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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家属还是回家乡生产好
李广发 王荣江
现在各地农民都在响应党的号召：为争取农业大丰收而努力。但是，还有一部分劳动潜力没有利用起来，这就是盲目流入城市的大批劳动力，其中也包括进入城市的职工家属。据河北交河县西流堡乡东流堡村的统计，由于劳动力大批盲目流入城市，1957年劳动力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有些人只要家里有人在城市工作，就总想移入城市，以便脱离农业劳动。有些青年妇女在同城市工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提出条件：婚后她不能再参加农业生产，一定要跟丈夫住到城里去。有人提出口号：“宁肯在外受冻挨饿，也不在家干庄稼活！”这个村里有个妇女叫宋兰英，她的爱人在安徽省宿县铁业生产合作社工作，每月工资收入三十七元。她把七十来岁的老父亲留在农村，自己搬到城市里去了。临走前她把家里的几只鸡杀了，把小麦也吃光了。有人问她：
“你走后，家里什么也没留下，撇下这大年纪的老人怎么办？”
“那还不好办吗？社里现在不是有‘五保’吗？他的生活由社来包呗！”她理直气壮地回答。
“进城去以后，光靠你丈夫挣的钱，恐怕也不够的呀。”
“好说，到那里以后，自有上级照顾。”她回答得更干脆。
这个村里还有女共产党员王会荣，过去曾任农业社副主任。她的丈夫在济南市一个铁工厂工作。她也不顾乡里的人们的挽留，在去年6月到她丈夫那里去了。到城市以后，把丈夫挣的工资用净了，后来还需要她三弟帮助她。可见职工家属盲目迁到城市来住，对于职工家庭的生活也是没有好处的。希望工人同志们动员自己的家属尽可能地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这对于争取农业大丰收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不是提倡把夫妇隔离开；我只是说，可以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妥善些，比方，在冬春之间的农闲季节，也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接来住上一两个月；等农忙期间再让她回去参加农业生产，这样对自己对国家不是都有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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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盲目接家属进城害处多
钟长寿 黄亦清 申根云
近一年来，湖南省邵东县机关、企业工作人员接家属的愈来愈多。据初步了解，县机关、企业的二千二百八十名工作人员已迁来家属一千零八十三人，占工作人员总数的47.5％。如工业交通系统共有四百六十五名工作人员，已迁来家属四百四十八人，占工作人员总数96.3％。邮电局家属则超过了职工总数：全局共有职工四十五人，但家属就迁来七十九人。迁来城镇的家属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妇女。她们当中有党员、团员、社干部和积极分子。
这些人脱离生产来到城镇以后，东游西荡，逍遥度日，既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如县交通科的一个同志的爱人迁来以后，连水都雇人挑，她每天骑自行车闲跑。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的家离县城只有两里路，他也把爱人迁来了。农业局的一位同志的爱人，是罗家初级农业社副主任、乡妇联主任、共产党员，现在每天除了煮饭、抱小孩，就没别的工作了。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许斫，把爱人、岳母、姨妹、嫂子都接来，让她们给供销社扯烂布，每扯一百斤得六角钱。附近的居民们不满地说：“好的大的归家属扯了，她们一天能得块把钱，我们不过三四角钱，干部家属穿得好，吃得好，干部家属来的越多，我们的生活越差了。”棠下乔煤矿现有十户家属，都是没子女的年轻妇女，她们除了打扑克，很少做事情。药材公司的一个同志的爱人黄惠方，原是农业社副主任，工作积极，现在呢？居民会喊她开会都不去了。
