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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在建设中要注意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
大家知道，人类的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之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并且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地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人们如果不用相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他们的活动，便不能生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认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在我们建设工作中，却被一些人遗忘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企业在进行建设的时候都要求“全能”、“单干”，都要求建设可以共同使用的辅助车间和实验室，而不肯同有关单位组织协作。
例如，中央有一个工业部在西安新建的十一个工厂，几乎都有很大的近代化的木工车间和机修车间以及实验室。把各个工厂的木工车间的建筑面积加在一起就有七万平方公尺，等于一个大型工厂的全部建筑面积。而这些辅助车间的生产任务，本来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依靠地方原有的企业来解决，或者只要一个或两个工厂建设，其它工厂协作共用，就完全可以了。但是，许多紧邻的工厂却各自建设了一套完整的木工车间和机修车间。这些工厂虽然机器之声相闻，而彼此却老死不相往来。由于重复建设辅助车间的结果，不仅原有的同类工厂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而且新建的这些辅助车间也闹“吃不饱”的问题。成都市的手工木器行有八百九十余人，因生产能力有余，目前约有一半人窝工，而中央的一些工业部门在成都新建的工厂中，大多数还建设了木工车间。目前在重庆和成都地区的机械加工能力已经有剩余，将来也有剩余，但是，在这些地区的煤炭、石油、冶金、地质、森林工业等部门，还各以几百万元的投资不断地建设新的机械修配工厂。在实验室的建设方面，也是这样。有些生产单位，不利用当地有关的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大专学校现有的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而另搞一套。这种情形也是很普遍的。而且这种情形在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及其它事业部门也是存在的。
这种做法，既浪费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又使原有的或者新建单位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同时造成了停工、窝工的情况，这是建设事业中的一项巨大的浪费，是同党的勤俭建国方针不相容的，必须加以纠正。
在我们建设事业中产生了这种求全、单干、互不协作的现象，当然是因为我们对于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够，首先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全面规划所致。但是，另一方面，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员贪图本部门、本单位的方便，抱着“万事不求人”的观点，盲目追求所谓“全能化”，而对国家建设资金的使用，采取了不可容忍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这种现象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有些单位，在确定新的建设项目的时候，既不调查当地已有的可资利用的生产能力，也不研究有关新建企业的协作问题，而片面地追求所谓“全能化”。他们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如果不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他们的活动，便不能生产。而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将愈来愈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交换他们的活动将愈来愈频繁，也就是说，在各生产单位、各企业之间的协作程度将愈来愈高。因此，实际上，真正的“全能工厂”是不可能存在的；“单干”的思想，是违背生产发展的规律的。至于为图本部门、本单位的方便，不惜浪费国家的建设资金，那更是错误的。因为我国的建设资金来得不易，人民要求我们把一元钱当几元钱用，要求我们采取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它。那些为了本单位的方便而浪费国家资金，甚至以为自己能花钱而洋洋得意，这是一种什么思想作风呢？这是“懒汉”思想和“大少爷”作风。这种思想作风是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中已经尖锐地批判了的。很明显，这种错误的思想作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敌，必须加以批判。
过去花钱不当，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花了一些冤枉钱，付了一定的代价之后，就应该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而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以为，反正自己没有把钱装在荷包里，没有贪污过，因而无愧于心。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说法。不贪污这当然是应该的，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好的；但是，不贪污而浪费难道是正确的吗？难道说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选择工作人员，只要不贪污就行了吗？这是唯一的条件么？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需要爱护国家资财和勤俭建国的人材，而不需要“大少爷”。说这些话的人显然可能背了一个老资格的招牌。对于他们，人民的要求是：既要保持老干部大公无私的不贪污的作风，还要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
为了搞好各企业之间的协作，除了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批判上面所说的那些错误观点之外，还应当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首先应该规定，根据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根据生产协作的规律，在同一地区内，如果原有的机械修理工厂、木作工厂的生产力可资利用的话（目前许多地区是具备这种条件的），那末，新建的企业就一律不再建设机修车间和木工车间；已经建设的应该改作别的用途。所有这些车间的设备，应该调给更急需的单位使用。在实验室的建设方面，也应该这样。凡在当地或者附近地区的生产单位、科学研究机构和大专学校有同类的试验机构和试验人员可以利用的，新建设单位就不要再建设这种实验室，所有新建单位的机修、木工和试验的任务，就由当地或者附近地区内原有的生产单位或科学研究单位承当。凡是被请求协作的单位，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度，而不能抱推诿塞责的态度。这些单位应当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生产单位和事业单位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机的组成部分之一，只有相互支援，相互协作，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任何把自己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看做“独立的小天地”，而对要求协作的单位拒之于门外的态度，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害的。
