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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向省委提出意见
要求加强统战工作 密切党群关系
本报西安18日电 17日，中共陕西省委会邀请陕西省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在会议上发言的共有九人，他们对统战工作、党与非党的关系以及省委领导上的问题等，提了很多意见。对于这些意见中能够答复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都随时作了答复，有些一时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提出一定在这次整风中进行处理。张德生并请大家大胆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帮助党进行整风。
民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兆鹗说：我感到陕西省的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省上重视，县上就差一些；省委重视，而行政部门就差一些。如省人民委员会，只能看到行政关系，看不到统战关系。
党和非党的关系也有很多问题，有人说：党员是“鹤立鸡群！”是“举动冷冰冰，说话哼哼哼。”个别党员甚至还挑拨是非，弄的互相有意见。如有一个厅长年纪大，提出坐吉普车不方便，要换卧车；我说年纪老的人很多，要解决应该通盘考虑。结果就有人把我说的话告诉了这个厅长，他还说：“大家都同意了，就是韩不同意”，弄得我和这个厅长之间很不愉快。
另外，机关党有宗派主义。有些党员干部年年升级，还有一年连升两级的，几年间，有的连升三级，甚或连升五级。至于是否称职就不管了。如果“才不足以理事，德不足以服众”，那就会越升得高越坏。有些党员在机关里不钻研业务，但是“指挥欲”很强。
民革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蔚如说：统战工作是上紧下松，下边有些人员连民主党派的性质都不知道。希望以后加强统战工作的教育。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候宗濂说：我认为学校里有宗派主义倾向。比如我们西安医学院派教师到苏联留学，我强调派思想进步、业务能力强、身体健康的教师去。但是学校并没有这样办，而只是派了党员去。我查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副院长说这是西安市委批准的。但是，西北大学和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都派有民盟盟员教师去留苏，可见我们学校是有宗派主义倾向的。
民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子健就民主党派在学校的作用发表了意见。他说：民盟这几年在学校，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确是作了很多工作，发生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在西北农学院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其原因，主要是那里的党组织很重视，也要求民盟组织做出成绩来。但有些学校便不尽如此。
民建西安市分会主任委员韩望尘说：在工商联合会的工作中，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也很多。陕西省工商联合会中党和非党人士没有建立起感情，非党人士说了话不算数。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也存在着歧视私方人员的现象。如西安大华印刷厂有个公方代表在会上对私方人员宣布，现在要整风了，你们每人先写一份自传交上来。长安县某公私合营商店李增华在讲习班学习回来，要在会上讲一下学习心得，但是公方代表却宣布说，现在让李经理向大家检讨他过去的错误。弄得李本人和职工们都莫名其妙。
民进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生说：在发展组织方面，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有些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的关怀和信任还很不够。如民进有些基层组织一般都能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但是常常都得不到具体帮助。因此一些基层组织的成员感到不满意。
民盟省副主任委员成柏仁当面对省委第一书记提出批评，他说：张德生书记鼓励我提意见，我就对张书记提几点意见。我认为张书记为人和蔼、谦虚，善于接近人，几年来领导陕西省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但是，这不等于没有缺点。我感到张书记的第一个缺点是思想不够锐敏，行动有些迟缓。第二，张书记在领导方法上，缺少大胆的、创造性的和多式多样的精神，有一般化的缺点。第三，我希望张书记要下决心跳出事务圈子，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民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若愚在发言中谈到党群之间形成墙的原因。他认为，在过去一系列的运动中，党员和部分团员作领导和改造思想的工作，有些人就自命为改造者，而把另一些人却看成是被改造者。因此，有些非党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也有些人产生了“明哲保身”的思想，因而党和群众之间产生了墙和沟。这个墙应该由领导同志去拆。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副主任委员张伯声说：在我们高等学校里也有很多内部矛盾。在推广先进经验时，有死搬硬套的情况。比如大学里曾推广一种经验，一星期三十六个钟头的课全挪在上午的时间。这本来是苏联在战争时期的一个临时措施，但是高教部未弄清楚，就当作先进经验来推广。
