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北京市非党局长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上
批判宗派主义 要求有职有权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市委于5月14日到17日的下午，邀请了政府和其他部门的非党局长、副局长座谈会，请他们给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提意见。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郑天翔、陈鹏，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贾庭三都出席会议。
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李毅，道路工程局局长王明之，对外贸易局局长张锦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第二商业局局长李伯球，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陈明绍，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莫艺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第二地方工业局副局长隋经仁，城市服务局副局长陈铭德，教育局局长翁独健，粮食局局长浦洁修，上下水道工程局副局长刘珍甫，教育局副局长汪通祺，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建筑工程局副局长钟森，文化局副局长孙承佩，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第三地方工业局副局长范崇武。
在发言中大家着重就非党人士担任局长、副局长有职、有责、无权，党员有优越感，不重视党外干部，造成党与非党群众之间隔阂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了较尖锐的批评。不少人在发言中，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焦菊隐说：
同非党负责人商量
不过是一个形式
会上大家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了非党局长、副局长存在着有职无权的问题；有的局基本上是正常的，有的局表现很严重。焦菊隐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分工管业务，有些问题提出来商量的时候，实际上党组已经决定了。所谓商量，不过是一个形式。院里增加了演员，我还不知道。如舒绣文到我们院来，人已经来了我才知道。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这样来干工作，有时我很痛苦，想辞职去教书去。
莫艺昌说：我担任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从形式上说，只是有这个职务，权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党的领导不重视我们。感到工作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谈，比如我分工主管对私改造工作，党组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事后也不告诉我，这叫我怎么做好工作。我有再大的热情，也无法发挥出积极性。我苦恼过，感到党把我摆在这个岗位上，但又不让我参与有关工作。邓季惺说：
提意见党员局长不听
再说岂不是自找无趣
邓季惺说：“我来北京九年了，我由新民报调北京日报当顾问，实际上好久没有事情可做；连报纸发行多少也不让知道，后来还是从黑板报上知道的。以后调到民政局任副局长，对局内好多事情也往往是报纸上发表了才知道。自己分工主管的工作会议不让参加，如要我经办把教养院交给教育局的事，开行政会议不通知我，决定了才告诉我。关于家庭托儿站的问题很多，北京日报曾经转来读者的意见，我签发要调查处理，结果马局长压起来不让有关同志去处理，也不和我商量，这叫做尊重吗。中央内务部曾经规定过临时收容所，每人每月伙食费七元五角，我们不按此规定硬要改为五元二角，我提出意见，党员局长也不听。久而久之，有些话我就不说了；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我说的不算，党员局长说的才算数，我要再说不是自讨没趣吗。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个姓陈的托儿所所长，我问他现在有多少孩子，情况怎么样？他笑着说我早就调开了。当时我很窘，啼笑皆非，人家以为我神经病，这位副局长真官僚，连自己管的工作，干部已调动了还不知道。可是她那知道我的苦衷啊！党员局长连调动一个托儿所的所长也不和我商量。党的干部工作，非党局长应该不管，但对自己主管的业务工作方面的干部，应该过问。总之局里在决定人事问题时，宗派情绪很浓。对我保密，我也就自然地视人事科为禁地。最后她形容自己说：“在旧社会里，我没有当过太太、小姐，这几年在新社会里我反而好像成了个不劳而食的剥削者了。”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非党局长、副局长的职权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呢？大家作了进一步分析；综合起来大体上有这样几种原因：
市的领导同志不重视非党员局长
一、市的领导同志对非党局长、副局长的工作不够重视、尊重和信任，很少主动找非党局长、副局长谈话，了解情况，指示工作。李毅说：“贾庭三副市长分工管手工业管理局，他不是根据我们局的领导分工，该找谁就找谁，而有事就找党员局长谈。”焦菊隐说：“我们排演话剧‘考验’，事先剧本送给市委宣传部长看，排演时请部长来指导，可是宣传部长有意见不和我这个副院长兼总导演来谈，而只和党员院长说，那里要改，那里要动。这种情绪好像也影响了群众，院内人给我们提意见时，也带有宗派情绪。曹禺入党以前，群众提意见总是说两个党员院长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曹禺同志一入党，提意见的人讲话口吻就变了，结果就成了我一个人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了。”陈铭德说：“领导我们的党员副市长从来未找过我，见到市内一些党政负责同志，每次总是我主动地找他们握手、点头，但对方也不表示热情相待。”
党政不分
二、党政不分，往往以党代政。大家感到在行政部门里，对待工作，习惯从党的系统了解情况，研究布置工作，把非党局长或副局长放在一边，缺乏同他们合作共事的态度。大家认为党内先讨论研究是必要的，但对一项工作，党组做了决定以后，不再开行政会议充分研究，或者不采取个别形式找非党负责干部真诚商量，听取意见，那是不对的。这样不仅不能发挥非党同志的积极性，更不可能做到有职有权了。对这些方面，过去各局的党组注意得很不够。有人在会上形容说：“我们非党人士担任局长、副局长，上下是耳目不灵，做工作像悬在空中，得不到支持和领导。”
有些党员干部蛮横无理不尊重非党负责干部
