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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七次座谈三十六人发言
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把大家所谈问题排队以后继续开会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16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黄绍竑，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金芝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在此以前，座谈会已举行了六次。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共有三十六人。
黄绍竑希望在整风中检查党政关系他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
黄绍竑首先就党政关系问题也就是领导的方法问题发言，他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方法是可以研究的。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希望在整风中对党政的关系检查一下，并且明确地把它规定下来。
“整风好比洗澡、法制好比洗脸”“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可否专职专业？”
第二个问题，黄绍竑谈整风与法律制度问题，他说：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黄绍竑还谈到：在制度上要注意那些问题，他首先谈了兼职问题，他说：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除法律规定者外），希望把这个问题检查一下，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是否可以成为专业专职呢？是值得研究的。我以为如果成为专业专职，工作可能做得好些，有人说：党派的领导人不能不兼，如果这样说法的话，毛主席要兼多少职务呢？我以为在两个常委内，各党都有一定的员额就得了，何必限于那几个领导人呢？其次，他说：重视已有制度，就我经常参加的人大常委和法委会来说，到会人数往往仅到达法定人数的边缘，其中，我估计了一下，共产党员缺额的比较多，尽管是因为兼职多、工作忙，但是，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来看，是会令人引起不重视的感觉的，是不是有人觉得问题已经在党内决定了，常委会不过是形式的通过而已。
在立法上究竟要制定那些法律呢？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有人说：苏联某些法律也制定得很迟，我们何必着急？我以为苏联好多先进经验，我们一定要学，但是，这样也算做先进经验吗？也值得学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不快做呢？这样说法无非是为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做辩护。黄绍竑认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前几天，好多人提出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如果这些法规完备了，不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问题可以解决，党政的关系也可以分得清楚，搞得更好。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来一个极大的讽刺。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问题，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他认为?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解放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望彻底检查无辜，平反，历史上有罪的也应酌情处理。
严希纯批评有些党员不懂装懂把领导科学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
他说，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并不等于实现了党的领导
严希纯主要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有权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合作共事方面会发生许多问题呢？我以为：第一，许多党员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在内，不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和作用，不了解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如我们国家计量局有四个正副局长，我是一个副局长，每次人大、政协送来给局里的文件，负责办公室的高级党员干部总是批给我和另一非党局长看，而不批党员副局长看。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得党在延安时的三三制以及政协、人大等都是党的很重要的工作，也可见他们不懂得统战工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什么意义。第二，许多党员不了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关。第三，许多党员把今天机关中的党组的作用与过去对敌斗争时的“党团”的作用看得差不多，不了解那时党还在地下，“党团”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今天则党已是执政党，党组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是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而国家政策的执行不能只依靠共产党员，还要依靠广大的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都是一家人。党组的负责人不能什么问题都去干预。这种事事干预的情况，在科学部门尤严重。
接着严希纯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批评了有些机关只是在形式上尊重了党外人士的职权，让民主人士参加了党组会议，但实际上还是不尊重人家的职权。他说：如我在国家计量局工作两年多了，虽然也参加了党组会议，但我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建议和争取科学技术人才的问题，始终未被重视。未经仔细讨论。又如我在科学出版社当副社长时，该社的工作主要是出版自然科学的书刊，但也有极少一点历史考古方面的社会科学出版工作。当时，自然科学部分非常缺人，但组织上却派了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年青党员去负责这个社会科学部分。但这个年青党员不懂古典的东西，有时竟把书刊上应写古体字的改成了现在的字体。他还自作主张不买我批准要买的古书，又在我不批准一个青年团员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译文时，在别人面前说我何必如此认真。这是把党员看成万能而对党外的负责人的职权却很轻视。有些党员自高自大，瞧不起民主人士，我还见过很多男女双方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而造成不能结婚，结婚了而离婚的悲惨事。
对在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他说，机关中的党组是应该继续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运用得不好。
