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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本报讯 中共对外贸易部党组和党委会于昨天下午邀请部内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对党员的工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民革中央委员、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民建外贸部支部副主任委员毛宗尧，民革外贸部支部主任委员姚日澄都发了言（本版发表的就是他们三人发言的记录）。在他们发言以后，中共对外贸易部党委第一书记、外贸部副部长解学恭宣布：外贸部整风现在开始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联系的群众很多，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共产党来发动群众提意见，以便更好、更快地除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三害”。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时间所限，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未能发言，座谈会到下星期四还要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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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丁贵堂发言：
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 可是并非每个党员都如此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是伟大的，方针、政策都英明。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可断定都全心全意、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英明正确的。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代表共产党那样英明正确。
我本人对伟大英明的共产党和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完全相信；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我也很感激。我一直是相信党的。党和党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偏差错误；但我也相信这些偏差错误早晚一定会纠正的。现在要整风，就是明显的事实。过去有些共产党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早就相信，这些错误早晚会纠正的。今天果然如此。
我今天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片面的。近几年来，我虽然是副署长之一，但是对总署的业务不是全面掌握，不可能全面了解党的政策和方针，所以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为了爱护党和党员起见，我大胆地提出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代表我的组织。如果有偏差错误，仅供党委参考、指教。
海关总署有党和非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我现在要说的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
解放后，人民海关事业一切都是草创。一切行政业务都有了规章制度，这应归功于党员干部，当然也有非党干部的贡献。
提拔、培养、使用干部为何先考虑是否党团员
海关总署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在提拔干部上，有党员与非党员之分。海关总署成立七年多，原来由旧海关转过来的人员，绝对没有一次升两三级的。而党团员，却有连升三级的。去年提拔七八个副处长，都是党员，没一个是非党员。各关关长、副关长，除了刚解放的时候任命过一两位非党员以外，没有提升过一个非党员。现在海关总署的非党员占50％。除老弱残兵外，是不是没有一个非党员可提升的呢？一个干部升级，先考虑他是不是党团员。如果是，即使才学缺一点，也可以。过去统计、税政、查私处有四位副处长，都是相当有本事的非党干部。两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调为专员。专员的职权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一般认为专员低于副处长。大家也认为他们是由副处长降成了专员。
第二，在培养干部上，无论是在职干部训练班或外文训练班的学员，多半是党员，非党员为数极少。数目之小，一看就知。现在干部训练班四十六人中，只有八个非党团员。当然，党团员前途远大，国家信任他们是应该的。但是，海关总署内的一千多非党干部中，就只有这几个有前途的？为什么不培养他们？
