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下乡有感 刘白羽
最近到乡下去住了短短的一个时间，时间虽短，有两点印象却特别鲜明。
从北京到了省会，就觉得生活条件有点不一样了，等到离开铁路线到县城去，坐的是卡车，由县城到农村去坐的是大车，等到在农村之间来往，最好的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了，如果说前面的几种都是靠车拉着自己，最后却是不得不“自食其力”了。在这儿讲的当然不只是交通工具，就是周围的一切物质条件自然也都跟随着发生了变化。把这变化再倒过来看一下呢？等到往回走，坐上三等车厢便觉得太舒适了，到省会坐上小汽车已经有些忐忑不安起来。我觉得这一上一下的对比，正像指标图上一上一下的线条，说明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指的当然不是城市里一般的工人、市民和普通干部）和人民之间发生了多么悬殊的距离。仔细思索一下，这问题是不是不严重呢？这次去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敌人扫荡最残酷的老根据地。我骑着自行车到一个村里，去拜访了一个老党员，他深刻地批评了我们现在的干部脱离群众。我知道，就是这个老农民，在战争时，咬咬牙，付出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我知道，就是这个老农民，去冬，跋踄三十里到县党委会去，被一个收发室的人冷待，问他：“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来看看我的家的。”可是，他们到现在紧密地联系着群众，因此他们能敏锐地看出我们现在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坐在他面前，很久没作声。我想到从前，我们不是天天同人民在一道生活，一道斗争，共甘苦、共命运吗？大风雪的日子，到了宿营地，不是他们把自己的一点热炕头腾给我们睡觉，把自己的一口粮食省给我们煮饭吗？当然，我绝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应当建设城市，繁荣生活，要大家都摒弃物质文明，都搬回山沟里去。但是我觉得问题是我们中间一些人，从精神上离人民渐渐疏远了。我们住在高高的大城市里，有些机关愈闹愈大，干部愈聚愈多，资格愈来愈老，级别愈来愈高，于是房子追着人员上涨，小汽车赶着级别飞奔，久而久之，甚至在一部分人头脑里公然把争级别，闹待遇都当成合理现象，而不耻于出口了。但不知道，如果不密切联系群众，一味这样向上升，真令人担心，像放风筝，只放不收，有一天终会断了线，飞到九霄云外去。人民现在还欢迎我们，热爱我们，尊重我们，因我们到他们乡村里来而高兴。因为人民还记得党怎样领导他们穿过历史的风暴、怎样迈入康庄大道，向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提高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他们也还记得我们这些人曾经怎样跟他们一道走过那患难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人民对我们的情谊是深的。但是同时人民也在拿眼睛望着我们，考察着我们，在批评我们，要求我们，督促我们，这也是严峻的现实。我觉得如果缩短那一上一下的距离，让我们恢复我们身上原有的传统，深入人民中间，熟悉人民的脉搏呼吸，真正像“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样自如自在，该多么好。
另外一点印象，就是广大人民前进得很快。如果前边一段说的是上与下的对比，现在再来讲讲前与后的对比。有了些文化的人，不管自己出身阶级怎样，却总觉得人民落后，自己高明。可是在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这几年，党领导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就在农民中间引起根本的、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就是由个体走向集体。你去看一看，这一步跨得可真大，这一步踏翻了几千年历史，改变了整个社会关系。这回下乡正赶上春麦管理最忙时期，人们白天都下地，夜间却聚集到各个生产队的“牲口棚”（生产队养牲口的屋子，自然地形成队员们集聚的公共场所，广播喇叭筒也就安装在这地方）。你想想从那充满忧伤、贫困的古老农村牲口棚到今天这崭新的“牲口棚”之间的变化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们的夜会进行得又多么活泼自由，和谐愉快啊！