有些工作人员接来家属以后，不按时上下班，影响了工作。有的在生活上公私不分，影响很坏，法院院长谢仁，爱人和两个小孩都住在机关里（有时连岳母也来了），全家整天坐在办公室烤火，谈家常，同志们感到不方便，要去联系工作有时也不好。他的爱人有些爱小利，有时烧公家的柴，爱用公家的水，全院同志纷纷不满。法院有个法警曾银田看到别人都接家眷，也要把爱人接来放机关住，他说：“领导上住得，我也住得。”公安局副局长尹玉华等的爱人也在机关里住，有人私下议论说：“局长爱人在机关住，不要房租，我们在外面住却要房租！”许多人把家属接到城镇以后，生活上的要求也多了。如食品杂货公司的罗树材，每月收入二十九元多，他把爱人和姨妹都接来了，爱人穿的很阔气，他没有钱花，就到处要求补助。税务局人事股长张子良，夫妇每月有一百一十五元的收入，他们有两个小孩，现在把岳母、姨妹和两个弟弟（一个弟弟二十三岁）都接来了，花钱又不节省，两口子各办起四十多块钱一件的皮袍子。他经常向财贸部、人事科和本局领导同志要求补助。并说：“我有困难不补助，要我睡草窝不成，我七十块钱一个月，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百货公司颜家臣的爱人，带来了两个小孩，可是他每月工资是二十九元，从去年9月到现在，他已经得到两次补助，共四十元，现在还欠债四十多元。粮食局赵资写了几封信给局的领导同志，要求补助，领导同志认为他家四口人，每月有五十元的收入，又没有什么特殊困难，不应补助，他就对领导同志不满起来。棠下乔煤矿的副矿长岳仅的爱人同一位股长的爱人因补助吵架，我说你不应该补助，你说我不应该补助，这样对群众影响极坏。
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变坏了。公安局的陈立仁接来爱人以后不寄钱回家，父亲还闹到公安局。有少数人因钱少不能满足爱人要求，竟违犯国家法律，贪污盗窃。如木材公司的侯爱卿，每月工资三十多元，爱人在家是劳动力，迁来这里后，要吃好的，穿好的（已经借了三、四丈布票），侯为了满足她的享受欲望，贪污了公款三百七十元。粮食局的戴荣瑞，贪污了八百多斤米、二百多斤稻谷。群力煤矿的赵从珍的爱人经常要吃鸡蛋，自己的钱不够，他就偷了总务股的很多饭票。
工作人员家属来的一天一天多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各机关、企业过分强调福利，过多地新建家属宿舍，助长了一种事事依赖公家的坏风气。有些人的家属原先并不打算迁来住的，但听说政府专门为他们修好房子，也就“随大流”迁来了。如邮电局的二十三户家属中，就有八户是这样迁来的。第二，工作人员的家属不安心农业生产，有着“夫荣妻贵”、贪图安逸的错误思想，大家都要进城镇“享福”。
从以上情况来看，工作人员家属盲目流入城市，不论从农业生产上看，或者从党与群众的关系上看，都有很坏的影响，而从个人的经济负担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建议接家属到城镇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在内，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凡是家属有条件回到农村生产的，尽可能动员回家生产。各级领导机关今后对于工作人员接家属的事，必须适当审查，制止家属盲目流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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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劝导盲目进城的亲友回乡
本报讯 本报记者康伟中报道：盲目流入哈尔滨市的农民日渐增多了。根据最近调查，目前全市就有两万多人。这是当前当地人民内部的一项重要的矛盾。
调查材料证明，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在城市里差不多都有亲属。许多农民是在城市的亲属寄去路费以后才进城的，他们进城以后也多住在亲属家里。许多人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久居亲属家里，又使亲属们背上了包袱。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不仅影响了这些青年农民的前途、家庭收入和生活的改善，势必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增加了城市劳动就业、粮食、住房和物资供应方面的某些紧张。哈尔滨市领导机关感到不能放任农民盲目进城的现象继续发展下去。
最近，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责成民政局、劳动局联合成立了处理农民盲目进城问题的办公室。目前，这个办公室已经对盲目流进城市的农民进行了调查登记，并分别召开了座谈会，劝导他们赶快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对返回原籍确实有困难、而又自愿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些农民，办公室负责组织他们到本省各县参加农业生产。现在全市已有一千五百多农民经说服教育后，分别到黑龙江省伊安、北安、木兰、海伦参加生产。返回原籍的农民也有三百多人。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并防止农民继续流入城市，今后，政府除继续向盲目进城的农民进行广泛动员说服外，还要发动全市广大群众和职工协助政府作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号召广大群众和职工动员居住在自己家中的盲目流入城市的亲友返乡生产，并且写信劝阻那些不安心于农业生产，想到城市求职的亲友安心于农业生产，不要盲目进城；同时更不要写信乱拉亲友进城。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还要求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劳动力统一调配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劳动力的调配、管理，禁止乱招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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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安专区住在城市的干部家属