在组织各企业单位的协作中，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机构负有重大的责任。因为这种协作只能以地区特别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合理安排。今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应对本地的机械修理能力，木工加工能力，锻铸能力和各种试验机构的能力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具体组织有关单位的协作。各新建企业在进行建设之前，凡需要有关单位协作的部分，应向当地政府提出，特别是在建设机修、木工等辅助车间的时候，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企业建设中各搞一套、互不协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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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夏季防汛准备工作开始
新华社武汉电 已经安全度过长江、汉水桃汛期的湖北省，夏季防汛的准备工作又紧张地开始了。
现在湖北省沿江滨湖各专区、县已经相继召开“四防”（防汛、防旱、防涝、防山洪）工作会议，建立了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各地正在组织力量，检查堤防整修和防汛器材筹集的情况。全省堤情普测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在历年防汛任务较重的武汉市，副市长伍能光同水利局负责人在17日巡视了环绕全市的五十多公里长的堤防。荆州专区根据历年防汛的经验和今年的实际情况，已经制定了防汛调动劳动力的计划。对于防汛器材，各地都根据“就地取材和缺啥补啥”的原则，开始清点和翻晒库存物资，添购所缺器材。为加强“四防”工作的技术指导，各地都举办短期训练班或座谈会，总结历年的经验，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技术水平。今年防汛情报工作也有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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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开展批评 热烈进行争论
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于21日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林汉达、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刚从浙江来北京开会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范尧峰，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作了书面发言。章伯钧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 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说，今天他谈个人的意见：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效果。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件新的事情。兄弟国家很重视。帝国主义国家想找我们的毛病，但找不到。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就我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见。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应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谈会，感到仍有人没有把话说完。在一次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上，有人发言后问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顾虑更多。因此，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现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见，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应该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贡献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错误。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谈几个问题：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会议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视各方面的意见，民主生活日渐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如这次整风，结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去年只交地方党委书记和少数党外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主要是党内讨论。应该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讨论，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经验。再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见，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经常的讨论。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视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视察工作，要进一步让大家经常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问题，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讨论，文字改革问题也可以由大家讨论。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干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有知识，有精力，可否在统一安排的原则下，分配一部分参加到上述机构里面，经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换意见，而不要像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同志那样，只是看看你们怎么讲，今后人大常委会、政协讨论问题，各部应该有常务部长出席代表各部说明政策。