晚饭后，人们陆续到来，先听了一阵他们最爱听的新闻广播，而后，妇女们来了，于是乎热闹起来：“你们老爷们都坐在炕头上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年青些的从炕上让了地盘。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劳作、工分应该怎么评的问题，先由一个青年记工员提了出来，讨论便开始了。男队员热烈发言时，几个妇女聚到一处去商议。一会，妇女发言了，批评了男队员对分给女队员耪麦子的活儿评分过低，于是发生了争论。最后，老农们轻轻地说了几句公正的话，耪麦地的工分公允地提高了一半。男队员们哈哈笑起来说：“工分定了，你们可不能粗枝大叶呀！”女队员答话：“你们检查吧！”你想想看，这岂是我们常开的那种沉闷的会议所能比？人民那一点不比我们聪明，你能说他们不会在集体生活中享受着民主生活吗？人们也许要问：你讲的这是先进的社呀！你要知道农村中还有缺点，还有黑暗，你前面不也说过有官僚主义吗？不错，是有，但主流却是一派蓬蓬勃勃，锐不可当的朝气。我也曾访问过这一县最落后的一个“白点”村，就是在这里，生活相当困难，但人们从心缝里打算的也是怎样积极赶上去，闹好生产，而不是一片垂头丧气景象。总之，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前进是快的，是令人振奋的。但扪心自问，如果拿这种锐气来对照一下我们又怎样呢？进城之后，是否全然一尘不染，两眼睁明，走在前面呢？党是永远带着头走在前面的，中央是这样，多数同志也是这样。但如果脱离群众，安于生活享受，背着包袱，扛着架子，我不敢说前进得快，而且相形之下，却显得迟缓、停滞、以致落后。起码也是没有人民那一步跨得开、迈得大。这样就得当心脚步奔放的人民，有一天，会回过头来笑你。
最后，三句话不离本行，从乡下回来，我一路上想着：我们文学方面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常常说：文学不能适应人民的需要，文学未能深刻地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这个矛盾，不也是脱离群众，落后于群众的一种反映吗？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新时代提出了新任务，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眼前展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广阔道路，阳光照临在我们生活之中，清新的空气冲进我们的肺腑，这正是我们和人民紧密结合、一同前进的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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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艺术家论坛
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 傅雷
增产节约是为了勤俭建国：这道理粗浅得很，谁都懂得；一联系到实际可就不那末简单，很容易出偏差了。大家来多拉几声警报，恐怕还是必要的。
一切建设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要从一般的生活水平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出发，所以可省则省，应省必省。但勤俭朴素并不等于因陋就简，因为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前进，不是停滞，更不是后退；所以目光要放得远，要照顾全局，眼前利益必须与长远利益结合为一，不可省的坚决不省。增产不能降低质量，粗制滥造只能增加次货。顾了眼前，忘了将来，省了小的，浪费了大的，叫做因小失大，不但与勤俭建国的本旨背道而驰，而且幼稚可笑。一句话说完，增产节约是个科学问题，要经过精密的核算，反复的考虑，要听群众意见，也要听专家意见；不能单凭一股子热情，冒冒失失的去搞。小地方的增产节约往往只是常识问题，只要多用脑筋，前前后后，四面八方想个周到，就能少犯偏差，或竟不犯偏差；可决不能盲目片面的追求增产节约，更不能一窝蜂的用平均主义对待。此其一。
