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广东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
黄长水说：“企业是否需要党组织来领导，值得考虑”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9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日晶报道：广东省、广州市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座谈会上，尖锐地批评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宗派主义。这些座谈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和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分别主持的。
座谈会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说，共产党有优越感，往往以特殊阶级自居，民主人士有自卑心，不敢同共产党员交朋友、畅谈心事，于是隔阂愈来愈深，团结就难搞得好了。他说，有人说共产党是主人，民主党派是客人，甚至还说民主党派是“仆从”。我看说“仆从”是过分了一些，不过共产党绝不应该认为自己样样都高人一等。几年来，中共党员发展得很快，好处是面广和深入了，但是这些党员入党是否是真正由积极工作争取得来的呢？恐怕有些是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取得的。他说这样就也有危机了。他希望共产党在吸收党员时要谨慎地注意考察那些好讲是非的人；并要求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要着重解决党员对宗派主义的思想认识问题。
要真正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副主任委员云应霖认为有一个关键，就是一定去掉只向共产党歌功颂德的这种社会上的坏空气。他说，这种空气无论在农村、国家机关或各种会议上，都使人们只说共产党很好、很好，而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更不敢批评党领导上的缺点。他说，这是对党不忠诚的。但是，他说确实有些共产党员就是不喜欢别人讲不好听的话，别人如果说了，动辄就说别人立场不稳和带有恶意。他接着说，我们非党人士认为讲不好听的话有危险，也就不再敢讲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州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说，那些所谓积极分子，专门喜欢向党员奉承，这更加重了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他提到一些党员的严重的宗派主义表现时说，经常都听到党员对党外群众说“我们”、“你们”；调整级别时，提拔党员多，非党干部就少提拔；有些黑板报，变成专门批评非党干部的园地。他还说，老党员一下子看不出是党员，但是新党员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大有“我领导你”的姿态。他反映，有些党外群众说这些人是“小皇帝”。
黄长水说：小型合营工厂有公方又有党支部，层次多的结果是不知谁领导，有事互相推诿。在工商企业中不少党员不懂装懂，包办专权。他说，我认为几个党员领导企业不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企业是否要党组织来领导的问题的确值得考虑。
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秋安批评学校中共产党员的特殊思想。他说，他们未入党时联系群众，一入党就高高在上，似乎不摆架子就不像个党员。而非党的教师总有些自卑，有话也不敢大胆讲，其原因是学校的党员和人事干部对教师态度很粗暴生硬。他说，民进的成员将人事部门的党员比喻为唐三藏，非党的教师比为孙悟空。他们说，虽然孙悟空历尽艰险，驱散鬼魔，为唐三藏到西天开辟道路，可是唐三藏却常常要念金箍咒，搞得孙悟空疼痛得无可奈何。而猪八戒呢？就像学校中的党、团员，虽没有什么本事，但却受到唐三藏的袒护。因此，教师们说有些党员对民主人士是“打击！打击！”，而民主人士只好“服从，服从”。
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榕增、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雄才、民革广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徐舜英、民建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和民建广州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子彬、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陈卒凡、九三学社广州分社主任委员徐贤恭、以及现任广东省各厅、局长的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也都批评了党与非党人士关系不够密切，有些共产党员在思想行动上不尊重民主人士的职权，对党外人士不信任的宗派主义等等，统战部门对民主党派工作不够重视的现象。
第2版()
专栏：
沈阳党组织不敢放手揭发矛盾
市委接受教训开始主动征求党外人士意见