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于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社会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一再讨论，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革命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这方面的经验还得总结一下。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理论根据教育共产党员，那固然必要；但是还不如从实际生活中，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始直到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一个总结，对党员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门的总结的时候，也可以请有关的民主党派参加，这也可以少发生一点主观主义的毛病。
邵力子、罗隆基、章伯钧一场争论
邵力子说：文字改革在全国政协讨论过两三次，也交给地方政协讨论过，不是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
邵力子说，我并不是想同章伯钧先生辩论。当然，在百家争鸣的时期，争辩也是可以的。不过，我的用意并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情况，使今后的讨论少浪费时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出版、印刷界的人士都曾举行过多次的座谈会。全国政协也讨论过两三次，并且也交地方政协讨论过。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说政协没有讨论，不好这样讲。在过去征求意见时，伯钧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是领导同志，工作很忙，政协开会讨论时，或者没有来，或者来了没有注意听，或者听了没有发表意见。文字改革工作有缺点，当然可以批评，但是，放箭要放准，要有的放矢，不要乱放。说文字改革问题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是乱箭。
罗隆基接着说，我也是民盟的，我不是闹宗派替伯钧先生辩护，但我要补充说明一些情况。文字改革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把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太冤枉人。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许广平说：
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
许广平在发言中，首先批评领导党和社会人士对民主促进会不重视。她说，民进是个小党派，又是分工做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两“小”加起来，就很自然的引不起领导党和社会上一般人士的重视。如有一次我们要开会，事先通知统战部，争取领导党的帮助，但得到的回答是：某大党要开会，没工夫照顾你们。这样，我们就只好延期。她要求共产党对大小党派一视同仁。
由于民进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地方上很不重视，甚至对民进究竟是搞什么的也发生了疑问。光明日报登民进的消息也最少。因此，使我们在工作上遭受到不少困难。如房子问题，在民进就更为突出。民进总部和北京分会挤在一起，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人员编制也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干部忙不过来，不能很好的开展工作。经费也是一减再减，其实我们在造预算时已是窄打窄用，一再削减以后就使得我们连必需的经费也感到困难。
接着，她又说，有人认为民进是个小党，比较简单，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民进是个知识分子的党派，不能说没有问题。民主党派如何发挥创造性独立性就是一个问题。当然，民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作。我们也就只好收起来不作了。我以为像这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作一些。
统上不统下的问题，许广平说，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基层单位对民主党派确实不了解，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我们民进武汉分会成立时，很希望报馆派记者去参加。报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开什么会？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再三联系无结果。最后经过我们的秘书长亲去报馆找负责人，才派了记者去参加。又如在北京某校开敬老会时，党、团、工会、行政、学生会、班代表都讲了话，最后才轮到民进。因此，民进成员有自卑感，也不舒服。会员并不是要争先后，但是也要适当安排。
许广平还说：几年来，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是做得不少，但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则很差。不仅有职无权，还感到职位不恰当。中小学校提拔干部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被提拔。一般人士对中、小学教师尊重不够。北京某校不守纪律的学生多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等到学生发生问题了，这些干部就责备教师，有个学校的学生家长甚至到学校里抓住教师的衣领斥责，沈阳有一个教师甚至因此被带上手铐。很多青年不愿当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教员更重要的是要求多从政治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培养他们。当然应该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和生活上的保障，但不是一分一毫的算，什么都给钱。有些地方改卷子有改卷子费，观摩教学有观摩教学费，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思想。许广平还谈到：高级知识分子要求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中学教师则无保证，也无具体方案。许多中小学教师任务过分繁重，女教师无暇管理家务，教育别人的人，无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忙乱不堪，这不但会影响健康，影响教学质量，而且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也无暇顾及，以致有些学校发生偷窃现象。林汉达说：
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
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