他批评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说，依照经验，工厂或工程工作上，除了领导人之外，应有一个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的地位很高，在技术上可以有决定权。现在也应这样做。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应该允许失败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他们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这样如何使专家们敢于负责呢？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利的。
严希纯还对随便推广先进经验的盲目性提出了批评。他说，推广竹筋混凝土代替钢筋，我很耽心，听说有些地方已用竹筋造三四层楼的房子，幸而最近国务院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北京市因为需要，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都翻浆，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他说人事部门管得太多，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往只重政治不重学术，例如选派出国留学生，不管能否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政治条件好就选派出国，以前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但是这种做法，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最近选派八个人，还是政治第一。这是很大的浪费。他还谈了一件事，说明我们干部误会了主席提出的“一边倒”的精神。某机关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后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被领导上发现，竟叫他当众检讨。对于有些尚未制定的法律如民法、刑法、国家计量条例等，他也希望能够尽快制定公布，以便干部在处理问题时能有所遵循。
严希纯希望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注意国家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并要多注意北京以外的机关学校中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还希望统战部注意请有关部门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问题。
叶笃义发言
批评一种不合理的国家制度
只要当了人大常委会委员，立刻提到五级以上，并坐起吉姆牌汽车来，政治地位超过一切，造成知识分子既怕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叶笃义就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问题、民主党派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叶笃义认为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工作，是一个事实。为解决这个问题，虽则已经确定建立各党派事务座谈会的制度，但是，这个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不安心问题，不是通过座谈会和晚会所能解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他们从工作上同共产党的工作挂上钩。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希望能够使党了解他们的工作，能解决入党问题，这种愿望，是对党的向心力，不可厚非。可是，他们一直处在党的领导的外面。应该把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纳入国家机关的系统，比如关于人事的调配和升迁、级别，就同国家人事部门挂钩，统一起来。否则，民主党派要自己拟一套干部制度，不仅很困难，并且不必要。
关于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叶笃义认为，过去几年，民主党派起了一定的带头、号召作用。但是，在对于制定国家政策方针上，作用不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三反五反、调整院系、肃清反革命等工作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一过的平常时候，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因之，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和组织形式，都需要作新的考虑。他认为今后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一级组织，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各党派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至于基层组织，却可以减少活动，不宜强调党派关系，不宜强调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他认为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全体工作人员，都是同事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共同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和任务。这样，就会减少机关中的矛盾，党群关系之间的墙，不拆自拆。此外，在国际方面，民主党派今后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方面，多是被动做的，今后应该主动地展开国际活动。比如以政协名义同兄弟国家的祖国阵线、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派，建立友好往来的联系，介绍我国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
至于在组织形式上，叶笃义认为，适应“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关于国家制度和民主生活问题，叶笃义认为今天知识分子有既怕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又怕少的想法。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是从国家制度来的。目前国家的制度，造成政治地位超过一切，并且代替了社会地位。过去是行行出状元，现在是行行出代表（人民大会代表），行行出委员（政协委员）。最显著的例子，是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立刻可以从现在的级别提到五级以上，就可以坐吉姆牌汽车。因之，造成了人们都是从政治地位来衡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地位的高低。如果两个同等的名演员，一个当了人大代表，另一个没有当上，他就会闹情绪，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可是当了人民代表、政协代表，要参加许多活动，一年开一次会，视察两次，就要三个月时间，因之，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妨碍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的人虽则参加了政治活动，但是实际上对政治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开会的时候，虽则戴上了耳机，却拔掉了插头，在埋头考虑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劳动模范王崇伦就说过，当了人大代表，经常脱离生产，技术逐渐落后，就不能继续在生产上保持模范作用了，并且很快脱离了群众。因之，叶笃义建议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制度，不能把政治地位作为筹码来衡量各行各业的状元。政治地位不应超过和代替本行本业的地位。他建议今后人大和政协代表要进一步专业专职，这样，这些代表，可以多开会，多视察，发挥监督作用，更加充实民主生活的内容。这些代表，最好选举各行各业的“退役”的代表人物，他们过去有成就，是有名望的，也同本行本业的群众有联系，但是，目前已不是站在本行本业工作的第一线上。可以使目前在各行各业第一线上的人物，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做到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分工合作。
