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于10、13、14、15四日内，分别邀请中文、教育、俄语、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座谈。教授们对于学校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胡明说，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个别党员采取粗暴方式维持“威信”。
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呢？许多教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说：现在我校的主要矛盾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的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看不起一般群众，因而脱离群众。有人总说群众自卑，其实群众并不自卑，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使群众相对的自卑了。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采取粗暴的方式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说：“师大的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墙是很厚的，像钢骨水泥一样坚固，这个墙如果不拆，有愈来愈厚的危险。”“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本来群众很愿意和党员作知心朋友，可是党员没有这种表示。党员的作风确实影响党群关系，但群众往往通过个别党员与党建立感情，师大很多青年共产党员没有经过同群众共甘苦的锻炼，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反而脱离群众，成了当权派，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喜欢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容易使人产生反感。
政教专业何廷杰教授说：现在都说党群间有墙，这种提法有问题，不是党与群众间有墙，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有墙。个别人留在墙外不要紧，墙外人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墙是谁造成？有人说是双方面：一方面是自卑感，这个墙一碰就破，另一方面是优越感，这是三合土加上电网，还通上电流的墙，好在现在是没连成一片，否则就太危险了。
朱智贤教授说：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行政负责人看起来比教学人员重要。在学校里，教学要依靠教学人员，特别是依靠老教师的思想是不明确的。解放后形成一种风气，太看重新教师，党对老教师支持不够，青年同志中有一股歪风，有些对领导、对党员很服从，这当然很好，但对老教师、对群众都不够尊敬重视。有些年青同志入党前很谦虚，入党后就不同了，“养不教，父之过”，党应给他们以教育。
邵鹤亭教授说：希望党组织慎重考虑各种联系群众的新方式。他建议党除掉通过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外，应当充分通过工会组织，把一切问题向群众开门，把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填平党与群众间的鸿沟，使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邰爽秋说，教授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
学校如何广泛吸收教授的意见？怎样扩大教授同各方面的联系？邰爽秋教授说：教授在学校里，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这四层楼的最顶层是校长，其次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再下一层是系主任，还有一层是教研组主任，四层楼下才是教授，而教授又分六级，实际上有十层之多；四道围墙：第一道是党委会，第二道是校委会，第三道是系务会议，第四道是教研组的核心会，这四道城墙层层保密，水泄不通。作为一个教授除非兼任行政职务，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叫人怎么能提出意见，怎么能对学校热爱呢？采取这样保密制度和这样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却是影响了团结。必须拆掉这些墙，打通这些楼板。
张怀说，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张怀教授说：我们教授的意见没有发表的机会，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去年学校在北校举行过茶话会，这很好，倒不是为了吃茶点，而是有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校长出布告规定接见教授时间，用心固然好，但仍然是形式，还没有了解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难免有些旧的书生脾气，找朋友谈天可以，找领导就不愿意。老实说我就不愿意排队等接见。希望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群众。何副校长只在到师大来时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对学校不是不关心，不是没有意见，是有意见无从上达。