其次在民主党派的问题上，建议能设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如果民主党派少，各民主党派可以合起来配备一个干部，这样可以加强和党的联系，也可以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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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排除宗派主义情绪 诚恳对待非党干部
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会员举行座谈
本报讯 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于16日晚上联合邀请部分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工作的会员，座谈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由民建中常会副秘书长谭志清和民建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莫艺昌主持。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崔敬伯首先发言说：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从消极方面提问题，从积极方面则应该是网开三面。这就是：在思想方面要开放，在工作制度方面要开放，在生活作风方面要开放。共产党员应该用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干部和民主人士。为要使非党干部能够作好工作，应该让他们也参与政策的制定，参加必要的会议和阅读必要的文件电报。他认为不是党员领导干部有意要把非党人士关在门外，而是在工作制度上就有那样的规定。在今天党对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情况下，工作制度方面的界限也应当消除。在生活方面，党员应当和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消除过去那种互不往来的现象。
财政部参事屈兰九、市百货公司业余学校教师孙楚兰、税务总局科长袁穆如和油脂公司干部王世铨等，批评了许多机关学校的党员干部不重视统战工作，不信任非党知识分子以及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等不良作风。孙楚兰说：百货公司党的组织发展太快，党员的质量不高，不懂得什么叫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对非党干部、特别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有盲目排斥的宗派主义情绪。反之，只要一个人入了党，就会得到重用和提拔，而这个人也就会骄傲起来。
前门区干部业余学校教师徐悟等，批评了民建会工作中的缺点。徐悟说，民建会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几次会议选出的代表和委员，他闭着眼睛就能想出三分之二。他认为，民建会领导上没有深入到会员中发现新的积极分子，对某些会员特别信任和器重；而这些人也就骄傲自大，对待会员的作风粗暴。王之浩认为，民建会的领导上缺乏独立思考，在一些问题上随声附和；同时对个别会员会籍的处理不够认真负责，没有完全按会章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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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止整风中“狂风暴雨”“赶任务”
广东省委决定延长整风时间
内蒙古确定整风计划全面检查内部矛盾
据新华社广州18日电 中共广东省委在昨天举行的常委会议上，决定采取措施来保证做到整风、工作两不误。
省委指出，目前省内整风运动的有利形势已经形成。但是，目前省内有许多的重大的工作需要抓紧进行，而整风运动是一个思想教育运动，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就会使运动出现“狂风暴雨”“赶任务”的现象，不利于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此，会议决定修改原来关于整风时间的安排，将整风运动的时间适当延长。省一级机关整风原定6月开始，9月结束，现在改为5月20日开始，11月结束。县以下机关则推迟到秋收后开始，目前集中力量抓紧农业生产，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农业大丰收，并且可以抽空学习文件，为以后整风作好准备。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9日电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在18日通过的新的整风的工作计划中，确定将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及“勤俭建国”方针的贯彻执行情况，作为自治区的区、旗、县以上各级党组织这次整风的中心内容。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曾开展了以增产节约和精简机构为中心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撤销与合并了五个厅、局和八十一个处一级机构，大部分单位撤销了科一级机构。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一级机关削减编制30％到50％。抽出三千三百八十五名工作人员，适当加强了需要加强的旗、县、区、乡级的基层组织。在这次运动中，还普遍制定了增产节约计划，大力缩减了办公、修缮、购置等用费，勤俭朴素的风气在干部中开始树立。机关工作中加强了民主生活、政治思想教育，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有了转变，许多领导人员都能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有目的地到基层去工作。文牍主义也大为减少。