三、党对党员科长和一般党员，缺乏下级服从上级，尊重党外负责人的职权教育。因此，在一些党员中总认为非党局长、副局长是为了统战而来的，放在一定的负责岗位上是“摆饰”。他们片面地认为这些领导人既不了解情况，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对非党员上级不尊重。在有些局里，党员局长交代一件工作，视为圣旨，非党员局长或副局长要下面办一件工作，不是拖上三个月，就是根本不理，不当一回事。甚至有些党员对非党负责人采取粗暴的态度。楼邦彦说：“我在政法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不同意党员教务长一个意见，向他提出在政法学院并不是没有条件进行科学研究。话刚落音，一个党员同志跳到桌子上，以谩骂的态度，说我不应提出和教务长相反的意见，教好书就不坏了，还有什么条件进行科学研究，不了解情况，这个意见要不得。这是以理服人吗？”对某些这种党员的优越感和蛮横无理目中无人的态度，不少人在会上提出了批评。关世雄说：“在我们国家里，以共产党为领导，这是肯定不移的。但不等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党外人士的领导者，永远管你们的。”
第3版()
专栏：
大家提出积极意见
如何做到有职有权
如何做到非党局长、副局长有职有权呢？大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改进意见：要求市委、市人民委员会领导上要真正重视，各局党组支持，教育党内同志改变不尊重非党负责人的态度。非党局长、副局长不要有作客思想，要加强责任感。
一，从现在起，要加强党的领导，但这种领导要对事不对人，对于非党工作人员，要一视同仁。
二，要进行广泛的接触，市委要开大门，倾听群众意见。除了和党员接触外，还要接触非党工作人员，这需要领导同志放下领导人的面孔，对非党工作人员要多问多谈，这样做，原来工作不好的非党工作人员，也不能不加油了。
三，要制定一套办事制度，建立正常的局务会议，不要以党代政。
四，希望经常采取座谈会或个别访问的形式，加强党与非党工作人员的联系。这次市委召开的这种座谈会很好，要继续保持。
会上对使用干部重政治轻业务，提拔党员多，提拔非党同志少，也提出了批评。大家认为重政治是对的，但忽视业务能力，单纯地重党员、重资格是不对的。只要是德才兼备的干部，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提拔应该也是一视同仁的。大家对在肃反中被错斗争的人，也提出了要在整风中加以解决。
座谈会将在20日继续举行。
第3版()
专栏：
工商界继续批评统战工作中的缺点
成立两个小组分别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商联工作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17日）举行第三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六人。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
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与解决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会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一个小组研究工商联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小组分别由许涤新、千家驹、孙孚凌、黄玠然、经叔平、华煜卿、谭志清、冯和法、韩志明、田玉璞、柯尧放、谢惟安、胡庆照、李贻赞、彭六安、白瑞西、万景光等十七人组成。他们将在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开始工作。
崔捷元批评统战工作
不该光听一面之词
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崔捷元说：许多专业公司的经理很少到合营厂、店去走走，了解了解。有些干部下去，也只是找公方代表、工会主席，很少找私方人员，这样就难免听来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了。私方人员说：“统战工作是两方面的，为什么光听一面呢？”
哈尔滨市工商业者对保留工资有意见，不服气，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
工商联的公方委员、主任委员常不关心工商联工作，开会通知也不到会。大家颇有意见，统战部也很少过问工商联的工作，有些事情可能早已通知党员秘书长，我却心中无数，摸不着底，工作中非常苦恼。
他谈到工商界有些人有消极情绪和自卑感的原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哈尔滨一个漂染厂的私方厂长，患高血压病，但因为是两千元以上户，不能享受劳保待遇，而厂方又认为他有钱，工资也不发给他，为了一家人口生活，他只好带病上班。这样当然会影响他的积极性。
毕鸣岐谈应该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
毕鸣岐说：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来看。
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党是敌对的，他们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敌对的。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他们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凡能走出家庭的都走了出来，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思想改造有了这样的变化，若干人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还在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即使有些小商小贩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发生一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把少数人作为一般，把一点作为全面。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造过程中的污点，但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也一再呼吁政府对他们加强改造，同时也去协助政府纠正这些不法行为。
