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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继续讨论阶级关系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苏克勤认为马春霖的批评不全面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克勤继续上次发言，他感到工商界的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他说，目前，在武汉有部分工商界上层分子有骄傲自满情绪，使工商界群众不愿接近；工商界家属互相之间有不少意见；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之间也有隔阂，资方认为资方代理人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资方代理人对资方也有意见；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人员安排不平摆，互相瞧不起；有些老年工商业者认为新社会与自己无关，遇事也不积极；少数工商业者中有技术的人员，也还未发动起来。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身仍存在两面性，也说明了工商联的工作没有作好，应该进行检查。同时，这种现象和统战工作中的统大不统小、统左不统右、工作不够深入、接触面太窄、没有掌握资产阶级的复杂性、下情没有上达等有关。他举例说：有些工商业者善于察颜观色，看风驶船；有些工商业者就比较埋头苦干，不善于表面迎合；如果不深入，就辨别不了真伪。他说：玻璃本来就有折光，如果再涂上黑颜色，把光线遮掩起来，就会使人享受不到阳光和温暖。他建议把这种黑影玻璃先刷干净，使广大工商界的群众都能看到阳光。
接着，他认为沈阳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在上星期六对毕鸣岐的批评不够全面，他说，毕鸣岐并没有要公方退出企业，更没有提出脱离党的领导。5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载马春霖的发言时用“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的标题，是不妥当的，这帽子太大了，会使大家不敢鸣。他认为帮助党整风，发言都是真诚的，是出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断章取义，就会非左即右。寿墨卿说：
人事部门应该成为整风的重点
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
接着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他认为党群之间的高墙深沟同国家人事制度以及干部作风有极重要的关系，要拆墙填沟，就要改变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他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青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人事工作应该公开的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成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群众无从监督。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人“权大无边，违法乱纪”，使人望而生畏。这样，人事部门就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
因此，他认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全国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也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太平无事”。
这时，李维汉部长问全国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玠然：“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副秘书长说：“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维汉部长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接着又说：“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来做人事工作呢？我看没有必要。”
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看待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寿墨卿表示对毕鸣岐提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看法有一点意见。他说：过去阶级之间有仇恨，是事实，这个仇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捏造出来的。既然过去系铃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家自己，那么现在要改变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观感，主要还在于资本家自己。他认为高潮以来各方面对资本家鼓励多了，而对资本家的批评少了。
最后，他谈到阶级关系问题，他肯定地认为在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他说：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立”的关系已经变为“非对立”的关系，今后阶级之间的距离将逐渐缩短，阶级之间的差别将逐渐减少，资产阶级将逐步消灭，但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阶级关系仍将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人们在立场、观点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还会长期保留着。