增产节约要防止本位主义。越是在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里，越是在一个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建设的时期，越是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任何工业品只管盲目增产，不问市场需要，势必造成大量积压。只管本单位节省，不管别的有关单位省不省，只管产销机构的节约，不管用户的浪费，这是自私自利。一个家庭一件日用品少用一、二个月，增加的支出为数甚微，也许感觉不到；但在全国范围内这笔浪费就大了。降低成本，减低定价，必须和制成品使用的寿命维持适当的比例，才是真正的节约；因为要为全国人民积累财富才是真正的积累财富。所以增产节约不能只算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工厂的账，而要算总账，算全国人民的账。此其二。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节约的对象不能只限于物资，还要包括人。劳动创造财富；谁劳动？人。机器制造一切；谁发明机器，制造机器，使用机器？人。作生产计划的是人，实际生产的是人，管理生产的还是人。要不从人节约起，就是忘记了我们最大的资本。节约人的办法无非是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不积压人，不埋没人，不要劳逸不均，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大材小用固然是浪费，小材大用更其危险。生产部门也好，行政部门也好，用人不当对国家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例如把没有专长的，没有文化水平的，无处安排而必须照顾的都往人事处送。人事处主要是了解人，管理人，那比了解机器管理机器不知要难多少倍，那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枢纽，责任何等重大，岂是小材大用的人所能担负？结果是人事处像休养所，像养老院，又成为官僚主义的温床，本单位的绊脚石。这能怪他们吗？放在适当的岗位上，他们是能够起作用的，也许还是很大的作用呢。另一方面，人事处阵容加强了，不但各机关的大小齿轮更灵活，便是党群关系，团结工作也可做得更好，而“西望长安”那样的笑话也保险不会发生。
再说，机器需要定期检修，人也不能只使用，不休整；连钢铁制成的机器都不能负担过重，何况是血肉做的人！在勤俭建国的阶段，从工程师到工人，都在千方百计的想法延长机器的寿命；为什么我们不同样的爱惜人，不同样的想办法延长人的服务年龄？领导干部固然是能者多劳，特别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但是否可以不要劳动到筋疲力尽，直要病倒了才能有休息呢？近于杀鸡取卵的办法是否合乎我们的长远利益呢？要为下一代，甚至以后的世世代代谋幸福，全靠现在这一代打基础。不管党内党外，这一代的人都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批资本；而这资本不大，青黄不接的时期还相当长，要用得俭省一点才行哩。身心康健，精神饱满，生气蓬勃，是提高生产热情，增进工作效率的基本条件。不论水平高低，能力大小，只要安排得当，使用合理，大家会自觉的发挥积极性，会有更多的合理化建议，会贡献出更多的群众智慧，也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增产节约的窍门。
物资的浪费有目共睹。用人的浪费看不见，所以为害更大，而且影响久远。我们怎么能只管烧柴，不去养护青山呢？节约物资的好处数得清，节约人的好处说不尽，因为人是最基本的工作母机。这一点似乎还不曾受到充分的注意，我特别提出来，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一起来郑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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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请听听编辑的声音
林元
文艺刊物编辑部跟作家的关系，是像鱼跟水一样密切的。但这当中也有矛盾：主要表现在改稿和退稿上。想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如果对作家的稿子一字不改、每稿必用，在作家方面，也许没有意见了；可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矛盾。因为一字不改、每稿必用，这必然会影响刊物的质量，而编辑部除了为作家服务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服务对象——那就是广大的读者。其实，说编辑部是为作家服务的这个提法，就不够恰当。应该说作家和编辑部都是为读者服务的。明确这点，对解决矛盾是有好处的。