第三，在使用干部上，海关总署召开各种专门、专业会议时，参加的人都是党团员。中央各机关开会时，我们没有机会参加，也是派党员去。非党处长，甚至连我这个副署长，从1953年以后连一次中央召开的业务会都没参加过。旧海关的同事们，多懂外文，尤其是英文，他们的这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被好好利用。近年来署里派人到各地视察情况，大多数由党员领导干部领着下去。我除1951年年初去过外，就没再去过。我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次以代表资格出去视察的时候，领导上也从来没有要我去视察海关。我倒是在去大连的时候，主动地了解了一些大连关的情况；把这些向领导汇报，也置之不理。大连关事多人少，这问题直到党员干部去视察后才解决。
我是有职少权而要负责 党员处长对我声色俱厉
第四，非党领导干部是有职无权。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初期（1949年——1953年），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1953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1953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总结报告都打好后，才叫我表示意见。我表示了意见，也不知道采纳了没有。我是有职了，但是“权”很成问题，责任还是有我的。别人作的事，好了没问题；错了却由我负责。比如孔部长到印度尼西亚谈判关税互惠问题向家里征求意见的电报，我根本没有看见。海关总署回的电报，我也不知道。孔部长回来后，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没作对，孔部长就把责任扣在我头上，我辩驳也没用。好在没给我处分。这就是有职无权而有责。谁叫我不知道呢！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处里有问题也从不向我请示。我给马福元说过多少次“有问题大家商量商量，可是他也不来，我的意见交下去，他们不是说我不懂政策，就是说我不懂业务。我在海关呆了四十一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
党员和非党干部之间 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第五，领导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党群关系，基本上是彼此没有来往，仅仅是公事公办。没有谈过心，沟通过思想。总署的墙高而厚；沟深而宽。虽然公事上没有磨擦，暗中心里却不相通。在私人往来上，不但谈不到密切，根本没有交往。只有个别党员同志在春节时同我们彼此拜拜年，说声“恭喜恭喜，发财”而已。
海关总署的行政方面和共产党组织对民主党派都不重视，只是觉得它可有可无。民主党派争取一下就领导一下，不争取就完。黑板报上给民革登一个通知，也遭到共产党员反对。
七年来，我是前三年半有权，后三年半是有职半有权而有责。我自己年岁大了（虚岁六十八岁，实岁六十五岁半），进步慢，落后，脑筋都是老一套，把旧东西马上挖出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观上也有问题。
不调查研究就主观臆断 对旧事旧人一概不相信
主观主义在海关总署中的表现是：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旧海关的本质是恶劣的（它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它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坏。但是，不应该否定它所有的一切办法。现在有些人一听说是旧的，就“呃”的一声摆手说不行。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我们也应该学，甚至他们的好的文学也要学嘛。难道他们在海关中的办法，就不能批判地接受？
第二，对旧海关转过来的干部不相信。尤其是对过去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说我们既不是国民党员，而能爬上这样高的职位，如果不勾结外国人，是不可能的。其实，旧海关的情况是除在海关总署的机要部门工作的以外，其他的人并不了解海关内的情况。现在退休条例规定，凡是作过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都是旧官吏，虽然当时作了一百年，也不能算劳动年限，这完全是主观主义。其实，当时外国人对我们不过是“使由之，不使知之”的利用我们。外国人根本用不着与中国人勾结，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个别中国人去亲近他们，也不过是拍马屁而已。当时总税务司的美国人用红铅笔签署公文，而我就被禁止用红铅笔签公文。因为在他们看来红铅笔是主官用的。我连用红铅笔都办不到，有何职权可言？但是去年肃反，仍然怀疑我们同外国人有勾结。我参加人民海关工作后，曾经写了一份自传，其中写了我过去同外人斗争和抗战期间我捐款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新四军的情况，有人就说我夸大其词。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
