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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市十位学者
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
本报南京讯 南京市十位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的教授，对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的主观主义错误痛切陈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国家重视和充分使用政治学、法律学和社会学的人才。这次会议是5月16日下午由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员会召开的。
高一涵说：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
高一涵：（江苏省司法厅长，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有人说南京大学重理轻文，其实，社会学、法律学更被轻视。马列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原则，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法律学；政府的政策方针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这是否说搞旧法的就不能搞新法？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学的旧法，难道南京有旧法观的人是不能改造的吗？
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加强法制，但谁来订法，现在审理案件时，法律条文上没有，有时判错了，有时就无法判案。
记得1952年院系调整时把南大法学院取消了，领导上说：取消是国家政策要这样。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还要我作检讨，但我的思想还是不通。
孙煦存说：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孙煦存：（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前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
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有人说这些是科学，但我们要社会主义的科学，你们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其实，马列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是有联系的。
一个政策的好坏要看实践效果。几年来，这个转业的政策效果很明显，法学研究工作退步了。如果把我们放在原来的岗位上，我想要比现在东一鎯头西一棒好一些。
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领导同志对专业思想和科学观点弄不清，好像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第二，有宗派主义、自满情绪。领导上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虽不懂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是懂的，因为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搞了多少年革命，难道还不懂社会科学么？这样就简单化了。对人是自满情绪，不是虚心帮助人。我们是有缺点的，但可以改造；可是领导上见了我们这批人就好像一个医生遇到重病人就讨厌，往太平间里送。
朱约庵说：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
朱约庵：（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大社会学教授）
今天开会是第一阵春风。
高教部、南京大学把法学院一脚踢开。不久前，南京大学的党员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撤销法学院错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事实上撤销法学院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认为，即使说社会系是反动的，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
是不是学社会学的人都没有学问呢？我倒不以为然。例如资产阶级的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我们今天加以很好的利用就可以为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服务了。其他如家庭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有些人搬教条说苏联没有社会学，因此我们中国也不要社会学；其实苏联也是有的，是放在民族学里的。
以十二年为期，向科学大进军，我们这些老弱残兵还有作用。至少在和帝国主义反动学说作斗争中，我们还可以起舌战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的“八卦阵”我们心里明白。我们还会各国文字。只要领导上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我们愿意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王辉明说：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
王辉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教授，前南大政治系教授）
政府对法学院的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同的。第一，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动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搞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第二，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但为什么学政法的人就没有这条道路来改造自己。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自己？第三，今天，国内教育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历史学开了五朵花，而法律学只有法学一花独放。事实上，拿教书来说，没有新旧法的对比，道理就说不清。
我们的问题，已经拖了五年了，我希望在下一个学年能够解决。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
陈毅夫说：南京大学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错误。
陈毅夫：（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金陵大学教授）
社会科学是应该发展的。可是我们南京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却遭到无理的轻视和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南京大学的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大错误：
第一，领导人文化水平低。解放后，我在南京大学住了两年，有一位领导同志给我们讲哲学，我问这位领导同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什么，领导人不懂装懂，说是“狗屁”。
