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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吹进人心坎 百花百家尽开颜”
四川各界连日座谈
本报成都17日电 一周来四川各民主党派，学校，机关，文艺界，工商界，纷纷举行座谈会，本知无不言精神，给党委领导机关提出意见，积极帮助党开展整风。人们以 “春风吹进人心坎、百花百家尽开颜”，形容空前活跃的民主生活。
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已经开了五次，会上民主人士对党政不分、党员的特权思想，不尊重党外人士职权的宗派主义，作了尖锐批评。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李劼人列举具体事例，对省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市的工作干涉过多，提出批评。他说，由于党员的宗派主义，几年来使他处于“真空地带”，他希望整风中党多收集具体材料，把“三怪”根子挖得更深些。省政协副主席刘文辉说，要使党外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守职尽责，首先要求党员干部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对党外人士职权给予足够的尊重。
许多作家连日来在省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了文学艺术界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川剧改革中的保守思想和不关心曲艺和民间艺人的官僚主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对自己片面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以及批评“草木篇”的简单粗暴方式作了检查。但是他认为“草木篇”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说，“草木篇”中有孤傲离群情绪，应受到批评，但是不是毒草，不应该受到棍子式的教条式的批评。他说他是对现实社会某些东西不满意，而不是不满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问题还正在进行讨论。
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师范、医学、成都工学、体育等学院中共党委也大规模地召开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许多教授对某些党员中的骄傲自满，官风压倒学风，不敢放手鸣放提出批评。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张泽厚说，学校党委偏听偏信，不尊重民主党派，致使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抱着守口如瓶，身心安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磕头少说话，打落牙齿和血吞等消极态度。他建议党委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相互协商办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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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等相待 互相信任
武汉文艺界要求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本报武汉16日电“要平等相待，互相信任，像一家人一样。”这是在中共武汉市委15日邀集的文艺界座谈会上，许多党外人士提的意见。
在这个有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都要求进一步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国画家张肇铭说：“党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后，生活上关怀了，但政治思想上还是长期无人过问。”作家李蕤说：“有时开会也能见到市委领导同志，但仅限于握手道寒暖，不接触思想。”
会上，大家对本单位党群关系不正常的问题提出了批评。汉剧演员吴天保谈到汉剧团以前有个支部书记，因为有人对他有意见，他就在工作计划上写上一条：“有些干部看不起党。”把他个人说成是党，闹的很多人有意见。李蕤也谈到有的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作家十多年不创作，文艺理论文章写的很少，成天忙于开会，学习也不好，进步很慢，在处理问题上还不谦虚。歌剧导演鲍昭寿反映剧院领导干部动辄就说人“落后”，他自己就戴了好几年落后的帽子，但今年当上人民代表后，一个早晨就变得不落后了。教授程千帆还举例批评武汉大学党组织为了培养某个入党对象的威信，指定选他为先进工作者，并将其事迹夸大，反而使这个人在群众中更没有威信。