俄语系胡明主任说：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问题校领导都是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学校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使用、提拔干部、评级评薪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中文系副教授俞敏说：师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有二：一、不信任群众。二、领导对被领导管的太多。我研究古汉语二十年，我愿意教这门课，即使不能教我也愿意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领导上硬说我擅长语音，要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语音是研究古汉语的工具，正如数学是研究物理的工具一样，对一个学物理的人说他数学很好，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廖泰初说，非党教授有四个难处：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办事难。
教育系教授廖泰初谈到非党教授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四个难处：（一）会见领导难。向领导请示一件事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他想和丁浩川教务长商量一个问题，约了三次都没见到，直到第四次才见到，但见面谈话却不到十分钟。这件事使他很寒心。他说，直到现在，他连和何校长、黄教务长谈一次话的机会都没找到。他认为，需要和领导同志谈谈。领导上的所谓“忙”，值得打个大问号。（二）谈心难。过去自己有些甜酸苦辣的心事总喜欢找老朋友们扯扯。但是，现在大家都提高了，怕自己谈出的东西不好，人家会不会扣帽子，有了这种顾虑，就不敢找人谈。有时找到党员同志谈心，但在谈的过程中，自己倒是诚心谈自己的问题，而对方只是帮助你分析分析问题，从不谈他的问题。自己谈十句话，对方谈不了一句话。（三）对党员了解难。党员中春风满面的比较好接近的固然有，但冷若冰霜，不好接近的也不少，这样的同志摸不着他的脾气，和他谈话就有顾虑。例如，党员中有个别同志好下命令、坚持己见，不大愿意和人商量问题。看来这些党员认为他们就是教育人、改造人的；而非党人士则是被教育、被改造的。他觉得这是党员的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为党并没有教育党员去脱离群众。（四）办事难。办个事情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在请求、写报告上面，而且拖拖拉拉，长期之内得不到解决。
叶苍岑说，领导上在评级问题中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
教授们在发言中，对评级评薪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为什么把教授分成六个级？级别的高低到底根据什么？对这些问题，不少教授有意见，并且认为分成这么多的级没有好处，反而影响了教授之间的团结，甚至连好朋友也为了级别问题，伤了感情。由于教授中分成很多等级，意见很多。中文系教授叶苍岑认为在评级问题上，领导上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如一个派去匈牙利学习的党员教授每次评级都提升，甚至还提升两级；而对某些工作成绩很好的教授却评得很低，不注意提拔。他就曾经为一个姓高的教授的级别评得太低而提过几次意见，但都未被采纳。有些教授认为评级就应公开地评，不应对某些人保密。如有些一、二级的教授据说是教育部指定的，既然已经指定，何必再评。
殷祖英说，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党员应该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许多教授都有这样意见。物理系主任方嗣?教授说，一般从表面上看还好，但确实有一堵无形的墙，有许多事情不是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而是先在党内作决定，而后再拿出来。党员助教和老教师谈话很严肃。有的人说“我得沉默一个时期，才能转变过来。”有的人见面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就是“这两篇社论如何如何”。数学系主任张禾瑞说：我感觉青年党员越来越严肃了，原来活泼的也变严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党员党龄的增长，会使他们越来越严肃。生物系陈昭熙副教授说：党员的态度过于谨慎，党员说话对一些问题不加可否，就会使群众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本来无矛盾，也就形成了矛盾。董渭川教授说：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学校听到有“校首长”的称呼，还要盖什么“首长住宅区”、“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叫人多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毛礼锐教授说，搞好党群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地理系殷祖英教授说：搞好团结不容易，现在趋向团结了。党员主动伸出手来，群众不接是没有的，往往是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赵擎寰说，教育部办事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对教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制图专业教授赵擎寰说，学校今天有问题，教育部不能不负一定责任。教育部办的许多事，真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对制图课，可说是灵机一动，调集了许多人，有的坐飞机赶到北京学了一个月，但大家刚回去，却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不开制图课了。而司长曾在会上对大家说过 “制图课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这样变化多端，可不令人啼笑皆非！教育系教授左学礼还揭发了另一件事情。过去教育部曾经要她翻译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英文著作。当时教育部限定她三个月译完，本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译出，她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但这本译著送到教育部之后，长期没有音讯。后来知道教育部将这本译著丢失了。她在发言中表示，教育部一定要将译稿找到退给她。