他不同意某些人认为工商联内部没有阶级关系的说法。他说：第一、工商联不是单一阶级人民团体，而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这里，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有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所谓大、中小关系，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第二、在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中包含着各种阶级成分的成员。第三、工商联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原则下可以同工人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但在有些问题上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目前，职工对赎买政策不够了解，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大户的“名利双收”也有意见，而某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定息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些都是阶级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可见，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节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否则，它的性质和任务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邓季惺建议由国库支付“赎买金”她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合营企业内部矛盾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季惺。她认为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职私、私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私之间、职私之间存在着深沟高垒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作为赎买金的“定息”制度造成的。因为现在合营企业的私方还持有本企业的股票，每三个月还要凭股票在本企业里领取“定息”，这样，纵使不再强调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是显然存在的。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根据以上理由，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企业。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六亿至八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五年或七年还清。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但是，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精神是可以吸取的。她认为采用国有化公债有以下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工作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二、免除现在三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三、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现在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办法因有定息的支出，和国营企业不一样，福利金、奖励金的提成也不一样，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办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最后，她说：当然，经济上的改造完毕并不等于思想也改造好了，那是另一回事。黄英民认为：
毕鸣岐对资产阶级进步性估价太高
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着重对毕鸣岐在5月17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估计过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估计过低了，积极方面看得多了一些，消极方面没有看到或者看少了一些。
他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存在，在合营企业里阶级关系也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就存在。
他认为现在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说的。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合会发言中就曾指出那些积极和消极面的表现。那些都是事实，并不是把消极的东西硬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那些事实行为无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来支配的。他说当前积极方面是主流，而且正在上长。这是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努力，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才取得的。他举例说，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有些人闹不团结，争名夺利，骄傲自满，互不服气，这些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又是什么呢？这些反映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呢？是推动了工作呢，还是阻碍了工作呢？又如合营企业中，有些公私双方关系不好，难道私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认为把公私共事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完全推到公方身上是不公平的。公私共事关系存在问题，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人说在工人中也有争名争利甚至贪污腐化等消极的东西，但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这也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这是两回事，不应等同看待。
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是事实。他特地举出贵阳地区的例子说，所以有这种表现，正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了团结改造政策的结果。
