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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18日）举行了第四次座谈。会上有六个人发了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李国伟。他对计划生产提供了两点建议后，又对工业生产计划和手工业生产计划的平衡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手工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国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来发展重工业。
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
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接着发言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这是他参加座谈会的第二次发言。他不同意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估价的提法。他说：毕鸣岐认为当前有不法行为的，是那些觉悟不高、政府管理不严的自负盈亏户，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人受过”未免有些委屈。我认为这是 “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强调资本家交出企业的积极一面，忘掉了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忘掉了大户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一面，所以才能接受改造；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一面，所以就必须改造。这是一个接受改造和必须改造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有今天，能有本事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光荣的参加政权，要感谢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很难想像，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会走到“日出”里潘经理的下场。我认为这是发展规律问题，我不承认是自卑感。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后，我感到的不是掉泪，而是工资开得出去了，生产正常了，劳资关系改善了，工作顺利了，坐轿子的还坐轿子，甚至赔了钱还可以拿定息，我倒是觉着能力不够，毫无苦水可吐。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个比较有文化有技术的阶级，是中国的财富；但这是就整个阶级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限于阶级本质，吊桶老是七上八下，患得患失。就经营能力来说，我们是由盲目经营走向计划生产，是由直线管理走向区域管理，是由家长式独裁走向民主集中；是由大胜大败宿命式的经营走向经济核算制。这一套计划生产、区域管理、经济核算制、民主集中制，以及什么流水作业、技术财务措施计划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还专攻过工厂管理这一门课程。公私合营二年来，我感到真是追随一年，胜读十年书。我认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现在我们听到积极一面，总觉着舒服，甚至就自高自大起来；而听到消极一面，老觉着刺耳，甚至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说句良心话，公方也够苦的，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一方面要团结我们做好改造工作。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情况不同，有的接受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他说：我百分之百赞成开这样一个会，大家有鸣有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双方苦闷隔阂是可以解除的。
最后他说，公方代表是撤不得的，党的领导更是不可缺的。因为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许汉三批评某些党员
看不到党外人士的向心力
民主建国会许汉三首先批评了统战部工作中的缺点。他说，几年来，民主党派中是培养了一些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多数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的人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还有些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这个账应该算在统战部的身上。他认为：不少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修养差，有优越感，批评不得，竟有人说，批评了党员就是反党的行为，反党就是反革命，在共产党员之间，也很少开展批评。这些不好的情况，统战部检查处理得不及时，也说明了有宗派主义。他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有墙，而且也不大平等。他举例说：在某一件事情上，罗隆基曾表示态度说这件事即使周总理答应，我也不肯答应；后来竟有人批评他太骄傲了。党有威信，有吸引力，党外人士有向心力，可惜一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向心力却看不到。他在谈到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时说，有两面性是肯定的；不过，许涤新在分析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时候，忽略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工商界长期间形成的思想，企图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分析不具体，说服力不大，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最后他说：今后对工商业者的教育，除了组织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应该多组织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的考察工作，多接触实际，对提高认识是有好处的。
宋莲甫说：
消极性不仅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也有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举了五个小商小贩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例子，建议政府要积极安排小商小贩的生活。湖北省一些中小企业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他建议政府规定轮流休息制度。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他说：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是有道理的。被安排较好的都是上层人物。我们那里有的县把有的工商业者安排去搞文教卫生，是不是因为财经工作重要，不愿分给工商业者呢？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最后，他建议对于工商联的性质要扩大宣传，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要经常下去，最好组织视察组，到省、镇以及偏僻的地方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他还建议多在一些县设立统战部，多配备一些统战干部。