陈景盘说，官僚气浓，学术气薄
有的教授认为师范大学有官僚气压倒学术气的倾向，校内官僚气氛浓厚，而学术气氛淡薄。教育系陈景盘教授说：师大是个学术机关，应该有研究学术的空气，但相反，从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使人感到学气少，官气大。负责行政领导的同志就是把行政放在第一位，替他们计算一下工作时间，就可看到他们在教学方面花费时间很少。拿科学研究来说，似乎科学研究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科学研究服务。教育部注重的是填表，教授进行科学研究也是为了赶任务、填表，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分歧意见却没有抓紧进行研究。中文系启功教授也认为师大的学术空气不浓，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他说图书馆的书应打开箱子，不要搁在那里不利用，否则影响科学进军。
第6版()
专栏：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
——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本报讯 5月13日和15日的上午，卫生部邀请了北京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委员会等单位的六十几位教授、专家们座谈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教授和专家们说：卫生部召开这样的会，次数已经不少了，希望这次不再像过去一样，开会时开会，开完了会是开完了会。北京医学院张昌颖教授说：但愿这次风能刮得长一点，虽不能像大旋风一样把树连根都拔起来，至少也应当把树吹弯过来。
医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质和量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教授们认为医学教育当前的严重问题是质和量的矛盾。根本原因：第一、入学学生基础差、质量低。这是卫生部重量不重质的思想造成的。医学院每年的招生数字卫生部订得很大，而几年来学生来源不足，为了凑数，把不合标准的也收进来。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白备伍说：1954年医学院录取的新生，有的平均只有二十分。第二、学生增多了，师资、设备、教学基地等等又都跟不上来，卫生部又很少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按北京医学院现有的人力、物力，学生要减去一半。第三、学制短，而课程多，以致许多课程无法讲得深，讲得透。第四、学生接触实际的机会少，实验和临床实习也少，学生课堂所学缺乏实践的印证。协和医学院张鋆教授说：过去学生学解剖必须要解剖半个身体，而现在学生只能解剖一点点，生理实习也都是由助教做好了，让学生看一看，至于临床实习，学生也少有机会接触病人。教授们认为学生对“琐碎”的实验操作、临床化验不感兴趣，只想搞理论、跑图书馆，这也是影响质量的原因。第五、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不注意提高教师质量，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我过去搞一点科学研究工作好像“办私货”。他说大学不搞科学研究就只能算是个中学。第六、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化过早，也影响质量。
教授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卫生部过去很少听中国专家的意见，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徐诵明说卫生部没有很好地抓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许多人有同感。
教授呼吁延长学制、精简课程，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让医学教育后继有人。
教授们认为提高质量除了提高入学学生录取标准，充实设备，增加教学基地，减少专业设置，加强科学研究以外，首先应当考虑延长学制。张鋆、刘思职和教授们在会上呼吁，要求医学教育赶快恢复六年制，他们说：我国过去医学院的学制就是六年、七年，苏联也是六年，而现在，我们为什么只规定医疗系五年，口腔系四年呢？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学制短、课程多，各科讲义精简得像浓缩的鱼肝油精一样，只有几点几条，以致学生认识问题很局限，思考能力低。协和医学院林巧稚教授说：培养人才首先要打基础，毕业后的专科进修那只是盖楼房而不是打基础，基础不好，楼就盖不成。许多教授认为中医课开得太早，未经整理的中医经验，学生难分精华糟粕，费了时间，效果并不好。张鋆教授认为把祖国医学作为历史知识教给学生是必需的，但中医内经等著作不一定要学生去学。至于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可以摆在不同科目里讲。教授们认为延长学制，如果目前不能全国一起改，可以先在少数学校先改，先培养一批研究人才和师资，否则会如澳大利亚医学代表团团员说的，将来中国医学教育会后继无人。教授们说延长学制主要是增加基础科学，基础医学，实习、实验的时间。最好先学一两年预科，再入本科。预科最好设在理学院。
