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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重大意义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县区乡的干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并且要求在基层组织中尽可能地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这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和整顿党的思想作风的一个重要的办法。能否彻底执行党中央的这个指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
谁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翻天复地的大事。我们已经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我们不能容许任何剥削阶级的复辟，也不能容许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侵蚀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队伍和它的成员。
从来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把劳动看成下贱的事情，把劳动者看成下等人。我们共产党人同一切剥削者根本相反，我们把劳动看成最高尚最光荣的事情，把劳动者看成人类社会中功劳最大和最值得尊敬的人。恩格斯曾经写道：“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劳动的根本估价。广大的人民现在都确切地了解，只有劳动才创造了人类，才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整个人类的历史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的历史。
我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几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且在各种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剥削阶级还没有完全消灭，剥削阶级的意识还残留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所以旧社会轻视体力劳动的恶劣风气，也还没有扫除干净。有不少人总以为体力劳动不如脑力劳动，并且把这两种劳动对立起来看待，以为学了文化就不应该再做体力劳动，做体力劳动的就不必学文化。有些青年男女多少学了一点文化，就觉得自己比一般劳动者高出一头，应当享受比劳动者高出很多的待遇。许多青年学生还很少受到劳动的教育、劳动的锻炼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熏陶。有一些学生一听说毕了业要参加体力劳动，就非常不高兴，甚至认为参加劳动就没有了“前途”。他们的家长，也有许多对待体力劳动抱着同样的态度和看法。
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也有一部分同志，如中央的指示所指出的，受了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了过去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坏思想。他们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经常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并且帮助群众耕地、锄苗、收割、挑水和砍柴，现在却很少这样作了。他们经常生活在大堆文牍之中，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同志不在工作上力求进步，力求接近群众，却对于工资评级斤斤计较，并且在吃、穿、住、用等方面极力讲究“高级”，和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越离越远。有的同志甚至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参加生产劳动。
中央的指示指出，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从原则上说，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一样的、同等的地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旧社会剥削阶级鄙视体力劳动的腐朽观点没有任何可以调和之处。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同那种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完全决裂。否则，我们就不能算作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从前面的许多现象看来，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还在侵蚀着、毒害着我们。这种情形必须坚决改变。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体力劳动的错误态度和错误看法，有助于发展劳动人民的阶级自觉和“劳动光荣”感、自豪感，将有助于社会风尚的改变。我们的下一代人将由新的社会风尚陶冶成完全新型的人。而只要凡是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领导人员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那末，目前大批人员不必要地脱离生产的现象，也将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在全国的基层生产单位、建设单位和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的基层组织中，完全有可能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有许多单位和组织也有可能做到没有脱离生产的人员。在这些单位中的一切不必要脱离生产而已经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当争取回到生产中去。这样不但可以减轻人民负担，更可以增强生产战线上的力量，对我们的整个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以后，经常同劳动人民保持接触，他们自然容易同劳动人民息息相通。劳动人民中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就能够比较容易经常地反映到领导机关中来，求得及时的解决。这就可以使我们大大减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效地改善领导。广大群众对领导人员将更加信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将有可能得到较迅速的和正确的处理。“土改干部又来了”的欢呼，就是群众的这种心情的集中表现。
最近许多地方党、政、军的领导人员开始参加体力劳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样做的好处。河北省委的几位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员在保定市郊参加农业社的种菜劳动，社员们很快就把菜价偏低、种菜亏本的苦闷告诉了他们。山西省的党、政领导人员在太原市的工地上参加劳动，马上就听到了建筑公司职工对工资改革的意见。河南省的领导干部在郑州市郊参加农业社劳动，马上也就听到了社员们对于社内经济不公开和干部作风不民主的“知心话”。其他各省、市的党、政领导人员和部队的高级军官参加体力劳动都收到了类似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说明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并不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小事，而是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将发生积极作用的大事，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当然，这种活动必须有实事求是和持久的安排和计划。必须随时总结经验，使劳动的组织逐步合理化。一切形式主义和“只是一阵风”的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必须避免的。我们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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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工厂企业领导人员殷切希望
