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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进高等学校领导工作的关键何在
——记九三学社讨论教授治校和党委制的两次座谈会
近来，随着高等学校中各类矛盾的被揭露，怎样改进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已经成为各方面关心的问题。为了求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邀请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等机关工作的部分社员，在5月10日和15日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到会的许多学者专家，围绕着是在高等学校中实行党委制好，还是实行教授治校好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积极的有益的意见。
对教授治校的不同看法
据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和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等同志谈，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实行教授治校。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由副教授以上的人组成教授会，再由教授会推选九人组成评议会。凡是有关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例如聘请或辞退教授、选派出国留学生、增添或减少系科以及经费的支配等，都由评议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只有它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提交教授会讨论和决定。黄子卿教授认为，这种作法有许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对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有个公平的估价，保证教授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减少人事上的互相倾轧和排挤。因此，他建议在继续保持党委制的情况下，在高等学校中采取教授治校的办法。今后凡是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由教授会来管，党委则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前南京大学校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基本上同意黄子卿教授的意见。他认为，有关教学和学术上的重大问题，都应当让教授知道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是过去有许多事情，教授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今后如能实行教授治校，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并且有助于克服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在高等学校中发扬民主，对党委的工作起一种监督作用。
楼邦彦副局长和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孟昭英等，认为对教授治校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不应机械地搬用过去的作法。楼邦彦认为：清华的教授治校实质上是元老治校和寡头政治；所谓安定也只是安定了这一部分人。他说：当时清华在教授治校下的宗派主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人如果不是留美学生，要想进清华是很困难的。1939年他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他的老师张奚若任清华政治系主任，要他到清华任教；而他的另一位老师钱端升在北大当政治系主任，要他到北大任教。虽然当时北大给他的月薪是三百二十元，而清华只有二百八十元；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清华而没有到北大，就是因为受了“清华精神”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宗派主义决不应当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复活。同时他也不主张搬用北大的教授治校，因为当时（指1946年以后）北大的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同胡适作斗争，为了进行教授的民主运动；而在今天的高等学校中，共产党并不是大家的斗争对象。因此他认为，教授治校虽然有好的地方，但也不应否认它有不好的地方；今天是否要提教授治校以及它的内容如何，都需要慎重地加以考虑。
对于楼邦彦的上述意见，好几位教授在发言中都表示赞同。孟昭英说：清华的教授治校和美国的国会差不多，形式很民主，实际是少数人把持校政。北大教授周炳琳（民革中央委员，特邀参加会议）反映说：一提起教授治校，年青人的反感很大，认为是封建把头的统治。清华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除同意过去的教授治校是资产阶级民主外，还认为它是脱离实际的学院教育的必然产物。
是制度不好还是思想作风问题
在对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进行分析批判上，几乎可以说，座谈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当前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主要不是党委制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党员的思想作风有许多问题，它们的集中表现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许多位教授在会上分析了党员的情况。他们认为，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党员一般是品质优良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是也存在着许多比较严重的缺点。这主要是：第一，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缺乏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办学经验，因而对人对事的方法比较简单，考虑问题不够周密和全面，难免不发生缺点和错误。第二，也正是由于他们一般都还比较年轻，因而在学术上的造就就比较浅薄，甚至在教学和学术方面完全是门外汉。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把党的政策方针和教学学术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拿出比较好的主意和办法。第三，几乎可以说，过去几年对老教师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过时了。其实，老教师在学术上是有造就的，在办学上许多人是有丰富经验的。