旧海关，按例，各关各口，每年每季每月，都送书面报告给海关总署。报告中都是关于地方风土人情、军事、旱灾、水灾等情况。总署就把这些情况编印成册公开发行，也发行到外国。解放后，就被认为这个工作是给外国人送情报。平常我们给外国人写英文信，一般都称呼Dearmr·，下款署名是Your faithfully这几个字译成中文是“亲爱的先生”，和“你的忠实的”。因此，就以此为证说我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很亲昵，有勾结。其实，这是一般的国际交际用语，周总理在外交往来上不是也常称外国人“亲爱的”吗？
主观主义还表现在机械地搬用别国的经验，比如新近草拟的海关法草案就是如此。
海关总署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官僚主义上的表现：领导上对非党群众很不接近。仅在署务会议上，对少数人作一些报告。对民革工作根本不过问。李副部长曾对我说：“丁老！老丁！你看了很多书啊！”当时我没好意思说：为什么不给我工作做呢！
党员自认为是特别材料 把非党干部看得太低了
有些党员，正如斯大林所说，觉得自己是用“特别材料”作成的。我觉得他们与别人是不一样。但也应该研究研究是什么“特别材料”。他们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天下是老子打的”。他们骄傲自满，这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党员对非党人士，不从发展看问题。常常背后骂我们“落后分子”，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当然，决不能说我们比党员高。但是，我可以自傲地说，我的觉悟是有所提高的。不然，我今天就不敢说这些话，就会害怕说了这些话明天挨斗。这也是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半年的结果吧。
我希望党员要把我们看成是同他们一样地爱国的中国人。如果我们不爱党、爱国，我就不讲这些话了。我们完全是志同道合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我们的“志”都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都是同志。严格地说，党员和党员是同志；广义地说，大家都是同志。
我的第二点希望，就是不要把非党人士估计太低。他们是有进步的，有用处的。
以上两点，我相信党一定能作到。只要作到这两点，深沟也能填平，下雨也不会渗进去，墙再高也会拆掉。
不声不响，偷梁换柱 把总署降成了局一级
我不是来争权夺利；可是，我对外贸部的领导关于海关总署的机构人事问题是有意见的。过去海关总署直属政务院，对我也是副部长待遇。海关总署归并到外贸部时，周总理曾说，海关总署的政治待遇不动。后来叶老来署，在署务会议上也亲自说，海关总署人员待遇不变。可是，合并以后，部里的人事处无形中把署降为局一级的了。工资虽然没变，政治待遇却低了。这简直是不声不响、偷梁换柱的作法。其实，变也可以，应该交代一下，叫我作科长也可以。
到底海关总署人事归谁管？各关干部待遇和升级由谁管？各关关长，甚至随便被地方调走了我也不知道。有时一个关的领导干部都调走了，我也不晓得。
部里对民革等民主党派的工作也不重视。很少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署长太多，人浮于事 三反、肃反应早结案
我觉得海关总署的署长太多，人浮于事。原来说只要两个署长，现在是四个。是不是因为部内人多了无法安插？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我调走。我是农家出身，愿意到乡下去。
我很少参加部务会议，希望今后能参加。有些业务电报我也看不到。我也是重要领导人，如不了解方针政策，就不称职。
我感到部、局的领导同志对免税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随便批准免税。事关国税，无论对私人免税和公家免税，都不应太宽。
此外，三反、肃反的时候被斗的对象，还有个别未结案的，这些人心绪很不安。三反时有一个人被认为贪污送到法院，法院判无罪。但海关总署既不上诉，也不执行判决。肃反时有些人被怀疑而实际上没问题的，也有些未作交代。这些人也对党不满。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对这些问题应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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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日成发言：
被提拔的党员不称职 升级后就更脱离群众
很不行的党员也被提拔
在人事部门的提得更快
很多公司提拔的处长，绝大部分是党员。在我们公司去年提升的几个处长中，没有一个非党员。
去学习的，也都是党团员。有一个党员，1955年由办事员提成科员，1956年又提升为主任科员。由于不称职，群众有意见，就把他送去学习。
提拔、培养的对象，也要看他是否具备了条件。我们这里是：明明很不行的，却非要提。
出国干部中，除技术人员外，几乎没有一个非党员。甚至派司机出国也要是党员。