清除中央主管部的官僚主义
重庆各厂批评电力、纺织、冶金等部：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王华东、韦丁、吕希林报道：重庆市部分工厂企业领导干部，殷切希望中央主管部、局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精简庞大的管理机构。
规章订得主观偏要强迫执行
重庆发电厂、重庆水轮机厂和六一零纺织染厂的中共党委书记和厂长们普遍反映，有些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不从实际出发，强迫执行，加深了企业内部的矛盾。根据电力工业部的培养制度规定，学习期限一、二年的技工学校毕业生，经过半年实习，便可正式担任司炉、司机、班长等重要职务。这个一年半培养成四、五级工的培训要求，下达到厂，便引起厂里很大不安。厂里有二十五年工龄的球磨机司机，不过是四级工，十二年工龄的司水才五级。经厂方再三向上级要求改变，但是主管部局仍坚持半年实习后不得低于二级工的主观决定。
中央主管部局决定的工资等级线，执行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不合理的现象。工人与工人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意见很多，给厂里带来很多困难。千呼万唤不下来
重庆各厂普遍感到中央主管部局深入下层，具体帮助解决困难太少。水轮机厂厂长反映，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工业局一共管十几个厂，三、四个局长，一个局长一年只要跑几个厂，但局长一次也没有来过重庆。今年去部里开会，再三请求局长到重庆水轮机厂来看看，但是局里认为今年部里要做系统的分析研究工作，不下厂。过去部里、局里的人都往大厂、新厂跑，对一般旧厂情况了解很差。现在有两个司长，在重庆市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到第三钢铁厂去过一次。这个厂的领导人员说，是不是隔了一条嘉陵江，河岸太高，汽车不能直达，要爬坡？
机构庞大办事不灵
各厂领导普遍希望精简庞大的管理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改变目前的拖拉作风。重庆机床厂的产品经主管局派人检验合格，包装完毕，本可出厂，但缺少检验合格证不能出厂。原来检验人员要回到北京才能填合格证，填好后再寄来。这样产品便毫无道理地被积压在仓库里，竟达几个月之久，影响厂里财务计划的完成。由于中央主管部、局机构庞大，往往一件事情的解决形成这样的情况：局长不亲自做决定，这个处推给那个处，最后也许又回到局长那里；有些问题，主管局还不能决定，要退还司里去决定。机构庞大，不仅公文往来费时，就是厂长们亲身到北京，也深深感到衙门大，不好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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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机车修理厂批评铁道部
检查自己少 责备下级多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报道：太原机车车辆修理厂厂长今天向记者说，铁道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该认真地检查对待所属单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部里派驻厂里的国家检查员和成品验收员，过于机械地搬用部令规章，厂里应该办的许多事情也因不“合法”而不能办。
这位厂长说，厂领导人员听说部里派人检查工作，就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平时在电话会议上一听说厂里工作差一些，不问困难和原因就厉声指责。去年铁道部部长来厂检查工作，厂里党委书记因为没有及时回答出一个数字，部长就在几次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部里在召集厂长开会时，也不能虚心听取下面的意见。去年在铁道部召开的厂长、党委书记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这个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在发言中都被部长以“你不用说了，这一件小事情我还不比你知道”的话，中途制止了发言。
这位厂长还提出铁道部领导上常常过多地埋怨和责备下级，而对本身的缺点和错误检查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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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拖拉机制造厂批评一机部
求大求新 忽视老厂 卡得太死
本报特约专稿 新华社记者孟帆报道：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厂长刘树英认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整风应该把执行充分利用旧有企业的方针做一次认真的检查。他说：在1953年到1955年间，部里过分地强调了重点工程的意义，追求大规模、现代化，而忽视了发挥老厂的作用。在保证重点建设的口号下（当然适当的搞也是必要的），一方面老厂被挤得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投资，要技术措施费用也很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厂的建设确实保证了，可是浪费也不少。从去年起，国家已经重视了这个问题。但是充分利用旧有企业方针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部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重点工程的建设上，对老厂生产的安排下功夫就很少了。决定一个工厂的生产方向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想的太多，深入调查研究太少，也没有很好的注意听取工厂的意见。部里给工厂的权利也太小，没有一定的机动余地，这岂不成了“死工厂”？
关于权力下放的问题，1955年底就提出来了，到现在部里什么也没定下来。可是从一些事情看，责任倒先放下来了，使企业感到为难。例如财务方面，今年叫工厂独立自主，技术措施费不给了，小额贷款办法也没下来，可是上缴利润提成到年底才给工厂，这样工厂怎能实现财务自主呢？据说，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机械工业部还是体谅工厂困难的，曾向国务院提出了意见，但是财政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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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大会发言
着重谈到处理青年内部矛盾和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6日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大会在今天开始进行大会发言。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刘西元向大会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大会热烈欢迎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许广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向大会致祝词。