本报沈阳20日电 本报记者金雨困报道：到5月19日为止的沈阳日报，除了仅有一些不触及具体矛盾的动态消息和几篇学习心得的文章外，这张报纸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直表现了缄默。甚至，在新闻和社论的标题中连“大胆”的放和“大胆”的鸣的字眼都被抹去。编辑部有些同志称自己的报纸是羞羞答答的报纸。直到最近几天，才陆续发表了一些较详细的大专学校放鸣的消息，但仍使人感到“力求鲜花，畏惧毒草”。这种怕放鸣、怕暴露矛盾、怕被动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沈阳日报和沈阳市的某些党组织的领导思想的状况。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党外群众，这是沈阳市许多党组织较为普遍的迫切的问题。
这里许多党外人士，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看了整风指示及报上的放鸣消息后，情绪极为鼓舞，思想大为活跃；而某些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对这种新的形势却感觉十分迟钝，动作十分迟缓。很多党外人士看得很仔细，学得很认真，而我们某些党员领导干部虽也听了看了，但没有很好的看看学学。很多党外人士自动地组织起来讨论和争鸣，但党员负责同志也不去参加，也不领导也不支持，因此有人说：“此间春天何其迟迟”。党外人士，特别高级知识分子是不满意的。沈阳医学院副教授高秀贤说：“全国各地早已揭发了一些内部矛盾，唯独沈阳迟迟不动——据我主观的看法，沈阳地区的领导有顾虑，好像改正错误的决心不大”。
这种情况最集中反映在东北工学院最近发生的问题上。这个学校过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思想改造运动后曾将所有系主任（都是老教授）全部撤换，改由不熟悉教学的党员干部充任。从此大批老教授意志消沉，沉默寡言。这个具体问题以后虽有了纠正，老教授重新担任了系主任，但有的实际决策人却是系里的党员秘书，形成了秘书领导主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极不正常，特别是前党员副院长汪之力作风主观粗暴，严重地伤害了不少老教师的自尊心。同时在肃反中也有严重的缺点，善后工作也没有做好。因此在全国都在鸣放的形势下，很多老教师都急迫地要求把积压在心头的话放出来。而学校的党委对这种情况缺乏足够的估计，他们仍然把党委的全部精力投入领导学生的学习。教师们看着学校领导如此冷淡，就自发组织座谈讨论，机械系的老师们座谈了两天，情绪十分热烈，大家提议要求党委书记参加，而党委书记正忙于听学生学习汇报不能来。老师们又派代表去请，并说：“就是讲五分钟话也行”。党委书记没有办法才同意了，但他对教师们这两天学习的情况根本不清楚，对他们的情绪要求全然无知，因此去的打算只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他实在没有时间参加，你们自己学就是了，因此去讲了二十分钟的话，讲得就不大得体，与大家的要求距离很大。他走后，大家情绪十分激动，八十二名教师就联名签字请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来支持他们争鸣。第二天市委书记出席了他们的座谈会，并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大家基本上很满意，但沈阳日报却连续两天只字未提此事，他们对市委的态度又产生了怀疑，因此又派代表去见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市委支持下，全院七个系都展开了放、鸣，领导人员都分头参加了座谈会。党内立即宣布整风，根据大家揭发的问题，边检查、边改进，这样紧张的局面才转入正常。
现在，中共沈阳市委接受了东北工学院这一教训，立即布置大专学校党组织转入整风，迅速主动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大胆积极支持放鸣。接着又召开了全市党员负责干部进行整风动员，要求改变目前党的领导迟迟没有行动、落后于形势的局面。这两天来，有不少单位已开始组织座谈，情况正在开始逐渐转变。
第2版()
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中有哪些缺点
高院整风领导小组邀请院内民主人士座谈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最高人民法院整风领导小组20日下午邀请在该院工作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被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三十五人。为了使大家能普遍而又充分的发言，座谈会分四个小组进行。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董必武主持了一个组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的机关人数不多，但不能说党员就没有风可整，也不能说我们机关里没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今天请大家来帮助我们整风，使我们的法院工作能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志让接着发言。他讲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有职有权有责等四个问题。他建议，关于党和行政的领导关系问题和分工问题的原则和制度应加以具体规定，使大家明确起来。这样，以党代政的一堵墙，就可以拆掉了。他还说，从报上看，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来往和接触是较少的，就是党员和党员之间的来往和接触也较少。