林汉达说，我刚视察回来，把下面的情绪反映一下。现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得很热闹，但是中小学教师、扫盲教师却不敢鸣、放。主要是有顾虑。有人反映：我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我相信不会遭到打击报复，但总会吃亏的。现在正当精简，谁知道会不会被精简出去。
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被重视，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人说小学教师好像低人一等，想不到比小学教师更低的还有业余教师，业余教师是低人二等。有个扫盲教师不敢让他的老婆知道他是扫盲教师，害怕她要离婚。这次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厂，发现党团员也不重视业余教育，从他们的学习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有人反映：“群众是优秀生，团员是补课生，党员是留级生。”为什么会如此，是不是业余学习同生产有矛盾？不是，主要是安排问题，领导上不重视，学习时间就没有保证。
统战部门偏重大党，对小党不重视。共产党内至今有些人不知道民进是作什么的。如果考一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政策，我看民主党派会及格，共产党员未必能及格。
这次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开了二省一市的座谈会，一共开了八天，而且开得很好。但是只有解放日报报道了，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都没有登，人民日报我们根本不敢希望。民盟开了三天会，各报都去了。大党开会三天，大登特登，小党大鸣大放也不管。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林汉达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1952年把祁建华一捧捧到天上，好像仓颉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扫盲工作，1954—1955年做得比较好，1956年有冒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说1956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其实这是1954—1955年的成绩，1956年的要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接着林汉达谈到业余教育的课本和教材问题。他说，工农业余学习，每周要保证六小时、八小时，采用正规学校的课本，显然是不可能的，有教育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办。这个决定事先我并不知道，但是检讨还得我作，因为我是业余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就得检讨官僚主义。课本、参考书都成问题，为什么？因为命运掌握在新华书店手里。新华书店只供应中小学，而不供应业余学校，给那里多少就是多少，不给就是不给。如果不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而且有一个“华新书店”，那会好一些。
区里的文教助理，人家都说他们是文教不理，教育科是不务正业科，原因在于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不重视文教工作。地方上还有歧视和侮辱业余教师的现象。有人说：“有饭给扫盲教师吃，宁可给狗吃。”上海市有人反映业余教师是三不管的工作人员。这是从中央、包括教育部到地方都不重视的结果。但是业余学校肩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单是上海就有八十九万业余学校的学生。我们不光替中小学教师呼吁，还要替业余教师呼吁。现在上海的报纸已经在替业余教师说话了，北京还没有。这种不重视业余教育的情况如果不转变，对社会主义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李德全说：
卫生工作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希望各方面帮助解决现存问题
李德全发言说，卫生工作同六亿人民甚至在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人都有关系，大家对这方面的缺点有意见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卫生部也有三个主义。在生活福利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宗派主义的缺点；公费医疗是主观主义的。它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没有量量人力、物力，也没有考虑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爱惜国家财产，因此，过早实行这个制度，会给国家带来损失，产生浪费现象。同时，这也是个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制度。据说，苏联的工作人员现在看病还要自己花钱买药。他说这个错误首先是卫生部门的错误。接着李德全批评了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卫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表现在，苏联有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实用的，但也硬搬、硬学。官僚主义表现在：我们同高级知识分子联系不够，在工作中，没有更多地请教他们，常是从主观出发地决定问题。如医院的组织、制度，应该同办医院的人商量；办医学教育，就应该同医学教育的专家商讨，但是我们过去作的都不够。从我们部来看，下面有干部反映：部长和他们联系不够，从这里看，我认为党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适时的。大家都把问题提出来了，也有改进的愿望。但是能否都解决，还要看客观条件。
根据以上各点，她希望各方面帮助卫生部：一、解决公费医疗制度中的问题。二、医学院学习年限，可否改为六年制？也请大家考虑。三、在学习中医的问题上，怎样安排得适当？现在因为我们安排得不够合适。有的中医说，他们只是一朵好看的纸花。
最后她提出两个问题。她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受到教育而很少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我们情况完全不同，但是仍有问题。有人对于那些在革命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时间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女干部，有那么一种想法：你们回家去吧。她希望给予这些女同志一个提高文化的机会，使她们好好工作。
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她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帮助过我们，这是我亲自看到的。解放以后，苏联的帮助就更多了。单从卫生工作方面来看，1947年，东北发生鼠疫，多少人患病！人们一提鼠疫，谈虎色变，六亲不认。解放初期，察、蒙地区发生鼠疫，怕传染开来，铁路交通断绝。当时苏联应我国政府之请，立刻派了专家工作队，在两个星期内就扑灭了鼠疫。这说明，苏联一直是帮助我们的，苏联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学习苏联是正确的。苏联显然也有些前进中的缺点，但是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搬用不当，而一下子把他脱出去。说到这里，李德全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对于学习苏联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向他学习，但是在学习时，要合乎我们的客观情况，不要把一条腿当成一棵树。范尧峰书面发言批评统战部：