金芝轩发言
批评党在“分配”问题上的宗派主义
由于有些大官僚喜欢听好话 使得有些小官僚欺骗大官僚
金芝轩首先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群众、民主党派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等等许多问题，也都是属于对不上口径，排不好位置，分不好前后等等分配问题。分配是合理的按比例统筹安排，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金芝轩谈了司、局长以下一些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意见。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组织能力，在政策方针上要依靠党员同志。有人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我和我所接触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样的主张和意见。关于党员领导一个组、科、处、司、局等等，也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问题是什么样的党员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导，以及怎样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党与非党各得其所，合作共事，因此这也是分配问题。在分配问题上，觉得有宗派主义。以企业为例：厂长是党员，谁也没意见，由于目前有以党代政的习惯和必要，非党人士谁也不愿当厂长，问题在于这个厂长能不能为搞好企业来作统战工作。现在许多地方有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为了在政策方针上帮助总工程师，可以加设一个副厂长，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有这样的情形，有党外人士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工厂，往往一定要提拔一个比他水平低的党员来任副厂长，也有一个党员不必兼总工程师的而一定要兼任，而让总工程师担任副总工程师，像这样做法，开明的厂长也不同意。问题多的是科长一级，许多科长都不如科员，如让党员处长任科长，问题就少些。这种情况，要不是党员提拔得太快，就是非党同志提拔得太慢。
第二，使用与信任问题。他说：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因为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第三，培养与提拔问题。他说：对党员来说，培养上有些要求多，布置多，具体帮助检查少的情况，在提拔上也没有充分研究。有些党员不该提拔的提拔了，就会脱离群众，没有研究他能否胜任。应该选择一些年青人长期培养。对党外人士的培养教育是不够的，并不是当作自己子弟来培养教育。有人说养牛吃牛奶，也要给他吃草。这草不光指的物质上的东西，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说来，重要的还是提高业务知识的草。有的知识分子反映，他工作得愉快，业务有提高，他对唯物辩证的课是学习的，而且还能常常联系实际。有人举一例子，据说广州有一民主党派与科联联合举行自然辩证法和长江大桥的讲演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行动是重视的。能在学术活动中进行一些思想改造的工作，收效很大。在敌我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要提拔知识分子或者有困难，以前干部工作作得不能令人满意，希望以后对具体人物多作些具体分析、研究工作。以前不是不能作，而是没有作，所以这方面意见比较突出。在评级评薪上特别是去年工资调整中，好事作得没有好结果，有些人认为主管这个工作的部门不是有“三大主义”，就是在三大主义中钻不出来。
金芝轩还认为：青年干部的教育问题很多，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供给制思想，到了机关闹情绪，谁也没管。党外人士也不敢管他们，这样就培养了他们的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贻误国家子弟的。
金芝轩特别提到：过去银行、外汇、外贸部门有许多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很好用起来，我们的银行有许多方法大家觉得不方便，是要人人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为人人服务。外汇、外贸都是对外工作，有特别知识，这些人是有有用的知识的。
第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问题。他说：这次整风，希望党外人士也要真正从团结愿望出发，要和风细雨，细水长流，随整随改。不要光打“春香”，也不要先查小姐，而应该从中央各部的老夫人——共产党员的正部长开始。因为这些同志资格老，水平高，有一套，是当家作主的同志，中央指示他们有时可以具体补充布置得更好，但是有时也能打些折扣，有的也想四平八稳，皆大欢喜，中央很少检查他们，下级也不敢提批评。正部长要是民主人士，也应该帮助党员副部长进行检查，也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他说，部长同志是国家栋梁，国家的大柱子，关系重大。马寅初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但是他要能彻底些，最好能帮助高教部部长也包括我们民进几位中央部的副部长同志在内。
司局长以下的党外人士有这样想法：不要在下面刮上八级风，到了部长就风平浪静，而是希望和风细雨渐渐往底下吹去，慢下结论，来一个春风吹得百花开。
第五，“统必须通”的问题。他说，通就是对上了口径。对上口径要安排，在安排之前先要统盘筹划一下，初步确定可能性与现实性。统筹安排，在我们这一行叫作出总平面图。要作出最粗糙的总平面图，首先要对统筹的各部口径有个大致的数。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实践多于理论的人，这些人要求思想改造，更重视的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术性活动，所以如我上面所提广州事例，通过学术活动进行思想改造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团体，各专门学会，一向没有被重视，统战部要找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口径，在这种团体就能找到，而且这些团体也能提出部分意见。
陈铭枢说：
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
他批评了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曾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
陈铭枢在今天的发言中，首先申明说：昨天我说“民革没有‘墙’可拆”那句话不完整，我要求撤回它。因为我是就民革在学校中的成员很少，没有形成墙而说的，不是说民革本身没有墙可拆。