去年准备到苏联检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原来决定由一个非党员随处长去，可是人事局不同意。在人事部门工作的，提升得快。人事局的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所以大家说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使用干部上也有问题。会外文的，被分配去搞行政工作。外贸学院要举办外文班；我们这里原有有外文基础的人为什么却不用？为救当前之急，为什么不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
行政处一个懂外文的学工的人，却被分配去管服务员（公务员）。在干部登记表上要填自己的专长，他们也都填上了；但是，就不调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党不信任他们呢？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 处长吃饭设有“专席”
在部里，上下级间、领导与群众间有矛盾。领导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小汽车一坐，上班接触的是处长、科长，根本没有同群众接近的机会。
公司里基本上也是如此。进口大楼的北屋，竟规定留给处长以上的干部住。有些北屋明明空着，非处长一级的干部要结婚没有房，想暂借几天也不行。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后来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群众对此很不满，要求取消这个“专席”，还被批评是“平均主义”。
使用家具上，也规定什么级的干部用什么。处长不要衣橱也得给。一等科员以下的人，虽然有书也不给书架，另一些人却拿书架摆碗。
在生活福利上，想花样照顾领导。据说是领导干部过去苦，家底薄。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这样。真正困难的同志，去年过年的时候，要求补助六元，结果只答应给五元，使这位同志得了补助还不高兴。据说现在一些小学生在学校里也说“我爸爸是处长，你爸爸是科长”，以此互相炫耀。
有人说，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先，得利在后”。因为过去吃了苦，现在该得利了。
在工资问题上，部里与公司之间的待遇也不公平。部里十七、八级的科员很普遍。公司里，十九级的科员都很少。
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从1952年定级后，四年来没提过级。但是，当时是科长的，到去年最少提了两级。是不是科长就进步快，非科长就进步慢呢？科长升级是轮班，今年是这几位，明年是那几位，后年又是这几位；因此，一个科长四年最少提两级。
意见老提，可就老不改，这是软性的抗拒批评。有时候领导不让人畅所欲言就作结论或扣帽子。
外贸部交际处的人说，他们的工资待遇是高的，其他待遇却很低。他们要求政治上多帮助是合理的，一律给他们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不合适。我们常说，给经理提意见还可以，因为人多，是谁提的意见他记不清。但是，给处长提意见就不行，处长知道是你提的，以后讨论提薪提级问题的时候，他说你调皮，你就不能提级。
党员当处长什么都不会办事员倒是“无职有权”
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不但业务不懂，甚至“原则领导”也不行），只是经理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反正大事找局长，小事找科长、科员。所以有人说：处长最好作。但是有些党员处长并不因为自己不行而感到苦恼，反而觉得无所谓。他们对钻研业务也不感觉兴趣。有些处长即使参加学习，考试成绩也不好，因为他们吊儿郎当。
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有一个办事员说：我是“无职有权”，有些问题我决定了交给处长，处长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就签字。”只要我说声没有问题就行。这不是“无职有权”吗？
最后，我希望以后公司里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的时候，也让民主党派的人参加。因为这些会，一般都是要动员群众作什么，吸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去开会，对发动群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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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宗尧发言：
共产党员不能干也提拔 非党干部干了也不算数
机械进口公司的党员领导干部，三个主义都有，宗派主义特别突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由宗派主义而来。
时间会给党员带来升级 非党干部几年不提一级
在干部的使用、培养和提拔上，有宗派主义。对非党干部使用多、培养少，提拔更少。对共产党员干部是培养和提拔多。机械进口公司十五个处级干部，没有一个非党干部。其实，商情处、行政处、计划处经常无处长，处长的工作常由一等科员作。这些一等科员有的作处长工作还作得很好。但是因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不提拔。商情处一直没有处长，后来从东北调来一个学理论的人来作副处长，他本人闹情绪，下面也不满意。后来调走了，又调了一个共产党员来。好像共产党员可以做一切工作，非党员即使做了处长的工作也不能当处长。这些非党员，被归为“思想问题”类。说他们有“思想问题”，不能作处长；因为不能作处长就闹思想问题，如此循环……。