许多教授认为，过去几年，高等学校中重政治轻业务的现象很严重；重政治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轻业务就不对了。因为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研究机关，轻业务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材，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而且所谓重政治，又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青年人才可靠，老教师似乎都是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的人，不能在政治上加以信任。这样久而久之，就不仅在党员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而且老教师在学校中的威望降低了。这不能不影响老教师的积极性。
好几位教授都提到，过去学校党委管的事情多了一些，有党政不分的现象。他们认为，把企业党委制的一套搬到高等学校中来，由党委来领导和监督学校工作是不适当的，在有关教学和学术问题上，应当多听听老教师的意见。
怎样改进领导工作
既然今天高等学校中许多缺点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党委制不好，而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有问题，其中又主要是民主作风不够，因此多数人不主张教授治校。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等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情况同过去有很大不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单纯依靠教授治校，不可能把学校办好。第二，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材，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因此有关学校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固然应当征求教授的意见，但最后还是要由国家来决定。回到过去的教授治校有很大困难。第三，北大教授周炳琳等认为，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上，教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从教学工作的数量方面看，年青的讲师助教占的比重更大。因此，不论从搞好当前的教学工作，或者培养干部的角度出发，都不应当忽视他们的意见。第四，在今天的情况下，六分之五的问题已经没有保证，如果再实行教授治校，就更没有保证；而且有许多老教师只喜欢教书，不喜欢过问行政工作。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理由，多数人认为提民主办校比较好，而在具体的作法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把现在的校务委员会加以扩大，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同时也吸收讲师、助教和职工参加。凡是有关校务的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并作出决定，再建议学校行政当局采纳执行。另一种意见基本同意上述的作法，但是主张校务委员会应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它通过的决定，校长必须执行。在校务委员的产生上，有人认为，由于学校不是政权机关，只应由校长聘请有威望有群众基础的人担任。有人则认为，不仅校务委员，就是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可用选举办法产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长之认为，也可以同时建立教授会。因为扩大校务委员会，固然是发扬民主的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参加校务委员会的教授只是少数，教授的意见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学校既可以有学生会，当然也可以有教授会。有了教授会，不但可以充分反映教授对办学的意见，而且教授的地位提高了，教授被尊重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说：他建议这样作的目的，不是用教授治校来代替党委制，而是为了帮助党委更好地贯彻执行政策，发扬民主，克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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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在座谈中
批评学校官僚化
林士谔、常荣福说：院长不务正业，不学习业务，只是忙于搭架子。
本报讯 16日下午，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召开全院教授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教授、副教授五十五人。大家为了帮助院党委整风，改进领导，办好航空学院，对院党委在过去领导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展开批评。
许多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几年来由于院党委不发扬民主，大家不敢畅所欲言。教授崔济亚说：近来言路虽开，我发言的顾虑未完全消除。这次什么话都说了，是否永远无罪呢？如果再把我算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呢？三系党总支书记说能作保证，不会这样。可是院长却说，你假如有顾虑实在不谈，就留以后再谈。我觉得好像仍有问题。是否可以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他有罪以前，就不能进行任何群众性审判和群众性斗争呢？上次肃反有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这个定义应弄清楚。如果凡是与美蒋没有联系的打击领导，反对领导，多属这个罪名，我们对领导上的批评是不是会被安上这个罪名？就打不到底了。过去党组织曾对我说信任我，可是肃反一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到台湾去？与国民党有没有组织关系？我的顾虑是没消除的。但我也找到一些保证，如党的政治威信就是顶大的保证，现在谈‘放’，将来不会再‘收’，肃反虽然没有反出我什么问题，但是肃反以后，落后的帽子像鬼一样的钉住你，你积极也没用，越是积极，领导上就说你是为了个人，落后。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不敢说话，噤若寒蝉。我现在‘放’虽有顾虑，但问题不提不行，已压得难受，已顾不到那么许多，先放了将来再说。
宁榥教授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怕抓小辫子，怕扣大帽子。人是有感性知识的，过去谈话怕墙角有人听，会上说话有记录，时间长了自己讲过的忘记了，而人家听在心里，怕算总账。我们旧知识分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这次因为是整风整党，估计没有办法照顾到这头了。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揭发院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院领导同志不懂也不积极钻研教学业务，不尊重和依靠高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只热衷于扩大行政机构，学校官僚化，高高在上，等级森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林士谔教授说：对老干部领导我们的学院，我们拥护。但是老干部不能仅是领导思想，应该学业务。院长曾写信给我们替他们上业务课，我们按时到了，他们却迟到早退。在这里我严肃地对院长提出批评，不学习业务是不能办好航空学院的。毛主席要求老干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学会掌握科学技术，不学是不对的。
