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16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李伯平批评某些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见不敢反映，报喜不报忧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毕鸣岐不赞成李康年的意见
不愿意再吃二十年剥削饭有些干部还强调阶级仇恨，党应该教育他们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有人提出：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毛主席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有的干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有的厂保密过严，人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50％买公债、拿出10％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像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乐松生说：
有些私方人员“愿为知己者死”，可是公方不信任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玷污了。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提意见是“骄傲自满”不提意见是“唯唯诺诺”
王贤镇说工商界左右为难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原因是：一、工商界学习时说：“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四、工商联说：“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这也是一种压力。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 “三定”，安于现状。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去年12月27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因为年终要交账，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胡庆照说：
一放一收谁敢再提意见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办公室里不能摆古董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 “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二、国家法制问题。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制的。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时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郑允命批评某些党员公方代表居功自傲 态度粗暴 方法简单令人生畏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80％。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50％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田玉璞说：
我们那里人委会是形式主义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说：从1953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例如今年3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二条是“讲究策略”。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会议成了形式。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小户说：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陈云副总理说：“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有人说：“什么是工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郑砚耕说：
有的公方代表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同他谈话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工商联发现这一问题，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人员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跟他讲话。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高潮以后，国务院曾指示，工资高者不降，低者不提，这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在合作商店里，一般工资都降低了，不调整，大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及早解决。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童泉如揭发某些干部歧视工商联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要不得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大的是“阴谋诡计”。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现在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劳元熙提出对某些工商业者安排不合理
经营药材的老手却去卖咸鱼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有人说：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张国英说：
私方人员并非天生自卑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 “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每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为什么有些公方用歧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柯尧放说：
合营企业里的党团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第3版()
专栏：
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
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
新华社天津16日电 天津市工商界人士董少臣建议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把企业管理权交给私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董少臣说：目前公私共事关系搞不好，这与公方代表以改造者自居，私方普遍有职无权有关。实际上公私关系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公方对私方信不信任？私方愿不愿意干”？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内容很多。目前公司经理、副经理虽然有分工，但开会总是公方去；开会回来后，科长党员干部都已知道，这时再向私方谈谈，其实要说是布置工作已经用不着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董少臣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五年睡觉二年改造”的资本家确乎有，但一般工商业者还是愿意积极干，如不然先进工作者就不会涌现出那么多了。他认为：如果把职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也是增产节约。
董少臣是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天津市造纸工业公司副经理。他的这个意见是前几天对大公报驻天津记者说的。这个意见已经引起天津市许多工商业人士探讨的兴趣。
第3版()
专栏：
“赎买二十年”的办法好不好？
上海工商界热烈讨论李康年的建议
据新华社上海15日电 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李康年提出“实行赎买二十年”的建议，在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民建会上海市委委员和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都先后举行了座谈会。现在这个建议正在民建会上海市基层组织中展开广泛的讨论。
李康年的建议是在今年1月8日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取消定息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存单像公债券一样，采取无记名方式。发行金额按全国私营企业清产核资总值计算，共二十二亿元。赎买存单一次发给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并从1958年起开始逐季兑现，到1975年为止，分二十年兑讫。
李康年在建议书中例举十九条理由。他认为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5％发付定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仅仅算到1962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
他还认为定息有许多害处。定息存在，就会被认为私方人员在合营企业中还占有股份，“尚留着剥削的残余”，由此造成公私之间、工人与私方之间、私方与私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因此他主张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这样做，他认为“剥削的尾巴”就完全断了，各种矛盾也不存在了。
他还表示如果采用他的建议，将二十二亿赎买存单在1958年全部发给资本家，那末，实际上改造已经完成。公私合营企业就可以改为国营；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资产阶级的改造也“基本完成”了。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工商界人士对“赎买存单”兴趣颇大。私方人员林炳辉举出“赎买存单”有十一条优点。他说：定息七年，赎买已有35％，如果拖个巴尾，又要加百分之几，再把定息以前的利润分配加上，与二十二亿元相差无几，不如发行存单，一次赎清。他同意采用赎买存单，所有制就可以立刻转变，因此有利于工人和私方人员的团结，有利于公私共事关系，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因对合营企业性质变化认识不清而发生挪用公款的事也可不再发生。有的人认为赎买存单作为简化目前定息领取的手续方法，确有一定可取之处。
在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李康年的看法。他们认为，李的建议是对赎买政策认识不清，把赎买当做“买卖”和“还本”。有人说，如果照这种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来理解“赎买到底”，那么资本家把工厂卖掉就得卷铺盖跑路，可是现在资本家的职位并未卖掉，仍旧当经理。因此他们认为国家把私方人员包下来，安排工作，照顾生活，使其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对“赎买到底”的正确理解。
有人认为，“赎买存单发行完成后，改造已经完成了”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的，只能对思想改造起麻痹作用。因为改造应使资产阶级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有人认为，还本的“本”，是剥削得来的“本”，因此实行“还本”，也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如果把赎买延长到二十年，那就是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私方人员还在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因而对各阶层人民的团结是不利的。
也有人认为，用赎买存单一次赎清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大、中、小户间的矛盾，甚至要加深这种矛盾。
在讨论中，大家认为李康年的意见，在工商界人士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个建议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
第3版()
专栏：来函照登
来函照登
你报16日发表的“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关于我的发言“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句话，与我原来讲的有出入。我是这样说的：“他们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批判的根据。”这种思想顾虑我说明是“有些工商界”而不是全体工商界。因此小标题“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是不恰当的。请更正。 谢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