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
“我是老清华了，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
记者要求钱伟长教授谈谈清华大学内部矛盾的问题，钱先生在电话中说：“我说的话够多了，人家对我很有意见，还是找旁的教授吧！”经过记者的一番解释和请求，他同意了。11日上午，当我踏进照澜院的一间会客室时，钱先生出人意料地这么讲：“你能有多长时间啊！”我说：“不限时间吧。”话匣子就揭开了。
“高等学校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另外有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钱伟长以前是学校的教务长，现在是副校长。记者就问：“这是否牵涉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呢！”“当然完全无权也不符事实”他分析了这种值得令人深思的情况。钱伟长说，党的力量大，一个意图贯彻起来很容易，我们作事就完全不一样。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谓“进口”和“出口”。究竟其间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他还举校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党内有好多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作教授的掌握情况少，有的看法很可能是片面的，所以有些场合就很难发言。他说，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在高等学校究竟依靠谁呢？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钱伟长以肯定的语气说。他认为，不仅清华如此，目前全国高等学校对老教授的作用和积极性的估计不足是个普遍、严重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首先把人分成了两类，对一类人总先看他的优点，对另一类人先看他的缺点，这样老用“先入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墙就造成了。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铸工教研组有位青年人订了个学习计划，三年内要解决十二个科学上的重大问题。计划送给苏联专家看了，结果给专家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因为每个问题如果解决都能够得上博士论文的水平。我们没有理由去埋怨青年人好高骛远，但是教研组主任是了解情况的，为什么不予过问呢？唯恐一加干涉就会被人们扣上压制新生力量的帽子。钱伟长说，在这样的气氛下，如何叫他们能作好领导工作呢？根据他的说法，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务工作里。他还说，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挂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而且像这样一位有声望、有才学的教授竟然连一个徒弟也没有，是令人悲哀的。钱伟长猛抽了一口烟问道：不向有经验、专长的老教授学习，向谁学习呢，再不扭转过来，危机就到了。
“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
“蒋南翔校长在光明日报上谈到学校领导体制问题时说大概有五种提法，钱先生的意见呢？”开始，他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却率直地说，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钱伟长认为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而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接着，他离开沙发踱来踱去，反转身来问道：“为什么许多老教授不愿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而要到科学院去呢？是单纯地为了研究工作么？不，近年来学校里一种寂静穆肃的空气实在使人难受极了”。他举了许多实例说，老教授们认为没有出息的一些人，偏让他进教研室当助教，选拔学生出国、教师提级等重大问题也都没有征求过教授们的一点意见，走的尽是党和行政路线。他说，在苏联，一个教授、教研组主任是受学校和人们莫大的尊敬的。在苏联作教授的可以任意挑选助教作为他的助手，如果教授认为他的助手不够称职，也可立即除名辞掉，学校当局是十分尊重的。
由此，钱伟长的看法是党的工作要继续加强是不容怀疑的。在全面依靠老教授的前提下，党主要是加强对教授的教育和领导工作。而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力。
“空气紧张人情薄”
钱先生越谈越有劲，他对清华大学的内部矛盾问题作了这样的估计：清华的问题是不少，但与其他学校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首先一个客观原因是党的领导较强。另外还有个原因，他意味深长地说，清华也可说是“子弟学校”，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多，有时候工作搞不通，还可摆出老师的资格来，或者是同学的资格来，这样也稍能解决一些问题。