在谈到武汉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张肇铭谈到去年举办美术展览，很多搁笔多年的画家都重新提笔画了，很兴奋，但省、市领导的态度怎样呢？他说：“评奖时，我们请省、市文化局长参加，局长有事秘书也可以，甚至派个一般干部来也行，但两个文化局都没人来，只好悄悄收场。”程千帆也谈到他在中苏友协组织文艺讲座，有的人从郊区二十里外赶来听讲，群众很热情。但请来讲演的人都是党外人士，党员干部却请不来。
大家对杂志、出版社编辑部和个别党员干部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也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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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密切党群关系 改进领导工作
高等教育部党组织邀请部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和党委会，在昨天下午邀请部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上刘子载副部长代表高等教育部党组织，请大家对高等教育部党的领导工作提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改进领导工作。
会上，大家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劳君展说：人家批评高等教育部办事变的快，朝令夕改，像翻筋斗一样。这和我们部里各司工作配合得不好很有关系。部里每个司都向学校布置工作，强调自己的工作重要。例如教师工作量制度布置下去以后，有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就说，现在高等教育部又不搞科学研究了，光注意搞教学了。部里、各司只顾各管各的，工作一布置下去，到了学校里就忙乱起来。部里机构的变化也多，譬如教学指导司自从高等教育部成立以来，真是多灾多难，生死不定，一会有，一会又没有了。另外，我对部里关于综合大学培养目标的决定上，也有点意见，为什么要将培养中学教师的任务也交给综合大学呢？我想不通。培养中学教师应该是师范大学的任务，只有这样，教师的质量才能保证。
陈蔼民说：高教部对非党员是重视不够的。司里派同志下去检查工作，党员可以直接找学校的领导人交谈，而非党员就不能直接找。非党员下去检查工作，很难进行，不知道那些该问，那些不该问。领导上看党团员是优点多于缺点，看群众是缺点多于优点，对待不公平。工业司有几个青年同志的工作本来都差不多，领导上却表扬了团员。无论听报告、看戏等发的票都是先给党团员，党团员不去才给群众。陈蔼民还说，杨秀峰部长考虑和听取业务部门的意见不够，如工业学院方面的学生数量和质量是有矛盾的，招生太多，质量很低。不少工业学院都叫喊要削减招生人数，但对这个意见部的领导方面却没很好考虑。学校留助教也有问题，留下的往往是学生中成绩较坏的，这些助教根本不可能培养成讲师，这些意见也提到部里没得到很好解决；还有，杨部长曾要教师们写教学指导书，实际上教师们写起来困难很多，但杨部长强调要写，也就布置下去了。以后又说写教学指导书要发给稿费，怎么发法，很困难。大家提了几项意见，但领导上没有改变。
卿如楫说：高等教育部要在短时期内办大事业，自然是有困难的。我们应该抓中心问题来解决。提高学术水平，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关键在于发挥学校中的老知识分子的潜力，党要重视他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目前我们对高等学校中的一些工作弄得有不合适的，譬如把教授评为许多等级，差别很大，引起教授许多意见。此外在百家争鸣方面，我觉得这不是句空话，需要研究，需要掌握资料。目前搞自然科学的有助手，而搞社会科学的没有助手，研究工作就有些困难，许多资料要自己去抄。
孙尔纶说：高等教育部里最大的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中等专业教育，部里布置什么工作，经常都是把中等专业教育司漏掉了。部里党组开会很少讨论中等专业教育工作，现在部里这样多人，但只有十九个人管中等专业教育工作。在这次整风中，部里也没有找些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来座谈，征求意见，究竟中等专业教育怎么办下去？部里领导上是应该很好的研究的。
李洁民说：目前还有些同志虽然对党有意见，但是还有思想顾虑，这个问题应解决。部里对党员干部比较信任，注意发挥专长，而对非党员则常常是调动多，不照顾专长。他说党要的是唯唯诺诺的人，好提意见的人不大吃得开。党员有宗派情绪，如党员之间有说有笑，而对非党员则冷若冰霜。党员之间通人情，对非党员就不通人情。他认为要搞好党群关系，必须两面都拆墙，党应真正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多和群众交朋友，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处理问题要公平合理；而非党员也要主动靠近党，向党反映问题，交谈思想，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搞好党群关系。