在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发言以后，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对大家在统战工作方面提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表示，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应把大门敞开，有些问题要进行检查，应该改的立即改进。
最后，李维汉部长提出：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的、中的、右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看，怎样分析？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工商联内部有无阶级关系，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这个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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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盛丕华、荣毅仁、胡厥文带头揭露矛盾
号召上海工商界打消顾虑大鸣大放
新华社上海18日电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在昨天晚上举行的民建市委和工商联执委扩大联席会议上号召工商界人士“大鸣特鸣，大放特放”，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盛丕华在会上首先带头鸣放。他说，许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法制观念薄弱。过去和私营企业签订合同，不按照履行或片面修改是“家常便饭”。在今天房地产业中也还有类似的情况。这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损失的情形，是本位主义的表现，影响了国家的威信。尤其那种以个人言语代替法律和契约的工作作风，更是极其错误的。
他还批评有些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他说，就像我担任市工商联的主任委员，许多应该由主任委员亲自决定的事情，往往连我也不知道是谁去决定做了。这正像左传里讲的：“政由宁氏，祭则寒人。”应该指出，这正是有些党员同志存在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如不去除，是有碍于广大党外人士积极性的发挥的。
据新华社上海18日电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说：上海工商界现在还不敢于大“放”大“鸣”。种种原因归结起来，还是个“怕”字，怕挨整。
他认为长期来作为阶级关系的对抗性的情绪，双方都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相互之间还没有做到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关系还不够。如果私方人员打了工人，问题就显得很严重，如果工人打了私方人员，私方人员只有忍气吞声。工商界还有顾虑，问题就在这里；工商界要“放”要“鸣”的问题也是在这里。
他说，现在有关工商联工作的政策方针等重要问题，往往只是人与人（指党政负责人员与工商联负责人员）口头上谈谈，很少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发给书面的文件指示。是不是没有文件指示？据说是有的，只发给了工商联的党员干部。工商联委员中国营和公方的委员开会很少出席，出席也很少发表意见。而工商联内部哪些人是党员？有没有党组？我不知道。这是党的事务，不过现在人事分工、职权等等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记者问：你认为新情况下的工商业联合会是否需要公方人员参加？他回答说：这要根据工商联这个组织的性质来考虑。作为各类经济的共同组织，应该参加；作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助手，也应该参加；作为公私协商、互相反映情况和交换意见的桥梁，也应该参加。当然，我现在所说的是指应该参加的理由。
在公私共事关系方面，首先是缺乏对私方人员的信任，如基层合营商店的经理自称为“四块九角九分经理”，因为五元以上的费用他们无权决定。在大型企业里，有事都先开党团骨干会议，然后出来布置一套。其次是缺乏协商，协商实际上是命令，有的干脆不协商。有的两个厂合并了，经理事先不知道。再就是缺乏帮助，平时客气敷衍，要批评的时候就集中火力。
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生产技术上片面强调学习先进经验，教条主义，影响私方技术人员的潜力发挥。创造发明和竞赛中对私方人员奖励少。生产计划不切合实际又多变，试制新产品缺乏支持。而私方人员最不满意的是上级集权过多，事事要请示报告，无论对人事、经营和生产问题，没有主动的余地。总的关键是对合营企业的制度问题，有的规定得太多、太死，有的就没有制度。
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对新华社记者说：上海工商界中最大的意见是被轻视的问题，生活困难只是部分中小工商业者的问题。目前许多人仍然看不到资产阶级已处于转变之中，尚保留着“五反”遗留下来的资本家无一好人的看法。我认为资产阶级现在还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们一般都辛勤工作，想尽力贡献自己的技能。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被泼冷水。有一家工厂的私方，利用春节假期试制一种仪器，试验了二百只方棚（变压器），为工厂节约了两千多元。并且使本厂出产的方棚今后不用再拿到外面去试验。这件事本来应受表扬，但因这位私方人员动用了一些库存材料，却在大会上受到批评。另一个糖果厂的私方动脑筋使胶姆糖质量做得更好，但受到主要表扬的是帮助他试制的一个工人。这种是非不分，主次颠倒的作法很难使私方人员积极起来。
他说有人认为应该从合营企业中撤回公方代表，以解决公私共事的矛盾。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认为有公方代表，可以从另一角度看问题，因而对企业只有好处。公私之间现在并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问题在于没有开诚相见，因而必须要有谈心会。夫妻之间也常会吵架，但并不能因噎废食，就此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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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照登
来信照登
5月16日你报第4版刊载我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的发言，与我当时讲的内容，略有出入，请予更正：
〔甲〕第一段：
①“……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应为：“……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有的分不清界限……”
