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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党群关系创造新经验
——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谈整风——
最近记者走访了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先生，请他谈谈对整风运动的感想。
一喜一惧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是钱先生对他的感想的总结语。透过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钱先生瞻望到了更好的新的党与非党关系的出现。他说：“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十六个字的口号，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的一种局面，一种实际需要；特别是后面八个字，有可能使我们由自发变为更自觉地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与非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从这方面讲，整风是十分需要的”。这是钱先生感到喜欢的一面。惧的是，“从总路线的提出到目前的整风为止，愈来愈感到大家的责任重了，负担重了，尤其是经过整风，可以预期到党员的活动会更有组织些，非党的民主人士在国家机关和社会上的活动也将有增加而更丰富了，因而耽心自己跟不上必然增加的任务”。所以，钱先生认为，“除严格要求共产党之外，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也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多花一些力量，多想一些办法，加强自己”。
过去对老教授和老司法人员尊重不够
话题接着转到了钱先生的本行政法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立法是当前的一件紧要工作，法院和检察部门都需要有法可依，目前也有条件来搞，可是现在搞的嫌慢些，不够大胆和放手。”在司法工作方面——他说，办案质量是一个关键性问题，1954年办案质量有较快的提高，但同社会进步相比还是不相称的。而要提高办案质量，首先要提高有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但目前由于教育力量太小，高等政法院系还不够多，所以目前应注意培养合乎规格的教师，增设院系和函授班。他认为：“目前应把与教学不大相关的研究工作放在次要地位，不要为研究而研究，轻重倒置”。此外“应采取快而有效的方法把法律教科书编写出来，使广大教师有更多时间来教课”。
政法部门党与非党关系上存在的缺点，钱先生认为：一是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够，一是对于老的司法人员和老教授缺乏必要的信任和尊重。他举出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商量不够的，譬如，上面提到的立法工作——钱先生说，如果能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就可能搞的快些。我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不是专职就过问的较少，党员负责同志的确辛辛苦苦地作了许多具体工作，但在工作方法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没有很好商量，连刑法总则草案最近是否提出一事，我还是从另外一个干部口中知道的。再一个是关于对老教师不大信任的，楼邦彦教授在北京政法学院时，钱先生曾提出让他担任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但前后说了三次才得到解决。“所以对老的政法干部和老教授信任和尊重不够，”他说：“则是由于过去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斗争性强，对于政法干部特别注重政治条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也往往因此而把参加党团与否，作为衡量一个人政治上是否进步的界限。这样一条线，容易使政法部门的人变成清一色。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有些不是党团员的就没有分配到政法部门工作，或本来可以考虑当审判员的让他们当了书记员。1955年以后比较好些，司法部门中的非党人员增多了，并由一些非党人士担任司法厅局长的职务”。但法院和检察院的高级干部中还很少有非党人士，因此应适当地增加一些。他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一则不参加党的人总是有的，既然有，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估计，不然就会限制他们的积极性；一则也可巩固学习政法专业的青年人的情绪，免得他们有前途无望之感”。
只依靠党员，不依靠教师
钱先生接着谈到了高等教育工作。他说：“这几年来，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和中国实际结合不够，和老教师商量不够的缺点。在学校中只是依靠党员，而依靠教师不够。高教部在某些问题上，如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专业设置、教学工作量等，都是自己先拿出一套东西，从上往下贯，即使交下边讨论，也只能有小小的修改，所以，自上而下，不依靠广大教师，不结合实际，是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的毛病。这样一来，非党的教师也容易对领导有意见”。
钱先生认为学校中实行党委制，易使学校的领导搞两套：一边是党委会，一边是校务委员会一类机构，势必使几个党员负责同志多做许多重复的工作，浪费很多时间。因此他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学校党的领导同志总得对党员和非党人士担负起政治思想领导，所以不要党委制并不是说党不领导了”。
采取灵活方式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