第二，文教领导部门对中央政策理解不够，甚至故意违背。
第三，道德修养差，特权思想与优越感到达疯狂程度。南京大学的个别党员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自居。当时法学院有一个青年助教，因为他是团员，领导上就要大家都以他马首是瞻。知识贫乏的人就会压制批评，害怕批评。南京大学的领导上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处处都在考虑报复打击。
把知识分子当地主恶霸看待，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风。
我们这些人是有缺点，也有些好的方面，并不像南京的文教领导人想像的那样坏；如果单单是只有南京的这批领导人，今天在场的人，至少我自己早已被杀掉了。
建议中央考虑加强对文教方面的领导。
吴学义说：我是搞法律的，我迫切要求归队。
吴学义：（华东药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学院教授）
我是搞法律的，而现在在图书馆里工作。这是使用不当，安排不妥。既不能从事教学，更不能从事法律研究，我迫切要求归队。因此我具体建议恢复南京大学的法学院，或在南京成立一个法学研究所，把旧的法学教授集中起来。
客观上是不是需要呢？我觉得很需要。建国八年了，但现在法制还不健全，大家只是按政策方针办事。其实，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呢？没有法律，对工作影响很大。其实，几年来不能立法是有困难的，可是领导上又不肯使用我们这批懂一点法律的人。
我现在承政府安排工作，实质上是给一碗饭吃。吃了不做什么工作，连我的孩子也说我是饭桶，但绝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
赵之远说：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
赵之远：（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主任）
取消法学院之后，五年来苦闷之极，专长不能发挥，白白浪费时间，这种做法真令人不能理解。
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政治是一个工具，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尤其是法律方面，法律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经济服务；法律要明辨是非，解决曲折，有重要的作用。光在婚姻法方面，家庭、婚姻、子女抚养等等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使人心服呢？要解决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马列主义、政策、法令是指导原理，但必须要用法律来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要法治，就要使大家懂得法；可是现在法治不完备，法学总则、分则都没有公布，判决案件没有标准。因此，一个案件在这里可以这样判，在另一个地方又是那样判。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有许多法院和审判员，但他们不懂法律如何执行任务。
现在我们对法律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有些领导同志的看法：法律很简单，三四句话可解决问题；另一种是我们的看法：法律是科学，不简单。当然，政府过去重视政治经济是必然的。现在是内部问题的矛盾，法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本来研究法律的人不多，而现在不能发挥作用，那是太可惜了。我教了二十多年书，现在停下来了，想到这些情况真是十分愤慨。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而没有社会科学，这是算什么综合大学！我们要大声呼吁，南大应恢复社会科学。
祝修爵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
祝修爵：（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当时，南大的领导上告诉我们说是把我们并到上海华东法学院去的。有人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年，不愿离开南京，领导上还特地来说服动员，于是大家表示服从分配。可是过了很久不见动静，我们就派代表去问，领导上说：“你们还在等呀！”当时，刚刚思想改造结束，大家不敢讲话。领导上不是用说服的办法讲道理的，而是用力量压制。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耻辱最痛苦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复无常。
领导上这样做太缺乏远见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忽视法学研究是不对的。如今是旧的人被打倒了，新的人又培养不出来。如果再过五年我们就都快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恐怕不可得了。我现在是勉强在教俄文，那是为生存而被照顾。学非所用，工作有什么意义？
柯象峰说：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
柯象峰：（南京大学英语教授，最近才开课，前金陵大学社会系主任）
应该承认，旧法学和马列主义是有对立的，是有毒素的；但是，现在把旧法学一棍子打死，法学院取消，又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我有一个例子说明：
李景汉先生写了北京郊区的调查，真是轰动一时。李先生是我们的同行，过去他在那里调查过，现在还是用社会调查学的方法又去调查一次。尽管过去沾了毒，而现在思想、观点、立场改变了，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可是，不知领导上为什么却这样不重视我们这门科学呢？
史国纲说：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这一门是严冬。
史国纲：（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可是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我现在工作的参事室谈国际关系，很多人却不知道这门科学。
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是严冬，一点没有春意。
还有一件小事：去年9月艾森豪威尔讲了挑战的问题，我想驳他一下，就到处找人弄他讲话的原文，遍寻无着，最后请政协去搞仍没有弄到。我想弄点材料绝对不是替帝国主义宣传，可是这里的领导好像在替帝国主义保密。因此在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像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几年来我是转业在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可是我并没有改行，在可能范围内我还要钻研。但因为资料不公开，东西要不到，所以落后多了。国际关系问题是要和当前工作密切结合的，所以保密材料可以公开，研究之门可以开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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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掉三个主义，工作会大变样
——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紱教授谈整风