他认为，友谊的来往和接触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加强这种接触和来往。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候补中央委员林仲易在座谈会上说，各个机关在整风中都有着不同的问题。我们的机关对申诉案件的处理问题应该解决。目前，申诉案件并没有减少，应该适当调整人力，迅速处理积案，不要使群众不满。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最高人民法院区分部委员俞钟骆，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在领导工作上的问题。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负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但是对下级法院提出的问题，不是迟迟不答，就是回答了也是模棱两可。他又说，过去常听到人说法院是专政的工具，但很少说法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能起些什么作用。我觉得几年来法院的工作上没有注意把消极因素化成积极因素。经过司法改革运动之后，有些人对审判是专门业务、法律是专门科学这一点是弄不清的，好像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能掌握政策就不需要一切。由于否定了旧法律的一切，就全国来说，对旧法律的知识分子一脚踢开。他还希望院长、副院长亲自参加办案，以作示范。
民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林亨元批评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业务不够熟悉，同时又不大虚心听取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意见。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在讨论问题时，往往不能很好地听取承办人的意见，有些人在会上过早地下断语。在审判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保护公民权利，这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好处。但有个别法院，不问是什么事，都把被告押起来，这是不对的。
最高人民法院顾问、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昱恒谈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矛盾。他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矛盾是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也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他说，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宗派主义。几年来，非党干部得到了提高和改造，可是到目前，没有一个非党干部做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他又说，旧司法人员还没有被完全利用。他最后对审判委员会提出批评。他说，审判委员会在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时有草率现象。他希望审判委员会应像“况钟之笔”一样地慎重又慎重。
董必武在座谈会结束时说，大家提的意见都是宝贵的，应整理研究，能解决的应马上解决。
在另外三个小组的座谈会上，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或党委负责人主持会议。会上，非党人士对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党群关系、培养干部、生活福利等问题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第2版()
专栏：
顾虑重重不敢放手
阻碍了云南部队里文学艺术花朵的开放
据新华社昆明20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长宗报道：解放军驻云南部队的文艺、医务、宣传、文教工作者等，15日到18日热烈讨论了什么东西阻碍部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参加讨论的人认为，现在各地都在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部队中许多人都跃跃欲试，但是也有不少部门，仍是一片沉寂。这主要是因为部队领导上没有很好地理解党的这一方针，顾虑重重，不敢放手。
参加讨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部队中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命令主义和简单化的作风，如不纠正，文学艺术的花朵就难以开放得好。有人谈到，领导上不是根据文艺工作的特点领导文艺工作，而是用指挥连队的那套方法，靠命令、纪律办事。歌舞团的一个团员说，总政治部文化部一个负责同志就说过，我们部队里好办事，对于演什么，用不着像地方文艺团体那样讨论过来、讨论过去，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了。下边的领导同志，命令主义就更严重。文工团的一些演员谈到，部队文工团业务领导归党支部，很不合理。他们的党支部中，七个支部委员有四个根本不懂业务。他们建议组织艺术指导委员会，由业务水平高的党员和非党员组成，来领导文工团的业务。