会上，余之介、史久芸、郝光炎等也分别对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党同群众联系的问题，提了具体意见。会议到六时结束。刘子载副部长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继续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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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说
管得太死损害了群众积极性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于5月11日开始举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主任委员沈志远，在16日的会议上发表了意见，他从国家制度的角度上对当前的一些工作提出尖锐批评。他说，今天阻碍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原因，除各部门领导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对它进行坚决斗争外，还有一个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属于制度性质的重大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党政领导管得太多太死，集中得太庞大、太笨重了。
社会主义要求集中
但不能集中过多过死
他说，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特别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沈志远说，“包下来”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同时它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把人们的积极性包掉了，今后必须逐步地取消，对于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管得太死的办法必须及早改变。
沈志远联系戏曲界的情况，谈到集中太多的害处：去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一起，把上海市大批的戏曲团体都改为国营了。但管得太多的结果管出来一个官僚主义。因为那么多的戏曲剧团根本没有力量、没有条件来管，结果就不能不用不管的方式来管，形成了戴了帽子不穿衣服的有名无实的国营剧团。
出版事业应该开放
政府只掌握大政方针
沈志远又谈到出版界存在着一方面出版社感到组稿困难，另一方面许多著作家又感到写了稿子无处出版的矛盾。他说：大家都认为出版事业中的“一家独鸣”“专业化制度”，是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我也大体同意这种看法。为什么大家都要百家争鸣了，独有出版业还要保持一家独鸣，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垄断呢？垄断、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使出版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所以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督促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他说，医务界也存在同样性质的情况：好些名医过去每天替许多病人看病，私人诊所林立，病家也很方便。现在极大部分名医都到公立医院去了，收入从数千元降到了数百元，担任了院长、副院长、科主任的医师，行政工作很多，特别是会议多得不得了。名医不看病而光开会，不专心致力于业务领导而忙于在外面参加社会活动和行政事务，还要加上重重叠叠的学习，这一切的结果就把名医们的积极因素化为消极因素了。同时，管得太多太死，结果出现了包办代替、“以党代政，以政代业”的情况。医务界同志反映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事务干涉太多，名医当了院长，还是有职无权，医院领导的权被行政部门代替了。
不合理制度滋长歪风
希望大刀阔斧地改革
他说，从上面所列举的事实情况来看，过多过死的集中、管理和一切都包办下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消极作用甚至为害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因此，如何正确地使计划管理与自由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党的领导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了。我热烈地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他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所以有害，过分集中，过多过死过紧的管，以及一切包办代替之所以有害，就因为它们是残害群众积极性，窒息群众主动性、创造性的，也就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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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求经过整风使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江苏省委制定出整风工作两不误的计划