往事，似乎是值得人们留恋的，钱先生说，过去我们这些教授家里总是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来往往，所以有些问题不用开会就在无形中解决了。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脸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间的关系不融洽。他激动地说：“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试问这样如何教？又如何学呢？”他又以“三反”和“肃反”为例说，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是重要的，但是有些青年人光抓人的缺点，甚至一些私生活中的问题也揭开了，这就使老年人损伤了自尊心。以后就谨小慎微，一到开会空气就十分紧张，还把自己和人家的发言统统纪录下来，以便有案可查，防备抓小辫子。
钱伟长说，一个有专长的教师总是希望把徒弟培育成才的，犹之乎古人所云“望子成龙”。过去他向吴有训（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老师学习过。近年来，自己也培养出一些很有作为的人才。他说，胡海昌、叶开沅（曾得科学院奖金）的成长不过是四、五年的事，他们学习虚心、积极，我也乐于指导，师生间团结友爱有什么不好呢？听说有人在批判什么“胡海昌路线”，真不知从何说起。他还谈起，校外有七、八个青年人没有通过什么组织关系，“走私”来向他学习，成为他的私淑，他也欣然地接受了。
他还谈到，整个教育思想中要求过高是造成学校空气紧张、师生精神负担沉重的原因。目前学校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不止一次发生过学生考试得个“四分”竟然会哭闹的事情。钱伟长说，我们老清华学生功课也不比现在轻松，但学习情绪则是轻松愉快的，有时偶而考试不及格拿个“手枪”也就算了，再从头学起。他认为工作、学习应该是紧张的，但决不可人为地促成精神上的负担。
“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作为一个有几十年教学、科学研究经验的老教授，不可能在一些重大的教学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对钱教授来说更其如此。钱伟长说：“目前学术空气太少了。”
他对“先教学后科研”的提法是有意见的。过去教学质量不高，老是强调教学法、备课等技术性问题，也是不对的。他说，质量的关键问题在于教师通过科学研究在学术水平上的不断提高。说到这里，他去拿了一本剪报给记者看，上面是他在人民日报上几次发表过的意见，但是并未获得领导重视。
钱伟长还与记者谈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几个月前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培养目标的文章。不久就听到领导上说他的文章在学生中引起了不良的影响，动摇了大家的学习情绪，说是要组织大伙讨论讨论。他笑着说，名曰“讨论”，其实是要“批判”。领导上认为，他的文章引起了：一、否定了向苏联学习，二、怀疑社会主义教学成果，三、使学生思想混乱等等不良后果。因之，把原来的问题性质转化了。
钱伟长说，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下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有些专业知识可以通过生产实践获得的就该精简，以充实基本训练。他说，我的看法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是对的，但也可以展开讨论或实验。十多年前，原子能同位素——铀的分离方法共有七种之多，谁也不服谁，结果各走各的道路，大家都获得成功了。所以自然科学不争鸣，是不会发展的。
他还说，在苏联一个高等学校也有两个名词相同的专业，由两派学者用各自认为最有效的不同方法来培养。所以，他说我们也不必强求机械统一，在专业设置上，甚至各个学校的管理上都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尝试，也可能都行得通，也可能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样就可以去芜存精、吸取经验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钱伟长向记者表示，中央整风的指示是及时的，过去意见憋得太久太多了，所以不得不用运动方式大规模地搞一下，他希望从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后，能够转入经常化。具体以清华而言，他认为领导上对放的政策是肯定的，但是现在的状况还不是放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基本上还没有放出来！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第7版()
专栏：
高级研究人员张达钧等人提出批评
“科学院不像个学术研究机关”
本报讯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16日下午三时，邀请社会科学各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会上发言的有研究员张达钧、陈梦家、余元盦、张遵骝、徐炳昶、黄文弼等人。他们分别就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批评。
不少发言者认为，科学院不像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而像一个衙门。科学院行政机构臃肿，行政人员超过研究人员一倍，这是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的根源。余元盦先生说，科学院有六个局，汽车很多。但领导工作的重点不在学术领导，而在安排干部。科学院作工作总结时，不是总结每年研究的成果，而是说今年又添了多少人，设了多少所。实际上好多所还是空架子，研究人员不多。由于行政人员过多，就减少了科学研究经费的开支，使宿舍分配、图书购置等都受到影响。因此他建议大力削减行政机构。