“统上不统下，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
我从浙江来到北京开会，看到北京的政治空气，真是一片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景象。我看到社会主义民主高潮出现了。在下面工作了两年，一到北京，觉得北京的太阳比下面温暖多了。因此我愿以一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的身分，不揣固陋，主动地以书面参加座谈，以尽我的责任。提出三点建议：
一、中央统战部的眼睛要多多往下看。统战工作何等重要，尽人皆知。大家说过，统战部过去有“统上不统中”、“统上不统下”的缺点，我要补充三条，还有“统老不统少”、“统新不统旧”、“统男不统女”的毛病。这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映。建议今后上中下老少新旧男女全面地统起来。因为中下面最广，潜力最大，中年壮年正是有为之年，旧同志关系深，不统不会见怪，统统对工作大有好处，目前一般人确有这样的感觉：“相府门前七品官”、“侯门深似海”，要见领导同志真不容易，其原因我想有二：一是领导本身，一是下面的风气造成的围墙。如我到浙江二年，还没有正式见过省领导同志（仅是听报告开会的遥见），建议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多多到下面视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有个同志打比喻，说党员把非党员“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
二、让民主党派人士在各项工作上尽量多负起责来。我的看法民主人士一般都有了“职”，问题便出在“职”、“权”两字上，情况很复杂，问题的根本在于“职、责、权”三者的统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让他们在工作上像党员一样都负起责来，负了责，怎会无权？目前的问题是有些党组织和党员不大肯让非党人士多负责，好像只有党员才会负责做事，非党人士负不起责，有个同志打比喻，好像把我们当做一只鸟，捏在手里，捏紧了怕捏死，放松了怕飞了。没有责，是不会有权的。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主张让能负多少责任的人做多少事情，能负多少责任的人便行使多少权力，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事制度。
三、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的处理要依靠发动群众。民主党派的内部矛盾很多，而且很复杂。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处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作用很大。譬如章乃器同志提到民建会的内部矛盾，那就更复杂了。这次路过上海，听到几位中委同志说起，上海民建会整个工作可以用两个字“蹋班”代表：（意思是一切落后于客观形势与要求）。上海是民建工作的重点，为什么会一切“蹋班”呢？我认为是内部矛盾还未引起足够的认识。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希望统战部帮助民建会处理内部矛盾，这对民建会协助党和政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是很大的。
李毅对章乃器和黄绍竑的发言有意见
他说：墙是双方砌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
又说：强调成绩使人骄傲，但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
李毅反映许多人对开展批评顾虑重重
他认为应该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
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了很多意见，鸣、放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有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是放得还不够。有人说：目前还只有四、五级风。为什么呢？他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李毅认为：就是北京，也还有许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
李毅还谈到：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他说：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根据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调查和最近各地高等学校非党人士提的意见，这个问题在许多学校里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是政策路线问题，是高等学校一切矛盾的根源。李毅说：有人说：某院长的领导思想是：老干部加苏联专家就可以办好高等学校。从最近的报纸上看，很多高等学校都存在着突出的青年路线，就是说：依靠青年党、团员、积极分子办好高等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单纯的“政治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主要的任务是把资本主义性质的旧大学改造成为新大学，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以生产斗争为主，这种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现在主要是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即主要是生产斗争的问题，如果再强调依靠青年，就是错误的，而且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李毅认为：在今天，有较高的科学水平和较多的办学经验的专家学者们在办学中没有发言权，只看见少数小伙子指手划脚、调兵遣将的局面是不正常的。究竟应该依靠谁办好高等学校呢？李毅明确地说：办好高等学校，必须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高等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方向，没有专家、学者参加领导，就不能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尊重专家、学者的空气很稀薄。他建议：在依靠党、依靠专家、学者办好高等学校，并在此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指导思想下，来考虑修改目前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李毅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说：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章先生认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斯大林说的，“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因此，“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我认为章先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党的方面来说，这样说很具体，也相当深刻；但是，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墙”和“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前，墙更厚，沟更宽，可以说是铜墙铁壁，深沟高垒。