社会人士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区别，把手工业者的行为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在报上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打击，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上过历史舞台，也受三重压迫，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我也是被解放出来的一个。我们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性：还有剥削。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特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诚诚恳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甘心情愿地把企业交出归全民所有，跟着共产党走。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的。我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和对人的改造中突出的一点，从这里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不像一些党员干部说的我们本质有劣根性，不可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们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说是基本胜利，我说是完全胜利。这个完全胜利，首先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有方，但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积极努力，经过日夜痛苦的斗争取得的。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是最伟大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这段改造的历史丰富地精采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
至于资产阶级在结束了私人所有制，参加政权和企业管理以后，为什么还有自卑感呢？这种自卑感应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不主动，但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党员干部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要求基层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我记得黄炎培主任在1953年民建代表会上说过这样两句话：“谁是主人谁是客，同在天高地厚中。”那时候，我对这两句话就觉得不太实事求是。今天，我愿把这两句话改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们之中也生长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芽（虽然不多）。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因此，我们要求党员同志们欢迎我们参加工作就像欢迎新战士一样，和我们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也应该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从心里渴望温暖，希望党员把温暖的手伸出来，面向我们，把工人阶级的思想带进来，增加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周同善说：
给统战部提意见如石沉大海
民建中常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周同善对统战部处理下边意见拖拖拉拉提出批评。他说：今年3月12日民建会曾向统战部和八办反映地方组织询问工商界加入工会的问题，后来又反映有关定息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下边急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反映上去以后，却石沉大海，至今也没答复。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问题反映上去以后，答复是得到了，但是不能执行。如今年3月23日国务院第四、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有关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上级已有明确指示，但很久也不执行。
聂叙伦批评安排工作的缺点
“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
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有些行业，在人事安排上没有结合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造成用非所长的情况。个旧锡矿对原来私方人员——一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去赶马，要他树立劳动观念。后来闹到了省里，才另作安排。还有些行业不照顾私方人员的体力条件，把老的安排去做较重的活。如昆明糕点业把原来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安排去抬几十斤重的铁锅。
他说，现在私方人员普遍反映工资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有的私方人员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政治待遇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好，产生一种不满情绪。有人说：“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大中小户之间的矛盾。像这样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虽然不多，但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关于定息时间问题，他认为要看具体对象而定。他说有些定息确实太少，昆明市饮食业有一户半年只有七厘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对的。
谭志清说：统战部宁左毋右成风
大的论功行赏 小的喝粥捞汤
