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社论
从根本上解决蔬菜供应问题
蔬菜是广大人民日常必需的生活资料。蔬菜价格的涨落，对人民生活有直接的影响。近半年来，京、津、沪、汉等城市和新工矿区，蔬菜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
为什么蔬菜会供不应求呢？根本原因是生产落后于需要。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迅速进展，新的城市和工矿区不断出现，老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而城市郊区及其邻近地区的蔬菜生产，都未能及时地相应发展。如包头市从1950年到1956年，人口增加了两倍以上，而蔬菜种植面积只增加一倍多。哈尔滨市人口增加也不少，但是，主要的蔬菜种植面积反而减少了。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一个城市几年的统计来看，本地蔬菜的上市量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些年蔬菜的供应量对于需要量的百分比是：1953年是74％，1954年是82％。1955年全国二十九个城市和工矿区共有人口三千二百八十五万，按每人每天吃十两蔬菜计算，全年共需蔬菜七千五百万担。而这些地方的郊区所生产的商品蔬菜只有五千二百万担，不足数达30％以上。到1956年，供不应求的矛盾就更严重了。再加上去秋蔬菜因灾减产，今春化冻转暖较晚，青菜上市推迟了半个月左右，业务领导部门未能事先作好准备，对蔬菜生产的规划未加重视，又未及时地进行调剂工作，所以过去半年中，各城市的蔬菜供应情况很紧张，菜价也比往年同期上涨了。
解决蔬菜供不应求的矛盾和稳定蔬菜价格的根本办法，是要大力组织就近生产，就近供应。
在一切缺菜的城市及今后新建的城市和工矿区，都必须把蔬菜生产同时列入规划项目。按照当地的总人口，考虑到以后的发展，根据人民吃菜的水平，计算出蔬菜需要的总量，划出一个固定的种菜基地。这个基地应该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
蔬菜灾害多，风险大，遇到一场霜冻或虫灾就会损失几成。因此在确定蔬菜种植计划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量适当地多生产一些，作为保证供应的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关外不能低于30％，关内也要保持15％到20％。
在北方的各个城市和工矿区，冬、春两季要大量储备蔬菜才能供应市场的需要。要储备大量的蔬菜，除了经营蔬菜的部门要设法储存一部分以外，必须组织蔬菜生产合作社和集体伙食单位设法储存，并且动员居民储存。
有人说：“去年夏天因为蔬菜太多而烂了，为什么现在又要大力发展蔬菜呢？”去年夏天各地确实发生过烂菜的现象；但只是在夏、秋之间，前后一共不过半个月。以北京为例，去年全年上市蔬菜大约十亿斤以上，所谓烂菜，最多也不过1％。而全年蔬菜供应困难的时间，最少也有五个月左右。夏、秋气候暖，蔬菜容易生长，成熟期短，虽然在生产方面可以采取“排开播种，分期收获，均衡供应”的方法，以减轻集中上市的现象，力求减少烂菜，但少量烂菜还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为了保证菜农收益和发展蔬菜生产，蔬菜经营部门必须在旺季负责把蔬菜包下来，大力推销。推销不了的时候，为了减少烂菜，就采取晒干、烘干、腌、酱、渍制等办法处理。处理不完的，还可以用作饲料。对这部分蔬菜应该付给菜农合理的价钱。不应该因为看到一时烂菜的现象，就不努力发展蔬菜生产。
在发展蔬菜生产的方针上，我们主张要“按城划片，就近生产，做到基本自给”。有的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只要将集中产区的蔬菜发展起来，在全国进行调剂，就可以解决蔬菜的供求矛盾了。我国的确有不少著名的蔬菜产区。过去几年，各大、中城市及工矿区储菜不足，也是采取大量调拨的办法来维持供应的。但是，这样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引起了新的问题。例如，去冬今春经过中国蔬菜总公司直接由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省赔钱调运到京、津、汉和北方其他城市及新工矿区的蔬菜达七亿多斤（加上各地直接到产区采购的蔬菜，实际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约用车皮一万八千多辆。其中仅今年春天从广东一地运出的蔬菜，花掉包装器材等费用就有一百四十万元；防寒棉被所用的棉布也有一千三百匹。山东省是蔬菜集中产区，但是由于外地抬价抢购，济南市有八种主要蔬菜的平均批发价在今年1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172％，而市场零售价上涨更多。大调运的结果，原来供应就很紧张的地区仍然紧张；原来供应不紧张的地区也紧张起来了。由于价格不稳，菜农就待价惜售，经营部门又必须按期掌握货源，因而也使经营部门和菜农的关系十分紧张。这种远地调运的办法，在客观上是受运输条件限制的，供应紧张甚至脱销，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情况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长此以往，决不是好办法。因此，为了保证供应，必须“按城划片，就近生产，做到基本自给”。
