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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育工作中的矛盾在哪里
本报编辑部邀请北京市体育界座谈
本报讯 18日，本报编辑部邀请北京市体育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石纫珠（女十二中）、苏士斌（四十一中）、李鹤鼎教授、张文广副教授（北京体育学院）、林启武教授（北京大学）、范政涛讲师、高椿讲师（人民大学）、李鹤云副教授（清华大学）、安景玉（火车头体育协会）、陈朝正（动力体育协会）。会上，大家揭露了当前体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体委抓竞赛忽视基层
推行劳卫制困难重重
北京体育学院教授李鹤鼎说：中央体委只注意竞赛工作，不重视发展基层的群众体育运动工作，这是本末倒置。体委的领导者带着运动队到各国走走，是会有政治影响的，但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先也率领乒乓球队出国，而国内许多基层体协即将垮台，劳卫制问题一大堆，国家体委不知怎样考虑的。人民大学讲师高椿也说：中央体委不重视普及，单在竞赛上下很大功夫，只注意挑选跳高能跳二公尺的人物。报纸杂志也只是轰轰烈烈的宣传竞赛。目前大中小学体育教学不衔接，优秀的运动员后继无人，就是体委没有把竞赛工作和普及工作结合起来，片面强调竞赛的恶果，有些老的体育工作者早在几年前便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国家体委却置之不理。北京体委不深入基层，不了解下情，不敢管劳卫制，只是发号施令，搞竞赛。人民大学讲师范政涛说：劳卫制标准、测验办法都和实际情况不符合，行不通，下面负担很重。教学大纲要根据劳卫制，劳卫制又多变，使教学工作不好作。清华大学李鹤云副教授说：去年俄语学院在劳卫制测验中死了人，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有些领导部门就认为劳卫制不能推行。当时清华大学95％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劳卫制锻炼，一下子就消沉下来，后来又叫恢复，但是至今还没有恢复到60％，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学校领导上
不应轻视体育
在会上，几乎所有的体育教师都指出了学校领导上对体育的不重视和他们受到的歧视。有的人说，体育教师除了要教课外，还要辅导学生课外活动，指导校代表队，再加上备教案材料、学习，总是从星期一忙到星期七，即使是这样辛勤的工作，在大学里从事三、四十年的体育老教师现在还是一个副教授。但是，他的学生、二代学生都在同校中成了教授。在北京的中学体育教师，也有不少是二、三十年教龄的教师，但是在全市的一级教师中，却没有一个是体育教师，即使是二级教师也是寥寥无几。
有人说，北京大学体育教研组要求领导上加强对他们的领导，领导上便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党员来当教研组的秘书，由于那个党员不懂业务，因此有时发号施令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指出，某中学一个“三好”学生准备毕业后投考体育学院，当他同体育教师商量时，教师鼓励了他，但班主任知道后怒气冲冲地质问体育教师说，他是“三好”学生，为什么要他去考体育学院？
女十二中教师石纫珠，特别提到了女体育教师和老年教师的疾苦。她说：按照规定体育教师的产假与其他教师一般，但怀孕五个月以后就不能再在运动场上教学生各种动作了，产后短时期内又不能上课。老年教师虽然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但不能再在运动场上做动作给同学看，她们怎么办呢？
有些教师沉痛地说，由于这些原因，有的体育教师已准备改行了，年轻的学生在学校中看到了老师的情况，也不愿意将来从事体育工作。年老的老了、死了，后继无人，将来毛主席提出的“三好”谁来实现呢？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怎么能使运动场越来越多，医院越来越少呢？
体委要克服官僚主义
有些人对国家体委和北京市体委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的人说，体委领导部门官气十足，很少采纳下面的意见，经常是布置多，检查少；使用多、培养少；打击多、表扬少。对体育教师的联系仅仅是裁判工作，即使是要体育教师出来担任裁判也认为是一种“恩赐、提拔”，因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组织竞赛时，国家体委只注意完成任务，而不注意运动员的安全。在今年4月份举行全国自行车比赛时，运动员就在泥泞的公路上赛车，结果有人跌伤抬了回来，连几个裁判员也翻了车。国家体委举办一些训练班通知各单位派人来学习时，条件是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是群众，他们从不考虑那些党、团员是否符合条件。
武术是文化遗产
应该继承和推广
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张文广说，国家体委对武术曾经提出“整理研究”的口号，但是说了不做，整理研究的人和机构在哪里呢？只不过是把空话来喊喊而已。1953年成立了一个武术队，后来解散了。隔了不久又有人主张运动项目“国际化”，要把武术取消。去年有人在政协上提出要推广武术，国家体委又忙乱起来，急急把刚调到北京体育学院作事务工作的武术科科长重新调了回来。但是体委在推广武术这方面始终没有作出什么有效措施来。北京体育学院也违背了“整理研究”的原则，对武术曾经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手段，钟师统院长在一次全院教职员大会上公开宣布：武术是封建的、迷信的，是反动会道门分子、偷盗分子干的事，我们不要这门课，连尾巴也不要。尽管有许多教员和体育理论专家主张中国体育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是武术这门课还是被武断地取消了。我认为武术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身体有益处，可是我们教武术的生怕再被扣上“反革命思想”“封建会道门”的帽子，有意见也不敢作声了。现在武术又要在体育学院开课，可是教什么？怎么教？体委和学校领导从来没有过指示。看来，国家体委对推广武术还是没有决心。我希望尽快把武术的方针任务明确起来。最近我到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那达慕大会，看到那里的运动员体格非常强壮，力气很大，去年的冠军僧格今年只得了第三名，前二名的运动员力气惊人，双手把住一头大牛的角一压就压倒了。在内蒙古开展举重、拳击等运动，便能弥补我们在这些项目中最缺少重量级选手的缺陷，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运动员。
清华大学副教授李鹤云说，把武术看作偷盗行为是把祖宗都忘记了。武术是一项好的文化遗产，太极拳连苏联专家都认为在医疗上有很大的价值。
组织竞赛要考虑
产业系统的特点
火车头体协安景玉说，体委领导上有主观主义，不了解下情，去年限令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都要在七天内建立体育协会，要求火车头体协在年底有70％的会员参加劳卫制锻炼，40％要达到劳卫制标准。结果我们天天打长途电话，一阵风轰起了二千多个基层体协，但基层体协对体协的性质、目的根本不了解，在送上来要求我们帮助展开的项目中，有“打麻将、打扑克”。体协建立了，群众要指导、要场地设备，体协解决不了，基层单位的领导又认为体协的建立是“劳民伤财”，结果体协干部的工作不得不到处“叩头”，即使是经常从星期一忙到星期七，每年年终时还得写检讨。动力体育协会陈朝正说，国家体委组织竞赛时，根本不考虑产业系统的特点，全国足球联赛都是分区进行，一比赛便拖几个月，而且是每隔一、二星期进行一场比赛，结果我们是到处走，往返旅途，劳民伤财，造成领导、职工和运动员的三不满。