发言者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张达钧先生说，学部成立两年来，很少派人深入各研究所了解情况。黄文弼先生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只有六十多人，这和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情况不相适应。而且这六十多人中好多人是兼职，专心作研究的不多。学部委员的名额的分配，也没有照顾全国各个地区，有的地区如西北、东北人数太少。这一切使学部不能很好的担负领导工作。张遵骝先生说，科学院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在人力配备上也不如其他大学。例如历史一、二所补充研究人员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因此有些国外的学术活动，科学院参加不了，反而要组织大学的力量去参加。
在提到党群关系时，陈梦家先生说科学院的党群关系比较隔膜，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只强调非党研究人员的团结，而不注意党群间的团结，目前党群关系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他还批评了考古所领导对老的研究人员信任不够的现象。黄文弼先生也认为应该多尊重老研究人员，只有彼此信赖，才会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此外，余元盦先生还提到他认为目前历史研究所分为一、二、三所的作法不太合适。这样对调配研究人员，分配图书经费都有困难，同时这三个所研究的都是中国历史，有共同的性质，需要相互联系。他建议，将三个所统一调度。他又批评目前科学院有重理轻文的现象，这表现在图书经费的分配上文科方面的经费太少，这几年来只依靠旧有的藏书，新买的书不多。他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设立社会科学图书馆。张遵骝先生提到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以后，该校所有旧清华所藏文科书籍，不肯交给其他研究机关，反而还大量采购文科书籍，他认为这是本位主义的现象。
有些同志还批评了科学院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行动迟缓的现象。会议在六时结束，以后还将继续举行。
第7版()
专栏：
学术研究不能关起门来进行 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 朱契
自从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在文艺和学术研究方面，已经初步打开了过去沉闷的局面，产生了一种活跃的新气象。但是，现在虽已到了5月时节，然而春寒犹重。应该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但是百花犹未盛开。学术界还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版界还存在着霜冻的现象。究竟是什么东西障碍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我认为，在学术研究方面，所以还不能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主要是由于宗派主义在障碍着百家争鸣；它的危害性，有时还要超过教条主义。
不错，在学术研究方面，最近一些时候也出现一些论争的场面，例如我国历史上奴隶社会时代和封建社会时代的分期问题，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问题；文学上旧诗和新诗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问题，对于红楼梦人物思想的研究分析问题，对于李后主词的评价问题；经济学上关于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哲学上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但是，整个说起来，我们的学术争鸣还是很不够的。有的争论展开了，但是过早地下了结论；有的报纸组织了争论，但是过早地收了兵，由权威人士出来讲了话，便草草了事。
在历史科学方面，宗派主义的作风尤为严重。下面举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本来学术的研究，是不能关起门来进行的；而史料的搜集，尤其必须走群众路线，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但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这几年来，却一直是在关起大门来进行研究的。不但对于全国研究历史的人们，不肯去主动团结，对于全国散在各处的珍贵史料，不肯去主动地积极地搜集，相反地对于主动前来投稿、前来联系的人们，还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在1951年冬天，我到安徽的涡阳县参加两次土改，并到涡河的北岸，访问了捻军领袖张乐行的故乡——张老家，深入地调查研究了张乐行、张宗禹的一些事迹，搜集了张家后代保存的家藏文献，访问了张乐行的从曾孙张羹材，并且调查了张氏的两处祖墓和张慰祖墓及张琢的衣冠冢。