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谭志清首先对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估计。他说，我走了几个省，大家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但问题不少，私方人员总感到有些委屈。有的说是做媳妇，有的说是小媳妇，有的说是新媳妇，有的说是孙媳妇。原因是公方作风不民主。公方代表是党员，常常以党代公。在整风中应当在这些方面做检查。例如协商精神不够，对制度不好好贯彻。有些事情事先在党内已经作了决定，才拿到会上来讨论，使人有“真主义，假商量”之感。同时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人事科、计划科、统计科就没有私方人员。对制度的检查也不够。譬如，有职有权问题，李部长已经讲了七年，到今天，成绩是有，但很不够。
关于中小工商业的问题，他认为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最后他对统战部提了一些意见。他说，毛主席把民族资产阶级划为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根据这个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七年来在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几乎成为普遍风气，对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统少不统老，大的论功行赏，小的喝粥捞汤，工商业者是有意见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负责。他说，统战部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跟党外人员协商也不够。协商不够，就难免偏听偏信。有些党员的面孔冷若冰霜，总以改造人自居，使大家感到很难接近。各级统战部应对这些干部加强教育。
高振声分析工商界不敢鸣放的顾虑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劈头就提出工商界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的问题。他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振振有词、生动活泼、理直气壮大放大鸣的时候，工商界为什么小手小脚，似鸣似放呢？原因有四：第一、当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河北省的宣传部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不够，工商界领会不深，不知如何“鸣”和“放”。其次，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照顾是周到的；合营前，企业有困难，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合营后，私方人员有工作，有定息，有政治地位，一些小意见，提出来就不够朋友，就没良心，别人看来是不是得寸进尺。第三、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他说，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提出，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结果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第四、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接着他谈到公私共事的问题。他说，现在公私双方同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划分阶级界线？工商界有人认为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阶级关系，还有的说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千家驹虽然给他们作过报告，也没有解决这个思想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党员认为和资本家说几句话打一些交道就是丧失立场。党员接近资本家就沾上臭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工商联是否要长期存在，是否能成为第二工会的问题，他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将来多数工商业者要参加工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工商联如果成为第二工会，也是人数寥寥。他说，这是用不着唱对台戏的。喊长期共存，喊万岁，倒不如说工商联在一定的时期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提法单纯是为了稳定工商联工作者的情绪的话，是不必要的。
他在谈到中小户的苦闷后，对河北省的工业厅、商业厅及工会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了中心工作，有关部门不和工商联配合联系，不重视工商联的作用。工会随便吸收工商业者参加工会，不和工商联取得联系。定兴县吸收了68.7％的工商业者参加了工会，使那里的工商联会也开不起来。
最后，他对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北京城市生活太高，农村有意见；中小户工商业者到北京有意见；到东安市场门口一瞧，什么牌子的汽车也有，谁能坐？不全是公家的汽油么！某些人有功劳也不能摆老资格，应当做人民的表率。最后，他说全国工商联、八办、统战部对省工商联具体领导少，要材料，临时抱佛脚，要省里忙。全国工商联对下面的工作检查少，有检查，也是坐上软席火车、坐上飞机到上海、杭州去。省里睡的是木板铺，吃的是棒子面，这些地方就很少去。今后要深入下去，不要高高在上。张修锡说：
鹰潭镇叫工商联干部扫厕所
江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修锡说，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动脑筋，然而，为什么工作仍然没做好呢？原因是没有好的工作条件，有顾虑。拿我个人来说，我作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有四怕：一怕辜负党的领导，二怕和主任委员搞不好关系，三怕脱离群众，四怕干部调不动。有些干部看不起工商联的工作，更增加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县里的基层组织，更不被人们重视。例如某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同工商联在一起开会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屑与工商联为伍，这问题我们曾在省里反映过，但得不到解决。有些县竟派工商联干部抬桌子，有的县派工商联干部送信发通知，鹰潭镇甚至叫工商联干部打扫厕所。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求得解决。
（编者注：这篇是前天会上的发言）
第3版()
专栏：
农业部党组邀请非党人士座谈
领导工作切忌主观主义
