正领导高级知识分子一齐前进。
上边说的，是从党方面讲的，另外，从知识分子方面说来，也不是不应该有改进的地方。“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十足的雇佣观点，这是和人民民主政权作为国家主人翁地位十分不相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除上边所说的外，也有另一种优良的历史传统，这就是要有“立灭国，继绝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伟大抱负，这就是“当仁不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的自觉感。党是我的“知己”固然好，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同党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党不是我的“知己”，我也要争取党成为我的“知己”；不是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独善其身”的消极态度，而应当是：“兼善天下”、“毛遂自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以求同志找知己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宗派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也好办，那就是继承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优良传统，“不畏强梁”，“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辱”，对他们进行斗争。你教条主义者不许我鸣，我偏要鸣，你宗派主义者排挤我不在你的民主范围之内，我偏不怕你不民主，硬要作主人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就要站在主人翁的地位来监督你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利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经不起斗争的，下有人民反对，上有党中央监督，经不起几回合就会被打下台去的。当然，这些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该是和风细雨方式的斗争。至于对严重的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我不是主张绝对不能用大民主形式来干一下。
这样，由双方努力，高等学校党要尽快地争取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知识分子要由“士为知己者用”的雇佣意识尽快地进步到“当仁不让”的主人翁的思想，改善高等学校党群关系，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相信这一天是必然会到来的，而且会在最近的将来到来的。
至于高等学校党群关系不尽融洽，党应负绝对的更多的责任，这里是不用多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