有一个党员，1951年还是副科长，1955年就成了正处长。但非党员呢，有六年没提过一级的。这样下去，党员与非党员的积极性都要受到影响。党员认为只要时光过去，自己就可以升级。因此他们不注意学外文、学业务，也缺乏督促和鞭策的力量。
没法像主人翁一样做事空谈“培养态度”有何用
经过几次社会运动，群众也都有了进步。非党干部在工作中也都兢兢业业，对党员也很尊敬。可是，几年来的事实是：重的工作由非党同志作；作了工作，却不被提拔。当然，提拔不等于是给名誉地位，而是肯定他的成绩，他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在“运动”中不上台就行了。以我为例，作了四年经理秘书，从草拟第一个合同条文开始，直到去外贸学院讲课，都是我的工作。数年来我也得过几次奖。可是，六年来才提了一级，我就是不服气。我作经理秘书，党是相信我的。但是，经理碰头会我不能参加，而是由党、团员秘书和机要员去作记录。最近他们都请了假，记录工作还是由帮忙的人来作。这种情况，表现了对我似信不信。当然，绝大部分是对我信任的。
既然处的党员干部业务能力薄弱，只有“培养非党人士的主人翁态度”。其实，这不是培养态度的问题，而是要让人真正能够像主人翁一样地去干。比如我们在自己家里，是家里的主人，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躺在自己的床上，不能同家里的人说话，不能叫自己的小孩去作什么事，那还叫什么主人呢？
处长不行，就巧立名目，叫什么处秘书呀、处工程师呀，去做实际工作。其实，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处长的工作，而没有处长职位。这样，他们也就不能说服人。
人事制度没有一定标准 凭印象决定干部的命运
克服宗派主义，不仅是思想问题，还牵涉到制度问题。如人事制度，没有一个标准。我们常说“德才兼备”，德是什么德？才要达到什么标准？如处长、科长，要有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定标准。一般由人事单位提名，在行政会议上讨论。大家凭印象随便说说“这人不坏”，就提；“这人骄傲”，就不提。参加行政会议的，都是清一色的党员。只要他们说一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当然，党员对党员是了解的。至于非党员的缺点，应该明确指出，帮助他们共同提高。拆墙要两面拆。非党干部中也有些人由于党员对他们尊重和相信不够，所以他们对党员也尊重不够。非党干部说：“你也不过如此！”“政治你领导我，业务我比你行。”如果宗派主义不克服，非党干部看问题也不能冷静。这次选举业务委员会的十五位委员，除经理和管人事的以外，其余十三位都是非党干部。可见非党干部业务水平不低。但是，不少历年得奖的同志，七年未动一级，党员则连升三级、四级。这样，党员当然就不需要苦学、苦钻研了。
经理的保姆一人一间房 一般干部住得拥挤不堪
生活上，干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样。黑板报上就曾揭发经理和一般干部所住宿舍的面积是八比一。经理的保姆一人一间房，而一般干部是三代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房子又潮湿，爱人生了两年风湿病。与我同级的党员干部住的房子，是我们院里最好的；也有的是住在西郊大楼里。我提了两三年的意见，也不给我解决。对面的空房空了几个月也不让我住进去。党员家里柜满为患，我一个柜也没有。一等科员的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但是屁股不一样。这些都是主管人规定的，不是党作的，但是党没注意。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坏的。”这很值得警惕。
光重政治做不好工作 政治和业务应该并重
在出国问题上，党员与非党员的待遇不一样，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出国成为政治待遇了，有些人什么都不懂甚至还没进公司，就算作公司的人出国。因为有个党员干部没到公司就闹情绪，领导上就以派出国去安慰他。可是他出国后还是不干，最后调走了事。他们出国，我们就在家里“擦屁股”。政治是重要的，但是应该同业务结合起来看。过去批判重业务、轻政治。我说，重政治、轻业务也不对，应该并重。否则，政治是抽象的、悬空的。政治水平高的，工作应该作得更好。
外贸业务是新的，但是，几年来改进不多。订货没有制度，在价格问题上也年年吃亏。经营管理的方法，一直是以量胜质。机械进口公司有三百多个工作人员，实在太多。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交易，交易最简单，为什么要这么多人？
民建信件收发室不送 党的通知一天送几回
近一两年来，党对民建支持不少，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重视不够。民建一个会员在肃反中有问题，后来得了神经病送进了病院，我们也不知道。后来碰巧知道了，我去问党委是什么问题，党委只说已送精神病院。此人问题究竟如何，我也不得而知。
有些会，机关里的工会都可以列席，而我是机关里的民建负责人却不能参加。
民建往来信件，公司收发室一概不送。而共产党的通知，收发室一天送几回。民建发通知，我只好贴邮票寄。有时要发展新会员的材料，不便邮寄，只好自己送。