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大家所提的意见一定起作用
本报讯 中共农业部党组在17日下午约请部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二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农工民主党农业部总支主任委员曾宪朴，无党派民主人士莫定森，九三学社支委陈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支委及其成员刘国芳、陈家祥、软墨林、徐季吾等。他们着重批评了农业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党组副书记刘瑞龙在会上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立即改正缺点。莫定森说：
领导上不接受我的意见
多年忽视发展粮食生产
莫定森对农业部领导人几年来未能正确安排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忽视发展粮食生产提出批评。他说，在1951年，农业部的领导人就说粮食多了，要发展棉花。我和粮食生产局王绶局长认为，这是全国土地改革刚结束时期的暂时现象，并不是我国粮食真正已经够了。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的意见曾在部务会议上提出来，我们特别反对在西南地区大量发展棉花。主管的司和办公厅负责人都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1952年棉花便大量种植起来，1953年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后来，在总路线学习中，我们又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领导上的注意。据说，一向缺粮的浙江省去年已能自给了。但他们每人平均四百五十多斤，达到五百斤的很少；而1947年，浙江省平均每人是五百零七斤，显然现在仍然比过去少。向称鱼米之乡的安徽芜湖，去年每人平均才四百八十斤粮。足见发展粮食生产是很重要的。
我国的棉花，1947年是三千多万亩，到了去年，则已经发展到九千三百多万亩，产量约增加了两倍。据我了解，在波兰，比大战前增加49％。其他像法国、意大利、西德等，也不过增加11％—43％。因此，我们是不是需要那么多棉花还是问题。
今年，中央提出优先发展粮食生产同时发展多种经营。我非常拥护这个方针。但是，据我了解，广东今年粮食面积减少二百万亩，广西减少了约二百万亩，浙江减少了一百五十万亩，湖南减少了八十万亩。可见，这个方针还停留在口头上。因为农业社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生产。
莫定森还批评了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的生搬硬套的作法。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化学肥料原料磷和氮的生产是一比一，这就是搬的苏联经验。殊不知苏联是黑钙土，有机质丰富，氮素多。但是，根据每亩实产五百斤的水稻从土壤中吸取的情况看，则是氮三磷一。所以，要是按照氮一磷一的标准，是不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
莫定森在谈到部内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说：去年推广“青森五号”、粳稻和银坊稻，在种子处调了多少种子，我们管粮食生产的都不知道。到出了问题，我们却派人出去检查省的工作。这样，省里很有意见：“到底官僚主义在农业部还是在我们农业厅？”要是种子处和我们稻作处联系一下就好了。
他还提出“三反”时，他在浙江被列为斗争对象，后来宣布他的问题是悬案。这个案迄今未解决，希望农业部设法解决，作出结论。曾宪朴说：
农业部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给创造条件怎样争鸣？
曾宪朴在发言中认为：农业部的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始终是不明确的。过去一个时期好像主要是搞生产运动；后来又抓技术措施；后来又要搞经济工作中的价格、收购等问题；去年又在搞交流经验、组织参观之类。今后到底搞什么？这问题不清楚，对于使用干部问题也是难解决的。
谈到农业部培养干部工作上的缺点的时候，他说，农业部老年干部和青年干部之间的矛盾最突出。党对青年干部鼓励多，谈得多，接触得多，而对老年干部则相反。因此，老年和青年干部有隔阂。今后需要注意怎样使用年纪大的干部，发挥他们的长处。
党内文件许多都是关于业务工作的，例如党员局长曾经把党内蚕桑方面的材料给我看；但这种与工作有关的材料很少看到。这种做法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工作。
曾宪朴说，除了同个别部长曾经有过几次谈话以外，其他几位部长很少接触。他们很少同我谈家常。
曾宪朴在谈到百家争鸣的时候，批评领导上没有给部内的专家创造争鸣的条件。他说，部里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园艺专家，但并没有把他摆在园艺工作岗位上，他当然无法争鸣。
他在最后批评了一些党员对整风的不正确看法。有些党员认为：只要大家肯谈，肯提意见，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要反掉三大主义并不那么容易。党员干部应当要有三顾草庐的精神，倾听非党同志的意见。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让人随便谈。今天这样长桌子一摆，弄得有些严重。他还说：现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已消除顾虑，还有人怕鸣了是不是悦耳，会不会起副作用，这都应当注意。
其他几位发言人从农业部精简工作、对生产领导等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陈仁说，农业部过去在技术改革中，给各地规定过死，没有强调因时因地制宜；现在，强调了因地制宜，但对于应具体领导的方向又放弃了领导。徐季吾原是作粮食分级检验工作的工程师，他很想搞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粮食分级标准，但是，农业部人事部门在安排他的工作时，没有考虑他的所长，使他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刘瑞龙说：
莫定森的冤屈马上就解决并向他表示歉意
最后，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表示：大家所提意见对整风对改进工作都有好处，像这样的会今后还要开上若干次。他说：至于“鸣”是不是悦耳可以不管，这次不要求顺耳，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好听的话也要听。他说大家所提意见一定能起作用，不会起副作用。对莫定森所说的冤屈，他表示马上就解决，并向莫定森同志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