5月13日上午，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俞大紱教授在他安静的工作室，如约接受了记者的访问。俞大紱教授是我国优秀的植物病理学家，最近光荣地当选为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整风。他说：“共产党要我们党外的人提意见，这使我首先感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并且感觉到我和共产党之间没有距离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确是问题。从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是有普遍性的。即从人民日报这些天来所刊登的消息、文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5月12日本报刊登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庞熏琴写的“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一文中提到，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召集该院讲师以上的教学干部开会时竟然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代表党……我的官不算大，但是也不小。”俞大紱教授提起这个例子，不禁感到好笑，他说：“这还谈什么团结？不过这样可笑的例子是比较突出的。”
俞大紱教授谈起自己的工作。他说：“我是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对于我国的农业生产是比较关心的。”他认为凡是对于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都应该加以发扬和提高。几年来，他到国内许多地方进行过调查工作。他说“在调查中，我曾经看到，许多机关由于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损失。1954年他到辽宁省的熊岳农业试验场参观，看到一种用了许多年工夫培育成功的水稻优良品种“卫国”号，曾经被认为它同资产阶级思想有关，要把它销毁，主持这项工作的同志不忍心给销毁绝种，暗中设法保留下一些种子。后来，留下来的那些，证明很好，现在已经在许多地方推广。他说，同类粗暴的事情，他还在别的地方遇到过。“农业科学要注重应用，同时也要有理论的基础；农业有地区性和季节性，它和当地的社会经济也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门极复杂的科学。”所以，他认为，“农业科学的领导者，如果犯了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必然要给国家带来损失。”
“您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如何？”记者插问。
俞大紱教授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呃，我目前接触到的情况没有什么。”他接着又说：“我个人比较重视业务工作。在北京农业大学，我还没有感觉到植物保护系的领导者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大家团结得很好。但是这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还不能发挥大家的潜力。”提起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他用手指着隔壁房间说： “学校指定帮助我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助教，她就是共产党员。她同我的接触最多，相处快三年了。我没有感到她是党员而有所特殊，她也没有因为我是非党员而行动拘束。我让她做的事情，她都有计划地完成。同时她对工作和对人的热忱态度，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样的相处不是很自然吗！”
俞大紱教授还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工作。那里新来一位行政副所长，曾经找他征求对工作条件方面有什么意见，并向他说，业务以外的事，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尽力帮忙；业务上有什么问题，就去找管业务的领导。他认为：“这就很好，可以使我们做研究的真的可以做一点研究。”他又补充说：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研究所做的工作一年可以抵上以前几年的。”这个研究机构是1953年起在北京农业大学建立的，不断发展，去年由室扩充成所，需要搬离学校，以后就搬走了。俞大紱教授说，这样的情况他就感到很自然，看不到学校同科学院之间有什么矛盾，原因是大家真的“从工作出发”。现在植物保护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共有九人兼这个所里的工作。
看来，俞大紱教授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比较满意。他说：“根据我当前遇到的情况来体会，我深信倘使各单位的领导者，能考虑所在单位的性质，从工作出发，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一定能克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党员能保持诚恳和谦虚的态度，并认真地做事，党和非党之间就不致有隔膜。
“您对目前要开始的整风有什么看法？”记者又插问。
俞大紱教授分析到目前的情况。他说：“目前要求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农业生产要达到预定的指标。这就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如果不搞掉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人们的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搞掉这三个主义，可以相信工作就会大大变样，落后的会很快赶上去。整个国家将呈现蓬蓬勃勃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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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书难 印数少 稿费低
作家对出版部门意见多
本报讯 文化部在16日下午和18日上午连续举行两次会议邀请作家、翻译家座谈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方面的批评和意见。
翻译家张友松认为目前出版社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很严重。许多工作，常常朝令夕改。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是约他编译“马克吐温选集”，但当选集出来时却将“选集”二字换成了“著”字，也不征求译者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去组稿，但编辑部却积压许多稿件没有处理。职业的翻译工作者，居住无宿舍，医疗要自费，布票、油票比干部少，索稿费也受人讥笑，在公安人员心目中则被认为是无业游民。社会不了解，出版社也不了解。书应再版即再版。
“静静的顿河”和“磨刀石农庄”的译者金人认为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助长了抢译。新文艺出版社的翻译选题，五年都译不完。他说：难道五年内就不出新的翻译工作者了吗？可译的书都被出版社列入选题，于是翻译工作只好去抢译那些没有列入选题中去的书。他建议出版社可多办几个，展开竞赛。关于稿费问题，金人说稿费大权现在是操在出版社之手，有些出版社的人甚至认为“多拿稿费助长了他们的腐化思想”。然而对作家来说，现在不是稿费多的问题，而是少得不合理。稿费应用来繁荣创作、翻译。书面上不印翻译者的名字也是不应该的。