经叔平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有人提出，为了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只提工作关系，不提阶级关系。还有人提出，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加重私方人员的责任，不要公方代表。我不同意这种提法。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目前合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私方人员拿定息，拿高薪，没有阶级关系，我们就得不到这些。当前不是承认阶级关系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有公方代表，他们多负了一些责任，私方就感到有职无权。可是，公方代表当真退出去，私方人员是否就能把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是值得考虑的。大家都知道，公方来了，工人敲锣打鼓欢迎，工人感到自己当了主人，生产起了变化。没有公方代表下厂，私方人员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而且公方代表国家，处理问题考虑几方面的利益，使私方人员和各方面的关系也缓和了。这也是私方人员不能代替的。另外，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走群众路线等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公方代表要比我们强，我们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以上这些，都说明公方代表制度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至于部分公方代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和私方人员关系搞得不好，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提出批评，如不接受，可以要求政府撤换他，但不能取消公方代表的制度。不过，也可以在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如工会组织、党组织、民主管理委员会较健全、私方人员政治上较进步、业务较熟练的企业里试点，摸摸经验。
他说，共产党是个很好的党，但是也做了很多蠢事，那就是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比如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小商小贩生活困难不是在今天，他们所以早不自杀，高潮以后才自杀，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没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事实上，我们国家这么穷，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又没有给他们自由经营的出路，因此才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他说，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不是光依靠伸手向政府要钱，而是要发挥社会力量，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政府要管，但不要管得太死。不要怕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采取各种办法，是可以引导他们走正确道路的。关于工商业者的福利待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最后，他说，有人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认为不是统战面大小的问题，因为李维汉部长不能和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一一握手。而是统战政策如何贯彻的问题。有些公方代表开会不参加是不对的。各地政协会议是统战性质的，但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这些都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他建议在常委外再成立一些专门性质的委员会，解决各类专门问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多负一些人民代表的责任，少兼一些其他职务，不要只是开会发言，举手通过，每年出去视察一次就完了。
苏先勤说：
私方人员存在消极因素
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不利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在发言中首先对党表示感谢，他说：在党的教育下，几年来，我的几个企业先后合营了，现在我还担任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感到光荣兴奋。接着他对公私关系中有无阶级关系以及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合营企业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说：近来有不少人提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们私方人员还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把私营企业说成是娘家，合营企业是婆家的话，现在娘家的关系是渐远了，和婆家的关系是亲近了。但这并不是说公私双方就没有距离。目前阶级关系是存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私方人员，要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公方。否认阶级关系，就是无视客观存在，这是盲人骑瞎马，是危险的。他在估计武汉市的公私共事关系时说：武汉市的几个大厂子，私方人员是有职有权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私方人员是否敢大胆负责，对政策领会是否深刻，工作是否深入，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是否了解等条件决定的。不这样，即使有权也不行。他又说：私方人员在合营以后，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还是存在的。公私双方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否认矛盾的存在，不现实，对解决问题不利。最后他申明，不同意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他说：私方人员受阶级性的限制，经验也不足，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是不利的。有许多工作，私方人员是不可能代替的。
座谈会在19日（星期日）休息一天，20日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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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像在家里谈心一样
财政部党组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座谈
本报讯 中共财政部党委会于18日邀请该部和所属单位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二十九人开座谈会，协助共产党整风。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代表党委在会上说：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对中共党组织的缺点提出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会就像开家庭会议一样。
陈盛兰说：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感
民革财政部主任委员、财政部参事室参事陈盛兰说，财政部的党员领导干部是有宗派主义的。在参事室工作的人多系民主党派的成员，1955年秋天，行政上通知参事室的人员回家休养，大家当时以为这是变相地解散。1953年的评薪，参事室十四级以上的人一律不晋级；1956年工资改革时又说十四级是“顶头”了，使这些人感到没有“奔头”。1953年以前，参事室曾参加各种专业会议，1954年起各单位不通知参加了，公文也不送来，因此我们一天到晚无事可做。真有 “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感。1954年又把民主党派的司、局长陆续调走了，这是否有宗派主义？