在休息以后，苏联、越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四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在会上分别致了祝词，并向大会献旗献礼。他们的讲话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七位代表，他们着重谈到如何处理有关青年的内部矛盾问题和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
青年团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李琦涛说，由于青年大多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年轻、缺乏经验，看问题容易片面和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等特点，人民内部矛盾在青年中就暴露得比较突出。他又说，由于青年敏锐、爽直、富于理想、敢于接受真理、对党无限信任、拥护社会主义前途，他们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仍然是一支积极力量。
青年团河北省委员会书记李兴就河北省的情况向大会报告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许多矛盾。他根据青年团河北省委的工作经验，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教育在校中、小学生做好升学和就业两套准备。
青年团中央青农部部长张曙光在发言中说，青年团应当进一步教育农村青年树立“爱社如家”的思想，这样才能把社办好。
来自云南省怒江边上的云南省国营新城青年农场的刘小三代表向大会报告了他们那支青年垦荒队战胜各种困难，勤俭创业的生动事例。
青年团贵州省委员会副书记王占先和青年团青海省委员会秘书长古德·项谦的发言，分别谈到青年团应当对各族青年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团的工作。青年团太原矿山机器厂委员会书记王隆义的发言着重谈了他们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根据青年的特点进行工作，如何解决青年工人和老工人的矛盾等问题。
大会进行中，北京工业学校象征性长跑代表队二十四人进入会场，向大会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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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电贺瑞典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
新华社16日讯 今年是瑞典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在14日致电祝贺。贺电全文如下：瑞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逢瑞典共产党第四十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瑞典共产党和瑞典工人阶级致以热烈的祝贺。
瑞典共产党四十年来的斗争，表明了瑞典共产党是瑞典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它一贯为维护瑞典和平、扩大瑞典人民的民主、改善瑞典人民的生活条件以及巩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而进行不屈的斗争。
我们祝贺瑞典共产党在今后团结瑞典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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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加利亚大使举行酒会
欢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
据新华社16日讯 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安东·涅加尔科夫今晚举行酒会，欢送以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波奇比罗夫中将为首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全体团员。
应邀出席酒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等。
各国驻中国武官也应邀出席了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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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奚若欢宴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晚设宴欢迎以纳·马·佩雷拉为首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
张奚若在会上讲话说，近年来，中锡两国不但恢复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友好关系，而且有了增进，这次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就是这种友谊有了增进的新的标志。
纳·马·佩雷拉说：锡中两国不仅在宗教、文化方面有共同的地方，而且还有其他关系将使两国更加密切，这就是由于锡兰将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他说，他相信，中国和印度一起，将为保卫亚洲国家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不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而奋斗。
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也在会上讲话。他希望中国将来能给予锡兰更大的帮助。他说，我们有很强的信心，因为有你们六亿人民，我们不会再回到帝国主义的手中去。贺龙副总理，李济深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各副会长和各界著名人士出席了今晚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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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印友好协会庆祝成立五周年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印友好协会今晚在北京举行庆祝协会成立五周年大会。
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在会上讲话。他说：五年来，中印友好协会虽然在介绍印度文化、艺术，促进中印友好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就满足广大人民提出的种种要求来说，做得还很不够。今后应该继续努力。
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到会祝贺。他讲话说：印、中两国基于五项原则的友谊和了解，在国际上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有重大意义。他对“沙恭达罗”能够出现在中国舞台上表示高兴。接着，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印度名剧“沙恭达罗”。
参加今晚庆祝会的有文艺界人士九百多人。