②“……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应为：“……甚至有的工人到自己亲戚的私方家里去，公方批评说是立场不稳，弄得六亲不认……”
〔乙〕第二段：
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应为：“……在工资改革时，有的专业公司要私方担任小组长，但既未听过报告，又未看有关文件，如何能领导小组？……”
②“……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却拿不到……”这是指个别地区，而不是全部如此。
③“……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应为“……私方人员的安排，有些是不恰当的，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却安排下车间。……”
④“……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应为“……搞生产经营、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政治、业务学习等方面，我认为是没有阶级关系的……”
彭六安
你报17日发表的“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关于我的发言，有几处与我原词有出入：①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是公方代表对工商联干部仍强调说：“他们（指私方）有什么资格和我个别谈话”不是说工商联。②合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我是指一部分在高潮前不久自动降低工薪的，应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还有部分合作商店，在合作当时，把工薪降低改为借支，但由于分红数字很少，情绪不高。对他们的工薪也应适当调整。 郑砚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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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赎买二十年好不好？
撤出公方代表行不行？陈毓曾说：
李康年主要是替中户资本家说话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许子素，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化学制药工业公司副经理倪叔平等人说，定息多少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规定七年，已经满意，就是少几年也是可以的。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公私合营第二厂副厂长陈毓曾认为李康年的建议主要是替中户资本家说话。天津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公私合营恒源纺织厂孟乃全认为资本家领了赎买存单之后，按期取回资本，并不是“没有剥削”了，因为所领的资本，还是剥削工人来的钱。资本家只有到了完全凭着自己劳动收入生活时，才能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能改变阶级成份。定息二十年，时间太长了，这会使资产阶级的改造进行得更慢。吴志超说：
不要派公方代表
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志超认为在合营企业里不要派公方代表。他最近参加化学原料工业中三十个厂的私方人员座谈会，有二十九个厂主张取消公方代表，其中一家主张维持现状，原因是私方和工人关系很紧张，有了公方代表，可以缓和两者间的矛盾。黄胜林等认为：
把权力交给私方，党支书只能监督
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副厂长黄胜林、恒源副经理李征吾和自行车架子厂副厂长徐振国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并认为公方代表撤出后如果还在党支部书记领导下工作将是换汤不换药，因为许多厂公方代表就兼党支部书记，而且那样会导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他们认为，把权力交给私方，党支书只要对他进行监督就行了。刘靖基认为：
试由私方独立负责
上海市工商联常委、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认为，在那些规模较大、党和工会组织健全、而私方人员确有培养前途的工厂，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由私方独立对国家负责，表示国家对他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私方一定拼命搞好企业。可能一开始私方做得不好，但担子挑起来，可能得到锻炼，而使他们可能培养成为真正的国家干部。这样的例子在上海已经有了。像大隆机器厂的私方副厂长，因为公方厂长长期生病，不得不担起全部行政责任。原来不会做的事，像布置生产、总结工作、动员报告等等也会做了。由此群众对他的看法也有不同，他自己也感觉得不再像是个私方人员。吕露园等认为：
管理新企业，私方人员不行
天津北洋纱厂副厂长吕露园、大中华橡胶厂厂长翟志宏等人认为公方代表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国家。必须考虑到：职工对私方的观感和私方人员之间的观感；私方还拿利息，阶级关系还存在；私方人员过去经营的是旧企业，管理是家长式，今天要依靠工人群众民主管理新企业，私方人员不行；私方本身还有缺点，还要自我改造等等。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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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煤矿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
批评煤炭部和建委的主观主义
本报讯 北京煤矿设计院整风领导小组在13、16、18三天分别邀请本院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二人，对煤炭工业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主观主义提出了批评。
设计方向左右摇摆
李蕴峰、脱师禄和于在平等工程师说：目前设计人员感到最苦恼的是建设设计方向摆来摆去。李蕴峰说，几年来，煤炭设计院刮过几次风，不是刮削减投资风，就是刮增加投资风。风一刮来，部里对许多问题都没有充分的根据，就硬性决定增加或削减投资，结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使投资加大。如刮增加投资风的时候，就硬性规定按设计年产量40％配备矿车，可是有的矿井不仅用不了这么多矿车，连放的地方都没有了。脱师禄说，煤炭部设计审核处靠风向意图办事。我们不愿意当官僚主义的尾巴，有意见，但他们根本不听，说：“这些问题，由部长决定，你们只管修改设计就行了。”