几年来，从全国范围来看，党与非党的墙不是更高更厚了，而是薄了，低了，沟不是更宽更深了，而是窄了，浅了。从局部看，由于在几次运动中的偏差，和部分党员特殊思想的发展，使一部分非党人士和党的距离不是近了，而是远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总的情况来看。党员的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缺点，是造成墙和沟的重要因素。解放以来，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解放初期，我和一位党员共事，这位同志有点特殊感，不到半年，关系就弄得有点紧张，有“墙”和“沟”。以后，我和另外二位党员共事，这两位同志很虚心，彼此关系搞得很好，工作也愉快，就不感到有“墙”、“沟”存在。以后又和另一位同志共事，这位同志的特殊感更重，“墙”、“沟”又有了。但是，李毅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非党人士学习、改造情况，和“墙”“沟”的存在与否也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回忆了一下，七、八年来，起初，我同党员共事，意见很多。以后，领导上派我下乡调查，自己思想进步了，有了改变。回来后，双方关系就有了改善。再如北京某公私合营企业，原来一位姓倪的经理和工人之间关系很坏，工人叫他“赤佬”。后来他经过学习，工人就叫他“资本家”。后来，他主动争取合营，当了经理，更有进步，工人叫他“倪经理”。高潮以后，他又经过学习，放下架子，联系群众，积极搞好企业，工人感到他和公方代表区别不大，叫他“老倪”。从这个例子，李毅得出结论说：可以肯定：企业的改造和个人思想的改造对于消除“墙”和“沟”很有关系。所以，我认为：目前“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党员和非党员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党和非党双方的思想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必要的制度加以保障。
李毅还说：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对于如何估计成绩和缺点的问题，黄绍竑先生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难免的，这已成为公式。我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我认为应该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既不夸大成绩，也不夸大缺点，有一分成绩，就说一分成绩，有一分缺点，就说一分缺点。强调成绩，会使人自满，强调缺点也会使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心，造成是非不分，影响干部的团结，可以回忆一下，去年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声明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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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老工人座谈当前人民内部矛盾
反对撤出公方代表和定息二十年
本报上海21日电 工人们对于目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热烈讨论有些什么看法，上海一些老年工人昨天在上海工会联合会举行的一次老工人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意见。
许多老工人在发言中都说，从自己的切身体验来看，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成绩应该是主要的一面，目前报纸上充满着批评缺点的气氛，好像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们的工作尽是缺点，没有成绩。上海电业管理局线路管理所的陈蟾安说：现在报纸上到处是批评。批评是应当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缺点，就批评，这是好的。但是，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也不好。光讲一面有点是非不清。要解决矛盾，一定要分清是非。上海铁路管理局电务段的老工人许和根说：目前有些人说党和政府管得太紧、太多，把人民的积极性都管光了。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妥当的。我要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大大地发挥了。新民机器厂的林惠堂说：我们厂原先是雇用几十个童工发展起来的。合营前厂里很困难，资本家一心想丢掉包袱，要求政府早点派人来管。合营后，厂里的生产飞跃发展，无论产量质量都提高很多。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潘其灼也说：我们建筑工人在旧社会里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人们叫我们“邋遢泥水臭漆匠”，我们的生活简直不像人的生活，所谓“吃咸水汤，困无脚床”，苦头吃够了。现在，我们的情况就大不同了。去年“五一”，我们建筑工人也享受了劳保条例，生老病死再也不用担忧。每年，我们为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盖宿舍、砌学堂、造厂房，这难道不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的成绩吗！
对有些私方人员主张从公私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老工人一致提出不同的意见。民孚染织厂的仰永康说：公方代表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代表党和工人阶级来领导企业的。不要公方代表，还让私方来领导，叫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我们工人谁也不会同意的。三一印刷厂的曾树人说：我们厂合营前亏损达二万多元，合营后，公方代表领导我们搞生产，我们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挥了，从前四个人干的活，现在三个人就担当起来了。从去年第二季度起，我厂每季都超额完成任务，不但得到了奖励，全年还盈余了四万多元。他问道：“如果没有公方代表领导，能做到这样吗？”铁路局电务段许和根说：少数公方代表下厂后，可能有一些地方有缺点，但那是批评改正的问题，决不能说不要公方代表。