一些人在发言中，指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部队领导方面有宗派主义情绪。速成中学的教员谈到，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在入党、提级方面，都比工农出身的干部困难得多。作家彭荆风说，某单位一个搞创作的知识青年，参军八年了，出版了三部小说集，至今仍是个副排级干部。有人说，有一个药剂师，长期得不到从事业务研究的条件，在建筑营房时调去打杂，当工头，搞经济核算；一个英文系的大学生，有英文教员的差事不派他干，却让他去管理文具。速成中学的一个教员说：“我们学校中一个教员，对校级军官学员提出了批评，有一个政治领导干部对教员讲话时竟说：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出世；当他们来解放你们的时候，你们那时还唱反动歌呢！”
有些人在发言中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学艺术工作的粗暴和蛮横态度。歌舞团的一个团员说：“我们军的军长有一回看歌舞团跳舞，由于演得不好，军长竟当场破口大骂演员是流氓。”京剧团团长张化锐说：“首长看戏都是先把剧目和演员点好，可是中途首长的兴趣变了，剧目和演员就得大变动，弄得整个剧团手忙脚乱。
不少人还谈到了部队的清规戒律，束缚了“鸣”和“放”。有人说：“我们部队统得太严，‘金箍咒’太多。”步兵学校的宣传科长对一篇讽刺某部门服务态度不好的小品文竟被审稿审了一个多月的现象，提出批评。速成中学的一位教员反映：“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干部规定，凡是表扬的稿子，教员组看过以后就可以发表，批评性的稿子，必须经过他审查以后才能发表。”
第2版()
专栏：
黄炎培向记者发表谈话
民建将运用集体力量参加鸣放
本报南京20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于19日在南京向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
黄炎培谈到当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说，主要的问题基本上是如何使工商界人士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的问题。目前阻碍工商界人士发挥积极性的原因，就工商界上层人士来说，主要是如何改进公私共事关系，使私方有职有权的问题。他说，目前还有相当多的公方人员，由于对私方人员在高潮以后的变化认识不足，因而对他们信任不足，没有能够帮助私方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就工商界中的中下层来说，主要是生活福利上的问题。例如病假工资的问题，就是一个当前亟待正确处理的问题。此外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如何进一步使工商界人士认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大转变，即由原来的纯粹资产阶级分子的地位，开始向劳动者的地位转变，因此，他们的立场、观点、以及工作方法也就都必需有根本性的转变。
关于目前工商界对于“鸣”“放”的顾虑，黄炎培说，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用“内外夹攻”的方法来彻底整风的精神认识不足。有些工商界人士还怕在“鸣”“放”之后，会受到报复。为了帮助他们消除顾虑，除了高级的党政领导同志要继续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工商界人士“鸣”“放”外，也要注意到使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同群众接近的党政领导人员以及企业里的公方人员能够首先表示态度，鼓励私方人员“鸣”“放”才对。民建组织也应当帮助工商界人士清除顾虑。
黄炎培说，民主建国会一定要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他说，我们认为民建成员的“鸣”“放”，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的问题。民建组织应当鼓励成员“放”“鸣”。这样做，也就是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它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挥监督的作用。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次，我们一定要大大补课。
黄炎培说，我们还认为：民建的成员，除了各人可以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外，也还要运用集体的力量对目前的某些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问题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我们认为：运用集体力量来“鸣”“放”，除了可以使我们所提的意见更加完整更加全面外，也还可以在讨论中联系实际，适当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提高我们自己的政治水平。我认为：我们民主党派，特别是我们民建，应当虚心地向党的这一整风精神学习，更进一步地改造我们自己，做好我们的工作。