把优秀的毕业生分配去当助教，给教师以进修的机会。
其次应当大力进行提高师资质量的工作。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近几年来教学法有了改进，但教学内容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年轻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本钱。应当选一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在学校工作，现在是把好的学生分到各地，中等水平的或者是为了照顾身体或爱人关系的留了下来，同时留校的也只重政治不重业务，这样做，教师质量怎能好呢。张鋆教授也认为应当重视培养助教的工作。这是新的师资的来源。北京医学院方亮教授说，过去卫生部很少考虑讲师以上干部的进修问题，这些人没有时间进修，教学质量也成问题。卫生部筹建和调并学校很不慎重
教授们批评过去筹建和调并学校不慎重。徐诵明说：去年办了四个中医学院，别的三个我不清楚，北京的校舍设备都是借用的，教师又是东拼西凑，一个大学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办起来呢？试问办中医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假若说为了传授中医经验，由中医带徒就可以了，假若说为了总结、研究、整理中医经验，高中学生未必能行。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同意。他又说：过去整顿归并了一些院校，这显然是考虑不周的，如浙江医学院牙科，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牙科，师资设备较齐全，历史悠久，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师资分在东北、四川各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牙科，历史比浙医短，条件远不如浙医却不去动它。又如山西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只有一个教师，江苏医学院有几个，不知为什么把江苏的并入山西。北京医学院朱希涛说，卫生部不要过早地到处下蛋，四处下蛋不一定会孵出鸡来，还是让现在的鸡长得更健康一些。只管杂务是无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
教授们认为卫生部非常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北京医学院的教授们说，北京医学院全年的科学研究经费只有七万元，据说还为第二位。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查理说：卫生部安排科学研究经费既患寡又患不均。拿1956年来说，全国三十多个院校全年研究四十多个中心问题，先给一百万元，几经争取才有了一点增加，而生物制品所只研究一项中心问题，却拨给七十万元（据说后来有了减少），张查理还说，卫生部业务司开专业会从来就很少通知科学研究委员会。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卫生部在建立劳动卫生研究所时说如何如何重要，可是又常常调研究人员去突击别的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和医学科学院党组织应当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只管杂务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杨恩孚说：过去卫生部是怎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呢？要研究什么就先挂招牌，接着盖房子，可是常常是一切就绪了，却没有研究人员。应当是有了人再考虑盖房子等问题。他还说：卫生部对高级人员的信任是不够的，对具体工作干涉过多。杨恩孚认为应当让科学家把所有时间用于工作。领导不爱惜研究人员的时间，不重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工作是无法进行的。他说，我一个小时没有人找，或是不接一个电话那是罕有的事。关于科学研究人员，教授们说，要把好的送到研究单位，现在却是一些成绩中等，有病的分配来了，一来就请假。杨恩孚说：在研究单位应有新陈代谢，医疗和教学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适宜做研究工作。统一分配固然不好，自己要来的，也得经过一、二年的考验是否合适。教授们都认为应当重视高等医学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许多有研究工作经验的专家都在学校而不在研究机构，高等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不会教出好的学生，研究机关也不可能补充好的研究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自然做不好。吴朝仁说：现在是加强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忙于建立许多研究所，母鸡不健康，不会下蛋，下的蛋孵的鸡也养不大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应当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科学研究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认识不清，还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教授、专家认为资料保密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在总工会等单位去找材料，别人双手欢迎，要什么给什么，可是来卫生部找资料，东也保密，西也保密。为抄资料一次抄几个钟头。