老工人对党的定息政策表示拥护，但对少数私方人员提出定息二十年的看法表示不同意。不少老工人都认为：“国家三个五年计划就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定息二十年，就是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存剥削。”民孚染织厂仰永康说：“我们厂的工人和我，都认为这是拖社会主义的后腿。”上海市邮局的褚士良说：“某些资本家经过学习，应该知道定息的剥削性质。他们要定息二十年，是不合理的。相反的，这正说明他们还缺乏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决心。”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共有三十多个单位的老年工人的代表。上海公路管理所陈蟾安说：“资本家要‘鸣’，我们工人阶级也要‘鸣’。今天大家谈的意见，希望报纸发表，让大家看看哪是鲜花，哪是毒草。”他这个意见得到到会的老工人一致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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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参加整风，克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团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据新华社21日讯 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今天下午在大会发言中继续对团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并且提出了青年们的一些要求。
青年团唐山市委书记杨青在会上宣读了唐山、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邯郸、秦皇岛、承德等七个城市的代表们的联合发言，批评团中央工作中的主观片面、脱离实际和工作不深入，对下边工作领导不够的缺点。联合发言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团中央对新事物比较敏感，工作上有魄力，许多事情抢在前边干，这种作风对各级团委都有良好影响。但是，团中央对许多事情考虑得不慎重、不周到，表现之一是要求往往脱离实际，另是宣传常常片面。例如1956年在青年中开展军事体育时，当时唐山制定了训练普通射手二千一百六十人，劳卫制预备级五千二百三十人的计划。可是团中央的军事体育部门却建议团唐山市委训练普通射手二万人，劳卫制预备级改为八千人。结果只训练了四百一十名普通射手，完成了计划的2％，劳卫制也只完成了一半。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曾经用大字标题刊登过七天消灭麻雀的消息，在扫盲、建立青年生产队、穿花衣服、培养个性等问题的宣传方面也都有片面现象。这种主观片面的结果，就使许多工作前紧后松，有头无尾，顾此失彼和雷声大雨点小。
联合发言谈到团中央工作不深入。总结经验少，对下边的工作的领导不够，团中央的领导在轰开局面时很有力，但当下边碰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时，有时得不到领导及时的帮助。代表们在联合发言中建议团中央要按照中央指示和大会的精神，积极参加整风，在克服青年团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方面下定决心作出榜样；希望团中央负责同志深入基层，帮助下边团委研究一些实际的问题。
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郭永泽在发言中批评团中央不大重视团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工作。青年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建民批评团中央对下面团的系统领导不够。青年团江苏省无锡市委宣传部长朱姝的发言，要求青年团组织更好地帮助青年妈妈们进步。青年团冶金工业部地质局东北分局委员会徐振忠的发言中，要求加强对地质勘探部门青年团工作的领导。他希望团中央和团省委根据地质勘探工作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特点，认真地作一次研究，确定团的领导关系。
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在发言中谈到了思想工作要适应新的形势的问题。他对团中央宣传部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对新形势在青年中所引起的新问题认识不足，因而曾经片面地过多地宣传了改善和“美化”青年的生活等问题和忽视了对青年进行艰苦奋斗、继承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认为今后团组织要帮助青年对劳动、对团结、对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获得正确的认识。要使思想工作适应新的形势，就必须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青年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国家的困难；要引导青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要坚持和风细雨、以理服人的方法，反对思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青年团武汉市委书记邓祥就团结后进青年的问题作了发言。邓祥认为，有些团组织对待后进青年不能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团内从上到下有一种宗派主义情绪，有很多人以先进者、领导者自居，看不起任何有缺点和错误的青年；其次是团干部作风不深入，不了解情况，因而不能分辨是非。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情绪的同时，要彻底纠正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耐心等待，启发自觉。同时对青年后进的原因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和是非，把对后进青年的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十六位代表，还有七位代表向大会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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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我国代表团组成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今天晚上举行了常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了有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科伦坡会议问题。
会议由郭沫若主席、陈叔通副主席主持。
会上通过了出席科伦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包尔汉；团员有：巨赞、朱子奇、刘宁一、汪德昭、吴耀宗、罗隆基、郑森禹、孟鞠如、侯德榜、唐明照、廖承志、钱端升、冀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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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奚若欢宴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20日讯 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汤契奇—索里尼和夫人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是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到机场欢迎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陈翰笙、秘书长吴茂荪。
新华社21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奥地利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人民党议员汤契奇—索里尼和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