最后，大家对体育运动的宣传方面提出了一些批评。北京大学林启武教授说，人民日报的体育报道是象征性的报道，只点缀一下版面，希望报纸今后加强体育的宣传。还有人提出希望报社能定期召开这样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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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字改革的争论
本报讯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6、20两日，邀请一部分学术界人士座谈文字改革问题。胡愈之副主任说，汉字简化方案和拼音方案都经过政协讨论，但是多方面征求意见仍然是不够的。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需要征求多方面的意见。
汉字要不要改革？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科学院编译委员会陶坤说，我对文字改革的基本原则不了解，因此我不同意文字改革。文字改革的文献很多，但从里面找不出什么事实能证明汉字难认是改革的理由。难写也不是问题。打字不好打就要改革，这是技术问题，也不能算作理由。我们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象形文字是落后的。我并不反对文字改革，但是我不知道改革的理由，所以我不同意文字改革。如果文字仅仅作为是记录语言的工具，那么，我们可以不要文字，所有书刊都用录音带好了。汉字有许多优点，如“光合作用”，顾名思义，一看就明白，如果拼音文字直接用外来语，隔行人就不明白。
化学家袁翰青等都不同意陶坤的意见。他们认为汉字是一种落后的文字，使用率很低，汉字必须改革，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语言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字也是跟着不断向前发展的。汉字也是如此。几千年来，汉字对我国的科学和文化发展有着光辉的贡献，而且，现在、将来还是在继续贡献它的力量。但是，现在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我们向科学和文化进军的道路上，汉字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所以我们要进行汉字改革。汉字改革并非是改革语言，语言是不能用人为的方法来改革的。从适应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需要来说，汉字必须要改革。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说，从我个人利益来说，文字改革与我有些不方便，但是我不能这样去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我赞成拼音文字。他说，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人为地加速文字改革的过程，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但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好好地讨论，不要快，慢慢地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主任马学良说，根据我在少数民族中收集到的反映，所有少数民族都拥护汉语走拼音文字方向。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有缺点，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学习的方便。他们利用这个方案来创造本民族的文字也有困难。许多赞成汉语拼音文字的专家学者说，汉语走拼音方向对普及文化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并提出汉语方案应及早公布试行，广泛吸收群众意见来修正。
文字学家唐兰说，他赞成文字改革，也赞成拼音文字。但他认为不应该用外国文字系统来改汉字，应从汉字本身来改革，按照汉字发展的规律来发展，不能创造新的文字来代替。文字改革需要慢慢地来，不能操之过急，不妨把时间拖长二十年或三十年。
座谈以后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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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中医，改进中医工作
卫生部邀请中西医学专家座谈
本报讯 卫生部为听取各方面对中医工作的意见，在昨日邀请了十七位中西医学专家举行座谈。
参加座谈的中西医学专家一致认为：自从批判了贺诚、王斌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以后，中医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由于卫生部门还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中医工作，因此，还存在许多问题。
中医专家们认为卫生部对中医工作仍停留在表面上和主观愿望上，没有很好地研究贯彻中医政策。中医研究院王伯岳说，几年来，卫生部门吸收了几万中医工作，但这些中医是否安排得当，卫生部不得而知。他说，现在中医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份全国性的刊物，连争鸣和反映思想情况的地方都很难找。在中医机构里少有中医的高级负责人。到现在卫生部没有召开过中医会议，据说是卫生部怕开这个会不解决问题，不如不开，其实听听大家的呼声也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北京中医学会董德懋说，卫生部很少广泛地同中医商量中医工作，商量的时候，也多半是已成事实。西医学中医本是极重要的工作，但很少设专职干部教授中医课，以致教学质量不高，但卫生部门很少主动解决这些问题。中医学院的教学问题很少征求更多中医的意见。中苏友谊医院徐衡之说，卫生部不敢过问北京中医传习授徒中的问题，正说明卫生部对中医工作重视不够。
中医专家们对卫生部没有很好地领导中医研究院工作提出了批评。王伯岳说，中医研究院的同志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想贡献自己的一得，但是，两年来，谁也不清楚研究院的方针、任务是什么，以致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老中医专家，每天只是给高级干部看病。许多中医专家也有同样的意见。
中医专家们建议卫生部目前应尽一切可能扶持中医，大量培养中年中医，让他们接受和继承老一辈中医的经验，不要断了桥。中医专家还建议编写统一的中医教材和强调了中医学习现代医学的重要性。