钱先生还认为，在学校中有中心工作的提法不好，可能妨碍经常工作。他说：“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教育工作，这是经常在进行的，只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加强教育工作，不能拿别的中心工作来把教育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要是教育工作被旁的工作挤了，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了”。在学校中如何保证整风和教育工作两不误，钱先生认为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他说：“机关可以保证两不误，而在学校拿出普通的提法就不行，学校的经常工作不能打乱，当然整风也得搞，因此可考虑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式来保证两不误。”
记者想探询一下北京政法学院的党群关系如何，大概是出于爱人以德之故吧，钱先生没有多谈。但是，记者也曾听人说过，过去北京政法学院老教授们住的一座楼，被称为“孤岛”。在最近政法学院的座谈会上，一个教授幽默地说：“我到政法学院来后，觉得不像一个学校，有人说像一个政权机关，我看也不像，倒更像一个军事机关。最近有人说北大像一个衙门，我看我们学校能像北大那样一个衙门也不错。”这就说明北京政法学院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这个学校里，风毕竟是刮起来了，但不知能否吹皱一池春水，这就要看学校的党如何行动了。 叶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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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学校领导同志提几点意见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陈友松
整风运动已经在北京师大开始了。为了搞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认为不论是党与非党都应当整风。党能以身作则，先自整风，这是英明而勇敢的措施，凡有血气，谁不闻风而起，“中心悦而诚服”？我是一个多年受了党的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放”和“鸣”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的鼓励，我愿在肯定党在高师教育方面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前提之下，来提出一些要改进的缺点。
忽视高师教育事业
以北京师大为例，党的领导方面，始终没有正确贯彻列宁关于提高教师水平和地位的伟大遗教。这个遗教的实质，在于把高师教育作为人民教育事业中的“重工业”来看待。意味着不应在地位上低于综合大学或工科大学。而他们机械地教条地应用了文化高潮是随着经济高潮来到的规律，没有看到高师教育这一矛盾的特殊性。我不同意地质学院钢铁学院等的基本建设可以咄嗟立办而师大则拖延七八年，弄得七零八落。天天叫我们联系实际，却把附中附小送交别人。这就等于说农业大学没有农场，清华大学没有实验馆一样。我不理解，什么石油大楼、煤业大厦是不是为了直接生产所必需，这些财力是否可以分出一点来建立师大所迫切需要的图书馆、附中、附小等等。师大的党领导方面在这方面做了应声虫，没有从内部向国务院、二办、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财政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
无礼对待本国专家
师大在名义上是全国五十几所兄弟师范院校所仰望的，但实际上则外强中干（当然有例外）。例如在经验交流会议中曾令人有些失望。这是由于一开始只重视苏联专家，躺在苏联专家的怀里，没有重视发挥中国专家的潜力，也从来没有一种灵活的访问制度，在不拆他人的墙的情况下使北京师大成为教育科学的一种“稷下”。在一个长时期里，党和中国专家中有一道铜墙铁壁，互不了解。党群关系中最弱的一环是党员、团员、青年教师和老教授或所谓旧知识分子中间的关系。在院系调整中没有远大眼光，把不少博学之士，或有志青壮年硬逼走了。当然有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掉队的没有注意使之归队。（华东在这一方面则是好的，例如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留有五虎大将）。说到宗派主义的表现，以教育系为例，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前，老教授们曾有“五服”之感。也就是说在王畿（中共党委）之外，还有侯，甸，绥，要，荒五服（五个区划），而老教授们则处在荒服。至于所谓“要”服则指民主党派人士，当时我们把民主党派也错误地当了我们和党中间的一道墙。年青教师和助教们至今和老教授们还是貌合神离，教而不助的（也有例外）。例如有一位青年教师（团员），在儿童时代曾至少受到了某老教授的一些照拂，可是到师大后竟“六亲不认”。现在听说她入了党
（要转正），我才理解她为什么碰着了我，不加理睬了。我们对助教的分配和提升以及留学等等一切都不能过问，当然他们只有把我们当希腊时代的“教仆”看待了。我认为向科学进军不能只带一些子弟兵，还要多有一些识途的老马。师大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小气和短视的。党对国内著名学者尤其是对师大学术空气的展开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和人才，没有足够的礼貌。人事处对新聘来的老教授，在待遇和名义上有严重的歧视，使得积学之士望而生畏。师大也严重地缺乏中坚力量，即是最近将来的接班人。青黄不接是高师教育师资的一个严重问题。
师大党委的民主作风不够，集中多于民主。特别表现在教授们的下情不能上达。教授们不能参加学校政策方针的决定，他们表示被隔在四层楼板之下（指党委会，校务会议，系行政会议，教研组核心组会议）。他们都有工作不愉快之感。因此在高师系统中也要求迅速地实现在党委会领导之下的教授治校制度。
学术活动受到抑压