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由于对国家和自治区当前伟大变革时期的基本形势认识不足，对许多问题还未能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来认识，对各方面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还没有全面检查。许多党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还有程度不同的疑虑和抵触情绪。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虽作了揭发批判，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且在许多部门和干部中仍然严重的存在着。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重新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要求自治区各地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以及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进行工作检查和思想检查。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针的贯彻执行上。
在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分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民主人士、民族关系和解放军七个方面，并分析这些方面当前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找出处理矛盾的办法。所有部门和所有地区，都应检查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和党与非党关系‘以及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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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18日讯 国务院在5月10日任免一批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周兰田为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
高赞非为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孙备五为副院长；
刘绍禹为四川师范学院院长。
免去刘绍禹的四川大学副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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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补正高等教育部陈蔼民来信：
5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的高等教育部党组织邀请部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的消息中关于我发言的部分，与原意有些出入，现补正如下：
关于留助教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过去部里对留优秀毕业生作助教的意见坚持不够，虽然留下的助教一般质量很好，但也有部分助教成绩较差，对他们培养、提高比较困难，几年来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杨秀峰部长考虑和听取业务部门的意见不够”，我指的是高等教育部业务司。
关于派同志到学校检查工作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检查业务和行政方面的工作，司里和学校不必对党员和非党员分别对待，并不是说非党员不能找学校领导同志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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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高等学校教授
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本报讯 最近记者访问了河北一些高等学校的教授，征求他们对于高等教育部和学校领导的意见，谈谈教育工作中的矛盾。
河北农学院教授刘旭初主张在高等学校恢复学分制和百分制。他说，高等学校几年来在教学制度上更改很多，副作用很大，主要是高等教育部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他们忽视中国教育过去的传统，生搬硬套一些制度和办法。当然，苏联先进经验是要学习的，也有些在教学上起了良好作用。问题在于学习的时候，不能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硬来推行。譬如教学大纲，在苏联是五年学完，搬到中国来是四年毕业，这本身就是矛盾，形成学生负担过重。
譬如学生成绩的记分，过去多是百分制，解放以来改了五分制。这在苏联是合适的，在中国就不合适。
又如中国大学过去多是学分制，学分学完就毕业。这样，优秀学生可以提早毕业，迟钝的学生可以延长学习时间，这适应学生智力不同的情况，同时要求学生达到一定的毕业水平。解放以来废除了学分制，学生不管资质高低一起毕业，甚至明明不合格的也勉强送出门去，形成质量不齐。
当然，百分制和学分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但移植到中国数十年，已适合中国国情。刘旭初教授特别谈到在以前他是不敢这样说的，怕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
