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在暮春的夜晚，寂静的北京街道上，一群年青人兴高采烈地走着，簇拥着一位心地更加年青的人，他就是周恩来总理……
春夜 梅阡
五月的夜风，飘着道边槐花的清芬，轻轻地吹拂着路人的面颊与发鬓，吹拂着人们的胸襟，温柔的慰抚，有如慈母的双手。
时间是十二日的午夜，一点钟。周恩来总理招待泰国艺术团的晚会结束了。周总理送走了晚会的客人们，又回来，和几个青年演员们围在一起，谈得很热烈。忽然，他望了望酒阑人散的会场，转身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刘华和狄辛说：
“你们住在哪里？”
“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
“远吗？”
“不太远。我们每天排戏都是走来走去。只要十五分钟。”
“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周总理含笑地说：“去看看。”
演员们一下子都楞住了。不知怎么来接待这位尊贵的客人，不知怎样来表示内心的激动和欢迎的心情，又考虑，时间很晚了，总理的身体不太累吗？正在踌躇，周总理却迈步领先走下了楼梯。
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口，汽车开过来了。总理却摆了摆手，问演员们：
“你们怎么走？”
“我们走着回去，您上车吧！”有个演员抢着说。
“不，我陪你们一道走吧！”
“不，我们每天走惯了，好像是锻炼身体。”
“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走吧！”
这样，在午夜里，静悄悄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人，年青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心地更加年青的人。他们像一家人，父亲和儿女们。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笑，谈工作，谈演戏，谈生活，也谈到怎样开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问题。大家压低着声音，怕惊吵了夜归的行人。——在这一群人的后面，远远地尾随着一辆空空的汽车。
五月的夜风，飘着路边槐花的清芬，温煦地吹拂着每个青年人的心。
在宿舍里，演员们并没有完全入睡。有的在灯下阅读剧本，准备着明天要排的戏：是“北京人”里的愫芳，是“布谷鸟又叫了”里的萧甲，或是“名优之死”里的云仙……有的刚刚散戏归来，丢开方才扮演的四凤或是繁漪，点一支烟，坐下来闭目凝神，想把激动的心情宁静下来，准备入睡。
当周总理轻轻地敲开他们的房门，有的从床上跳起，有的从灯下抬起头来，但，差不多都是同样惊诧的神情，嗫嚅地说：“没想到……是您！”最有趣的是林连琨，坐在床上，睁大了蒙矓的睡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引得大家发笑。他事后向人说：“我实在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是在作梦呢！”
在谈话中，周总理非常关心剧院企业化的问题。说：“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你们常常客满，还不能企业化，而有些民营剧团，虽然上座率差些，却能自给自足呢？”
没有人马上回答。但每个人心里都在盘算着一笔账。终于还是周总理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全体二百四十多人，八十个演员，七十多个舞台工作人员，剩下的大概就是所谓行政人员了吧，是不是行政人员的比例太大了呢？剧院不要机关化。希望你们把编制名单送一份给我看一看。”
周总理走进了剧院新盖的排练所，它像个可容四、五百人的小型剧场一样，空阔的舞台，油漆的地板，暖气的装备……周总理连连赞叹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有位剧场经理，站在旁边得意地说：“在剧院后面，我们还在盖着两个更大的排演场呢。”
“是啊，怪不得魏喜奎她们有意见了！他们很艰苦，连排戏的地方也没有，你们的排演场比她们演出的剧场还要讲究些。”总理继续说：“你们是否很好地利用了呢？你们空闲的时候，应该借给她们用，帮助她们，她们会感激的，你们要作一些团结的工作。”
有人也提到了国家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员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在戏曲界里，差别更大，这是不公平的。周总理表示应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还很穷，都往上提，没有那个力量，是不是高的应该向低的看齐一些呢？演员的生活，也不要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太悬殊了。当周总理知道1953年从师大戏剧系毕业的青年演员王洪韬，每月工资七十多块钱的时候，就笑了笑，说：“是不是太多一些了？” “你们年青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什么都给你们准备下了，比起你们的前一代人来，你们很幸福，他们吃了很多苦。你大学毕业，可我还只是中学毕业呢。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受一些艰苦的锻炼。”周总理说着，顺手指指室内的一盆花：“温室里的花草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为着你们的下一代，你们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