大半已经回家乡去参加生产
新华社讯 江西吉安专区住在城市的机关干部家属，经过动员后，已大部分回家参加劳动生产。中共吉安地委和吉安专署回乡生产的干部家属共一百六十户，占机关干部总户数的64％。全区十二个县和吉安市回乡的干部家属在60％以上。
这些回家的干部家属，大多数是原来在当地农村从事生产的中年妇女和有劳动能力的地主、富农，他们在城市和机关里没有工作。过去，农民对这部分干部家属进城市住机关很有意见，说“当干部有钱，嫁干部享福”。有的农民说：“干部对我们宣传劳动光荣，可是偏偏不教自己的家属劳动”。干部家属们在农村的父母、兄弟或妯娌，对她（他）们离开家庭、脱离生产也不满意。现在这些人重新回家参加生产，群众和家庭反映都很好。永新县粮食局干部刘凤兆的妻子回家后，立即喂养了两头猪，并且和农业社里的妇女一起拣粪。中共永新县委会干部刘天华的妻子回家参加田间劳动，十一天便做了八十八个工分。吉安县回家生产的干部家属，有的在生产中做出成绩，被社员选为社干部。有些在当地农村无家或回家生产有困难的干部家属，也就地参加了附近农业社的劳动生产，或者自己种菜、养猪。现在群众说：政府动员干部家属回家生产，真是一举三得，一有利于合作社的生产，二可以减轻干部经济负担，三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这些干部家属回家生产后，原来准备进城的干部家属现在都改变主意，决定安心在农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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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轻视农业，莫忘记家乡
泊微
我国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的家乡都在农村，大家都同农村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许多同志非常珍视这种联系，始终对于家乡保持着深厚的、亲切的感情，经常关怀家乡的一切。合作化以后，有些同志更对自己家乡的合作社热情地给予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和支持。
但是，也有不少人，包括某些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在内，没有正确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不安心农业生产，轻视农业劳动，他们在钻寻一切机会盲目地进入城市，以便脱离农业生产。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发展农业都是不利的。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某些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言行，也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例如：有些人不管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过早和过多地从农村接家属，不但在农民中间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且给公家造成沉重负担。有些人对于在农村中的家属中滋长着的那种“好吃懒做”的思想、表现，熟视无睹，甚至加以鼓励。有些人同他们的家属一样，有意无意地在农村散布一种轻视农业劳动的思想，过分夸张地宣传城市生活怎样舒服、怎样享福，使农民们觉得仿佛城市里的人都生活在天堂一样。还有少数人染上了一种旧社会所谓“衣锦还乡”的庸俗思想，要回乡就故意打扮得衣冠华丽（有人临回乡时甚至特意在城市借了哔叽衣服和手表），回到家乡大摇大摆，哗众取宠，向自己的乡亲们炫耀自己的“显贵”身份，使得某些农民觉得，好像只有到城市里找得一差半职，才能“有出息”，“有地位”。