然而，“就近生产、基本自给”的方针实行以后，集中产区的蔬菜将怎么办呢？它们是不是将要压缩生产呢？我们认为，集中产区的蔬菜，不必继续大量发展；但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巩固。许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秋种冬储蔬菜的生产，风险很大，长城内外，霜冻、春寒等自然灾害也难以避免。东北北部各地的蔬菜，几乎只能五年两收。所以，蔬菜生产不仅要求各城市随着人口增加而相应发展，而且还要求产大于销。在全国还必须有几个像山东省、河北省这样的蔬菜生产基地，以便及时地支援遭灾的地区。即使有一年各地都丰收自给了，集中产区的外调部分由国家全部包下来，也比现在的全国大调运上算得多。何况，中国这样大，局部灾害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一部分不能生产蔬菜的工矿区是要依靠调剂供应的；因此，对于现有的蔬菜基地，必须采取巩固和保护的政策。
那么，以后是不是就完全可以不再组织调运了呢？
地区间的调剂，肯定是要有的。有些城市遭灾失收和某些不能生产蔬菜的矿区是需要调运外地的蔬菜来调剂的。北方城市中有些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冬季要吃的黄瓜、茄子、豆角和冬笋等特殊品种，也需要调运调剂，其数量并不多，运输上的困难和浪费也不大。这些蔬菜在北方如无温室，是不能生产的，就是有温室能生产，成本也比从广东省运来的高得多。如北京市去年12月温室生产的黄瓜每斤零售价八角二分，而从广东运来的黄瓜每斤零售价三角三分，因而南菜北运还是经济的。至于全国各地著名的加工菜类，如四川榨菜、浙江雪里蕻、苏北黄花菜、南方笋干、萝卜干等等，也是必须全国调运调剂的。这些地区间的调剂，是必要的，合理的。
两年前，国务院就曾对城市的蔬菜供应问题作过就地生产为主、外地调入为辅的原则规定。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大城市蔬菜生产和供应情况及意见”中，也曾作过明确的指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附近和工矿区附近应该把增产蔬菜等各种副食品供应城市和工矿区的需要作为重要任务。”但是，几年来各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很不一致。有少数地方已经贯彻执行或正在贯彻执行。如北京、济南、哈尔滨、石家庄等十一个城市都已经对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已制定了解决蔬菜问题的方案，这些城市蔬菜的种植面积今年共增加到一百四十一万亩，比去年增加了25％，这是对的。但是大多数城市和工矿区还没有行动起来，现在应该马上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拟定方案，及早安排生产，要争取在今年内解决蔬菜的生产和供应的矛盾。
第1版()
专栏：
很多工会组织脱离群众
重庆等地工会干部批评全总的官僚主义作风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任志樵报道：北京市工会联合会日前分别召开基层工会主席和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据参加座谈会的人反映：很多工会组织脱离群众已经在职工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工人说：有些工会光管收会费，不关心职工的利益；工会和行政一鼻孔出气，简直成了“官办工会”。北京市油漆厂在改选工会中，党支部硬要工人把一个不受职工欢迎的人选作工会主席，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
大家对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一些产业工会不深入实际、长期对基层工会的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北京市针织厂工会主席说，北京市工会组织多次领导竞赛，但差不多都是前紧后松、虎头蛇尾。第一机械部印刷厂工会主席唐富根说，市印刷工会的领导干部只经常找他们汇报，两三年来只到他们工厂去过两三趟。
疏远工人 思想生锈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陶肃琦报道：哈尔滨工会联合会生产部吴云说：1948年时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土改工作队一样，整天到各个工厂去，晚上也睡在工人宿舍里，和工人搞得像亲兄弟似的，什么话都讲。1952年以后，工会建立了许多部，部里又分工很细，每个人专一门业务，像做生产部工作，只和几个劳动模范打交道。同工人疏远了，这样就和工人划了一条沟。相熟的工人很少，工人的思想情况都不了解。自己的思想也生锈了。这怎能代表工人，给工人解决问题呢！