常荣福副教授说：我感到院长不务正业。我们院长不懂业务，办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不懂教学业务，是没有办法办好的。既不懂业务，又不下来了解情况，只是忙于搭架子，只是向下面要东西，而不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宋懿昌教授说，我们学院的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员调动频繁，错误百出。如成立科学研究小组，调动组员要经过很多层次才能批准。因为工作调动多，使干部不安心工作，不熟悉业务。我们想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国的苏联专家，就是因文牍在院内周转而耽误了。院内填造的表册多，但内容填错的地方也很多。
常荣福副教授说，院长很忙，忙于搭架子。四系和三系的架子又搭起来了，但没有肉。现在院内的政治空气也很稀薄，做起报告来没有几个人记笔记的，因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新内容。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因为院里官多，把人分等，偏听偏信，大家把意见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崔济亚教授说，“学校重视的就是处长、科长，对教员和科员一样待遇，四、五个人挤在一室。什么时候要上课，才用得着教授。学校是学术机关，学术水平是以教授的讲学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衡量的，而学校对教授却不尊重，不发挥我们的作用。”
史超礼副教授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我感到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有职无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些事都只让党员青年讲师、助教们知道，我觉得不能很好发挥主任的作用是一种损失。
曹金涛教授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如何使用，在我们院里是很有问题的。裴烈君副教授留学德国八年，会六国语言。在周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还把他调到图书馆工作，开始没有名义，以后才叫他做组长。而我们图书馆的组长一般都是中学生做的。我曾几次提议要他担任副馆长，都未得到解决。
历声林副教授说，几年来，学院对老教授很不尊重，大家都想离开。武院长来后有改进，但是也没有很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院里认为有两位先生不好，把他们调去长春工作。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却能做两个人的事。对知识分子帮助有许多方面，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照顾与信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和规律，院方对这些研究就不够。要办好学校，主要靠教师。我希望院党委注意做好这工作。”
对于学校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教授们也提了很多意见。如看资料、下工厂实习、毕业生的分配，只照顾到党员或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而对一般学生则不够注意。教授崔济亚在揭发某些党员的老爷作风的时候，还念了几句打油诗。
对于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教授们在发言中也进行了批评。有些教授批评在院系调整中有盲目扩大的缺点。教授宁榥说，对于院系调整，我认为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病，希望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钱俊瑞同志能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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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本报讯 昨天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了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举行座谈。教师们对学校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帮助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座谈会上，聂真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们开怀畅谈，毫无顾虑地给党组织和领导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学校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侯大乾讲师说，党员和群众见面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
侯大乾讲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民主同盟支部委员向学校党组织提了许多批评和意见。他说：我们拥护党这次的整风。目前人民大学内部存在的矛盾是不少的。首先在党群关系上，还存在着一道墙、一条沟和一个关起来的门。群众和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不即不离。大家见面好像就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等话，很难再深谈下去了。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地对老教师讲：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罢了。言下颇有轻视之意。同时学校的领导上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一般多是强调政治条件，忽视才学，什么选拔培养干部啊！都是先党员后群众。甚至为了照顾党员，硬把一些只有高中水平的党员塞进教研室去做教员，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侯大乾还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的中国教授、专家经常得不到党的支持和信任。而一旦中国专家讲错了话，就大受批评。有个别党员在入党前和群众相处很好，一入了党，就有了优越感而脱离了群众。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乱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你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
在谈到民主党派在人民大学的作用时，他认为党没事是不会找民主党派来的，党的统战工作最多也只是统统上层的一些老教师，中下层根本就不统了。
王衍臻说，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
王衍臻教授说：我在这要说心里话，我对人民大学没有亲切之感。我来人民大学工作四年了，但从1953年院系调整时我从山西大学财经系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时，就有意见，因当时我听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大学的学生不要山西大学的教师。这使我觉得很不亲切。其次在教学业务上，我在山西大学教课很受重视，但到人民大学来了以后，二、三年也不让我开课。我感到领导上很不接近群众，校长很少下来。譬如我们对历史教研室真是深恶痛绝，他们的宗派主义严重，使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但领导上却很少过问。