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发生的各种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同人民一起，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加以解决。但是，同这方面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的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决不能无动于衷。我们都值得检点一下：我们过去在帮助家乡农业社上做了点什么？在同家乡的联系上，在处理家属问题上，是不是做过某些不够妥当的、或者有些过分的事情？如果能从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加以深思，这是颇有教益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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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农业生产上应注意的事情
倾听群众意见，做好麦收工作
昨天已是“小满”。在大部分冬小麦产区，经过辛勤劳动长成的冬小麦，要在这个节令以后收割。
我国冬小麦的面积有三亿七千万亩，几乎占到我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我国冬小麦的总产量在五百亿斤以上。这些都说明：小麦是我们的重要农业资源，收好这项作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去年有些地区是作得不好的。仅安徽、河南、江苏、陕西四省，就损失小麦四十五亿斤左右。去年雨季来得早些，绝大部分新建的农业社又缺乏集体生产的经验，这是去年损失大量小麦的一部分原因；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也给去年麦收带来很大的危害。去年山西晋南一些农业社的干部不看实际情况，强调集中收获，不让先割已经成熟了的小麦；或是不准在小场上随收随碾，非集中在大场上脱粒不行。洪赵县常丰农业社的三个生产队，因为没有接受群众意见，合理地使用小场，损失了小麦二万七千九百斤。临猗县陶唐乡一个农业社，就由于受了干部的“一齐割倒一齐运”的约束，使社的麦子霉坏了80％。
很好地记取去年的教训，才能改进今年的麦收工作。陕西省不少地区已在麦收以前研究了去年麦收的缺点，部署了今年的麦收工作。渭南县今年的夏收工作不但准备的早，而且认真组织了劳动力，订出了新的领导方法。临潼县阎良乡胜利农业社，为了迎接麦收，准备了十五个打麦的场，聘请了老农当打麦的参谋长。麦子眼看就要熟了，各产麦地区都应该立即为今年的麦收工作做好准备。
不少地区今年的收麦面积比去年大，可是，不少地区今年的畜力比去年少而弱，今年的气象还有不正常的可能。领导麦收工作的同志，在记取去年教训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这些新的情况。
去年麦收以来的一年中，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有不少改进；但是，在领导麦收工作中，防范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依然是很必要的。防范这些毛病的最有效的药方，还是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倾听群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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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我国小麦的分布区域
我国的产麦区大体可分为北方冬小麦区，南方冬麦区、春小麦区。
北方冬小麦区包括长城以南，六盘山以东，秦岭、桐柏山和淮河以北的种植冬小麦的地区。北方冬小麦区是我国小麦的主要产区，面积约占全国麦田总面积的66％（根据1955年统计，下同），产量约占小麦总产量的63％。
南方冬小麦区包括秦岭、桐柏山、淮河以南，折多山以东的种冬麦的地区。这个麦区的面积约占全国麦田总面积的22％，产量约占小麦总产量的22％。
春小麦区包括长城以北，六盘山、折多山以西的种植春小麦的地区。春小麦的面积约占全国麦田总面积的11％多，产量约占小麦总产量的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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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麦收紧迫，大家帮忙！
转眼就到了收割麦子的时候。收获麦子是最紧迫的事情。到了收麦的时候，许多农业社都感到牲口和车不够用。在去年我们这里的一个社就因为顾不上拉运已割倒在地里的麦子，而受了雨害，几十亩麦子在地里生了芽。
为了作好今年的麦收工作，我建议各地政府动员当地的机关、学校、团体、部队尽力协助农民收割小麦。有汽车、马车的单位，在不急用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些运输力量投入收麦工作。有雨布的单位，在不妨碍自己用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给农业社用用。
