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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戴爱莲等在座谈会上坦率批评
舞蹈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严重
本报讯 首都舞蹈界在15日和17日两次座谈内部矛盾问题的会上，揭露了不尊重我国舞蹈专家的艺术见解和创作劳动，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领导涣散和宗派主义情绪。
在会上，戴爱莲讲到这些年来我国的舞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是作为舞蹈工作者之一，她一直为着服从革命的需要担任行政工作，完成出国任务，参加社会活动。而在舞蹈艺术上呢？她说：“我是愈来愈感到能力差了，八年来我很少有艺术实践的机会。”她回忆到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条件虽差，生活也困难，还教了一些学生搞了一些创作；今天环境好了，困难也少了。但是创作反而少得很。她原是华侨，很想通过自己所从事的舞蹈工作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她曾创作过“卖”、“游击故事”等作品，也努力学习瑶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间舞蹈，她认为这些都同党的方针没有矛盾；可是，当舞剧“和平鸽”演出以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似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用了，什么都需要从头学起。
戴爱莲过去是中央歌舞团的副团长，现在是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的团长、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在谈到同党员的合作方面，她说：“我只能听他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她想在舞剧团排演舞剧“罗盛教”，因为演员不愿意，领导上不支持，就停排了。她想把芭蕾舞民族化来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也得不到支持；强调舞剧团只搞古典的民族舞剧。她只希望有六个学生来帮助她进行创作实践，一直也没有实现。她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高，艺术劳动却很少。
在会上，戴爱莲对于文化部总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分配工作职业，也提出了意见。她说：“原来答应不让我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我只搞创作和演出；但是，在北京舞蹈学校举行成立典礼前的十三小时，部里忽然要我担任校长职务。我有困难也只好服从。”她还批评了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只关心舞蹈学校，而对其他舞蹈团体的事情找到他就说没有空。她认为文化部应该全面的来关心舞蹈事业的发展。
舞蹈界领导不团结
有人说内外都有墙
舞蹈界，特别是舞蹈界领导闹不团结，是一个长时期以来存在的事实。叶宁在会上说：我们舞蹈界虽然年轻，不仅党与非党之间有“墙”；墙内有墙，墙外也有墙。她认为过去一讲到舞蹈界不团结，就只看成戴爱莲和吴晓邦两个人不团结，现在想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他们两个人的艺术见解的确不同，但这也不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解放以前就是这样，但那时候他们还是合作演出过。解放以后，特别是解放初期一直把这两个学派当成两个宗派来批判；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批判他们的艺术。叶宁还指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的性质不明确，理事会涣散，连会都开不起来。绝大多数的党员理事只关心自己工作的单位，对整个舞蹈事业却不关心；这个研究会附属的唯一刊物“舞蹈通讯”的编委会也组织不起来，谁都不愿意担任。
贾作光也认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理事们的思想很难见面，特别是党的思想领导薄弱，不能起核心作用。他还批评领导之间互相猜疑，有特权思想。譬如“舞蹈通讯”有批判吴晓邦的理论的文章，经他看过没有登出来，群众自然有意见；这样，就无法从理论上展开讨论。他还指出了各个舞蹈团体之间，互相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抢节目等不正常情况。