另外，我觉得人民大学只把四大政治理论课看得很重，别的课都得不到重视。四大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师，也不被重视。我说，干脆还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好了。
今天要检查人民大学的领导作风，我说是宗派主义第一，官僚主义第二，教条主义第三，全有。
许孟雄说，人民大学像个失业收容所，又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许孟雄教授说：一、我觉得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只要有几十个人就可以了，目前却发展到几千人，真有点像失业收容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民大学有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忙得很，但也有不少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天没事干。忙的人拿工资，吃那些饭，闲的人也照样拿工资，吃那些饭，这不是像个救济性质的收容所吗？
二、人民大学不像个学府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却是去散布毒的，并且散布得很广。我虽不懂得马列主义，但是在教外文时还懂得注意联系实际。但是，我看目前一些学生在学习马列主义，却不懂得联系实际，这种学习真是教条主义。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派到各处去，不但没好处，反而有坏处。
三、教研室有游击作风。系办公室研究问题不是通过电话商量，而是传命令，这种游击作风带到教研室不合适。学校办事难，层层领导太多，影响了工作效率。打个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是好比父亲，系主任是祖父，校部领导同志是曾祖父，而高教部则像太上皇。学校到高教部请示什么问题，真是三跪九叩，唯命是从。其实，我认为高教部对我们学校的问题不一定全部了解，处理问题时有时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我建议学校领导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态度应硬一点。
四、学校的四门政治课好似学校的长子，受到特别的宠爱，学校的兴败似乎都在这四门课上。由于是长子，拿的是双俸，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其实在人民大学，长子固然好，次子、三子、四子也很好，不应有偏心，对别的系科也应同样重视。
郑昌淦说，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
郑昌淦讲师说，过去党曾经审查过我，以后证明我没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在一定的群众场合说明，一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对我的情况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为的是维护领导威信。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拿填表一事来说，我到人民大学工作了几年，不知填了多少张表，有些表填了就归档，也没人很好看。这种作风，浪费国家物资不说，而且浪费很多人的时间，填一张表有时要花费半天时间。
多年以来教师养成不谈校事的习惯，连党员、系主任也都是如此，据说是怕违反劳动纪律，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个危机。
学校对学系相互关系的问题没很好研究。例如，我们设立了档案系，这个系和中国通史是有关系的，但却没有设立历史、通史专业。又如，我们设立了新闻系，这个系原是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系有关联的，而我们也没有这些系。据说我们成立新闻系是和北大分工，我觉得这不合理。
我们自以为人民大学是第一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其实究竟新型在什么地方，比之资产阶级的大学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模糊的。
余肇池说：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
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有病，要治好病，先得找病源。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一、好高骛远，学校当局只想到大，把人民大学办得怎么大怎么大，结果是大的没有搞成，连小的也丢掉了。人民大学校址的悬而未决就是这个道理。二、方针不定，前途不明，发展畸形。人民大学究竟往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不清楚。学校办有本科，又有夜大学，又有函授，函授四处伸展，甚至连上海那个有几百个可以教财经学科人才的地方，人民大学的财经函授也伸了去，为什么要这样伸展呢？这样做，必然影响了学校的教学业务。三、教学人员待遇差别悬殊。为什么住房也要分等，有的能住大红楼，有的只能住灰房呢？吃饭也分什么大、中、小灶，还有什么特灶，为什么要这样呢？据说连发字纸篓也还分等级哩！四、党员对人的态度很不诚恳。五、领导不信任老教师，认为老教师老迈龙钟，无武可用。六、学校摆着一副衙门派头。办一点事层层节制，事事行政命令。一些条规只是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从群众中来。再加上作风生硬，因此许多不尽人情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学生都有责任。没有好的原料就不会有好的成品，没有好的技师或者技师对这一工作不感兴趣也不会有好的成品。要教师提高而又把大家圈在一个框子里，这是弄不出名堂来的，多少要照顾到教师的兴趣。教学质量不是变戏法而来的，它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急躁不得。
另外，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体，行政事务等等应当为教学服务，但人民大学却没有做到这一步，常常由于行政方面计划不周而影响教学。
赵承信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
赵承信教授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造成许多损失。为什么摇摆不定，造成了多大损失，学校当局应当研究、计算一下。一位同志说：由于方针不定，校舍不能集中，每年每人在汽车上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从周总理报告后，人民大学才开始注意老教授，但是李景汉老先生并不是人民大学发现的，而是人民日报发现的。他们打听到三十年前李老先生在一个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曾带了一批学生作过社会调查，于是请李老先生作一次北京近郊农村调查，并且将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可是谁知道李老先生在养病的时候，觉得前途毫无希望，曾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说上呢。现在，李老先生为人们重视了。但是我要提出，对于老教授们，党要不断地鼓励他们，但不要过分，过分会使他们累垮的。对老教授的工作要做得特别细致。
人民大学不能说没有民主，但发扬民主是不够的。