李彦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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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小麦丰收在望
今年湖北省的小麦生长得很好，估计再过半月左右就可以动镰收割了。襄樊市郊庞公乡幸福之路农业社的三千六百多亩小麦，估计平均每亩可收近四百斤，最好的可达六、七百斤。这是幸福之路社第十一生产队队长武庭华（右）和农业技术员刘之清在检查小麦灌浆的情况。 新华社记者 刘心宁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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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在群众中
曹葆铭 陈牧
韩喜同志是武汉冶金建筑公司混凝土公司第三工地的主任，党支部委员。他原来在东北平原赶大车，1946年以后参军，入党，当过连长。1952年在朝鲜战场负伤以后，才转业到建筑工地工作。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又不懂技术，但是把现代化施工的工地领导得很好。武汉冶金建筑总公司党委认为他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典型。湖北省委也号召全省工业交通企业的干部认真学习他的经验。
教给家属生炉子
去年4月，他刚领了一批工人从东北来到武钢工地。
傍晚，他回家吃饭。一进门，就见屋里烟雾腾腾，小的一个孩子在哇哇哭，他妻子因为不会摆弄南方的小炉子，生不着火，正在发急。幸亏他随部队在南方呆过，懂得南方生火的方法，马上就将炉子端出门外，自己动手来生火。
火刚生着，他想起跟他同来的东北工人大概一定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于是，他马上站起来就往外走。果然，他一到别的工人家里，就见许多工人家属被烟熏得又流鼻涕又流泪，有的工人因为吃不上饭在发脾气，有的妇女在骂“这个处处给人为难的鬼地方”。他立即向大家介绍了南方生火的方法。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几个还在揉鼻子抹眼泪的青年妇女就忍不住笑起来了。
“你们笑什么？”
“看你这大主任，在工地上要教工人咋干活，回家来还要教我们家属生火。”
第二天，韩喜找到党支部和工会、青年团的专职干部，同他们商量：“工人同志们刚从东北来，大概困难多着啦，咱们得看看去。”几个负责人便挨家访问工人宿舍，看他们的家安顿好没有，有什么困难。韩喜还给大家讲解南方的风俗习惯，要大家注意。
不久，武汉进入暑季。初来南方的东北工人都没经过武汉这样的酷热，许多人想回东北去。有的还说：“在这里热不死，也要脱层皮。”党支部研究了这个情况，又分头向工人进行教育。韩喜还向大家讲第四野战军南下的情况：“在这样的热天，部队没住处，没吃的，还要背着大枪一天跑二百里，追敌人，打仗。我们工人阶级能够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为什么就不能战胜这暑热呢？”他还同大伙算了一笔帐：一个工人由东北来武汉，光车费和行李运费就要一百零八元，“我们没有建设什么就回去，怎么对得起国家，怎么有脸见乡亲？”同时，韩喜也亲自督促在工地搭凉棚，煮绿豆汤，发盐汽水，认真实行公司的防暑措施，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这样，工人情绪就安定下来了。
在平时，每逢星期天，韩喜常同支部副书记李宝华抱着孩子到工人家里去串门。夜晚碰到下大雨，他们常一步一滑地赶去查看工人的住宿……。
瞿老头为什么不高兴？
去年“五一”，韩喜正在家里休息。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一跨进门来就嚷道：“韩主任，你得把我的工作总结总结。打1952年到现在，我有多少成绩，为国家积累了多少资金？”
这个工人叫瞿世先，脾气有点古怪，对领导老是不满。他还有个爱“溜号”（缺勤）的缺点。去年他请假回山东老家，临行前再三说要按期回来，结果还是迟了三天。韩喜批评了他。这样一来，他对领导意见更大，见了韩喜不说话。有时候，见韩喜从东边来，他便从西边绕过去。
这时候，韩喜招呼他坐，递烟给他。他却把手一甩，气呼呼地说：“不抽！”迎面就扑来一股酒气。接着，他又醉醺醺地说：“大家都说你群众观点好，同工人谈得来，我也这样看。可是，你为啥不找我谈谈呢？”韩喜一听他话里有话，很想同他谈谈，但又见他醉了，很难谈，便劝他说：“好呀，咱们一定要好好谈谈。不过，今天是‘五一’节，得乐一天，咱们下个星期天再谈好不好？”
星期天，瞿世先来了。他劈头就问：“你什么时候上工地的？”“9月27。你问这干啥？”“嗨，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8月以前上的工地，我就非得要你给我总结总结工作不可。”接着，这个老工人又啰啰嗦嗦地谈起他怎样捡洋钉，节约材料，啥问题也没谈出来，就走了。