这些话，他讲时是十分亲切而严肃的。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体味着。在这些话里包涵着多大的期望与多大的鞭策呀！
深夜两点了，周总理悄悄地离开了剧院，但他的声音和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是的，有的人久久地凝视着地上放的那一盆花，那是一盆秋海棠，花开的挺鲜艳，但显得多么娇嫩柔弱呀。
有的人推开了窗子，窗外吹来的是温煦的春风，但也带有一些沁人的凉意，使人更清醒地思考着一些问题。
许多人经历了一个并不宁静的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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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去看“三毛学生意” 李健吾
万一你去上海的话，领略沪地风光，听我的建议，公余之暇，不妨去看一回大众滑稽剧团的“三毛学生意”。怕的是一连排几次队也买不到票。不过像你这样一位官僚主义者，多排几次队，再像中了头彩似地，走进“虹口戏院”那样一个社会角落，和“低级”趣味的观众坐在硬凳子上开怀大笑，你会觉得要比请假休养有作用多了。
布幕拉开了，浅浅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小码头，旅客们下船又上岸，上岸又各奔前程，便见旧时代的两个黄包车夫抢生意，抢到赌气做赔钱生意，而你就从这时候起，一直笑到出场。
可是有些地方，你要哭好半天哩。哭又哭不出来，那股子劲头儿可难受啦。顶要命的时候，是你正要哭，偏又要笑，两下里一“矛盾”，于是一边流眼泪，一边嘴张开了笑不合拢，舌头上咸咸的（不是盐水，是眼泪水），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幸而观众不看自己，否则真会错以为文彬彬同志演三毛的面部造型演到自己的脸上了呢。
文彬彬同志什么都好，就是几只金牙镶坏了。早知今日演苦人儿三毛，你后悔当初不该把假牙镶成金的。
你和演理发师的刘侠声同志，还有演理发师老板娘的夏静同志那场长戏，我说什么也忘记不了。有谁见过理发师打学徒吗？去欣赏欣赏三毛把自己的屁股歪斜放在转椅上等打的“绝”戏罢。那可真是就连喜剧大师莫里哀也没有想到。
有时候演员把戏演俗气了，那也太是意料之中的事。“高雅”社会原来就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在戏里夹上一些地方小调唱唱，也不足为怪。契诃夫爱看的“渥德维耳”（一种野生野长的法国滑稽戏），就是这样的。何况这种滑稽戏是在上海市民圈子里长大的。
据说滑稽戏的前身就是文明戏，文明戏的前身就是早期话剧。我不太清楚这个传统。只是据闻（所以概不负责）这些滑稽戏前不久在上海举行过一次会演，一位苏联戏剧专家看过以后，像我平日一样天真，大声嚷嚷，“原来你们的话剧好演员都在这儿呀！”
一个事实却是，还有一个滑稽剧团把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改成沪地风光的“活菩萨”，在上海连演了两三年，如今还要连演下去。我把这话告诉了法国著名的舞台演员费利浦，他又喜又惊，直怪洛瓦（一位来过中国的法国作家）写了一本大书介绍新中国，怎么就不提起这叫法国人听了兴奋的“大”事。
我扯远了。你不可能看上海所有的滑稽戏（个别演员还停留在自我表现和媚俗阶段，戏有时候也欠健康），就挑一出“三毛学生意”看，寻寻乐儿也好。你不会抱怨白排队的，除非你这人太难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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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看我导演的京剧有点像“芭蕾舞”了吗？
——像，像极了，像得竟不像京剧了。 李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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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辑忆旧
——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赵家璧
关于俄国与苏联两集，当时对书名意见既有不同，合出、分出也莫衷一是。耿济之先生来信提出可用俄国短篇小说集总称而分甲集旧俄之部、乙集新俄之部；当时的文化界确有称苏联为新俄的，但有人反对这样做。这个争论还是茅盾先生帮助我们解决了。
他在1937年6月7日的信上说：
“兹先答尊询新俄旧俄之争。鄙
意革命前作品为一册，可称旧俄；
或径名“俄国”亦无不可。至于革
命后作品，以用苏联为妥，盖苏联
为正式国名之缩写，就是USSR
也。新俄二字决不宜用为书名。鄙
意书可分二册，一、俄国，二、苏
联。……俄国二字代表以前，苏联
二字代表以后，俄上无须加形容字。”