会上，迪之、范蓬、郑宝云等对于舞蹈界唯一说话的地方“舞蹈通讯”，因为纸张缺乏，被迫停刊；许多掌握了民间舞蹈艺术的艺人不受舞蹈团体领导的重视，需要时找他们来，用过以后送了走；和不关心群众舞蹈活动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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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音乐家们说“我们好像没娘的孩子”
本报讯 音乐界不重视民族音乐的问题，被民族音乐工作者们在17日下午中国音乐界协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关于民族音乐问题的座谈会上纷纷揭露出来了。活着不重视死了干着急
大家都感到继承遗产的工作没被注意。王世襄十分感慨地谈到：盛家伦没来得及留下他一肚子宝贵遗产就死了，人们只是在追悼会上叹息这点；可是活着的一些民族音乐家们被重视没有呢？没有。他说：“管平湖老先生今年六十岁了，前些日子发了几天高烧，幸而不久痊愈，要是真有三长两短，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怎么对得起人？”管平湖老先生是著名的古琴家，搜集、研究古曲很努力很有心得，也愿意贡献出来，可是只在去年才灌下他演奏的古琴“广陵散”一张唱片。
管平湖、杨大钧提出要赶快把北京民间吹鼓艺人的曲调记录下来。据说，吹鼓乐是从唐宋大乐中的演奏法传下来并且不断由民间通俗曲调加以丰富而成的。这种曲谱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全凭吹鼓艺人脑子记，每个艺人大都会三、五十曲，从前有人会一百八十多曲。可惜现在民间婚、丧、喜、庆不大请吹鼓艺人了，艺人们也就渐渐忘了许多曲谱。再不去记录，真有失传之虞。
接受会员分四等
许多人望门兴叹
从音协接受会员看，也可见得不重视民族音乐的宗派主义现象。王世襄说，人们感到音协收会员分四等：最易被吸收的是政治家兼音乐家，对一样水平的音乐工作者，音协总是先发展或只发展党员；第二等是搞西洋音乐者；第三等才是搞民族音乐者；最后一等则是艺人。至于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的人，则更是入会无门。如汪孟舒老先生，是国内有数的名古琴家，研究四十余年了，还不是会员。
中央电影纪录制片厂民族乐队的王范地、陈永禄特别着重谈到各方面不重视培养、使用青年民族音乐演奏者的情况。他们大都是从上海乐队来的小伙子，精力充沛，但是没处发挥。厂里只给他们很少任务，他们盼望能在社会上多演出多锻炼，可是得不到机会。王范地举了一个例子：一次随艺术团出国一队音乐队，先说只要西乐的，后来说还是民族音乐好，可又不让搞民族音乐的去，却临时让搞西乐的改行，仿佛我们民族音乐是很容易演奏似的，结果影响当然不好。
未成曲调先断弦
大家认为，改革乐器是民族音乐中的重要问题，是艺术不是技术，决不能单纯依靠工业部门。现在琴上用的弦，质量越来越低，演奏时，常常未成曲调先断弦。最近出产的一些笛子，也音色不准，吹起来令人啼笑皆非。这都是工业部门以最劣原料充数和粗制滥造的结果，因此民族音乐部门必须积极过问和参与乐器的改革工作。
民族音乐演奏家灌了唱片，拿的版税也极低。管平湖先生的“广陵散”，版税算是高的了，也只能拿到2.5％（即厂方卖掉一百元，演奏者得二点五元）。这种不合理的过低的待遇，使民族音乐演奏家的生活和情绪受到影响。
“我们好像没娘的孩子！”好多到会的民族音乐家说了这句话。他们建议成立民族音乐院，出版民族音乐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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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曲界要求扶植 文化部冷若冰霜
本报讯 16日下午，戏剧报编辑部邀请了北京一些昆曲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举行座谈。康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
自从昆曲“十五贯”演出以来，昆曲已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但一年多来昆曲这朵花仍然受到文化领导部门不应有的冷淡。白云生说：“有人总觉得昆曲是士大夫、没落阶级的东西。我在很多场合提到要重视昆曲，被人认为思想不良，复古主义，留恋旧社会等。‘十五贯’的座谈会后，就说要成立昆曲剧院，可是至今却还只是个去上海会演的北方昆曲代表团。我们要求把团改为剧院，领导上说要考虑，我曾去文化部哭诉，但还是迟迟不能成立。”韩世昌说：“文化部对我们要成立剧院不积极支持，编制从一百二十人一直减到七十人，歌剧院光乐队就有七十人但不减少。经费也一再削减，到现在我们连住的地方、房子也没有。人力没有配备，使昆曲长期不能和观众见面，北昆的传统剧目‘百花记’也无法排演。”侯永奎说：“配角不齐，我现在只能演‘夜奔’，别的戏都不能演。领导上说大戏不能演就演小戏，小戏不能演就学习、研究。这对艺术事业是多么大的损失。”