老年教师有了进步
领导上还用旧眼光看人
唐山铁道学院讲师胡思杜谈到高等学校领导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三反以前，一些年长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肯定是十分严重的，三反中矛盾暴露了，几年来经过许多政治运动，许多老教师的思想是进步了，而学校领导还是以老眼光看人。学校中盛行青年教师路线，而对有经验的教师疏远，脱离了基本群众。而这些青年教师经验不足，却担负教学改革的重责，后果实在可怕。曾经有一位机械系的教师根据部里发下的苏联教学大纲压缩修改了，交给管教务的青年同志说，这已超过学生负荷能力六分之一，希望他到部里去力争缩减。结果这位青年同志不知教学甘苦，到部里开会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六分之一，倒增加了8％，以致从1953年到现在年年精简课程，多少学生闹病。
河北农学院讲师陶学郁认为他们学校也有这种现象。教研组不管什么事，老教师总先要征求青年同志意见。什么运动都是他们担任组长，这使这些青年同志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认为老教师一无可取，而使老教师更感自卑，造成新老教师之间关系的不正常。
这事实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反映，因为这些青年同志多半是党、团员。胡思杜还谈到唐山铁道学院四个院长、副院长都是党员，而且都是铁道部派来的党员。教师们曾提出一个教授当院长，提了两年未批准。胡思杜认为铁道部领导不了解知识分子的脾气。他们希望有一个教授当院长，就如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人当自治区主席一样。另外，在唐山铁道学院中有一个非党教务长与院长发生争论，党员院长就声色俱厉地说：“你坚持，你得负责！”请问这样一位非党教授如何负责？一句话害得他一年多抬不起头来。
希望深入了解情况
确实解决现存矛盾
胡思杜还提出党员教师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一切工作岗位上要起带头作用，而高等学校一般党员教师在业务中的带头作用是不够好的。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怎么在教学工作中起得了骨干作用。他又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停于呼口号阶段，号召多，做得少，这与会议过多有关。最近他们学校工会调查了一位担负社会工作等情况的教授的时间：社会活动占四分之一，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占四分之一，各种会议及行政工作占二分之一。这证明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不务正业”，只有四分之一时间放在他应有的工作上面。胡思杜建议高等学校应有 “三天无会日”。
胡思杜还认为唐山铁道学院领导上对教师的情况若明若暗，了解不清楚，因之许多问题解决不了。院长（兼党委书记）很少下到系里和教研组和教师谈谈心，也很少征求教师的意见，教学工作盲目性很大。他希望这次学校中能边整风，边下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摸教学工作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教师思想有什么矛盾。他说过去既然欠了这笔账，愈早还愈好。他希望党委书记亲自动手，不要仅仅依赖支部同志搞。一般支部同志多是年轻人，经验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掌握不了，在教学工作上又无实际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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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一百三十多位教师座谈
揭露矛盾批评学校工作中的缺点
本报讯 18日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一百三十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举行座谈会。会上，副校长聂真、邹鲁风再次要求大家对学校各方面工作提出批评，彻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
体育教研室教授时万咸、李洲批评学校不重视同学的健康。李洲教授说，毛主席号召青年“三好”，人民大学办的却是三缺一的教育。学校的领导人很少过问同学的身体。老教师未被重用好经验不能吸收
邢宗江讲师说，老教师中原来担任院长、系主任的人来人大后，没有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这就不能吸收学校中过去好的经验。学校行政事务工作的效率远不及其它学校。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许多老教师要求入党，虽不能说校长是置之不理，但起码可说是理的很少，使人感到冷淡，我校老教师可能一个也没有入党的。
陈允明副教授说，各级领导者之间，关系不通畅，校长很少找教研室主任了解情况，有的教研室主任说，几年没有同校长个别谈过话，系主任同教研室主任联系也脱节，学校一些重大事件不和群众商量，等群众知道了以后，领导上已经决定了，再提意见也不起作用，至多是领导上向你解释解释。教员不了解学校当前的工作中心，只好对学校事情“不闻不问”，“给什么做什么”不让群众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当然也就谈不上发挥群众的智慧。由于领导不依靠群众，使得本来能够解决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例如课程重复问题，时间很久，还没有解决。这样一方面教学效果不好，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同学们的思想负担，校领导如果和群众接触，依靠教员，问题是能得到顺利解决的。