几年来意见提了不少 都是昙花一现不结果
最后要谈谈“开花结果”的问题。几年来，意见提了不少，但只是昙花一现，不结果。我编黑板报，过去是退稿困难，因为稿子多；现在是要稿困难，群众说，提了意见没有下文，不写了。不然开花以后结的果，并不是答复群众的意见，而是群众自食其果——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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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蔬菜采购 增设售菜摊 调整营业时间
北京市场蔬菜供应量增多排队现象减少
北京市自从对蔬菜实行统一收购以后，接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市场供应量有了增加，排队现象亦有所减少。
这个市在5月6日实行蔬菜统一收购后，虽然蔬菜价格下落、市场趋向稳定，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如售菜的人数不足，使群众排队等候时间过长；韭菜、小葱等供应不上，其他蔬菜在调拨上也不够平衡（对主要街道及自由市场基本能供应的上，但对新建区及某些小胡同则照顾不够）。因此，有的市民反映买菜有些不方便。
北京市场管理委员会发现以上问题后，曾经采取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加强收购，掌握货源。除了和本市郊区各农业社取得密切联系并及时收购蔬菜外，还增派干部多人到各地进行采购。从12日到14日的三天中，已由上海、河南等地运到黄瓜、蒜苗、白萝卜等四十二万斤；6日到15日，朝阳门菜站采购到各种蔬菜三十万斤；东单菜站昨由河北省的通县、顺义购到小葱一万多斤。全市每天平均较管理前外埠进货增加10％左右。
二，对自由市场增加供应量、由零售管理处增设售菜摊的同时，菜蔬公司还对一般的街道和小胡同增加了一百多辆流动售菜车（内有一部派到市场去了），并准备抽调一部分有关行业人员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业务。
三，为解决蔬菜品种不足的问题，目前正在外地采购小葱、韭菜等不足品种，同时增加了豆芽菜、芽豆、豆腐等豆制食品的供应量。
四，为了减少商品周转环节，东单区蔬菜联营组于前几天与郊区农业社直接挂勾，现在农业社已直接给联营组送菜，增加了蔬菜的新鲜程度；有的单位还调整了营业时间，提前开门，减少了群众等待购菜的时间。
采取以上措施后，北京市的市场蔬菜供应量已经有了增加，排队买菜的现象亦有减少。·刘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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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部分合营商店仍擅自提高商品价格
北京市前门区的商业部门，于本月10日至16日的七天中，对一部分百货商店、糖果糕点店、油盐等公私合营和连家铺店进行了抽查，发现许多商品被擅自提高价格。
在抽查煤市街内七户百货商店的商品价格时，就发现三户擅自提价。如庆祥原百货店的牙刷，由每只一角钱提高到一角五分，一角八分的提高到二角五分，一角三分的提高到二角。瑞昌和百货店卖的白线，本来是一元一角一码，但这个商店却分成五股零售，每股竟卖三角二分。有的商店在出售衣服的时候，不仅擅自提高了价格，还多收了布票。
许多糖业糕点铺，借口节约砂糖、粮食，改用代用品制糖和糕点，成本降低了，价格却不降低。比如制做蛋糕时，将砂糖改用小糖、鸡蛋数量减少、一斤蛋糕夹进半斤馅（用柿饼或黑枣做馅），每斤售价仍然是八角八分。如天兴斋糕点铺自产的蜂糕，每一百三十斤，成本为三十二元一角二分。零售时每斤却卖五角六分，获得的利润超过成本45％以上。
以上情况表明：北京市检查物价的工作还须深入一步。·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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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活猴出口
今年第一季度，广西运销苏联的金丝猴有一千多头，这些猴主要是作为医疗试验品出口（在苏联利用金丝猴试验医治小儿麻痹症很有成效）；此外，广西活猴还有一部分运销香港、澳门，但多供食用。
我国南方广大山区和森林地带都盛产猴子。其中多属弥猴科，如金丝猴（又名恒河猴），熊猴（或黑猴、阿萨密猴），红面猴和短尾猴分布较广。产量则以金丝猴最多。
猴子在某些地区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害兽，农民恨之入骨。
过去，猴价很低，捕猴误工，以致农民捕捉的兴趣不大。现在，政府打开了猴子销路（出口），不仅解决了农业上的“猴灾”，而且出口活猴还可为国家换回外汇。例如：出口十四只金丝猴，可换六吨肥田粉；出口一百六十五只猴可换一部载重六吨的汽车。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要求我国供应活猴。
据了解，我国活猴可能出口的数量和品种有很大的潜力。譬如，目前活猴出口几乎集中广西一省，品种也仅限于金丝猴和熊猴两种。而福建、四川、云南、湖北山区等地都产猴子。希望这些地区的农民大力捕猴，争取换回更多的工业建设器材。 ·于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