各国驻华外交官员和正在北京的缅中友协代表团人员也出席了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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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
本报讯 北京新闻界昨天开始就新闻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争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的新闻工作座谈会，16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上海、辽宁、山西等地新闻工作者二百多人。
张黎群说：现在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谈到了报纸对谁负责，报纸工作者如何实现它的责任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独立思考。他接着谈到报纸的批评问题。他说，中国青年报登了不少批评稿件，许多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说，青年报只要把青年教育好了就行了，不要多管闲事。这就弄得报馆的同志们缩手缩脚。
张黎群主张报纸的新闻应该抢先。比如，对一些时事政策的解释和国家建设的消息，青年报过去发的早了些。别人责难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其实新闻质量高低，首先表现在时间上。
他说，青年报的记者在采访中遇到很大的困难。青年读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记者就应该进行多方面的采访。可是，记者出去到处碰钉子，好多地方进不了门。
张黎群谈到报纸的宣传艺术。他说，青年报有时注意版面的色彩，有时又不讲究艺术，不吸引人。有人劝他们不要把报纸搞成绣花枕头，外面好看，里面是一包草。可是，他们认为，讲究生动活泼总是很重要的。
王中说：我们现在还像抗战时期一样，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在会上介绍了上海新闻界开座谈会“鸣”“放”的情形。接着发表个人对新闻工作的意见。他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曾经讨论党性和真实性、群众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矛盾问题。王中说：“我看趣味性和思想性中间没矛盾，趣味性只和教条主义有矛盾。”
王中认为，现在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他说，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没有思想性；实际上怎么样呢？党委在办公室这样说，回到家去还是要看。因为他是个人。王中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变化。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像抗战时候一样，把报纸当成阶级斗争的武器。他说：“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
他说，总的讲来，解放后，记者的采访条件比解放以前好多了，但记者的采访能力却低了。记者应想尽方法采访人家搞不到的东西。
莫如俭说：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
第三个发言的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他说，报纸的性质和作用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分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他说，列宁说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但那是在1901年时候说的，那时候阶级斗争很尖锐，提这个口号是对的。现在再这样机械地执行那就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
莫如俭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已经解决了他们报纸的矛盾问题。他们的报纸是商品，叫人看起来舒服，还告诉读者一些奇怪的东西，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增加了知识。
他认为报纸一方面应有政治性、思想性，一方面还应有商品性、舒服性。
中国新闻社记者郑白涛说，消息要为社会普遍服务。他说，消息是客观发生的，不是每一件事都与阶级有关。可以放手叫记者发表自己的意见。
顾执中说：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
老报人顾执中尖锐地批评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他说：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同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并无关系，可是在解放以后全被辞掉了。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他们当然很有意见。现在人们都不尊重老记者。有人反映，人民日报记者自高自大，从不向老记者请教。
顾执中认为现在各科都有了理论，可是新闻学还没有。许多人都说新闻有阶级性，可是没有东西可以参考。他说：“新闻内容有阶级性，新闻编排没有阶级性”。想想看，“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的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作不到呢？”
顾执中主张记者要抢消息。“抢消息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任何消息，只要不是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都可以抢。现在许多重要事情要隔几天才发表，弄得读者的思想也麻痹了。
杨重野说：记者如果总是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主要针对新闻记者不写新闻的现象发表意见。他说：现在报纸上新闻很少，又很枯燥。有人于是就说，我国的新闻记者已经失去新闻敏感性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当然没有新闻自由。可是记者钻的很起劲儿。现在许多人对记者的任务不了解，对记者的工作不支持。”“记者如果总是怕挨整，怎么能够积极工作呢？”杨重野说，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作了；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
杨重野认为新闻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是严重的。党把党报看成亲生儿子，非党报纸顶多是螟蛉义子。
杨重野批评新闻记者协会，说那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在负责人中间没有一个普通的编辑、记者。
邹震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
新华社记者邹震发言的时候，开头就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现在新闻方面还没有鸣，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
邹震认为：新华社发的新闻，公式化的现象很严重。“各个报纸先是拒绝，后是不用，这应该看作是一种好现象。”
现在许多新闻单位衙门化，层次很多，机构重叠。能写能编的编辑、记者都做了“官”，在这里看不到工作效率。
老报人张恨水在16日的座谈会上最后发言。他强调新闻要新、要快。现在许多新闻开头就是“几月以来”，这不是新闻，是历史。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记者一个月不写一条新闻。可是他又很忙，到底忙些什么呢？”
座谈会将在今天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