中国煤矿工会黑龙江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刘爱国说：煤矿工会接到的来信来访不外是工资和公债等问题，有的上级工会对这些问题能推就推，基层工会非常怕出事，实际上上级工会如果肯作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过分强调垂直领导
增加地方工作困难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吕希林报道：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魏明光说，去年全总决定加强产业工会工作，强调产业工会系统的垂直领导，而对地方联合工会和地方产业工会的职责没有划分清楚，使地方工会工作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工作因为全国产业工会强调垂直领导，和地方联合工会的步调不一致，使地方联合工会难于插手。有的工作市工会联合会和市里各产业工会各布置一套，要求又不一样，给基层工会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重庆市工会联合会的干部说，重庆距离北京太远，从全总成立以来，就很少有人来重庆检查工作，即使有人来了，也只是调查材料，要情况，要数字，材料一到手就走了，很少帮助研究重庆市的工人运动情况和如何改进工会工作。有的干部来了架子很大，要住高干招待所，来去要汽车接，汽车送。在日常业务指导上，原则指示多，具体办法少。
全总机构臃肿
下级忙于应付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太原工会联合会的几位常务委员们说，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七大决议中，过多地强调了面向生产、和党、行政一致行动，而没有同时强调工会必须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的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产生了基层工会不敢同行政部门说两样话，使工会变成了“工厂的第二生产科”。
他们指出，在提倡使用积极分子的时候，突然大量减少工会的专职干部，这不仅造成基层工会的软弱无力，而且由于机械地把工会小组长以上干部都划为积极分子，结果使三分之一实际上没有起作用的干部获得了“积极分子”的称号。
工会干部们还认为全国总工会的机构臃肿，分工过细。这种状况和基层工会只有两、三个专职干部的状况是脱节的，使下级忙于应付，而没有时间深入群众中去做工会工作。全总同全国性的产业工会分工也不明确，以致造成下边机构重叠，人力和资金的分散。
工会“揽载”过多啥事也没办好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刘健生报道：郑州国棉一厂一位工会干部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是抓生产？是抓思想教育？还是抓工人的福利问题？心中没有数。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全总来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工会干部苦闷，而且使工会脱离群众，脱离现实。
他感到工会“揽载”过多，如厂工会里有生产工作委员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等十三个会。他说，实际上我们厂里按规定只有七个脱产的工会干部，其中还有两个人是担任车间的工会主席（按规定超过五百人的生产车间，有一个脱产的工会主席），这怎么能作得了？所以有的工人反映：工会啥问题也没办好。
第1版()
专栏：
章伯钧部长谈整风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交通部应着重研究政策方针
本报特约新华社18日讯 新华社记者田林报道：记者最近访问了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请他就交通部中共党组织整风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章伯钧部长讲了下面几点意见：
一、交通部的政治思想领导和业务思想领导都不够强，领导常常陷于忙乱的事务。几年以来，交通部常常在搞机构，搞内部分工和人事安排等等，没有集中更多的力量研究重要的政策方针，所以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是很被动。如康藏公路的修建是近几年交通工作中的大事，但是，交通部在这方面并没有主动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二、交通部在领导工作上有近“承转”机关，觉得上面管得太多，帮助不够，作为部没有很好地养成当家作主的习惯，很少发挥独立思考作用，过去是中财委和三办打电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是六办了，同时，在进行公路建设方面，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几年来交通工作方面的几件大事如康藏公路、塘沽新港、湛江港等的建设，交通部只做了承包工作。章伯钧部长说：国务院的“办”和“委”对部原给予不少的帮助，但可惜管得太多，在许多工作上交通部还可发挥更多的自主的积极性。章伯钧部长说，现在交通部的负责干部相当强，有的已经成为内行，有的虽然没有成为内行也成了半内行。他们懂业务，能作事，有信心。应该让部的权力更大些，能够独立来负责。他说，国务院对部的领导制度和方式，现在是应该考虑改变一下了，否则机构重叠，制约过多，不仅浪费人力，而且使部不能充分发挥主管作用。