关于民建组织如何集体“鸣”“放”的问题，黄炎培说，在广泛鼓励个人“放”“鸣”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民建组织可以在个人“放”“鸣”的基础上，采取集体“放”“鸣”的办法。
第2版()
专栏：
听取批评 改进工作
司法部党组织邀请部内民主人士座谈
本报讯 中共司法部党组和党委会18日上午，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的发言，对司法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批评。民革司法部支部委员李大光谈到，司法部作为领导机关，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放马后炮。领导同志不懂业务，又不好好钻研。遇到问题，拿不出主意；处理问题，过分强调“稳”，拿不出东西来，而地方却很需要司法部的帮助。对下面，帮助少，批评多，可是又没有正确做法的标准。民盟成员孙文铨谈到：他下去检查工作，发现的问题，回来写了报告，如果早研究解决，对工作可能有帮助，可是交给司长，一压就没有下文，形成了为检查而检查。
党群关系方面，有人谈到，司法部近几年来党群关系有很大改善，可是也不是融洽无间。民盟成员陈一清形容为：“有和风，有春风，也有寒风”。民盟司法部支部主任委员曹杰在发言中还分析党群关系不够融洽，是因为有些年青的共产党员还不了解中国近三十年来革命历史，不了解各民主党派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他建议年青的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有关统战工作的文件。
第2版()
专栏：林蓝
从高小毕业生到合作社饲养员
冯健参加农业劳动的故事
当冯健离别了打着锣鼓欢送她的家乡的人们，再一次来北京参加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一路之上，望着船舱外边波涛起伏的湘江，望车窗外边延伸无尽的田野，她心里是如此畅朗和兴奋！她感到自己好像和我们的整个国家，和我们的全体人民，紧紧地拥合在一起了。回想到三年多以前，她为自己的前途而哭泣的那些个夜晚，真像是迷失在暗无天日的森林里，种种个人的忧虑和追求蒙蔽了她的眼睛，使她看不见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一旦她从那种种个人的追求之中解放出来，忠诚无我地献身于人民的集体事业时，就好像得到了一把童话里的金钥匙，生活立即在她面前展开了新天地……
决心留在家乡
1953年，冯健从高小毕业，没有考取中学的那个夏天，她哭泣过多少个夜晚！她不仅怕见亲友同学，甚至也不敢到长沙的大街上去——看见街上熙攘来往的行人，她也羞红了脸，就像大家都认识她，都知道她没有考取中学似的。她离别了在长沙商店里作会计的父亲，回到湘江岸上的家乡。在乡下的家里，痛苦也依然不能减轻，她隐居到一间板楼上不下来，妈妈只得给她送饭上去，而她那里能够下咽。更可怕的是那些不眠的夜晚，她愈想愈没有出路，简直要发疯了。
这时候，乡里正在筹办初级社。县工作组的李度同志，党支书吴吟钦同志，还有党员吴春爹同志，大家都来劝说冯健，向她讲农村的灿烂的远景，留她在社里作信用社的会计。冯健嘴上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心里却反感得很。农村实行合作化，将来会像苏联农村一样美好，这点她坚信不移，而且，她在小学的时候，还曾幻想过作拖拉机手。但现在，农村说得上什么拖拉机呢！到苏联那样，还得多少年月？
党支部、团支部继续对冯健进行教育，最后，徐建春的事迹终于打动了她的心。徐建春和她一样是高小毕业生，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人家能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而且作出那样的贡献，她为什么不能够呢？
冯健答应了作信用社的会计。但这时，妈妈还在托人给她打听外边有什么工厂招收工人，她自己也抱着暂时作作看的思想，并且因为耽心将来有机会出去时脱不得身，她对工作就马马虎虎，心想只要账目不错就行了。但工作是马虎不得的，不久，账目就发生了错误！在一次结算当中，差十块钱，怎么也对不拢来。还只有十五岁的冯健吓坏了——如果被别人知道，说她是贪污可怎么办？她暗暗急了很久，终于提心吊胆地告诉了那把她当孙女看待的党员吴春爹。大大出于冯健的意料之外，吴春爹不但没有责备她，还找了银行的营业员来帮她查了几夜账，那十块钱查对出来了。这件事，深深感动了冯健的幼小的心灵，她怀着愧疚的心情，怀着对关心她如亲人的同志们的感激，决心要把信用社的会计工作做好，决心留在这处处感到温暖的家乡了。
热爱上了农业劳动
冯健晚上做会计工作，白天参加生产。她第一次劳动，是去修堤。那天来到堤上，看见根本没有妇女，她就有点发怯。当她挑起土筐，来回行走在石子路上时，脚掌疼得呀，心里直发慌。而且，挑多了，压得腰杆直不起，挑少了，又怕别人笑话。她硬撑着干一上午，下午便歇在家里了。晚上吴春爹来，他对冯健说道：“头难头难，少挑子慢慢来，怕什么啰！”听着这话，冯健忽然想起了她的红领巾。在学校作少先队大队长时，红领巾曾鼓励她克服过多少困难！第二天，她又鼓起劲上了堤，终于挑了六十几分工，并且带动四十几个妇女参加了修堤工程。
这劳动战线上的第一回合使冯健懂得了一个重要的诀窍——坚持就能胜利。这年冬天，社里展开积肥运动，在霜雪凛人的天气里，冯健和男同志们一起，卷起裤脚下塘去挖塘泥。男同志们好心地劝阻她，但她想：“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劳动就不能怕吃苦！”就这样，冯健——这个唯一的尚未成年的女孩子，和男农民们一起，站在冰冻入骨，齐膝深的塘泥中，一锹一锹地，把自己的力量，献给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劳动。