关于改稿问题，许多编辑部都的确有对作家、尤其是无名作者的劳动不够尊重，粗暴地、自以为是地改错了稿子的事实。但是，编辑把作家、尤其是青年作者的更多的稿子修改得更精练、更好了，这也是一个事实。往往有些作家，编辑把他的稿子改好了十个地方他一字不提，要是改错了一个字，就来信抗议不休。难怪很多编辑发牢骚说：最好是来个作家原稿展览会，看到底改错了多少，改对了多少？编辑把稿子改好了，这是编辑应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原没有甚么好说；把稿子改错了，是没有把工作做好，也应该受到批评，这也没有甚么好说。不过，要是由于编辑改错了一些稿子，就提出“决不改动”或“只改笔误、别字”，甚至像“老作家王西彦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既已成为公认的作家，编辑就不能修改他的作品。我个人主张，连一个字也不能修改。’”（见本月九日文汇报所载“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小组座谈纪要”。引文旁的加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我看这对工作还是害多利少。的确有很多写作严肃的作家，他的稿子是可以一字不改的，但也确有不少作家的稿子，不但有许多“可有可无的字、句、段”，而且确实有许多应该删去的字、句、段，和确实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此外如文法不通、文章的组织条理不清、个别的论点不正确或说服力不强、有些提法不恰当，等等，也是常见的事。如果各编辑部真的举行一个作家原稿展览会，不但会看到不少给编辑改正的、原稿上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而且还会使人惊讶有些错误竟会出自“已成为公认的作家”之笔！编辑能发现作家稿子的毛病，能改作家的稿子，并不一定是由于编辑比作家的水平高，而是因为编辑是稿子的第一个读者，旁观者清；作家的稿子所以往往有这些毛病，也并不是由于作家的水平低，而是由于作家当局者迷，或写作还不够严肃。假如每一个作家都能像鲁迅那样：“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那么，改稿的问题就会少得多了。据上面所引的文汇报同日同文的刊载，在座谈会上还有人提出：“编辑手里握了一枝红笔，大有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的气概，特别喜爱修改别人的文章，不改一个字总不过瘾。”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编辑改稿子不是甚么弄权、过瘾，而是在尽他的职和责。编辑工作包括改稿被尊重为高级的创作；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高级的创作，编辑在工作中所花的心血有时也是很多的。有些对工作不负责任的编辑是不愿意改稿或不愿意用心血改稿的，他们说，改稿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目前社会上对编辑改稿不分青红皂白提出了批评后，更为这种不愿意改稿的人找到了借口；而一些平日勤勤恳恳用心做编辑工作的人也增加了不少顾虑——怕的是卖力不讨好。如果不分是非地指责编辑，对今后的编辑工作是不利的，对编辑与作家的团结也是不利的，矛盾也并不会因此而解决的。关于改稿子的问题，我看既不是“一个字也不能改”，也不是“非改不可”的问题，我同意刘白羽同志的话：“问题是怎样改。既然编辑与作家对读者负有共同责任（即同为读者服务——作者），那末，改，如果对读者有利，对作者也有利，为什么不能改呢？”说“非改不可”的编辑，是狂妄的；说“一个字也不能改”的作家，是自大的。两者的话都是不谦逊、都是对工作不利的。我想，只要编辑部改进工作作风，虚心、慎重，改稿时尽可能提意见请作者自己改，或改好后给作者看过，或至少征求作者的同意，等等，一般作家对改稿是不会有很大意见的。
如果说在解决改稿这个矛盾上，由编辑部这一面多作努力就行了；那末，在解决退稿这个矛盾上，除了同样地要由编辑部这一面多作努力外，还必须得到矛盾的另一面——作家的那一面的努力，那就是对退稿的谅解。一个摆出来的常识的事实：每一个刊物每一期的篇幅都有一定的限量，假如这个刊物的稿源比较丰富，就不可能每篇来稿都刊用，必然有退稿。如果这个刊物广泛约稿，广泛鼓励新、老作家为刊物写稿，就是约来的稿子，也不可能每篇都用，也必然有退稿。两篇水平差不多的稿子，总是先选约来的稿，后选投来的；先选老作家的稿，后选青年作家的；先选青年作家的稿，后选无名作者的（这种作法是否正确，也还值得商讨）。但是如果两篇稿子的质量相差较大，那就顾不了是约来的、或是作家的，或是老作家的了。因此，即使是作家的有一定水平的稿子，有时也还是免不了要退掉的。至于作家的那些连一定水平都没有的稿子，被编辑部退回去，那就不能不说是应该的了。