昆曲乐队人材的缺乏和后继无人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笛师高景池说：“我们北昆现在只有五个搞音乐的，其中四人都已六十多岁了，没有收一个徒弟，培养一个乐师比演员更难，非十年、八年不可。本来准备收一些徒弟来培养，但领导上说，不行，这是制度。”青年演员梁寿萱、孔昭等都表示要好好学习，把昆曲老艺人的遗产全部继承下来，但很多艺人如沈盘生、徐惠如等在中国评剧院等工作，虽然工作对他们并不适合，但就是调不来，使他们也不能更好的学习。会上，其他如俞平伯、张伯驹、傅雪漪、刘厂一、叶仰仪、马祥麟、伊克贤、钱一羽、张琦翔等对昆曲的流派和发展昆曲艺术、照顾老艺人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最后，康生同志发言，提出了三点意见：他说首先大家要有信心，昆曲的前途是乐观的。现在困难虽然多，一定可以克服。青年演员学习昆曲更要有信心，要坚持下去。其次，昆剧界应该不分南北，不分地域，不分职业的和业余的，都亲密地团结起来，并团结兄弟剧种、文化团体、学校中一切爱好昆剧的人士，共同为发扬昆剧艺术而努力。再次，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后就一定要多演出、多和群众见面，业余演员也要多多演出，戏剧文艺的刊物和报纸，更要多作宣传，现在这样的文章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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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刊不重视 清规戒律多
漫画家下笔难
据新华社17日讯 北京的漫画家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16、1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要求文化工作领导部门和各报刊重视漫画创作，去掉清规戒律，使“漫画”这朵花更好地开放起来。
出席座谈会的老漫画家和青年漫画家们在会上首先谈到目前画画难，以及自己作品的“沉痛遭遇”。
沈同衡说，文化部对于漫画工作没有什么领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也管得不够，也许他们认为漫画界“太平无事”，其实漫画界问题很多。
米谷说，许多人口头上说要漫画，实际上不要漫画。群众是要漫画的。但是现在登一幅漫画往往要受到报刊编辑的种种阻难。米谷把这些阻难归纳成六个字：冷、抠、改、塞（不用时默默地把画退回作者）、压、缩（缩小篇幅）。
李滨声说，有些部门和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已经“粗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去年曾出版了他的漫画选集。这本画集不仅印得错误很多，而且不许在封面上印“李滨声”的名字。据说印上作者的名字就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沈同衡、方成以及许多在报社工作的兼职漫画作者谈到了他们同报刊编辑部的矛盾。沈同衡说，编辑部往往只根据少数领导人及一些不懂漫画的编辑人员的意见决定漫画的“生杀大权”。编辑部常常只是为了配合政治事件和宣传中心让画家作画，而不鼓励自由创作。漫画家只好从概念出发，用图解来解释“社论”，很难谈到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方成说：自己想画的往往不合编辑的口味，而所画的一些往往是硬着头皮被编辑逼着画出来的，自己也不满意。画一幅画，要经过层层“审阅”，“旧社会一个小媳妇顶多有两三个婆婆，现在我这个‘小媳妇’却有不止六七个婆婆”，他还说：“如果一个漫画家画画时竟皱着眉头，他画出的画要让人笑是很困难的。”
在工人日报社工作的何韦、文兵，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丁午等指出，这些报社在发表漫画上有许多限制。何韦说，从去年领导上批评漫画“五世同堂”以后，工人日报社内批评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很难被采用。画了歌颂国家建设成就的 “吉庆有余图”竟因怕“粉饰太平”也不让登。何韦说，似乎有些人认为，漫画应当像社论那样，既要画出“优点”，又要画出“缺点”。
在郑州日报工作的张国器说，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曾对他说，没有美术组，报纸一样办。他曾画了讽刺不守交通规则的人的漫画，竟被扣上“内容反动”的帽子。有些领导人和编辑还常常说漫画作者“不看主流、不全面”，如果画反官僚主义的漫画，他们就说：“领导上正在克服，不要画了”，种种阻难，使作者走投无路。