大少爷作风从何而来
脱师禄说：最近薄一波副总理发表谈话，“要整掉大少爷作风”，这是完全必要的。但要整掉大少爷作风就必须弄清它是从哪里来的。他认为一方面来自搞具体基本建设的同志，另一方面来自国家颁发的标准。如1956年3月，国家建设委员会和卫生部批准的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中，规定了可以建“哺乳室”、“吸烟室”。按照这个标准在煤矿的行政和福利中设计，一定会遭到标准太高的批评。因此国家在颁发或批准什么“标准”和规程时，一定要摸摸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
大井好还是小井好？
他说，薄一波主任反对片面地对待井型越大越好的观点，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肯定小型井要比大型井好的话，同样也是带有片面性。他认为薄一波说的中央所属的煤矿原煤成本每吨十二元，省属九元，县属五元的说法比较笼统，不能详细说明问题。因为我们了解到县属煤原成本五元的煤矿和国营煤矿的一些具体生产情况是很不同的，如果只从成本谈问题，很容易使一些不熟悉煤矿业务的人或对煤矿企业管理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起副作用的。他认为，我国煤炭工业能不能赶上世界水平，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在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些年产三百万吨以上的矿井来决定。
关于建大井抑或小井？以大井为主小井为辅抑或以小井为主大井为辅？这两个问题，在座谈会上引起热烈的争论。华顺添工程师说，矿井产量主要根据煤层成层条件、储量和地形等自然条件而定，在甲区建大井经济合理，在乙区可能建小井便宜，不能一概而论。
翁嗣超工程师也认为，井型的决定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也不能从初期投资出发，还要照顾到后期的成本和扩大再生产等因素。如果说因为目前投资少、没有大型设备、缺乏钢材就不建大井的话，这种做法不一定全对。如我们设计的大型皮带井就不一定比同样产量、同样地质条件的小型井花钱多。
规程繁多，脱离实际
王兆椿工程师说，我们矿井设计要遵守的规程、方向、规范、标准等不下数十种，部、建委、计委等部门都是以指令性质下达的。这些条文，规定得很生硬而彼此有矛盾，精神不一致，又脱离实际。同时因为这些条文都是以命令方式下达的，不容许争辩，限制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比如保安规程，基本上是照苏联1953年的规程抄录的，超过了当前国家物质允许条件。但是，因为它在保安这个大帽子之下，大家都不敢去碰它，谁要提出不同意见，对方只是提出“你能保证安全吗？”就可以把别人吓回去了。这样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制造了不少混乱。苑国滨工程师说：由于条条的限制，设计人员不用动脑筋，只要一拉计算尺，查一下技术方向，三分钟的时间就决定了上百万元的资金、数百吨的器材的命运。这怎能让工程技术人员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捧场的审核
工程技术人员反映，煤炭部审查鉴定国外设计的时候，很少对设计缺点提出修改意见，照例是歌颂称赞一番。脱师禄说：据说这是怕影响了国际关系。我看这是不必要的。外国专家并不赞成这种作法。在一次国外设计审核会以后，我们院的苏联专家组副组长对我们说：“这哪儿是审核会，是捧场。”
于在平工程师对鉴定处也有意见。有位工程师告诉他：“在处里有一位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女青年来鉴定我们有十几年经验的工程师作出的设计；我们提出意见她也不能回答，要求她带我去建委开会她不但不带，还不让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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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进粮食战线的工作
粮食部党委邀请技术人员座谈整风
本报讯 20日，中共粮食部党委会召开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党委书记高锦纯首先发言，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章乃器部长接着说：我曾经说过，我这个非党部长是有职有权的，和党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但并不是没有问题。我是粮食部的领导者之一，因此，我也应当属于被整风者之列。希望大家热烈发言，消除任何顾虑。亓若梁说：党员有特殊的气味
粮食科学研究所工程师亓若梁说，粮食部党员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很严重，无论在工作上、在待人接物上都有特殊的气味。许多预备党员在转正之前同群众还有说有笑，一转正就板起面孔。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在作怪吗？我在技术室当了好几年副主任，但一直是徒有其名。
他还说，对有些干部安排不当。如粮食干部学校的冯先生在仓库害虫、药械等方面很有研究，在大学里教过十几年书，而他在干校只不过起了一般干部的作用。
张锡羊说：造成宗派主义现象，非党同志也有责任
粮食科学研究所工程师张锡羊说，粮食部的科学研究所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我们对研究所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性质作过讨论，并提交部务会议研究，但无下文。这样，研究所又如何领导粮食部门的人员向科学进军呢？
他认为造成宗派主义的现象，非党同志也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在党员头上。
陈民驹说：人事制度上的“统一分配”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粮食部设计院工程师陈民驹说：粮食部党组织对知识分子帮助少，打击多，甚至有人唯恐知识分子不犯错误。各大区调来的党员科长仍然是科长，非党科长就当不上科长了。党员负责干部的职名都通过人事部门正式公布，非党同志的职名却不如此，以致他们在工作上“名不正，言不顺”。他认为在人事制度上采用“统一分配”的办法，是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的。
他说，“肃反”运动中我曾被斗争，是弄错了；但领导上又说“斗争”没有“错”，这叫我很伤心。
设计院工程师孙时中说，加工局的技术人员很多，据说很空闲；而其他部门却又缺乏技术人员。为什么不可以调出一些人员呢？
粮食干部学校教员陈启宗说，粮食部对干校培训学员的方针不明确，目前培训出来的学员都是“万金油”。愈伯禹说，干校培训的学员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是否非党干部就不能培养呢？
高锦纯最后说，这个座谈会将在21日继续进行。他并且表示：大家提出的问题能及时解决的马上就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