第6版()
专栏：
出版界老前辈们座谈出版工作
本报新华社特约稿 文化部14、15两日邀请出版、印刷、发行方面的老前辈们座谈，他们对文化部和各出版社的领导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丁晓先：编辑在出版工作地位没有得到重视
出版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发言中接触较多的问题。中华书局古籍编辑室的丁晓先说，编辑在出版工作的地位，没有得到行政领导上应有的重视。比如，现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章锡琛，曾用五个月时间完成了六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对资治通鉴的出版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他竟没有被选入文化部先进工作者的行列。丁晓先说：是不是领导上因为照顾他高龄，而不必同年轻的党团员凑在一起呢。
丁晓先说，许多年纪大些的编辑人员如果稍稍讲些有意见的话，就会被党团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们奚落或训斥一番，直到整风开始以后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如最近古籍编辑室的编辑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不同意管理科把从编辑室到资料室的必由之路遮断。但是13日书局里的黑板报上竟刊出了一千六、七百字的长文批评这些提意见的人。长文中写道：“老先生们不要倚老卖老，抱着特殊思想。请看共产党人为争取人类解放而英勇牺牲，他们的功劳比老先生们大得多呢……”。
章锡琛说：现在教员批评高教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中央机关部门中不数第一也算第二。我看文化部领导上的三大主义不是第二也数第一。他在谈到宗派主义时说，他的老朋友孙伏园担任出版总署图书馆长时，受到一位党员副馆长的歧视。孙伏园的身体不好，但经常被要求作检讨，而且检讨愈多，受到的批评也愈多。章锡琛为了孙伏园的事情向领导上提过意见，但却因此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从此不仅党员不接近他，连民主同盟盟员也不接近他。
戴孝候：为什么谈到商务印书馆的优良传统、就要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
商务印书馆的戴孝候说，在商务合营的时候，原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曾谈到这个印书馆的优良传统。但是表示这种意见的人在思想改造时竟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他说，这是以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事。去年以来情况虽有好转，但领导上对原商务印书馆的良好经验（如综合经营等）仍然不予重视。戴孝候指出，目前在商务印书馆中，有经验的编辑人员所余无几。印刷人才也逐日减少，后继无人。他建议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生成立印刷技术传习班。他还指出，应该重视民族形式的印刷装帧方法。章锡琛也认为，不应轻视木版书的印刷工作。
许多人还对出版局规定的选题计划制度提出批评。章锡琛批评制定选题计划时只是主观地规定书名，制定计划时凭主观规定每年出版数增加百分之多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卢文迪认为，应由出版社在了解作家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来定选题计划。未列入选题计划但确有学术水平的著作也应准予出版。
金擎宇：不适当地强调保密、使很多地图不能出版。
地图出版社的金擎宇批评了因机械地强调保密而限制地图出版的情况。他指出，由于有些部门不合理地强调保密，目前各界迫切需要的省、市地图不能出版。地图出版社想要出版北京市地图，但国家测绘总局却要求把门头沟从这个地图上删掉，理由是：门头沟是工业区应当保密。金擎宇说：门头沟是北京市人所共知的公共汽车的一个起点，连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的北京游览图中都画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为什么非让我们删去不可。
关于出版事业的体制，也引起了讨论。中华书局的张静庐主张，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应紧紧结合而不应各自脱节，其中出版是主要的。他说，中国从唐、宋到解放前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出版、印刷、发行一体。张静庐还说，当然这三者也可以分开，但必须具有分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客观条件不够就冒然强调分工分业，因而造成不少混乱。青年出版社的贾祖璋认为，由于现在把发行工作全部统到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又不可能全面地掌握供需情况，工作中势必产生盲目性，因而又缺又滥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形成为一个“法则”了。卢文迪等认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分得太细、太死。应该有的没有，不应有的又太多。
卢文迪：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