师大党员同志们对师大学术空气不浓厚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领导同志们未能抓住发展教育科学这一中心环节，他们把“专与红”对立起来了。最突出的一点，是忽视教育科学的特殊性，领导同志们在口头上强调了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的区别性，但在内心里则徘徊着毫无主意。不论是北京师大或华东师大也好，一见大门，你会感觉得这好像是数理大学。究竟数理在师范大学是为着什么而存在的？教育楼的简陋和隘小甚至地基不稳，象征着领导对教育科学的看法。但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具体的统一体，是由人脑反映活动所累积的整个人类历史物质经验的具体统一体，也是一定的人的机体及其一定的具体生活条件的具体的统一体。因此教育科学就必须以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为基础，但不可停止在基础上，还必须发展对人——尤其是对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这一进程的特殊规律性的科学。党领导高师教育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以至多年来阻碍了教育科学的发展。师大学报编辑负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最初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没有发挥广大教师群众的积极作用，只由少数人在那里“运筹帷幄”，请兵调将，却未认清敌人是谁。他们犯过“一棍子打死”的辛辛苦苦的主观主义（最近已有好转）。例如把外语的
“直接教学法”这一鸡刀当着牛刀来小题大做，硬说它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师大有些同志在党的鼓舞之下顽强地不虚心地拒绝资本主义国家科学与技术的任何有用的东西。可是最近几天来在骂了食利者的美学之后，也请了朱光潜教授来争鸣一下，这确是一个好的转机。
制度重叠，限制过多
师大似乎过度地搬运了一般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和检查制度，过度地陷入了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忽视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特点。冗长的共同的大报告似乎太多一点。党、行政、工会和团以及民主党派活动，似太重床叠架没有个统一中心——集中为教学与科学研究服务。教师们的时间被割裂得零零碎碎，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以保证对任何工作有深入的考虑——一句话，不能“宁静致远”。
党员同志们过度地谨慎了，什么东西都借口不成熟，不愿意往外拿，从而吸取别人的改进意见。各兄弟师范院校对此点怨声载道。对校内的论文或其他译作，长期积压不许出版，也不许登载在“教育研究”上。朱启贤教授的一篇关于宪法与教育的论文遭退回，十几个老教授们辛辛苦苦所摘录或摘译的杜威著作被置之高阁，是两个典型例子。丘椿教授等人的论文也长期被摈于科学讨论会之外。这样曾打击了许多人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我们尤其不愉快的是领导方面压制教育科学学报的独立出版这一件事实。我们眼看着各兄弟院校的教育科学著作似乎有如雨后春笋，而师大则经常落在教育现实要求之后，仔细分析原因，最后还是在师大党的领导方面。不过师大党及行政方面所处的某些客观条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要求我们揭露支配着教育的行政机关的那些中央政府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可惜由于保密关系，我们是不能掌握这些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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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访问李景汉先生——
在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访问了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社会调查学专家李景汉先生，他以这几年来个人生活的变化来说明他对“鸣”和“放”问题的看法。征得李先生的同意，记者把他的谈话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
我们的谈话还是从他的调查研究开始的。他说，由于本行的锻炼，长期以来，他只相信事实，相信“千闻不如一见”等古语中所存在的真理。他常常用这个标准来检验理论或宣传的真实性。从前是这样，这一次对于我们党的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方针问题的看法，也还是这样。他说：“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中外古今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党的伟大的光辉的照耀，使他能在长期的沉默之后，重新唤起科学家特有的坚定的毅力来夜以继日的辛勤地劳动着。记者给他打了一个比喻，叫做“枯树开花”，他说，如果这真是枯树开花的话，那末，这“开花”的过程就是一段很痛苦的回忆了。
二年半的时间，工作换了五次