本报讯 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这个计划，已在省委最近召开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省委认为：江苏省全党的整风运动，必须遵照中央指示，从实际情况出发，密切结合当前工作。整个整风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改进工作，转变思想作风的过程。不仅要做到整风与工作两不误，而且要求经过整风，使工作面貌焕然一新，要求在以下四方面得到显著效果。
一、以整风的精神，做好当前的中心工作。农村要争取农业的全年大丰收，厂矿要继续贯彻增产节约运动，完成生产计划，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问题，也是衡量整风成果的主要标志。同时，对当前人民内部几个比较紧张的迫切问题，如夏收预分问题、中小学毕业生问题、临时工问题、转业军人问题等，要及时、正确地加以处理。二、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主要矛盾，要作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三、对改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要有具体的措施和行动，如扩大民主、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减少会议文件、加强对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等。四、在检查全盘工作的基础上，领导干部进行个人的思想作风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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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继续举行
老报人批评现在报纸的缺点
本报讯 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17日继续进行。陈铭德说：
报纸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
老报人陈铭德在会上介绍了新民报成长的过程。接着还谈了一些他对新闻工作的看法。他说：“报纸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新闻工作者是厨师。厨师要是光注意营养价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正像色、香、味和营养不矛盾一样。”
陈铭德提出二点建议：一、增办非党报纸，能不能倡办同仁报纸？二、北京应该有晚报。张友鸾说：
“记者不讨厌 不是好记者
报馆不闯祸 不是好报馆”
老报人张友鸾针对着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发表意见。他认为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尚未被信任和尊重。他说，新闻记者如果有特权思想，那当然不对。但有许多官僚主义者觉得记者小三级，那也不对。有人说记者是苍蝇，其实是蜜蜂，能够造蜜。
张友鸾说，旧社会有句话：“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现在呢？他认为可以这样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对现在报纸的内容，他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报纸不怕软些再软些，只要软中有硬。张友鸾认为现在某些报纸的社论不是什么社论，而是“社训”。新闻也太少。这种少登、迟登新闻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谈到报纸的编排，他说，现在的报纸从不注意也不打算有民族特色和民族语言。他还说，他最反对报纸横排。如果说为了拉丁化，那还不知道那一年？为什么不能等到实行拉丁化时，再来横排呢？他提议北京办个通俗报。萧离说：
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
大公报记者萧离对新闻工作者中的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新闻常被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垄断，他们想竞赛，都无从竞赛起！
他不满意中宣部的工作。他说，前几天他们给中宣部写了封信，要求对报纸讨论新闻的状况发表意见，可是等来等去，三天过去了，还没有接到回信。王芸生说：
报纸报喜不报忧，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宣传的片面性；一个是新闻工作者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