三、交通部的群众工作作得好，几年来交通部争取到很多万吨轮船自海外归来。民主党派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对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以利于进一步争取的工作。
此外，章伯钧部长也谈到过去交通部在“肃反”和“三反”等运动中的经验，他说，希望这次中共整风好好搞，多跟群众商量，多争辩。他说，过去这方面做得太少了，最近交通部号召整风尚有许多人不敢说话，恐怕招到不好的后果。
第1版()
专栏：
改进政治课和毕业生分配工作
高等教育部邀请学生座谈
本报讯 高等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和学生管理司于18日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分别举行座谈会。高等教育部的同志说，过去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许多缺点，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做得不够好。现在请同学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做好今后的工作。
许多学生反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化，教学质量不高。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仇玉良说，教师讲课讲原则性的东西多，结合具体问题分析少，对学生的具体指导少，同时在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徐立功说，讲民族定义时，很少用中国的东西来说明民族的定义。许多同学希望学校政治教员和团的干部，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能成为同学们的榜样。还有许多学生要求今后在学校里多进行正面的政治思想教育，多请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同志到学校来做报告。
到会的许多同学对过去的分配工作也提出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肖永义说，我们法律系去年毕业的学生80％分配到中央各部和学校，只有很少的学生分配到司法机关，还有的分配去作党的工作，因而，有的同学说，学法律的是“万金油干部”。还有许多学生对有关部门分配毕业生的态度生硬，硬以“帽子”服人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他们希望早日公布分配方案，尽量照顾学生的志愿，实在不能照顾的时候，需要再三解释清楚，不要用“帽子”压人。有的学生建议不要把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去做研究工作，最好从工作岗位上选拔一部分优秀的人来做研究生。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一个高等学校的部分学生。
第1版()
专栏：
核武器竞赛必须结束！
郭沫若抗议英政府试验氢弹
新华社19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今天发表谈话抗议英国政府进行氢弹爆炸试验。全文如下：
英国政府不顾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大声疾呼的坚决反对，悍然在中太平洋进行了氢弹爆炸试验，这一横暴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强烈抗议。
核武器竞赛的加紧和氢弹试验的继续，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其影响所及，并将为害于人类后代。但美、英两国政府顽固地拒绝了苏联政府关于停止试验核武器的一切建议。美国政府更始终违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还在竭力推行扩张原子军备的危险政策，在东西方扩建原子基地，最近又公然把它的导弹部队派驻我国领土台湾，以加剧紧张局势和危害亚洲和世界和平。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身受原子弹灾害的日本人民反原子弹、氢弹的英勇斗争。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世界各地，要求禁止核武器和停止试验氢弹的运动越来越高涨。我们相信，只要世界各国一切善良的和平人们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目标下，在反对原子战争、反对核武器试验的斗争中加强团结合作，进行不懈的努力，强大的和平力量是一定能够战胜好战势力的。
氢弹试验必须立即中止！
核武器竞赛必须结束！
1957年5月19日