可是有些作家，遇到稿子给退回来，就总绷着脸不高兴，不分黑白，总对编辑部有意见，甚至对具体处理那个稿件的编辑有意见，却很少考虑自家的稿子的质量怎样，更少考虑到编辑部的困难。有一个作家，他的一篇稿子投到几个编辑部，都被退回去了，一般来说，这篇稿子的质量不会是很好的，可是这位作家却不反求诸己，而到处提意见。一般编辑部退约来的作家的稿，还是比较慎重的。有的时候，的确是由于稿子的质量太差，万不得已才退的。作家收到退稿时的心情不舒服，其实编辑在退稿时的心情又何尝舒服——岂但不舒服，简直是沉重的。如果是编辑亲自向作家当面退稿，那种沉重的心情，那种由于作家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所放下的脸孔而引起的退稿人的别扭味儿，真是没有给人退过稿的人所能体会的。编辑对作家多做鼓舞、催生的工作，多约作家写稿，是可以的，这也是做编辑的责任。可是希望作家在这方面了解一下编辑的约稿心情。可以说自从约稿的那天起，约稿人的心情就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如果稿子来了，果然写得不好，约稿的那个编辑，会不自觉地在心里沉重地说：“唔，又背上了个包袱！”于是，他就挖空心思、想尽理由在主编面前强调这篇稿的好处，甚至以团结作家等理由为借口，坚决请求刊用。要是稿子终于通不过，他便到处打电话把稿子转给别的编辑部，如果有个编辑部说稿子可以考虑用，而作家也同意，他会跳起来说：“唔，丢掉了个包袱！”这时，他的高兴的心情，并不减于听到了自己的稿子被采用的。为什么编辑对约稿会感到那么沉重呢？这就不能不归究到作家平日对待退稿的态度和责难了。我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是作家也能体会到编辑部和编辑的困难和苦衷，他对编辑部的意见也许会少些，隔阂也许会少些，这个矛盾就会在互相尊重、谅解之下解决了。
自从提出了作家职业化，有些作家开始职业化以后，退稿的矛盾，又有了新的情况，也可以说，这个矛盾更尖锐了。作家职业化以后，稿子的产量增多了，特别是短稿子的产量增多了，编辑部约稿比较方便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可是产量多了，不管是哪一个作家，也不能保证每一篇稿子的质量都是好的（要是写作不严肃的粗制滥造的作家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据我所知道，现在有些作家，即使连自己也知道稿子的质量不高，可是也仍旧拿出来给编辑部，只是不用真名。这明明是给编辑部苦头吃。说句老实话，有时作家的稿子质量虽然不高，也还是用了，为的是名作家的稿子。既可以达到“团结作家”的目的，还可以“文责自负”；要是连作家自己也不愿用真名那就更使编辑部为难了。现在有些编辑部对特约的稿子不用时，付以一定的稿费，这是应该的。我以为所有编辑部都可以采用这办法。然而要真正解决退稿的矛盾，除了编辑多尊重作家的劳动，不犯粗暴、无理退稿的错误外，更主要的，是作家对编辑部的困难和苦衷的谅解。
只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编辑部和作家的团结是会加强的。而互相尊重和互相谅解也是有基础的，那就是作家和编辑的劳动目的都是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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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整国营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阵容
裘盛戎
我觉得，我们京剧界还存在着不少矛盾，急待解决。否则，“大放手开放剧目”这个新方针是贯彻不好的。
民间职业剧团现在存在着“阵容”和“剧目”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因为演员阵容不齐整，影响了演出质量，也“放”不出更多的传统剧目。现在民间职业剧团，演员阵容一般是很薄弱的。有些剧团就凭一、二个主要演员在支撑局面。戏曲界称这种剧团叫“光杆牡丹”。有些剧团的主要演员底子很厚，能戏很多，可是角色不齐，班底不全，“一个人唱不了八仙庆寿”，许多拿手好戏干瞪着眼排不出来。有些剧团演出了不少传统剧目，因为演出水平不高，在群众中影响不深。
国营剧团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的演员阵容是空前的强大，集中了许多最好的演员，行政领导、艺术领导都强，物质力量雄厚。按说该是什么戏都能演了，事实却不是如此。虽然他们在整理传统剧目方面很有成绩，可是我要说，比起他们拥有的雄厚力量来，却是做的很不够。