他说，现在的报纸是报喜不报忧，隐恶扬善，报上登的光明面，都是事实，但并不是工作中一点缺点没有，报上却很少报道。他又说： “大公报主要是报道财经的，财经宣传并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可以大放大鸣。但这要看领导支持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认识到什么深度，掌握政策要恰到好处。”
关于劳动生产率，他说，解放前，记者不记很不光彩，可现在记者不记，编辑不编，生产率相当低。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丁宝芳，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中国新闻社记者朱凤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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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是非都要讲
任严
有了矛盾，就要分清是非。既是矛盾，必有两个方面，分是非也就得两面都分。只论一方面的是非，是非就不能分明。如果矛盾发生在群众和领导之间，就需要既分清群众的是非又分清领导的是非。
可是，有些同志在处理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却常常是只讲一方面的是非，而且大多是只讲群众的是非，不讲领导者的是非。既然不讲领导者的是非，也就很难讲清群众的是非。因为，群众的是，往往就是领导者的非。因此，在讲群众的是非的时候，实际上是只讲群众的非而不讲群众的是。应该提醒这些同志，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使领导者处于有理的主动的地位，其实，恰恰相反。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是不是分清了，大家心里自然清楚。当群众感到领导者不和他们公平说理的时候，自然不会心服口服，这只是暂时的压服，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要认真解决领导同群众之间的矛盾，重要的还是，先分清领导的是非，再去分群众的是非；领导者的是非分清了，向群众承认了错误，纠正了缺点，这时候，再去分群众的是非，群众自然就比较容易接受正确的意见，改变不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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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射门犹豫不决坐失良机
我足球队指导戴麟经谈在雅加达比赛情况
本报讯 我国足球队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足球队进行了1958年世界足球锦标赛预选赛后，已经在昨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球队指导戴麟经在机场同记者谈了这次同印度尼西亚队比赛的经过。
戴麟经说：雅加达的天气很热，队员都不习惯，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大部分人都发烧，晚上觉也睡不好，因此影响了口胃，菜饭虽然很好，但是吃得不香。比赛那天，气温是华氏八十一度，在上半场的比赛中，我队曾不断进攻到对方禁区，并且有三次射门球都打中了柱子。可是更多的情况是，队员射门的时机和位置不适当，不是迟了就是距离远了点，在禁区内应射的球有六、七个，但前锋犹豫不决，坐失良机。上半场，虽然印度尼西亚队也曾几次突破我防线，但射门都高了或偏了。有几个知名的印度尼西亚足球裁判都说我队在上半场占了绝对优势。
戴麟经说：下半场开始前，我向全队指出必须在对方大门附近射门。比赛开始时我队信心更足，立即发起进攻，但是回守缓慢，造成后卫力量的空虚。比赛开始到两分钟时，对方后卫长吊一高球到我禁区，守门员张俊秀跃起扑接，但因跳得过于向前，球从左肩漏过。这时中卫王德发已经补了空，一脚把球踢到左面，对方右翼沙亚利正好赶上，他把球短传到中间，中锋拉曼趁张俊秀尚未退回时举脚猛射，球从右角入网。我队虽失一球，但队员信心还是很强，并且曾经踢进了一个球，但因越位无效。由于求功心切，缺点出现了，前卫和前锋距离太远，前卫得球只好自己带入，带到对方布防严密的地方再传给前锋，结果球往往被对方抢去。比赛进行到三十五分钟时，对方后卫又用“老一手”把球长吊前场，左翼蓝礼巧妙传中，我队中卫王德发抢球失误，又是对方拉曼得球直入，用左脚从左边轻轻打入第二个球。印度尼西亚队胜两球后，即加强后卫，稳扎稳打，我队虽有进攻和射门但都未奏效。
戴麟经最后说，印度尼西亚队进攻和防守变换快，这点大大值得我们学习。我队失败主要原因是前卫和前锋距离过远，接应不上、盘球过多，以及射门的时机和位置不正确。
（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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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禄小记 杨朔
我有位朋友，是个记者，几年来走南闯北的，阅历很深，每逢见到我这个他称做“喜欢评头品足的文人”，也爱说长论短，告诉我许多事情。这里记的就是他新近谈的一番是非。