第1版()
专栏：
印度大使举行酒会
庆祝中印友协成立五周年
周总理和印大使祝“沙恭达罗”的演出
新华社19日讯 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及其夫人今晚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酒会，庆祝中印友好协会成立五周年，并祝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印度诗剧“沙恭达罗”获得成功。
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贺龙也出席了酒会。
在迷人的印度音乐声里，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点燃起餐桌上的五支腊烛，切开蛋糕。酒会开始了。
尼赫鲁大使在致词中赞扬了中印友好协会的工作成绩，他说协会已经在增进中印友谊方面作了很大贡献。他热烈地祝贺“沙恭达罗”在中国舞台上的成就，他愿望这朵印度名花能够成为“百花齐放”中的一朵。
周总理立刻接下去说：正如大使所说的那样，“沙恭达罗”的演出，为中国艺术花圃里增添了一朵新的花。他说，这朵花也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凝结起来的花。他献给尼赫鲁夫人一束鲜花，感谢她和印度朋友给予演出“沙恭达罗”的种种帮助。他又赠送一束鲜花给“沙恭达罗”舞蹈编排辛格夫人。
在印度驻华大使馆人员和中国的青年演员在席间表演了中、印歌舞后，尼赫鲁夫妇向“沙恭达罗”的导演吴雪，主角白珊、梅熹，美术指导张正宇，音乐指导刘炽等人赠礼。出席今晚酒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夏衍，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及著名文化艺术界人士马寅初、冰心、冯友兰等一百数十人。
第1版()
专栏：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外宾
在天坛参加义务劳动
本报讯 5月19日早晨，有三支生气勃勃的青年队伍，打着红旗，唱着歌，向着天坛公园的园林场进发。这就是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千四百多名青年代表，他们和团中央的干部们一起，到那里去参加挖水沟、担大粪、翻土、锄草和平整园地的义务劳动。
当17日的下午大会主席团提议与会代表参加一次体力劳动的时候，整个会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要用这次体力劳动来实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国青年团的干部和知识青年中树立一个榜样。广东韶关团地委书记关惠明只有一只手，身体也不好，广东代表团团长劝他不要参加，他仍坚决地去了，并说：“我有一只手，就能干一只手的活”。
七时五十分代表们来到了工作现场，大队总指挥胡耀邦同志对代表们简要地讲解了这次义务劳动的意义之后，各省代表按照预定目标各自奔向自己的劳动场地。
前来出席会议的十五个国家的外宾们，也取消了预定到天津参观的计划，一齐参加了劳动。
激烈的劳动竞赛开始了。新疆代表团首先提出同西藏、贵州的代表展开翻土竞赛，竞赛开始后，西藏代表团以一小时零五分的时间完成了翻土任务。新疆、贵州的代表也不示弱，他们以一小时三十分的时间完成了翻土任务之后，随即去支援青海省的代表担大粪。贵州省团省委副书记王占先（苗族），一连担了三十多担大粪，每担都在百斤以上。
东北各省的代表被分配在第三工区工作。三工区的任务是挖水沟，沟长五十多公尺，约一公尺深。那里土坚石多，工程相当艰巨。吉林省团省委青农部长张有成，不怕困难，首先带领一部分尖兵用镐把大石头掘出，一个一个地运到沟外，然后再进行挖土。他在坚硬的土地上一镐下去就能掘十多公分，他一直劳动了两个小时还没有休息。团吉林省委书记感叹地说：你看那位农民出身的张有成多有力，我这个学生出身的人劳动起来比他可差的太远了，不加紧锻炼可不行啊！”
正带领着北京五十八中的学生在园地上拔草的广西田东县团委书记欧阳云连，15日下午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和代表们见面时，少奇同志曾和她谈过话，她由于心情过于兴奋，曾一连两天晚上没睡好觉，她告诉记者说：“少奇同志说，你是团的基层干部，更需要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参加生产啊！只有学习生产，熟悉生产，才能在劳动青年中做好团的工作。”欧阳云连同志在自己的日记上记述了少奇同志嘱咐她的这些话之后，接着写道：我下决心从今年起每年抽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并引导县里其他五个学生出身的团干部参加体力劳动。
到十点三十分，全部工程胜利完成了，他们在两个半小时内就挖土方三千四百个立方，翻地、锄草一百二十多亩，担大粪两千四百多担，两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了四百个劳动日的工作量。（附图片）
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在义务劳动 本报 王志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