拿中国京剧院来说。观众在问：为什么看不到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合演的“连环套”？为什么京剧院演的“群英会”，不是叶盛兰的周瑜、袁世海的曹操、李少春的鲁肃、李和曾的孔明、孙盛武、萧盛萱的蒋干？像“临江会”“激权激瑜”“取南郡”“镇澶州”这些传统老戏，拿京剧院的演员阵容和条件，演出来一定能起到示范作用。为什么不见演出呢？据说，京剧团一、二、三、四团，派戏调人有很多困难。演员方面，这个戏不演，那个角色不演；甲演员非乙演员配戏不演，丙演员又决不同丁演员合作。京剧界著名演员过去经常珠联璧合地同台演出好戏，解放了，国营了，这种合作反而不可能了，该怎么向观众解释这种现象呢？窝工的演员也不少。有一年派不上戏的，有生病而长期不演出的，也有不生病而长期不演戏的。据说，有个国营剧团，有四位著名旦角，只有一名小生。于是这些旦角一加入国营剧团也闲起来了。这样看来，国营剧团的矛盾竟是演员阵容坚强，却又“放”不出好剧目。
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员阵容，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充实。我们要说服那些有“挑班欲”的主要演员，放下架子，同有条件合作的剧团兄弟似的携手合作；同时文化领导部门也要积极想法作些调整工作。
观众对于国营剧团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希望国营剧团在“百花齐放”中起带头、示范作用。他们希望多看到著名演员合作演出好戏。建议国营剧团改进制度，打破影响合作演出的界限。现在有些国营剧团的领导方面，对于著名演员过于迁就，放弃政治思想教育，也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的。国营剧团演员有敷余，不应让他们窝工，应当进行调整。对于我们演员，没有比无戏可演更为痛苦的事了。在你们那里，一个演员在“失空斩”里只能演赵云，到外地去就能演王平。建议对国营剧团的演员作适当调整，这既增强了民间职业剧团的阵容，又能使更多演员得到发展。听说现在有些国营剧团每年还是要国家补贴很多。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我们文艺界还要赔钱是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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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田汉酝酿两个新剧本
4月30日那天，从西安开到北京的列车上，载着一位满头白发但是精神抖擞的旅客——戏剧活动家田汉。这已经是他两年来第四次出外了解情况。他说：“我对西北还是陌生的。”这一次视察，他特意选了西安和延安。
读者也许在关心这位曾经写过不少剧本的老剧作家的创作计划。他从西北旅行归来，就要开始写作两个话剧剧本。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他要写一个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救亡演剧队和抗敌演剧队的斗争生活的剧本。当时，这些演剧队在党的领导下，从上海等中心城市把进步戏剧带到内地的城镇、农村，工厂和部队；开始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田汉同志打算描写这一支戏剧队伍怎样在抗战初期火热的爱国情绪下，克服着从未尝过的艰苦困难，使文艺“下乡”“入伍”；怎样在新的艰苦环境下听取军民的意见，不断改进他们的演出艺术，经过斗争澄清这一方面的紊乱思想。随着抗战形势的逆转，他们又怎样以出色的智慧和坚毅，同复杂的政治环境作斗争。这个剧本，他将采取他惯用的场次较多的表现手法。
下半年他将要写的另一个剧本，是解放前后戏曲艺人的变化；描绘他们在戏曲改革工作中所经历的，由粗暴、保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几个阶段。剧中也将接触到艺人同干部的关系；田汉同志说他作为戏曲工作干部之一，将通过这个戏展开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两个剧本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作者过去的或者现在的伙伴。从去年以来，作者四次离京出外，跑了十来个省，广泛而又细致地了解戏剧活动和艺人的生活，收集有关的资料。
我听到一位生活在田汉同志身边的年轻人说：“田老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我才体会到戏剧界的人和事是怎样走进他心里的。（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