北京解放时，李景汉先生在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当主任。思想改造运动过后不久，随着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了，原来搞社会学的这些教授学者们，一古脑儿收集在中央财经学院的劳动专修科。后来中央财经学院取消，他们一部分人就随着劳动专修科拨给人民大学。在中央财经学院时期，最初，李景汉先生被分配在一位教机械学的兼职教员手下勉强当一名助手。课程是机械学，李先生专长的却是社会调查，既然是助手，学生就得找你辅导，没法子，只好借来机械学的书，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去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记，居然也能背诵出许多名堂，什么多刀多刃啦，高速切削啦，牛头刨床啦……都能背得出来，而且，因为只背这一门，所以比学生的成绩还好。经过一学期，这一套新玩艺儿刚背熟，但到了下学期，他又被分配为纺织教员的助手，他又从头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又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是如何飞动，等等。因为助手有辅导责任，所以他还得主动找学生去辅导，学生高兴躺在寝室里听辅导，助手也得去登门拜访。教员是专业部门的工程师，到学期终了复习功课时，他是来不了的，这样，学生又一齐来找助手，而助手又不敢不想办法，只好费尽心血替他们找窍门。李先生苦笑了一下说：“经过一番努力，我居然也能编出一套复习大纲之类的东西哩！”过了一年，调到人民大学来了，又把他分配给一位教“劳动保险”的教员当助手，帮助搞点讲义，可能有教课的希望。他想，这倒和他从前研究的东西有些相近了，努力学习新理论吧。但是待他刚能编出一点讲义的时候，领导上说，劳动保险工作从劳动部移转到全国总工会去了，学校里不开这门课，又完了。又把他分配从事准备“劳动力调配”这门课的教材工作，但等到开学时，领导上又认为这门课程只讲二、三个星期就够了，不值得开专课，又不要了。后来，又分配他搞“劳动保护”，可是这门课程又谈何容易，不同的工种就有不同的劳动保护，门类多，要求的学问要广。最后又听说他从前搞过工人调查，于是又要他去调查女工的保护。搞了八个月，很有兴趣。但是，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
就为了“配上这副眼镜”
学校领导上所以把他随便地抛来掷去，原来是有一个固定看法的。李先生谈到这里，很激动，他说，当他刚分配去中央财经学院时，一个党员干部教训他说，如果你发觉某一个具体的新事物、政策或问题同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时候，那一定是你自己思想上有毛病。他乍一听这话，颇有道理，但渐渐明白了，其实，这是当面告诉他，认为他们不懂马列主义，不懂马列主义，根本就没有资格教书。
不但党员干部这样来“教育”他，就连学生也来帮助“改造”他。在辅仁大学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还有把握教好课吗？当他正在“过关”中，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教训他说：“你下乡搜集材料时，应当无成见地、如白纸一样地、客观地、不存任何成见地去接受事实。”他说，“换句话说，不要带有色眼镜就是了。”这本来是平心静气的一句话，但是没想到那个学生立刻大声教训他说：“不带有色眼镜！再有机会做调查的话，请李先生记着一定要戴上马列主义的眼镜！”他暗自向自己下决心说：“对，我必须配上这副眼镜。”这些沉痛的刺激，使他一方面虚心，另方面心虚，怕自己真的教不了书。这样的刺激使他急切地鞭策自己学了理论课程，还学了俄文。
他回忆说，那时学习劲头真大，刮风下雪，从不缺课；为了坐前排好座位，每次上课都早去五分钟；笔记从来不缺，如果有几个字没有记清楚，下课后一定向别人问清楚，补上。有一次，晚间骑车出门，摔了一跤，半边身子完全摔伤了，但是一看表，才想起今天是课堂讨论，地点又临时改在海运仓。时间只差刻把钟了，狠心忍着痛蹬车，赶到之后，还没有开始，很高兴。
李景汉先生的理论课，考试成绩都很好，但是，他并不满意。他说：“考试前死背强记，并没有用独立思考去消化它，我想，这也不是鼓励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吧？”说着，他哈哈大笑了。他说：“但是，不管怎样，我已经配这副眼镜了！”
“你在咱们学校呆了好几年，都没有发现你！”
李先生说，前几年他在冷淡的现实面前，心情不免沉寂，不写文章，也不多发表意见。到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个时期，身体突然衰弱下来，有过退休的念头。他不愿做人民的累赘，不愿领导上为他的工作分配为难。他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今天看人脸色吃闲饭，真所谓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了。自己想想，六十岁的人了，也该退休了，让那些青年人去干吧。但是，谁又想到后来还有个百家争鸣的方针出来呢？
百家争鸣之后，统计教研室主任开始要求把他调到统计教研室，因为这位主任从前还知道他。去后，这位主任处处替他着想，处处关心他，他觉得他也开始受到党的关心了，心里感到非常温暖。这种温暖，渐渐地把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
正在这时，人民日报向他约稿，要他再一次调查京郊乡村的变化。得到学校的同意后，他就下乡了。这一次一共调查了三个多月，由于学校的帮助，他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注意。人民中国杂志向他约稿，英文版的中国妇女杂志也要求他写“中国妇女的今昔”，有些地方如广播电台、苏联专家也请他去作“今昔”讲演，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后，有几位外宾如古巴议员等也来访问他。人民大学的领导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还有点意思。有位领导同志就很惊讶地对他说，“李先生，人民日报发现了你，可是你在咱们学校里呆了好几年，我们都没发现你！”
最近一个时期，学校的领导上倒是在逐渐地关心他了。邹鲁风副校长亲自登门造访有好几次，问长问短。有一次还陪他到农民家庭去调查访问，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最近在研究部成立社会调查研究室，决定由他来负责主持。李先生说到这里，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愉快而满意的光芒。他说：“研究室，由我负责，还有十几个干部，这是我从来不敢想像的事啊！你想，过去好几年，我一直是被人漠视，现在突然让我比较负责了，我哪里敢想过这一天。这一转，真该是下联‘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呀，原来我的面前还有一片美景呢！”