回来以后，我根据实地调查所得，写了一篇“捻军领袖张乐行事迹调查记”。当时罗尔纲先生正在南京编纂太平天国史料，因为捻军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有关，我拿去向他请教。他看了以后，认为调查得很深入详细，有许多材料，是从来不见记载的，值得加以发表，并建议向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研究”投稿。我当时犹疑了一下，认为和“历史研究”向无联系，投去以后未必登载。罗先生十分热心，又建议由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派驻南京整理档案的王可风同志介绍投稿。当由王同志看了一遍，认为应该可以刊载，便代为寄投“历史研究”。过了四、五个月以后，原稿退回来了，没有加以任何批评，但轻轻写了几个字：
“来稿与本刊体例不合，原稿退还。”
我再投“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回信说：“尊稿对捻军领袖张乐行和张琢的意见已收到，我刊拟稍加删节，如你同意，即拟设法刊出”。我只好同意了。该篇被缩去了一部分，在“历史教学”发表。事后我接到了该刊转来好几个读者的来信，对这篇文章表示很大的兴趣，并要求更多地介绍张乐行、张琢的事迹。最后我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发表了另一篇关于捻军的文字。但是“调查记”全文，至今还没有能够完全发表。
与此成一个有趣的对照：最近却接到了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一封信，里面写道：“我们为了供研究者参考，计划选印同盟会系统的各杂志，现已决定将民报全份影印，正在摄制中。惟其中二十五、二十六两期缺底封面及广告各页，各处访问迄未借到。闻你处藏有民报全份，不知所缺各页，在你处能否补全。又民报附有天讨增刊一册，及三号外一张，现已觅齐，此外不知尚有其他增刊及号外否？”这一封信，有力地证明搜集资料是非走群众路线不可的。但是该所过去关门的作风，却不能不使人情绪上有些不平。我愿意在这里表示：学术资料应该尽量贡献给学术机关，我准备把全份民报贡献出来，但是也要求学术机关虚心一些，开放大门，走群众路线，才可以把历史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实际上有许多近代史资料，第三所还根本没有看到，也根本没有调查到，必须要联系更广泛的群众，才可以担负起这个重大的任务。
一句话，必须要反对宗派主义，扫除学术研究上的一切障碍，才可以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第7版()
专栏：
拆墙和留线
——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访问记——
“党群关系，能像今天我们谈话这样自由，这样没有拘束就好了。”这是记者就整风问题访问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时候，陈先生最后说的一句话。陈先生过去是新月派的诗人，后来虽然改业考古，但诗人的豪迈热情的气质并没有改变。虽然记者今天访问的题目——“作为一个学者，对这次党内整风有什么要求？”容易谈得枯燥，陈先生还是生动亲切地讲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同志间谈心的气氛中进行的，说话之间，好像谁都忘了这是一次采访呢！ 谈话是先从党群关系的一些问题上开始的。 科学院和考古研究所的党群关系隔膜，这是可以从陈先生的谈话中感觉出来的。他说：“我们和院、所的党委或党支部可以说没有什么联系。机关的党委或党组到底和行政有什么关系，考古所的党组织是一个党支部还是党小组，负责人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几年来，除了参加过一次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大会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来往了。”
非党同志可以体现党的领导
陈先生说：“我们很希望弄清党的领导和个别党员的领导区别在那里。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恐怕和行政负责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没有关系。非党员担任行政领导，贯彻党的政策，也可以说是体现了党的领导。目前好像要体现党的领导，必须是党员，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同志工作得不好，我们反对他，有人认为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这样就把个别党员当成了党的代表。他错了，人家也不能批评他。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经过这几年的学习，这些非党同志也能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举考古通讯为例，这个刊物由非党同志主编。过去刊物上每发表评论，主编自己不敢决定，必须请党员负责同志看过，恐怕出错误。其实这位党员负责同志的业务水平不一定比非党同志的主编高多少，这样做是否必要呢？同时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在学术文化部门，党群关系搞不好，有些时候是和这些领导同志安排得不合适有关系。”
保密制度范围太宽