那时耿济之先生正在苏联使馆工作，我们认为他在国外搜集新资料比较方便，原议约他编选“苏联集”，而约曹靖华先生编“俄国集”。但是曹靖华先生1936年11月29日来信说：“最好是我与耿先生对换。我看耿先生很爱旧俄东西，而我则酷爱新俄东西，我对旧东西实在感觉不到兴趣，不然是吃力不讨好。”结果两人就相互对调了。1939年济之从国外回来，蛰居上海，在无意中他告诉我他早在苏联时已把“俄国集”全部编成了。他说现在显然已成了无用之物。那时我除了向他抱歉外，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成立后，最先出版了他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全译本，也作为对他的一种赎罪，因为1942年“良友”只替他出了上半部，可是也没有给他自己所看见。郑振铎先生在这本书的序文中说：
“第一部方才印出，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了，良友公司被迫停业，印好的书也全部失散了。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而到东北去时，还念念不忘于这部书的运命，现在赵家璧先生竟毅然的把她全部一次出版，而他自己已经不及见了。”
耿济之先生死于1946年，虽不及见“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出版，但书毕竟送到了万千读者的手中。真正使我抱憾的倒是他那部已编好的“俄国集”，我连看都不敢向他要来看，不知道他的遗族是否还为他保存着。我因而想到望舒和鲁彦的作品，尤其是当时新译的十几篇东西，虽已在生前交给了我，却在我书橱中被埋没了二十年。其他几位编选人，又哪个不曾为它多多少少付出了无代价的劳动呢？
今天广大读者急需资料性的读物。“中国新文学大系”之类的书旧书店索价奇昂；“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编辑计划，有关出版社如加以适当地修改重订，也许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题。（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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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踏平“出息”关
谢逸
这几年，中小学生从学校毕业出来，总得颇为费劲地去闯“出息”关，前年如此，去年如此，今年还是如此。
在学校里，课堂中，老师们讲社会主义建设，说徐建春劳动生产的故事，许多孩子朝气勃勃，磨拳擦掌，早就为祖国许下了光辉的宏愿。但回到家中，一跨进门槛，便碰到父母兄嫂的冷冰冰的脸孔：“扛锄头，挑大粪，真没出息！”而亲友邻里，也从旁泼来一瓢冷水：“喏，人家×××，没读过什么书，倒当了干部哩，真有本领。”这关虽不是“一夫当关，万夫难破”，但因为把关的都是家长亲友和邻里，确也增加了孩子们闯关的困难。
直到现在为止，认为“干部高人一等”，比工人农民有 “出息”，有“本领”，仍成为一种顽强的舆论。如果详细想一想，干部既不种田，又不会盖屋子，怎么说是有“出息”有“本领”呢？姑且来这么一个假设，比如：农民一年不种田，工人三年不纺纱织布，我看，干部就都要饿死冻死，如此这般，又怎能说是“高人一等”，究竟“出息”在哪里？“本领”在哪厢？道理并不深奥，任何人都可以想得出来，可就是不去想。
说干部不怎么有“出息”和有“本领”，乍看起来好像是偏了一些，其实并不很偏。工人农民是直接参加生产的人，干部只不过是组织者，是间接参加生产的，假如不要间接，什么都来个直接，有些事，确是也直接不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起着不小的作用，这不容否认。将干部和工人农民对立起来看待也不见得很恰当。但工人农民和干部，究竟谁个为主呢？这也是浅明得很的事。但偏有人爱头朝地下脚朝天地去看，凡事一倒调来看，主次不分，轻重不明，就很难看得清楚。结果，将最有出息最有本领的工人和农民，看成了没有“出息”没有“本领”。
有两种假象，常常蒙住了人们的眼睛：假象一：好似干部有权有势，可以命令工人农民：“你们要这么做，那么搞。”其实，这命令，只不过是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传达下去而已。说穿来，干部不过做群众的传声筒、服务员而已，何来的权？哪来的势？这又怎能算得是“高人一等”？自然，也有个别干部真地认为自己有权有势滥用职权，胡作非为，但这总是“好”景不常，终会给大家摔下台去的。假象二：有个别干部孩子上学上街，有漂亮的小轿车，父母兄嫂也都沾了光，住洋房，坐汽车，大有“一子得道，全家升天”之概。但新社会是不容许这类现象存在的，大家不容许，它就无法长存，过去一度存在的这种事实，慷人民之慨，博一己之舒适，这不是有“出息”，却是最没有“出息”的。
“出息”这一词儿，是从哪儿来的？我没有考据过。顾名思义，所谓“息”，大概指的就是“利息”吧。付一笔钱出去，又收一笔更多的钱回来，似乎就叫做“出息”，否则就是没有“出息”。有些父母，付一笔钱供给子女读书，仍是想子女将来升官发财，又能荣宗耀祖，又能捞回更大的一笔钱；否则就骂他没有“出息”。这里，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钱和钱的关系，这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念头，这念头是可怕的，也是可耻的。
“出息”关，历经风吹雨打，该已是崩毁的时候了，只要青年们勇猛地去闯，只要家长邻里们不当关把守，而老幼合力，是可以将它踏为平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