西医专家普遍认为卫生部在发动西医学习中医的过程中，只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没有提出中医也要学习西医；放松了对中医的思想政治教育；只强调发扬中医方面科学的东西，而对其中不科学的东西批判不够；而且，在领导方式上存在问题，致使中西医不能团结得很好。北京医学院金宝善说，对中医科学的方法，我们应该提倡，应该学习；对于不太科学甚至是不科学的方法，还是不提为好。过去卫生部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发动西医研究，同时还强调西医学中医，但不准西医发问。中医研究院龙伯坚说，不准中西医争鸣，这是不合理的。北京医学院毕德华说，目前只强调西医学中医，但凡是有医学科学知识的人，都认为中医是有缺点的，应当用批判的态度去接受。
交道口医院范正定说，中西医团结比以前好，但是仍然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西医不敢对中医讲话，怕戴“帽子”。北京儿童医院徐政闻说，由于领导上对中医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他们有不少人不安心于中医研究工作，互相瞧不起，不认真讨论研究和总结经验，不能很好争鸣起来，这也使他们提高不快。
大家在发言中，也批评卫生部领导上没有很好研究情况，对于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学习方法的决定等一系列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徐政闻说，卫生部成立中医学院等中医机构，似乎是为了赶中央所交给的任务，没有能进行切实的周到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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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召开文物工作座谈会
听取专家们的批评和建议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本月15日和20日文化部邀请在北京的文物专家们座谈当前的文物工作问题。专家们就这个问题对文化部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专家们指出：去年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确定博物馆工作的任务是：（一）收藏文物，（二）通过陈列展览向群众进行教育，（三）进行科学研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以陈列为主，使一些专家都变成陈列设计员，忙于日常事务，很少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作得不好，收藏、陈列工作也不可能作好。他们希望加强这方面的领导。
有的专家对解放后文物工作的估计是：搜集多，整理、保护少。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指出，他们一个单位有上百万件文物，但现在还没有有计划地整理。许多专家反映各地文物保管工作还存在着不少混乱现象。有的省份一面在抢救文物，一面在毁灭文物。会上，许多专家提出，文化部应该强调文物干部要学习知识，要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启功以龙泉破坏文物事件为例，说明领导上对破坏文物的人太姑息了；这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犯法问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钟健提出，文化部应该克服忽视对自然科学方面文物保护的现象。他说：保护这些文物，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而且对世界历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潘洁兹主张对世界文物搜集和研究的工作也应该重视。
专家们严厉地批评了文物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文物专家沈从文、苏秉琦批评文化部、文物局在文物工作的领导上不够放手。沈从文说，他到几个省市视察，发现许多师范学院和综合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和学生希望出土文物作实物教材而不可得，这是因为文化部规定的制度太死，使得文物不能调动；而且没有注意到把文物工作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苏秉琦说，多年来文物局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依靠行政干部作文物工作，而没有看到文物工作的学术性和群众性，忽视了以宣传工作为主的方针，没有组织广大的社会力量进行发掘和整理。他希望文物局在这次整风中，能把整个的体制、工作制度重新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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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取消新生调干助学金
王廷相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已向全国各高等学校发出通知：自今年起，凡党政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群众团体、部队的在职人员、复员建设军人、转业军人以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调干学生，考入高等学校学习后，一律不再给予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其中如有经济困难的，可以申请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为了照顾原在高等学校学习，已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和原在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已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现考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继续安心学习，他们的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仍予以保留，发到毕业时为止。至于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和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制度，仍按现行规定执行。
取消调干助学金的原因
为什么从今年起取消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呢？
自1952年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国家在高等学校设立了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这对于完成高等学校的招生任务，特别是对于在职干部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在物质保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对在职干部学生发给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在部分家庭经济情况较好或没有家庭负担的干部学生中，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浪费现象，甚至有些人抱着学习和工作一样，“一切都得由国家包下来”的不正确的供给制思想，妨碍了对学生艰苦朴素，勤俭建国良好品质的培养。