这个老工人为什么气呼呼地跑来，没头没脑地讲了一顿又走了呢？韩喜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这老头虽然有缺点，但他还想上进。他老想发明个什么东西为国家节约材料，但搞的数字都不大，没人看得上眼。他还会拉胡琴，有时工地开个晚会，他就自动去伴奏，第二天还照常上工。在老瞿，这是要表现他的进步，但韩喜和大伙都没注意。有次，他开晚会迟到了几分钟，韩喜还说了他两句。因此，他就认为领导不公平。韩喜这时候就责备自己：“一个人有缺点，为什么就老看他的缺点，而看不见人家的优点，关心人家的进步呢？”
不久，这个老工人做试验混凝土硬度的盒子，节约了四十多元。韩喜就对副主任讲：“这次月底总结，一定把老瞿的事儿也说上，表扬一下。”这一下，可把老瞿表扬好了。他一见韩喜，老远就招呼道：“老韩哪，你们算是看清我啦！我还有个意见：奖金我不要，给我们小组。我只要求把我这事儿写在那本‘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册子上。这是我的荣誉。”
由于韩喜改正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这个老工人就越来越积极，成了个积极分子。
“张胆小”敢负责了
第三工地的技术副主任张斌，是1944年大学毕业的。他解放前在南京工务局工作，当时他看见他的科长遇事都是“请局座批示”，结果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旧社会里，每次换局长也没换这个科长。因此他也学会了“有事请示，少作决定”的这套处事原则。解放以后，他这种怕负责任的思想还没改掉。有一次，他将记工单弄错了，错发了工资，支部书记有些不满意，他就吓得不敢在工地工作，想调到公司里去。所以有人叫他“张胆小”。
去年，他由工段长升为工地副主任。他想：过去跟工段长们都是一样的干部，现在要领导他们，怎么行？工作上更是缩手缩脚，不敢大胆负责，平日细细末末地搞些事务工作。韩喜就向他讲：“老张，你得钻研工程技术，这些事儿让我办吧！”把事务工作接过手来了。
生产碰头会由张斌主持。混凝土浇灌队长顾占臣开会老迟到，张斌在会上决定的事情，他也拖着不办。韩喜就在碰头会上批评了顾占臣。会后，韩喜又找顾占臣说：“你对我发态度都行。张主任，他是技术干部，待他这样就不行。”
张斌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往往事前没有在群众中摸底，遇着问题不敢作决定，说话老绕圈子。党支部便介绍张斌阅读党中央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韩喜也时常向他讲：“什么事先下去找群众谈谈，摸摸底，心中有个数，说出话来有根有据，有群众支持，就好办了。”去年10月，四号水泵站二次浇灌混凝土要绑架子，张斌就事先找工人商量了，才向工段长布置任务。当时，工段长强调困难，不同意张斌的决定，张斌便说道：“架子工都说这样做能行，我们计算过也认为能行，你为什么说不能行呢？”工段长没话说了，才接受了任务。工作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一段故事
由于韩喜带头关心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把工人的甘苦当作自己的甘苦，在第三工地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新风气。混凝土浇灌队长顾占臣积极帮助工人解决生活困难问题以后，便有这样的体会：“过去工人遇到生产上的事才找工长，现在生活上的事也找工长了。”感到同工人的关系密切多了。
为什么韩喜能带头这样作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韩喜讲了一段故事：
1949年，他当副连长，在湘西龙潭剿匪，捉匪首吴成洪。这个匪首能跑得跟狗一样快。他跑到山里以后，就很难找到他。韩喜他们就按照党的指示，在村里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发动群众。当群众觉悟提高以后，谁都不给吴匪送饭，吴匪在山里呆不住，偷偷回到村里来。但是，吴成洪是什么样子，韩喜没见过。有一次，韩喜在地里帮助一个老太婆干活，便向她打听。她却大声叫着地边上的一个死死盯住韩喜的人问道：“你看见吴成洪没有？”引起韩喜注意，这人才吱唔了一句，走开了。一回到村来，老太婆就低声告诉他：“刚才地边上那个人就是吴成洪。”“你刚才为什么不讲？”“唉，你没见他兜里的短枪正朝你鼓着吗？我要一说，他把你打了，还捉不住他哩。我这样问问，你不就看清他的模样，他也不打你了吗？”不几天，又有群众来密报：“吴成洪又回来了，躲在粮柜里面。”韩喜带了两个人从前门进去，吴匪早已闻风从后门跑了。但是，因为韩喜已经认清了吴匪的模样，便紧跟在后面直追，对准连发了七枪，当场将这个匪首击毙。
“你看，要不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不仅打不死匪首，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哩。所以转到工业岗位以后，我还始终记住这点：一个党员必须关心群众，依靠群众。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附图片）
袁浩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