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今昔对比的文章之后，也引起了国家统计局对他过去许多大规模调查的兴趣。前几个星期，薛暮桥同志和他商量，请他去参加一个筹备会议，由国家统计局、科学院和人民大学合组一个社会调查团，先在无锡和保定二地作重点调查，取得经验后，再往别处去推行调查。这个团体，也准备让他带领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室的干部去参加。他说：“你想，我哪能不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呢。”
“墙”和“沟”在哪里
记者问他，究竟问题在哪里呢？他稍稍一想，然后又反问记者：“你说呢？”但是，还是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从前，有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时，先对他们来一个假定，至少假定他们是不可靠或者可能是不可靠的，然后，以对待贼的心理来处处提防。但是，这种提防不能不让对方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还对你真诚，可能吗？可以想像得到，当他们的人格受到损伤时，他还能容易发挥出什么积极性呢？“至于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当时，有些事情更是难于理解的，当时简直就不让我说话，每次挨整都只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谈到这里，李先生回忆到领导要他第一次检讨时，他因为辩白，曾招来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就意识到，只要接受，就能过关。赶到第二次遇到这样的场合时，他就接受了上次的经验，在会上首先一一包下来承认了。他说，这个单方，果然生效，他不但没有继续被整，反而被选为节约委员会委员来整人了。到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末一回事啊！”
其实，照李先生推想，中国的学者经过翻天复地的变革，经过不少的运动，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的立场、观点都已经改变了，都已是有新的立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者了。他们没有不愿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能够把大家假定成一家人，哪里还会有什么“墙”和“沟”呢？但是党内还有些人并不能这样来看问题，只是觉得自己是执政者，摆起执政者的架子，事情当然就不好了。
李先生认为，执政党享有特权和地位，也是应该的，中外古今都是这样，原不稀奇。但是，执政党对待小兄弟也应该拿出对小兄弟的正确态度来。他相信，如果在新的认识基础上，有了新的团结，那就更好了。
要放就要放成天足
对于知识分子的遭遇，李先生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在争鸣前，一切压力对他们来说，好比是缠了足、封了口，如果开口，就要人云亦云。现在的“放”是放足，刚一放足，走路当然是不很自然的，所以，在争鸣中有一点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认为现在还看不见争鸣的成绩，那是太性急了。但也有一些党员同志像陈其通等很害怕放，他们认为一放，好像党的威信就没有了。但在李先生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放足，就彻底把它放成天足，这样才可以把我国的科学推进到世界水平，也正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他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关键，是要希望所有的党内同志都能像毛主席说的做的一样，那才能使得大家大鸣特鸣，推陈出新，使学术界开花。因为这些老学者们有旧的学问，且至少也领会了马列主义的轮廓吧，那末新旧学问合起来，新旧的人合起来，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来。他非常自信地说，他正在兴奋地计划他要做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调查，将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是更优越的。李先生特别强调说，那将是马列主义结合实际的、崭新的社会调查。
袁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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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什么样的学风
——记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的谈话——
在上个星期六的薄暮时分，落
日的霞光正开始从淡靛色的西山后面收敛进去的时候，我走在沉静下来的北大的西门林间小路，去访周辅成先生。
在略一寒暄之后，我们便攀谈起来，他说：
“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作了整风的决定，给我们的鼓励很大。这对我们说来是思想的大解放。‘百家争鸣’提出后，解除了我们怕犯错误的顾虑。马列主义是正确的，我是拥护的，但为什么又会害怕犯错误呢？”他自己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们旧知识分子很害怕自己的学术上的错误被人误认为政治上的错误，像处理胡风分子一样地来处理。所以长期在学术上不想钻研。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比如对于唯心主义的人物就不敢研究，如对王阳明，虽然明知人家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可是不敢为他说一句话，深怕说了会被人扣上帽子。觉得还是宁‘左’勿右好。这样，做学问当然就不能深入，不敢有创见了。”
“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