教研室要少担任行政事务学校应尊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
赵澧副教授说，报上说北大像衙门，我看人大是有过之无不及，教研室不是个学术集体，而像科似的一个行政单位，教研室担任相当其它学校系一级所担任的那样多的行政事务，不少教研室有三分之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有的教研室主任要拿出一半的时间去做行政工作，教研室上面有系、部、校长，下面有教学小组，教员直接和教学小组长发生关系，同教研室主任都很少接触，同校长、部长接触那更是不用说了。我参加上次学校召集的讨论学校科学研究等会议，都是先有方案，大家讨论，会上的发言虽然很好，但大会的结论早已是会前做好了的，结果是决议流于形式。学校不是从学术方面来看人，而是从行政职位来看人，教师当教研室主任，大家都看成这是提拔。我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非要学术上最好的人，而是要选有办事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人去担任。我们过去有些教师，学术上刚显出一些起色，就让他做教研室主任，在业务上结果是耽误了。学校应当尊重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要多吸收他们的意见。
当前主要问题是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
林万和副教授说：学校领导上说几年来人民大学的成绩是基本的，我不是这样看法。我说目前缺点是基本的。失败的关键，我认为是我们把办人民大学当成一种任务，不是当成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去办。我们的方针问题一直定不下来，在科学研究方面，对经常的研究工作注意不够。我们的基本行政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还不能保证让大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到科学研究上去。对校党委工作我认为基本上也是失败的。许多教师不会独立思考，只知道服从，上级说什么，我们说什么，独立判断能力非常不够。自然，还应该肯定，几年来党对我们的培养是有了很大成绩。我认为我们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培养教师的独立思考。
唐世儒讲师说：七八年来，我感到我校领导上有几多几少。自作主张多，商量少；命令多，检查少；号召多，具体帮助少；批评多，表扬少。领导工作一般化，对各专业系，不顾各系特点，只知发布命令，这与机构重叠是分不开的。教务部、研究部不知对教学起什么积极作用？只起了形式主义的作用，起了个校长不能直接同系、教研室接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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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知识分子的漫漫长夜 古凡
夏寒和冬心
忍过春寒又夏寒，
冰肠毕竟暖来难。
居住在台湾的一个诗人，写了一首题为“夏寒”的诗，这是开头的两句。泛滥在台湾“文坛”上的，是那些麻醉和毒害人心的描绘奸淫邪盗的货色，和一些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但也有一部分篇章，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中，他们底哀伤，寒栗，忧怨，绝望的情怀；“夏寒”就是这类作品之一。台北市的一家半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冬心草”的散文，作者的冬心刚好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夏寒心境的注释。文章说，在台湾，是看不见冬天的。平原地区从来不下雪，也不结冰；没有火炉；也不用穿皮袄。尽管已经过了冬至，而园林草木，还永远是绿油油的。如果说，冬的面目，应该是萧条，肃杀，枯寒，死寂；那么台湾就是个没有冬天的地方。但是，自然现象虽然如此，而台湾人心的感觉则并不这样，他们的心可能永远是冬天的，他们患了无可救药的伤感病，深陷于“春非我春”的执着，被悲哀所埋葬了。
像这类充满了哀伤情调的笔墨，在台湾的文艺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一个台湾作者形容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夜行者”，他们“在茫茫长夜中，有无边的寂寞。”
在文化荒漠中
在台湾，无书可读，是使在那里的知识分子感到无边的寂寞的原因之一。一个曾经留学法国的台湾人士说，这几年来，台湾文化界可以说是饥荒到了极点，今天台湾所列的禁书真是恒河沙数，无从算起。
台湾国民党当局，这几年来开列了许多张禁书清单，并且经常派出小组前往各书店、机关、学校、图书馆查封、焚毁禁书。
这些禁书甚至包括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解放前出版的刘仙洲译的“蒸气表与莫理尔图”，张江树著的“理论化学实验”，任鸿隽等译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吕思勉著的“中国通史”以及“普通物理学”、“肥料学”、“织纹组合学”、“稻作学”、“稻作虫害学”、“实用制革学”、“无机化学通论”、“实用化学”、“自然地理”、“英文法”和莎士比亚剧作译本，西欧各国文学名著译本，直到辞源、辞海……
台湾国民党当局几年来开列了许多张禁书单。仅仅其中的一张，就开列了梁漱溟、沈从文、朱光潜、严济慈、黎锦熙、舒新城等一千多位学术、文艺界人士的姓名，规定凡是这些居住在大陆的人们的出版物，不管是他著的，编的或翻译的，都一律加以查禁。辞海、辞源在台湾受到查禁，就是因为这两部辞书的大部分编辑人留在大陆。
台湾知识分子像生活在文化的沙漠中，书店和图书馆成了真空状态。
台湾文艺工作者既无书可读，要创作更难。在国民党既反动又愚昧的政策下，从作家到演员，他们的作品与演出，除了必须小心翼翼，回避许多“忌讳”以外，还要有固定的“反共八股”的主题，硬化的格局，直到使用千篇一律的词汇，否则便不能过国民党审查老爷的关。因此，台湾许多洁身自爱的学术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这几年来都搁笔不写。台湾的书报摊上，除了充斥着美国的画报、小人书等以外，就是一批实际上是流氓、烂仔的所谓“文化人”的荒唐恶劣的货色。