我们的国家已经走进社会主义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还用问么？可是，就有一类人，不是站着，倒是躺着往社会主义里走。脚进去了，全身都进去了，偏偏脑袋别在门框子外边，进不去。拿农村来说吧，往常年，要是谁家死头牛，真像死了亲人一样，一家人饭都咽不下去。于今合作化了，牛归大家所有，死了牛，有的农民倒会高兴——能分到牛肉吃，好像也该高兴！
今年2月，我到东北一个煤矿去，只要眼睛稍微留神些，到处可以捡到铁丝、道钉、螺丝帽一类东西。真是“脚下踩黄金”，叫人心痛。这自然是少数矿工随手丢的。作怪的总是思想：不把公家东西当成自家东西一样看待。要是自家的，哼，连点针头线脑也舍不得扔。
有一回，就是在那个煤矿上，我到一所露天矿去采访，老远望见一堆人围着台电镐乱转转。电镐周围烟腾腾的，火苗顺着电镐两边的门口往外窜。有人手忙脚乱地往上撂沙子，也压不住火。我跑下去，迎面正好有另外几个工人刚刚跑到，看样子，都是才下班要回家的。
领头的工人身材不高，约摸二十几岁，一跑到跟前便喘着嚷：“怎么会起火的？准是电火。”
后边一个工人急的问：“咋办？”
那个青年工人说：“咋办？脱衣服！”
有人说：“不把衣服烧坏了？”
青年工人说：“管那个呢。”脱下棉袄便往电镐上跳。
不知谁喊：“别上去，看烧死你！”
青年工人理也不理，冒着烟火跳上去，紧跟着又有两个工人也跳上去。火苗顺着他们的头顶卷来卷去，几个工人侧着脸避开火，拿棉袄乱扑打，又用袄往火上捂。
那个青年工人又在上边喊：“弄水来！”
水弄来，下边的人往上泼，七手八脚总算把火救灭。2月天，本来冷的很，那个青年工人救完火下来，身上穿着单衣，浑身上下都教汗湿透了。只说了句：“该回家吃饭啦。”披上烧糊的棉袄走了。
你看，这又是一类人，彻头彻尾走进社会主义来。当时我一打听，知道这个青年叫王禄，是四十二号电镐的司机。
你一定要问：这到底是怎样个人物？这个人物也确实有意思。乍一看，王禄的脸有点苍白，显得怪孱弱的。人也有点羞涩，不大言语。只要你一接触他，立刻会觉得他身上有股劲，说不出是股什么劲，反正热烫烫的，好像随时都会一头冲出去。不信你当着他的面说矿山几句坏话，他才不留情面呢，不顶你几句才怪。听他谈起矿山，就像谈起心爱的美人儿似的：“唉呀呀！你没见那露天大矿啊，煤黑亮黑亮的，直放光，要是啃它几口，准是又酥又脆。”
至于那台电镐，更是他心尖上的肉。这不是机器，在他心上，这是个有生命有感情的活人。时常听见他啧啧着舌头说：“瞧这老家伙，溜明崭亮，多威武！干起活来，饶你是神仙也赛不过他。”黑夜回家睡觉，也放不下心，有时睡到半夜忽然会爬起来听。他听电镐的声音，就像听人说话一样，一声咳嗽，一个字音，就能听出那是自己的亲人，还能听出亲人的心情怎样。声音好，知道电镐没病，他才能安心睡觉。有时干脆不回家，守着电镐睡，惹得妻子抱怨他不懂情意。
伙伴们耍笑他说：“你敢情是爱上这个老家伙了。”
王禄对电镐的感情是浓，凡事总是先想到电镐，不大想到自己。这个露天矿早年日本人便开发过，挖了许多斜井，后来井口又堵住，表面看不出，要是电镐从上边过，土一压塌，机器陷下去，几个星期才能弄上来，不知要耽误多少生产。有那么两次，王禄开着电镐采煤，觉得轮子底下的土发松，好生疑心：是不是有“老塘”啊？他就走几步，用电镐的杓子头按一按前面的地皮。忽然轰隆一声，土按下去，果然露出个“老塘”。王禄实际是个急性子人，为什么会这样细心？这也不怪。对于自己心爱的人的安全，任何人总是格外敏感的。
不过有一晚上，还是差点儿连人带机器都葬送了。
那一晚上，王禄和一个叫杨长生的司机轮的是后半夜班。正是冬天，黑夜冷的要命，天亮以前，王禄把机器交给杨长生操纵，自己坐到司机室后边，脱下手套刚想烤火，忽然闻到一股火药味。王禄的心一动，寻思说：照规章，夜间不许放炮炸岩石，又没听见炮响，那儿来的炸药味呢？一边想一边又回到司机室去。电镐的头灯正亮着。王禄从杨长生身后往窗户外一望，灯光里显出一条发白的绳子，有火柴头粗，不是炸药的火线是什么？
这时杨长生已经挖了一杓炸药，还当是煤，撂到车上，又要去挖第二杓，王禄大声喊：“别挖！有炸药！”
杨长生惊的把杓子头一转，转到旁边去。两人跳下去一看，前面就是一大堆炸药，用手往下一扒拉，扒拉出两个雷管来。
王禄一伸舌头说：“好险啊！这要是杓子头一碰上雷管，镐炸碎了，咱俩的小命也完了！”
只是这堆炸药是怎么个来历，一定要追查清楚。王禄压不住火，立时拿着雷管去质问安全班长。
班长说：“也许是臭的吧？”
王禄说：“臭的？”当场逼着班长把雷管拿出去，通上电一试，响了。
王禄怒气冲冲说：“为什么炸岩石随便丢炮拉炮？一台电镐六十万元，万一炸坏了，国家的损失多大！人死了，更是没有价钱。得好好追究责任，不能拿着公家财产当儿戏。”
不管对上边，还是对下边，发现错处，他总是这样铁面无私，当面批评。有人怪他脾气不好。其实不是脾气问题。一个热爱公家事业的人，对于任何损害事业的行为，自然会激起他的反对。
那位记者朋友谈到这儿，我插嘴问：“你说的是不是阜新海州露天矿的那个王禄？”
记者楞了楞，反问道：“不错啊，你认识他么？”
当然认识。我昨天刚和王禄谈了大半天，他是到北京来参加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谈起矿山，谈到他的电镐，这个年青人低着头，还羞搭搭地说：“乍离开矿山那天，我真想啊，一宿都没睡好。一寻思：我的电镐什么样，怎么动法，叫的又是什么声音，我的心就发颤。昨天晚上做梦，还梦见在电镐上呢。”
由于我的职业性的习惯，我不能不“评头品足”一番。于是我问那位记者道：“你分析分析，为什么他对矿山会那么爱？”
记者笑笑说：“这有什么难分析的？你想想，他十一岁到阜新下煤坑，父亲早死了，母亲又死了，孤孤零零一个人，大冬天光着脚鸭子在雪窝里跑，没死还不是捡的一条命。一直在矿山上住了十四年，于今成了家，立了业，有了今天。他的痛苦，他的幸福，他的生命，都跟矿山结合到一起，你怎么能教他不爱？”
不懂得创业艰难的人，应该从王禄这类人身上，学着怎样去爱我们的事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