接着，他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到沈雁冰同志发言中有：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去年冬天我访问了北京若干高等学校的教授，他们说：今年某些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在评级时玩弄国务院关于评级的指示，对老教授们说：“评级以德为主（进步），才次之，资是参考。”对青年教师说：“评级德不必论，才为主，资次之。”同一个指示，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大笑话。
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为此，我认为德才资三者不仅应从联系来看，而且应从统一来看。
他又说，昨天又听到刘清扬同志发言中有：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干部的优点。她并认为，这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这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早预防，必至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碍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吗？
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
至于说：单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最后说，到今天为止，座谈会已经开了七次，有三十六人发了言，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座谈会接受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邢西萍的建议，推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把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在政协常委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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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检查一下
保守和冒进造成损失那方面大
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能永远是金科玉律
在党群关系之间，为什么会有墙有沟？陈叔通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陈叔通说：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怎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因之，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那样，非党员就比较容易伸出手来。
陈叔通提出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那一方面大。另一个是检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一般说，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非党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他认为，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解放几年来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有些东西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都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虑。
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如果不克服困难，我们的国家不会有今天，今后也仍然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落后的大国，无论从人民需要或国际情况来看，都还有很多困难，不克服如何办？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饿着肚子讲大道理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提到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开始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作。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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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
本报评论员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些单位采取了一些不大恰当的办法去动员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比如，有些单位让非党员逐个签名表示是否参加整风；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再三去当面征求非党同志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整风，甚至动员他们参加；有些党员干部在非党同志面前，谈论什么要求进步的一定会参加整风，不参加整就是落后等等。虽然，这些单位并没有硬性规定要非党同志一律参加整风，但是，用这种方式，说这样的话，就会使非党同志感受到一种压力，虽然自己还有不少顾虑，或者根本不愿意参加整风，也不得不勉强报名参加。这，当然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对于这些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什么，看来还不十分明确。
整风运动是要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所要求于非党同志的，是大胆尖锐毫无保留地揭发我们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党员进行整风。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整风；不参加整风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整风。目前，许多中央机关以及一部分地方党组织，都正在邀请各方面的非党同志举行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对党的批评。实际上，这就是吸收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党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运用这种形式。部可以召开座谈会，局、司、处、科也可以召开座谈会；可以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的非党同志进行座谈，也可以邀请机关中一般的非党干部进行座谈；座谈会的规模可大可小，不用会议形式而用个别的访问谈心也可以听到很多对党的意见……。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强迫或变相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对于自愿参加整风运动的非党同志，我们也是首先要求他帮助党员进行整风，而不是首先去整他们。弄清楚了这一点，就既不会去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运动，又可以及时地解除某些非党同志对是否参加整风的顾虑，动员他们帮助我们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