失业和贫困
台湾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物质方面也是生活在饥馑的边缘。
一个大学的老教授的月薪不到台币一千元（一千元台币合二十五美元）。这个待遇标准是三年半以前订定的。三年半来，台湾物价上涨了三倍多，教授们的薪金却没有变。
台湾各大学和学院的教授们，许多人在下课之后，要帮助太太买菜、做饭、抱小孩、洗尿布……，因为要雇工或请保姆，每月得花工资和伙食费台币三、四百元，约占去老教授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一。
至于一个有十年八年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每月只有工资台币五百元左右。许多教员为了养家活口，下课之后在外另替学生补习，星期日也不休息，以便多找点钱来免使儿女终日饥啼。不少教员因操劳过度，加以营养不良，心情忧郁，都染上了肺病或其他慢性疾病。
然而，这些能找到职业的知识分子，比起失业的人群来，还算是侥幸的了。台湾汹涌着失业的浪潮。在一百多万失业人口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去年9月，台湾当局举行了“就业考试”，二千八百多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参加这次考试，只取录了九百多名，其余一千九百多人刚离开大学就走进失业的队伍中。而所谓“取录就业”，不管学的是电机工程也好，畜牧兽医也好，大多数都只是被送到台湾各机关中当一名“临时雇员”。失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台湾蹬三轮，做小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精神上的重压
文化生活的饥渴和物质生活的困苦，只不过是使台湾知识分子感到窒闷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给他们重大压力的，还有台湾的特务恐怖和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形成的台湾可怕的社会气氛。
在火烧岛集中营，在台湾各监狱里，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加上 “触犯叛逆刑事罪”、“思想嫌疑犯”等罪名，在精神上、肉体上受着惨无人道的摧残。国民党的特务已经猖獗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常常出入台湾各报纸杂志的编辑部，质问记者和编辑：“谁叫你这样写？谁叫你发那条新闻？”至于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分子的密告、诬陷，在台湾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一家台湾杂志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杀气”的杂文，描述了台湾的特务恐怖和一种可怕的社会气氛。其中说：
“当今台湾社会，形形色色，在芸芸众生之间，似乎弥漫着杀气腾腾的局面。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互展手段。你守我攻，你打我击。牢骚怨愤，到处可听；谣言耳语，到处可见。可以说每一个人均为这股逆流困扰，不是在应付调查，就是在防范告密。你每天提心吊胆的做人，但纠纷还是接二连三的追踪。何以今日社会上会造成这种杀气？一言以蔽之，实在是精神上没有出路，海岛侷居造成人们心地的偏狭……”
如果不把台湾的特务恐怖和这种可怕的社会气氛，所给予人们精神上的重压估计在内，那么，对于九百万人口的台湾，为什么现在会有十多万名神经失常的人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是难以求得较为全面的答案的。
他们遥念着大陆
尽管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极尽造谣诬蔑的能事，使台湾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存在着疑虑。但是，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摆脱了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凌的局面，转弱为强，这一点他们都清楚知道。西方记者不止一次地报道，在台湾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台湾的中国人的内心都以他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不管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也好，是解放前从大陆前去台湾的知识分子也好，只要是有爱国心的，他们在漫漫长夜的生活中，心里射进了一道光芒，他们遥念着他们虽未能完全了解真相，但已经知道确实是强大了的祖国。许多人冒险收听北京的广播。
今年春天，台湾有人填了一首“好事近”：
“底事苦矜持，隔面云山重叠，惟见万千言语，在盈盈双睫。当筵歌罢泪偷弹，幽怨上眉颊，未有御桥流水，怎题诗红叶。”
这首看来是吟咏儿女情的词发表以后，在台湾一部分知识界中传诵一时。香港报纸说，这实在是台湾知识分子希望和平解放台湾的心情的反映，因为这首词发表时，正好是我国政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在台湾流传开去的时候。“当筵歌罢泪偷弹，幽怨上眉颊。”正好是台湾当局依赖美国侵略者维持残局，备受凌辱，俯仰由人，仰承色笑的写照。
更未残，漏未尽，台湾同胞还没有度过茫茫暗夜凄风苦雨的岁月。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争取台湾早日解放，让阳光早日普照我国的宝岛，台湾知识分子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