其次，学习和工作不同，学习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准备条件，它不能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入学后，国家还需另用人员。因此，除原在学校已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因没有准备，需要继续发给外，今后再按不同的干部级别发给调干学生助学金，不仅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在同学和社会舆论中都会有不好的影响。同时，在今后高中毕业生已经能够满足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情况下，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再次，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在花钱时，就必须把钱用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去。例如在高等学校内部，教学和生活住房拥挤，教学设备也感不足，急需解决。而调干学生助学金花的钱不少，培养一个调干学生，可以培养两个一般学生。如果不分轻重主次，再增加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名额，就会影响主要方面的建设。
从以上情况来看，今天取消新生中的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有人说，没有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这不是堵塞在职干部入学，妨碍他们深造吗？进不了大学，如何提高自己？再也当不上专家了。据说，有的在职干部因此已经产生了消极失望和埋怨家庭负担的情绪。我们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好的。因为没有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并不等于限制在职干部去报考大学。这一点国务院已明确的规定，在职干部如有自愿报考的，并不限制。他们入学后如果有经济困难时，还可根据不同情况，申请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的补助。这就告诉我们，在职干部在报考大学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本身的经济条件出发，如果自己没有家庭负担或者虽有家庭负担但可以不由自己解决，能够坚持三年到五年的学习，那当然是可以升学的。如果真是有家庭负担，也就不要勉强的去升学。过去有些在职干部由于自己的家庭负担太重，虽然有调干助学金，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学习，个别中途退学的也有。
至于不能升学的人，是否能提高自己呢？我们认为，能到大学里学习，那当然很好。不能上大学的人，也不要懊悔，埋怨家庭、子女的牵连，应该认识到上大学绝不是唯一提高自己的途径。在工作岗位上安心的工作，努力自学，同样是可以取得成绩的。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有的可以自学；可以组织互助学习小组，进业余学校；有的还可以进夜大学或函授学校等等。总之，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决不应该因为不能升入高等学校而放松自己的学习。只要有顽强的毅力，刻苦钻研的精神，经过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总会取得成绩的，也是可以成为专家的。
为什么保留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么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为什么还给保留呢？同是国家的职工，两种不同的待遇，岂不是“厚此薄彼”吗？我们认为：
第一，由于产业工人与在职干部所处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同，他们所获得的培养和提高的机会也是不同的。因为产业工人直接参加生产，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工作一般是比较紧张的。这样，用来学习文化和提高科学理论知识的机会是较少的。少数人能坚持自学，达到高中的文化水平应当说的确不容易。在职干部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担负的一般都是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客观条件较好，只要他们肯于努力，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
第二，从目前高等学校在校的调干学生及产业工人学生人数来看，据一百六十七所高等学校（不包括高等师范学校）不完全的统计：领取调干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人数有四万零一百十九人，占学生总数的13.16％。领取产业工人学生人民助学金的学生人数才有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占学生总人数的0.83％。调干学生比产业工人学生是多得多的。这说明了国家对于产业工人学生的培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既掌握了一定生产经验，又具备相当的文化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在我们国家建设中，十分需要这样的干部。鼓励产业工人进入高等学校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由此看来，为了鼓励更多的产业工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并且适当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产业工人一般有较重的家庭负担），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按他们原工资发给一定比例的助学金，是应当的。
我们希望各部门的行政和党、团组织，重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关心对他们的培养和提高。如有自愿报考高等学校学习的，不要加以限制。对个别有家庭负担而不能报考的，则应耐心的解释、安慰和鼓励，纠正过去那种“送出去”，“你上学吧！学校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的不顾干部本身的经济条件，片面鼓励的作法。在提高和培养干部方面，可以按照干部个人不同的条件和工作上的需要，适当地采取一些必要和可能做到的措施，指导他们自学，成立互助学习小组，或在条件允许下让他们参加业余学校或函授学校学习，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