剧作家吴祖光认为出版机构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摊子太大。他并以过去的开明书店和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效率作了对比。认为开明书店效率是高的。他说“风雪夜归人”现在各地正在上演，可是书一直不再版。再版的权操在书店，新华书店成了最大的掌握作家命运的权威。
安徒生著作研究者叶君健认为作家和出版社关系必需十分密切。出版社最好是和一批作者有经常的关系。谈到出版合同时，叶君健认为合同不仅约束稿费，也要约束出版时间。
诗人臧克家说：出版局不重视党外人士及老出版家，章锡琛曾控诉过，张静庐也有牢骚。孙伏园是“五四”时代老作家，但在出版局天天挨整，被整得发了中风，由于级别低给他塞到一个六人住的病房里去，别人发现了也不帮助转院。
老诗人汪静之谈了自己的遭遇。他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自从改为特约编辑按稿费计酬，由于写稿慢连生活也不能维持。
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的门虽开了一些，但还开得不够。解放以来虽写了几十万字，也没搜集起来出版。他说：“门这末紧，何必伸头进去让它夹断！”钟敬文也指出“民间文学”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党的领导同志，只找党员，不找他，以致像民间文学研究会转归科学院领导的事也还是他从别的地方听到的。
作家严文井就稿费问题发言。他认为稿费是几年来作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尖锐的问题，解决得如不及时要闹事。据调查老作家很多都没有钱，有些青年作家反而有很多存款，但也是少数。一般认为现在稿费并不算高。不能再降低了。
在会议结束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副社长王任叔发言。王任叔宣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出版主管部门最近批准了一万吨纸（合四十万令），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印多少书就可印多少了。冯雪峰认为作家的劳动方法不同，这是一种特殊劳动，稿费提高些，这点投资是划算的。编辑同教授的待遇要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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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西莫夫画展开幕
本报讯 中央美术学院的苏联油画专家康·麦·马克西莫夫教授的习作展览，5月19日在北京美术展览馆开幕。展出的油画、水彩、素描和速写共一百余件，是他两年来在教学期间的一部分习作。
康·麦·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杰出的画家之一，最擅长肖像画，曾于1950年和1952年先后参与了油画“莫斯科的先进人物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的创作。曾两度荣获斯大林奖金。
画家在肖像画的创作上，善于刻划人物形象，和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表情。这次展出的人物肖像和风景画，虽是习作，却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享受和感染。
这次展览会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预计展出二十天，至6月9日结束。
（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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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学界开始整风
邵荃麟指出：整风中要解决党在文学领导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内团结等问题。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学界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在5月17日召开了本机关的整风动员大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会上说，文学界整风，不仅限于作家协会机关内，更重要的是要整一整党在全国文学界方面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文学战线上的问题是什么呢？总的讲来就是人民对文艺发展的要求同当前文学事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邵荃麟指出作家协会和文学界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领导思想主要是教条主义（当然也有右倾机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领导批评上的简单化、粗暴、行政干涉，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在领导方法上主要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北京和上海都批评作家协会衙门化，机关化，又批评作家协会不务正业。通过这次整风，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党与非党的关系，也就是宗派主义的问题。这问题很严重。首先是表现在党包办，或包而不办，还有包而办坏。绝大多数的刊物、文艺出版社的主编或负责人都是党员，而且是包办的。党员作家常常有一种党员的优越感，排他性，使人家敬而远之。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地位也不平等。这阻碍了创作力量的发展，阻碍了团结改造的方针的贯彻。要团结广泛的作家，才能真正发挥创作力量，才能繁荣文艺事业，不认真解决这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来个拆墙运动，首先是从党员同志拆起。第三，是党内团结的问题。上海提出党内有墙党外有沟，这现象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作家协会也都存在。就是说党员与党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必然影响党内外的团结。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求得解决。
邵荃麟指出：为了搞好整风，一定要做到领导必须放手，解除顾虑；要解除三怕，即怕难、怕委屈、怕麻烦；要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就是采取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办法。
为了放手展开整风运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准备立即举行各种座谈会、谈心会，广泛听取党内外作家，批评家，翻译家，青年作家的批评意见，并征求各地分会和文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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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这朵花为什么开得不好？
国画家们对文化部和美术学院提出批评
新华社18日讯“为什么国画这朵花至今还不曾很好开放”？这是几位老国画家今天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的，他们说，“一朵好花，没有阳光雨露也会枯萎的”。国画家潘絜兹认为国画家的队伍很大，由于这几年来没有得到妥善安排，把许多力量都抵消掉了。国画家王雪涛觉得文化领导部门和美术团体对国画时冷时热，有时候捧它一下，有时候压它一下，他认为这不是真正重视、扶植国画艺术的态度。