这个座谈会将在18日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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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地区九位工程师
批评党员作风和基本建设工作
本报西安15日电 13日下午，本报驻陕西记者站和陕西日报编辑部，邀请西安地区建筑和设计单位的九位工程师座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西北电力设计分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徐国璋、副总工程师徐嘉元，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洪青、方山寿，西安煤矿基本建设局副总工程师王清道，西安煤矿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五，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局工程师张志平、董其良，西北纺织管理局工程师洪稚明。工程师们着重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和基本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意见。
王清道说：
技术人员有职无权
王清道说：煤矿系统各企业的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是分开的，实际上，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很难划分清楚。例如各施工现场的技术人员负责审查图纸等工作，这些工作如果得不到行政的支持，就很难贯彻。不少单位因此形成行政领导是“实线领导”，下命令就可以实行；技术领导是“虚线领导”，下面可实行也可以不实行。长时间如此，就使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衰退。他说：领导上对技术人员的使用和调动，事先很少同负责技术领导工作的人商量。使技术人员感到是“领导决定一切”，慢慢就形成作客思想。张志平说：西北工程管理总局有一个科，共有三个人，科长是个工程师，作科长工作已经多年，很有经验；副科长是个共产党员。科长的决定副科长不尊重，副科长自己布置工作又很少同科长商量，结果形成各干各的。
许多人都谈到党内有宗派主义情绪，有些重大问题不同技术人员商量，有些资料、文件不必要地对技术人员“保密”，有些可以让非党同志参加的会议没有让他们参加。这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
方山寿说：
党只注意培养青年疏忽了高级知识分子
方山寿还谈到，几年来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发展党员，吸收的都是些年青的技术人员和一些唯唯诺诺的人；对青年人培养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疏忽了。他说：党员领导同志平时很少征求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往往在一个运动来了，问上几句，运动结束了，提出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有人说党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是双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在高级知识分子讲了话没有下文的情况下，党与非党关系搞不好，就是单方面的问题了。蔡德五说：党在干部政策上也有宗派主义情绪。不少人说，你如果不是党员就甭想作领导工作，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倒不是说反对党员作领导工作，只是太偏了些。
蔡德五说：
有些老党员还不如党外人员艰苦
许多工程师认为，党员对待党外人士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生活上。蔡德五说：西安煤矿设计院的党员和非党人士不能打成一片，就是吃饭，看电影，打扑克，也都是党员和党员在一起，非党人士和非党人士在一起，党组织平常对非党人士从政治上如何提高关怀不够。因此，不少技术人员反映感不到党的温暖。
蔡德五还说：老干部对革命有功劳，很多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把身体搞得有了病甚至残废，政治上可靠，理论水平比较高，工作中能起带头作用。可是近两年来，有些老干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穿的吃的，比一般人还要好些。有些领导人员在号召买公债时叫得很响，但是自己收入不少，银行里存着很多钱，买的公债却很少。方山寿说：这几年，有些党员的政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如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要调整房子，大家都同意“统一分配”的原则，但是有些党员竟抢房子，自己在房子外边贴上条子，还有人从窗子跳进去占房子。也有的党员一边去申请补助，一边去登记购买脚踏车。
有些人指出，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脱离了群众，因而降低了党的威信。方山寿说：我受党的培养和帮助不少。关于入党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现在我还可以和一些技术人员在一起谈谈心，入党以后，同技术人员说话是否还能说得进去？工作还好不好作？因此，申请不申请入党，我还很犹豫。
徐国璋说：西北电力设计院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懂业务也不积极学习。有些人刚转业来时强调自己外行，现在已经五、六年了，还是强调外行。我们机关曾经组织过技术课，由我来讲授。开始有三十多个干部来听，有的人听一两次就不来听了，后来只剩下四、五个人，慢慢就垮了。这些同志不愿意学技术，似乎以为搞政治工作，讲讲大道理照样吃的开。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政治工作也没有作好。如有一个设计室的主任平常不同生产人员接近，有时候用点名的办法把人叫去谈上半个钟头话，就以为解决思想问题了。但是思想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上，如果脱离生产怎么能搞好思想工作呢？
洪青等人说：
国家建设方针和技术政策多变
技术人员捉摸不定，不能不多看看风头
蔡德五说：重大的技术政策，领导上经常摇摆不定，让下边无法捉摸。如增产节约问题，1955年只是一般地提了一下，领导部门没有明确提出哪些应该节约，哪些不应该节约，结果把不该节约的也节约了。1956年在煤炭工业部开会研究技术方向，实际上就是把苏联的技术方向翻译了一下发下来。上边教条主义地搬，下边就教条主义地执行。今年又提出增产节约，这三年里每年一变。目前有些技术人员就说，现在先不要动，看看风头再说。洪青说：设计中很多问题是国家的方针多变造成的。1954年建筑学会开会强调民族形式，1955年李富春同志提出降低建筑标准问题，那时候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明确，把降低标准搞成降低质量。今年才提出，过去建设标准高了，我们国家经济条件不允许，要简陋一点。这样就清楚了。
徐国璋总工程师说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迷信外国的思想。他说：过去不管我们国家能否生产，机器设备都成套进口，这便造成许多浪费，对于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也不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从主观方面看，是没有充分发挥广大技术人员的智慧，成套进口的设备，多是部长助理、局长带少数几个技术人员到国外去签定的合同。某些同志愿意用全套的国外设备，是因为图省事，将来出了问题就往国外一推；另外就是认为外国的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