他又说：财政部三反、肃反事先规定百分比，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有些党员态度十分生硬，对旧知识分子总认为“落后”。如“肃反”运动中要求我们写材料。我们写了，领导上却不太相信，写得不详细，就说我们不依靠组织；我们为了把材料写得认真些，只得向有关的人打听，组织上又说是“通风报信”。真弄得进退两难。
保险公司的宗派主义特别严重。每当人事部门打电话找，被找的人总是心惊胆跳，可见隔阂之深。在办公室，党员之间互相递条子，弄得很神秘。
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25％，肃反则定为5％。事先订百分比的做法是否科学？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参事室是研究财政法制的，在1953年就提出了整理现行法规的报告，领导上从未批下来，以致部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组织条例，主要的预算和决算全靠一些零星的命令办事，下面的局可以改部的法规，部可以改国务院的法规，批审权限上十分混乱。税务方面也不健全。
崔敬伯说：财政政策左右摇摆，今年会不会又“下马”过多
民建中央委员、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说：财政部是国家的总“管家”，又关系到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工作，它的官僚主义绝不比其他部门少。过去几年国家在财政收入上都有盈余，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财政收支却出现了紧张的局面，这说明我们的家没有管好。
下级干部感到上面办事“此一时，彼一时”。如在税收上，有时抓紧了，就大力防左，左了就赶紧防右，使下级工作人员感到左右摇摆不定。这虽然也是辩证，但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形式上的辩证法。
1956年反对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因此大大放手；今年的预算又出现了纷纷“下马”的趋势，是否会出现“下马”过多的情况，很值得重视。
他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在于许多不必要的制度
我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些不必要的制度。如人事制度、会议制度、阅读文件制度。这些制度在开国之初毫无疑义地应该由共产党统一掌握，但国家建立起来了，时间长了，这些制度就成了“墙”、成了“沟”。
岳炉说：在有些地方把党的领导庸俗化了
民盟财政部支部代主任委员岳炉说：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实现的；但是，由于党和个人没有分清，以致很多地方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如在集体参加体力劳动的时候，也按着党的支部来分队，好像只有党员在劳动；在学习理论课的时候，学习组长也必须是党员。难道必须以党员作组长或是以党组织出面才算是党的领导？这样使人感到党是无事不管，把党的领导庸俗化了。
在提拔干部时，往往是只重德，不重才。有很多党员就凭着党员名义吃饭。我认为党的荣誉与党员个人的荣誉要分开。党组织对党员和非党员要一视同仁。
建设银行工程师、民盟盟员丰恒清说：建设银行几年来很多技术部门都是由不懂技术的干部领导业务，而对一些技术人员的工作安排得不妥当。
俞彪文说：保险公司处在危险状态
民进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员俞彪文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
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时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崔书香说：财政干部学校是一座“冷宫”，有些经济学家进了“修道院”
财政干部学校统计教研室主任崔书香说：财政干校担负着为国家训练财经干部的神圣责任，但我们的学校却是一座冷宫。不是我们被打入冷宫，而是冷风吹来使人感到冷。有人说，调到干校的干部是“四等干部”，这风是从财政部吹来的。当然，也还有从外面吹来的冷风，例如有些高等学校就看不起财政干校。许多人都不愿到我们学校来，在校的教职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大受影响。
财政部直接领导干校，但我却感到不很温暖。听报告、看文件，都是限于什么长一级的，很少提教学人员。我们感到很苦闷。
她最后说，希望财政部加强和经济学家们的联系，多和他们研究讨论一些问题，这对国家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据我所知，现在的经济学家有一部分进了“修道院”，另一部分也无事可做。
座谈会将在22日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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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机械部非党工程技术人员座谈
严厉批评党组织的宗派主义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党组织和有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有的人提到，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存在着党政不分的情况，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有责而无权。非党领导干部不能参加讨论部里的方针政策，看不到工作必需的文件。有的企业的技术检查科长因为是非党员，连中央发出的关于质量问题的电报都看不到。部里的工教司是人事性的工作，思想工作较多，但有关思想工作的指示，一般都是通过党系统下来的，指示发出了，司里的非党领导干部还蒙在鼓里。由于不了解情况，下边干部请示工作的时候，只能像个泥菩萨，畏畏缩缩，不敢决定。一位工程师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党外群众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好多事情等到党组织决定以后，非党干部再提意见也不顶事；入党的青年干部可以参加本单位重大问题的讨论，而有经验的非党负责干部反倒不能发表意见。
有些参加民主党派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党组织，对许多重大问题既不和民主党派组织协商，也不吸收民主党派组织成员参加讨论。党组织对民主党派组织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谈到提拔、培养干部的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认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在这个问题上宗派主义更严重。有一个党员干部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却提拔为企业总工程师，有些非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比他高，却不提拔。有些企业的科长业务能力比厂长强，因为是非党干部，也不能提拔为厂长。有的单位一些非党员几年前是科员、科长，现在还是科员、科长，而当时入党的科员、科长，现在有的当了科长，有的当了处长。派留学生，也是过于偏重政治条件，忽视业务水平。
有的人认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织对非党工程技术人员的物质生活照顾很多，甚至有些地方照顾过火，使有些知识分子脱离群众。但是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和技术进步却关心不够，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有的单位非党干部犯了错误，以开除了事，而平时很少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有一位工程师提出入党要求，党组织一年多也没找他谈一次话，弄得他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