国画家们指责了中央美术学院不重视国画的种种现象。老国画家高希舜和李苦禅在会上叙述了他们在中央美术学院备受排挤、歧视的遭遇。李苦禅甚至一度被派到学院工会去给大家代买戏票。李苦禅说，中央美术学院始终没有很好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使他不能发挥专长。国画家田世光等人也在会上批评了由于中央美术学院领导人的宗派情绪而损害了院内国画家的积极性，使国画教学工作受到损失。
国画家们对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了不少意见。他们觉得协会吸收会员时宽时紧，没有一定标准。有些老国画家常常由于自己不被吸收入会而苦恼。国画家颜地说：某些人主观地认为国画家落后是很不公平的，应该看到他们的进步。
国画家们为国画的出路呼吁。颜地建议多多设立销售国画的场所。他说，这对繁荣国画创作会起良好作用。北京市国画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翟奉南说，合作社在鼓舞国画家的创作热情，满足社会对国画的需要等方面已经作出一定成绩，可是并没有得到文化部门的重视，目前，实际上处于没有领导的状况，对合作社工作进一步开展没有好处。
国画家们还希望文艺刊物和报纸在重视国画创作的同时，多多发表国画家的文章，为国画界开辟“争鸣”园地。
参加今天座谈会的有七十多位国画家和美术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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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科学院整风开始
农学家座谈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本报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共党委会的整风已经开始。该院党委会于15日和18日连续邀请院内农业科学家举行座谈会，讨论农业科学工作中的矛盾和对该院党组织提意见，以帮助整风。
教条主义严重
农业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许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戴松恩先生提起，“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说不是方法上的不同，而是认识上的不同”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可是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的陈凤桐同志，曾经在群众性的大会上重复这样的说法，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甚至影响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他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简单地凭哲学上的观念就来肯定一切，会变成宗派，谈不到学术上的学派。”陈耕陶先生说，批判摩尔根学派或其他学派的缺点都是可以的，但大家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然后再老老实实地谈。
陈尚瑾先生说，几年来农业科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缺点是，接受苏联的、西方国家的和自己的经验，都没有消化，以致既影响了农业生产又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如“牧草轮栽”和“阶段发育”的硬搬，就是例子。又如“垃圾颗粒肥料”，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就硬在四川省搞合作社，结果赔了许多钱。苏联的关于“喷磷”的经验，我们也是没有经过试验证明就搞起来，后来苏联说不好，我们就又不搞了。这都造成了损失。
应更多地信任科学家
“党应当领导而且可以领导科学”，这是不少农业科学家发言中一致提到的，但他们认为党应该更多地信任科学家。吴福祯先生说： “科学家们受到信任，他们的责任感、积极性、主人翁态度等，都会随之而来。如果信任不够，他们的责任感就会不够，就会没有积极性，也影响主人翁态度；它们是互有因果关系的。”他认为信任不够的原因，就在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他最近曾经检查自己的思想，他在工作中有着依赖思想和主动性不够的缺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感到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不够，另一方面自己也有责任。他还提到，最近报上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许多意见，他说：“如果要求平均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要求公平合理，那是应该的。领导上可以这样来检查。”
方针值得研究
从发言中可以看到，农业科学工作的方针还值得研究，特别是理论结合实际的问题。王鹏先生从畜牧研究方面谈起，他说为了结合实际而下乡的事，竟被当作运动来处理，领导上强调“下了乡就作了工作，没下乡就没做工作”，因而把实验用的畜牧场也给取销掉。以致一年来畜牧系的工作人员老是做“调查”，调查回来却没有了实验的地方。说叫到“双桥农场”去实验，可是那里规定“只许看，不许摩”，实验变成了笑话。他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变成了卖膏药一样，只两条腿、一张嘴。”沈宪耀先生说，农业经济研究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大家下乡搜集资料是无目的、无计划的，七零八落地把资料带回来一搁就完事，不是为研究服务的。
学术空气不浓
许多人的发言提到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学术空气不浓厚。马闻天先生指出，目前的一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只停留在一般的试验阶段，年轻人的工作是这样，高级研究人员的也是这样。这就无法前进。他还谈到，许多党员的兼职太多，他们忙于开会，以致影响了专业的学习。陈耕陶先生说：“许多党员同志，无论是政治或业务，都不学习或学习不够，只忙于事务。我敢说，我们所里的党员同志，很少有比我政治理论书籍看的多的。”他举出，一个党员同志从1949年开始和他相处，七、八年了，还没把业务抓起来，他认为：“如果虚心一些，抓紧一些，还是做得到的。由于学习不够，以致只能用简单方法处理问题。”王鹏先生从评工资上来谈。他说：“过去评工资，使人感到只凭印象，而且只凭少数人的印象。有的人从1952年就一直埋头工作，可是提级没有他的份；有的人这里开会，那里去学习，可是提了级的就是他。这当然要影响学术空气的稀薄。”他还谈到，有时工作的成果也没个是非，好的研究拿出去，坏的竟然也照样拿出去。
希望整风要彻底
袁昌国先生谈到这次整风的必要性时说，他有过“言者有罪，闻者不足戒”的经验，所以目前还有顾虑。他希望“今天先拿出点东西来看看，以免顾虑这次提了意见，下次又挨整”；还希望“这次运动不要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不久以前从美国归来的原子能农学家徐冠仁先生认为，这次整风的主题——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都是从责任问题引起的，都是不负责任的病征。他说：“教条主义者，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或推脱自己的责任而搬弄教条的；宗派主义者，则是从别人处把多余的责任抢过来；官僚主义者，是上述两者的结合，左手把责任拿过来，右手把它推出去。反掉这三个主义的办法是：分层负责，人人有责；责任分明，事事交代。”
座谈会是分小组进行的，18日这天有六十多位科学家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曾经刊登在该院大字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