“可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后，跟着又来了反对修正主义。我们就又产生了一种害怕心理，有些问题还是不敢谈。比如，马列主义明明承认绝对真理的存在，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但我们宁肯多谈相对真理，不敢多讲绝对真理，宁肯多讲必然，不敢多说自由。在个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也一样，宁肯多讲阶级性不敢多讲个性。想这样可以避免误会。修正主义和创造性的见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好像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同意你看法的人说，这是创造性的见解，但反对你的人又可说这是修正主义。”话声还没有落下，周先生就大笑起来。接着周先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说：“其实，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修正主义，中国没有这种传统，过虑修正主义只是限制了思想解放。有了修正主义之后，再提反对修正主义也还不迟。”
“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不被社会承认”
谈话转入了整风的题目。周先生说：
“目前阻碍学术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现在很多旧知识分子觉得，一些浮浮泛泛的不认真做学术研究的人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得到了党的重视，而一些经年老老实实埋头做学问的人反而不被社会承认，不被党所重视。社会上有许多人把学术和政治相混淆了。我认为学者搞政治活动也是应该的，受到承认和重视也是应该的，但决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上起了作用，就以为他们在学术上也是有了成绩。许多年青人因此不安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境遇，不愿老老实实去搞学问了，其原因之一，未尝不是由于此。此外，一些持中间态度的还是愿意老老实实搞学问的学者也动摇起来，因为他的劳动得不到社会承认和重视，也想去走那条路。而那些从一般运动中升起来的学者，也并不更积极起来，去老老实实做学问。真正踏实的学问没有人搞了，这是学术界的危机。”
说到这里，周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在吸收旧知识分子入党的时候，应该说明，谁人是因为政治活动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谁人是因为学术研究上有成绩才入党的。而今后学术界应该特别重视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入党，这样才能转变学风。学术和政治是不能混同的，学术上的地位，必须以真正的学术研究成就来建立。如果老老实实的学风不能建立，不要说十二年赶不上世界先进科学的水平，就是一百二十年恐怕也赶不上的。党要想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首先应该重视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给他们以信任，给他们以政治上的帮助。”“北京有一种很坏的京派作风”
接着他谈到了学术界存在的北京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他说，北京是得天独厚的，有好的人才，好的条件，好的照顾。但中国是个大国，应该让学术在地区上平衡发展起来。“现在北京有一种很坏的所谓京派作风，实在简直是学阀作风，看不起地方上的学者，对他们寄来的稿件往往不持同情态度，而是百般挑剔毛病，好像不这样不足以显出北京的高明似的；完全忘记了人家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如给他们以同样的条件，我想他们的成绩不一定比北京差。这种情况的形成，党和国家是有责任的，就是偏爱了北京。我要为此呼吁：给地方上学术工作者以特别的照顾，至少要给以同等的条件，要给他们送寒衣。这样才能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说，特别是有些地区如华东，这是过去人材辈出的地方，这样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我们不应该毁掉。
谈到这里他很感慨地说，“和在外地艰苦工作的同志们相比，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做学问的条件有这样好，我也有点过意不去啊！”“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
周先生认为学术界的宗派主义和学校党的领导作风也有关。他说，“学校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自己范围内人才而且应该向社会推荐人才，而现在是社会向学校推荐了之后，学校才来重视。”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插问了一句。
“这就是有些领导者接近的只是一个小圈子中的人物，自然偏听偏信。领导者被宗派主义者包围了，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了宗派主义。党不自觉地被宗派所利用之后，其结果，被打击者很可能变为消极，甚至影响工作和学术研究，得势的人又自持被宠信，也没有觉得需要老老实实地搞学问。要想发展学术，党应该防止听一面而不听多面，党应该善于识别人而防止被人利用来搞宗派。”
随后，周先生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他说：“这几年来党决定马列主义哲学原则上由党员搞，有个毛病，就是接不起头来。有基础的老党员人数有限，新党员多半年青，一般哲学知识的基础差，没有足够的外语能力，这样就很难做研究，很难深入。而旧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都有老底子，几年来他们的认识也提高了，如果能使党与非党的旧知识分子混合起来搞马列主义哲学，我想对双方都有好处，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开展也有好处。”
周先生白天已开了一天会，我怕他过度劳累，趁着语声落下去的间隙就起身向他告辞。
李怀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