陈先生说：“党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要有一定的保密制度，这是必要的。我们也不想知道党内的秘密，但过去保密范围似乎太宽了一点，有些业务上的问题，也不大允许非党同志过问。例如像考古所选派留苏研究生、夏鼐副所长出国参加巴黎汉学家会议这样的事情，也不让我们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知道，这未免奇怪，当时我曾将这两件事情问过一个党员负责同志，他还嫌我多事。我说这两件事和我们业务有关，我不能不问。研究生的程度怎样，我知道；当时所内选定的三个同志（都是党、团员）程度太低，我提了意见，他们没有采纳，结果还是没有考上。夏副所长出国，我有工作要交代，为什么不应该知道？而且这件事所外的同志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所内的同志反而不应该知道呢？”
“目前似乎有一种人事汇报制度，你在某个地方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不久首长就会知道，有时首长讲话时就会引用起来。非党同志的重大活动向上汇报是可以的，但往往连一些琐屑小事也汇报了。一次我招待外宾，穿了西装没有带领结，也给党团员汇报给机关首长知道了，不久就当面批评。这样做往往容易听信党团员一面之辞，而且也没有必要。”
人事工作神秘性很大
“机关的人事工作，也弄得神秘性很大。现在人事工作好像就是党的工作，作人事干部的都是党员，非党同志对人事问题很难过问，这也造成工作中的一些困难。有时对非党同志不大信任。一次一个党员负责干部突来找我。由进门的神气看来，今天来了当然有事。我问他来意如何，他始终不肯说。坐了半天，才问我美国有一个‘威尔逊’你了解不了解。像这样的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了当的问我呢？而且这位同志还不懂英文，不给原文名字给我看。美国的‘威尔逊’等于中国的姓张的一样，何止千万，我知道是谁呢？其实我们都是爱国的，你直接了当地问我，我一定会尽自己知道的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神秘呢？”
整风的结果要有交代
陈先生说：“过去搞三反、肃反，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没有个交代，将人家批评了一顿，最后被批评者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下文了。这样对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是一个疑问。这次党内整风，希望要有个交代。大家对某个党员同志提了不少意见，事实怎样应该告诉大家，这可使群众知道自己的意见那些对、那些不对，也可使犯错误的同志知道错误何在。前几天我在文联开会，遇到一个党员同志，他说目前对放不放的问题自己还有顾虑。原因是有些领导人，过去说不放是他们，今天说放也是他们。他们不检查自己，光批评别人。今天放了，明天他又会批评你不该放呢！这些领导同志应该自己检查检查，向大家说说自己的体会，不要光批评别人。”
科学院是个衙门
说起官僚主义，陈先生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考古所的领导都有意见。
陈先生说：“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衙门，层层的领导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这些人很少和研究人员接触。举例说：科学院有一个党员副院长专管社会科学，原来是张稼夫，后来是张劲夫，但不论是张稼夫还是张劲夫；我们都只在台上见到他们，除此以外别无关系。”
他提醒记者说：“这次百家争鸣，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鸣得最不好。别的方面都开会，搞得热热闹闹，就是社会科学方面冷冷清清，社会科学学部也曾经开过一次会讨论，当时会上只有徐炳昶老先生和我并少数二三人发了言，别人都不讲话，会议草草收场。负责学部的一个党员同志来学部已二年了，连我们这些高级研究人员都不认识，会上我就曾给予批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员大部分是党员，真正有时间作科学研究的人很少，他们都不是我们选举出来的。有人说，这里有宗派主义，值得检查。”
“考古所内官僚主义也是不少的。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大了解下情，也不大到办公室来。他们喜欢听小报告，有时请你去谈，不是批评，就是训话。他经常要我们老科学家之间不要闹不团结，但他很少努力于他和我们之间的团结。某些党员领导同志对一些年老的研究员，不大尊重。他们年纪大了，很想到各地去看看，总是考虑这考虑那，不让出去。”
把领导人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最后，我们谈到了教条主义的问题。陈先生说：“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某些人把领导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只是去揣摩和体会领导的意图，不管实际情况。例如有个领导同志，随便讲了一句话，说李后主的词人民性如何，某些人就据此大做文章。领导说文字改革要走拼音化方向，就不问具体条件怎样，盲目进行文字改革。过去戏曲改革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二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这样做只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有人说党群关系应该拆墙留线，我觉得线也不必留，和踢足球一样，两边的人串来串去多好呢？不留线，也能分出共产党和群众。”这就是陈先生的最后要求。
曹孔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