大家还讨论了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如何画，幽默画是否需要的问题。叶华说，现在报纸的编辑认为一定要把所讽刺的人的形象画得既可爱又可笑。按照这个想法，往往把许多漫画画成了连环画。钟灵说，在画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漫画时能否掌握住批评的分寸，在于画家能否认识到矛盾的本质，而不决定于画家的主观愿望。如果一定要把讽刺画画到连环画那样程度，就等于取消了漫画；如果认为漫画中必要的夸张和变形就是“丑化”，也等于宣布漫画的死刑。吴耘说，毛主席讲话中还曾把党八股譬作瘪三、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为什么画内部讽刺漫画不能进行艺术上的夸张和集中？陈永镇、缪印堂等认为，幽默画是需要的，幽默画的主要任务是使读者看了后能健康地一笑，要求幽默画必须有政治内容的看法值得研究。
漫画的稿费制度不合理，引起热烈讨论。大家指出，目前漫画的稿酬标准很不一致，算法也各式各样。有的出版社甚至按漫画笔划繁简来确定给多少稿费。很多报刊登一幅漫画只给七八元的稿费。温州报刊登一幅漫画，只给两元。许多刊物转载漫画不给稿酬。方成在会上曾提出漫画家应争取职业化的建议，但有人指出，除去极少数著名画家以外，多数漫画家目前如果完全职业化，仅依靠稿酬是无法维持生活的。大家认为，目前漫画界人材本来就少，但仍有些人想改行，有些漫画家以画连环画来弥补收入的不足，这与稿酬制度不合理有关系。
很多漫画家们要求作到画责自负，希望给报社的美术组以处理漫画的真正权限。钟灵说，只要画的内容不是反革命的，编辑对于风格、样式不应当过多地干涉。
漫画家们还建议多出些漫画刊物，扩大漫画的园地，奖励自由创作，创造不同的风格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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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部门既不懂又粗暴
江苏省戏曲之花放得不盛
本报南京17日电 江苏省戏曲之花为什么“放”得不茂盛？这里的戏曲界不少人士认为：主要是省文化领导部门既不懂得戏曲艺术，又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粗暴地对待戏曲工作。
在本月14日新华日报召开了戏曲工作座谈会。会上，戏曲工作者王染野说：昆剧原是江苏的地方剧种。1951年国风昆苏剧团曾要求本省收留他们，领导上把昆曲摒斥到江苏以外，来南京演出又遭到冷待，后来这个剧团在北京演出了一出“十五贯”，才救活了这个戏种。文化领导部门对待老艺人更是一付官派。被盛称为“北王南赵”的京剧著名教师赵桐珊（芙蓉草），被闲搁在南京两年多，想教戏没有机会，甚至连住房子都成问题，后来，东北戏曲研究院专人请去，培养了不少演员。
朱彤说：我的话剧创作生命被窒息了。
江苏省文化局领导上对戏曲创作和整理剧目采取冷淡的态度，有时还要受到压制。教授朱彤说：我过去是搞话剧的，解放后几年来一种无形的劝告，使我离开话剧园地，被逼变为文艺评论者了。1951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苦恼”，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出版社把剧本给医生看，医生不满意，就不出版了。几年来，我的话剧创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金震舆说：“刁刘氏”这个戏解放后禁演的，省扬剧团经过改编整理，排演好了，可是领导上武断不让上演，连要求招待演出也遭拒绝。其实让它“放”一“放”怕什么呢？
养不住曲艺艺人
江苏养不住曲艺艺人，很多戏曲工作者提出了呼吁。解放军某部曲艺工作者陈北海说：过去，高元钧等有名曲艺演员都在南京，1955年来了天津曲艺队，马宝禄也在内，结果都走了。徐州琴师艺人崔金兰在徐州活不下去，连他妹妹也不能演出，他到部队来了，母亲、妹妹也到了天津。为什么江苏的艺人，却不能在本省生根，而在外地开花呢？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萧亦五说：苏州的评弹艺人多，群众基础广泛，徐州、南京曲艺艺人也不少，领导上却忽视了。1953年我曾要求帮助扬州说书艺人王少堂进行“水浒”口头记录工作，记录了几百万字，可是第二步如何整理又搁浅了。
扼杀音乐工作的开展
如果说领导上不领导戏曲，那么对于音乐工作就更不上眼了。音乐工作者鲍蕙荪说：文化局不知有几分之几的一个人在管理音乐。江苏不是力量薄弱，而是领导不重视，扼杀了音乐工作的开展。全国二胡名手瞎子阿炳到北京录音后，回到江苏竟饿死了；一位女古琴家卖了古琴；许多音乐家也长期不在音乐岗位上，有的被排挤在外。那些领导全省音乐的专职干部只顾自己创作，群众音乐活动无法开展，中学音乐教师是一批很大的力量，可是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去年为了参加全国音乐周，广泛征求群众来稿，来稿很多，却没有人去处理。参加音乐周由少数人包办。结果，江苏省的音乐表演在全国是倒数第二，真是很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