自此后，冯健引起了人们的爱戴，她开始虚心学习田里的种种活路。犁田向来是有经验的老农才干得了的农活，但她迎着严冬的寒风，带着满脸满身的泥污，来往于水田里，一天又一天，终于学会了犁田。就这样，冯健以她的实际行动把自己提高到先进青年的行列，1954年3月，团支部吸收她加入了青年团。在入团宣誓的大会上，党支书吴吟钦同志，对“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这句誓词作了热情的讲解，这句誓词火种般留在了冯健的心里。自此后，她确实没有辜负“青年团员”这个光荣的称号，这一年的生产中，她事事走在群众的前边，如像她带动大家抢补油菜苗，如像她宣传插种红薯和双季稻，如像她推广盐水选种，如像她创造了一亩田三斤种谷的经验，与试验杂交，培养新的稻谷品种。
在危急的时刻
像很多女孩子一样，冯健怕鬼，怕走黑路，甚至从塘边过时还怕失足跌进塘水里去。1954年秋，南方各省多年稀有的大雨，湘江泛滥的那天晚上，风声雷声，震撼天地，就着闪电的亮光，冯健跟大家一起往堤上跑，她忘记了害怕啦。到了堤上，浑身湿透，男同志都劝她回去，她那里肯回去呢？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的时刻，她——一个青年团员，怎能不管不顾！当堤上出现了裂缝，水浪汹涌地扑进田里来时，很多人都吓得退下堤来，躲在禾田里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危急的时刻，冯健想起了刘胡兰！刘胡兰对敌人的铡刀都不畏惧，难道自己就怕了大水？这样一想，冯健立刻浑身都是胆量，她扑通一声，跳下水去。男青年们楞了一刻之后，便也接二连三地跳下了水，大家拔起禾蔸，终于把裂缝堵住。就这样，冯健留在堤上三天三夜没有回家，直到大水稍退，村子脱离险境。
经过这次抢险，在大家的心目中，冯健不仅是可爱可亲，而且可钦可敬了。大家对这个小姑娘怀着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尊重与信任，秋后扩社，她当选为西塘农业社的副社长。1955年，她又当选社的劳动模范，出席了全省和全国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在北京开会，意外地看见毛主席的那一刻，冯健不禁眼泪直涌。一路回来，她总想着申请入党的事，想着到了十八岁，就一定要站到党的队伍里来，这样自己才不愧对毛主席！
冯健确实没有愧对毛主席，她继续在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和劳动当中考验自己，1956年春，还没有满十八周岁时，她就在毛主席的像前，又含着眼泪，庄严地宣读了共产党员的誓词。
不作会计要作饲养员
1956年春，社里把几十个先后离学校不久的青年人规划作饲养员时，有几个女孩子伤心地哭了。这时，担任全社会计的冯健，便向社委会申请也去作饲养员，但这申请没有得到社委会的同意。
一天，冯健到饲养场去看刘霞和王爱莲，了解一下她们有些什么困难。这两个女孩子望也不望冯健一眼，冷冷地说道：“什么困难也没得！我们在这好得很！”冯健听着这话，看着她们劳累、烦燥和委曲难忍的神色明白了一切。冯健蹲下来一边帮她们切饲料，一边说：“慢慢来，任什么工作，开头总是困难……”“困难不困难也得干，”刘霞话中有刺地答道，“我们这些没得文化没得能力的人不来喂猪，哪个来喂呀？”王爱莲立刻接着说：“人家要作脱产干部啦！人家说当饲养员，还不是带带头，骗骗我们这些蠢包！”冯健听着，一声不响，从饲养场出来，径直往社委会去。她在党支书和社主任面前几乎哭了，她惭愧地说道：我是党员，又是团的干部，我不能把困难的工作推给别人……”
社委会终于答应了冯健的要求，决定送她到县上的饲养训练班去学习。这事情再也瞒不住妈妈了，那天她一回家，妈妈就气冲冲地劈脸问道：“你个细妹子，能喂得几只猪？喂上几只猪又怎么样？又能贡献些什么？”无论冯健怎样解说发展生猪对国家的重要，当饲养员如何光荣，妈妈也不听她的，妈妈一口咬定：细妹子喂猪，真造孽！冯健说服不了妈妈，妈妈更说服不了冯健，她还是上县学习去了。上县以前，妈妈气得不但不给她收拾衣物，连吃饭的钱也不给她。
冯健在县上学习六天，回来到第七饲养场工作。这时，群众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党培养冯健好几年，不当脱产干部，怎么倒喂起猪来？”更有人给她算八字道：“喂猪这个活路不易得，等着看吧，她保险长不了。”妈妈呢，因为心疼女儿，又阻拦不住她，气得话都不和她说了。
第七饲养场喂猪八十多头，只有三个饲养员。两个男饲养员整天在湖上捞菱角藤，她便留在场里，一个人要把这八十多头猪的饲料切好，煮熟，再冷凉，然后喂给猪吃。饲养场初建，附近没有井，每天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几十担水。这样，从太阳没出，到月亮升起，一天下来，吃晚饭时，冯健的两只胳膊连筷子和碗都举不起了。单是劳累还不算，打扫猪栏除粪的时候，那个臭气呀，熏得她几天都吃不下饭，想起来就发噁心。她本想戴个口罩，又顾虑别人的闲话，便一横心，挽起裤脚袖管，就往粪栏里跳。那好像简直不能克服的困难，冯健终于又坚持过来了，她没有让群众给她算的八字算对。
1956年，大湖乡高级社的生猪从二百多头发展到八千零六十多头，超过稻谷的收入，在酷旱成灾的年月，保证了社员的生活。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冯健站在庄严的讲台前面，向大厅里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作他们社里的养猪事业的报告时，她心里该怀着多么大的激动和喜悦！因为，成为全国表率的湖南望城县大湖乡高级社生猪发展的巨大成绩之中，也包含着她的一份艰辛的劳动，包含着她多少的苦恼和欢乐。
在为自己的前途深深忧虑着的青年人呵，从冯健走过的道路上，去寻求生活里的那把金钥匙吧。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