许多人在发言中，要求加强对出版业务的领导，提高出版质量，加强科学研究。他们批评文化部和出版社的行政领导人没有能够把出版业务切实地领导起来。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曾世英说，出版工作是个既需科学又需文化的工作。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科学工作没有科学，文化工作没有文化”。卢文迪建议文化部研究出版社的性质。他认为出版社作为一个文化企业部门，不能同衙门或一般的企业单位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相混同，出版社应当由谁来办值得研究。他说，现在领导出版的人不懂业务，只好教条主义地发号施令。他主张出版社内的出版业务应由编辑领导。青年出版社的顾均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员完全可以领导出版工作。问题在于是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党员党性强不应表现在摆老资格和居功自傲，而应表现在他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钻研业务的精神。
第6版()
专栏：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继续揭发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本报讯 14日夜，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教授们在该校中共党委会召集的座谈会上，继续揭发该校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数学教研组女教授齐植朵面对着施平副校长说：“我们之间的墙是双方搭起来的。我已经想了又想，我要先动手来拆。但是我又想，如果我已经拆了一段而对方还没有拆，我要把拆下的砖再堆上去。”她说，我到北京农业大学已经好几年，施平副校长也已经来了好几年，可是施副校长同教授见面竟如路人，连 “点头关系”都没有。农业经济系教授王毓瑚说，吴亭教授曾形容农大党群之间的这堵墙像复兴门的城墙那样厚，我还要再补充一句，在这堵城墙的后面还有着“护城河”。要拆掉这堵墙党员应该先动手。
兽医系副教授罗仲愚说，年轻同年老教师间的团结问题，实质上也是党群关系问题。他说，如果年轻和年老教师都是党员或都是群众，就没有问题。如果助教是党员，老教授是群众，那就要出问题。助教就会看不起教授，这样谈领导是不可能的；年轻同年老教师之间不存在团结、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罗仲愚说，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就得使老教师受到尊敬，给老教师一点“权”，如选择助教之权，分配毕业生时提意见之权，等等。
刘海蓬副教授列举事实，批评了北京农业大学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说，去年评工资时，领导方面是“捧着一部分人，压制着一部分人”。我自己就是被压制的一个。这当中就有宗派主义问题。李静涵教授认为，北京农业大学的宗派主义主要是“爱恶不分”，他同意评工资中有人受到压制的看法。他还举出学校学报刊登文章的宗派主义的事实。他说，学报对某些人的文章是拒绝刊登的，什么原因，很难理解。
“北京农业大学的官僚主义是同高等教育部分不开的。”这是畜牧系副教授张仲葛的看法。他说，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工作复杂，给配备了三位校长，但是有的校长“不务正业”，而忙于去参加一些外交性的活动。他说：“高等教育部为什么不考虑精简一下他们的活动，而规定一些他们必需做的实际工作”。
给领导提了一大堆意见到底会不会得到结果？这是到会的人们关心的问题。翻译室主任傅子祯说，过去给领导提意见一次又一次，得到的反应是“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就完事了。
座谈会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施平副校长说：“这次整风绝不关起门来整，两天的会议，就是我们整风的一部分。以后也还要请大家帮助整。我们要一直整到北京农业大学今后的工作有了明确方向为止，整到大家满意为止。”
第6版()
专栏：
学校整风声中的黑板报
北京航空学院的黑板报，也在整风运动中贡献它们的力量了。它们无论是“一系”的“飞机报”， “二系”的“闪电报”，还是“三系”的“动力报”和“四系”的“火焰报”，都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反映了群众的心意，对行政领导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宝贵的意见。
在“飞机报”上一篇文章里，写道：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党的私事，而是千万人民共同的事业），让我们把我们几年来的话都讲出来吧，不要怕群众
‘满城风雨’，而把它看成人所不可缺少的阳光吧！
“要整风，要发动群众，就得放手让大家讲话！”
“飞机报”上还刊登了一篇稿子，揭露航空学院党组织整风运动所以迟迟不能开展的原因说：“同志们批评我院动作太慢。……为什么前进不了呢？问题就在于院领导干部放不下脚，下不来楼，改不了作风，接近不了群众。这次整风，能不能在开始就整一下领导的工作作风？检查一下民主发扬的怎么样？”
“动力报”刊登晓钟写的一篇稿子“不，我们不能沉默！”文中写道：“……好！一系‘鸣’起来了……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共青团员了……她要求我们热爱生活，为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而献出毕生的努力，她要求我们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利益。为此就要求我们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对前进中的一切暗礁，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闪电报”的编辑同志们，昨天晚上正在紧张地编辑着今天和大家见面的一期黑板报。在这期内容中，有一篇题为“大家都来拆墙填沟”的报道，记载了“二系”在本月14日举行的一次老教师的座谈会上，林士谔教授、余德星副教授、王振均讲师等，对学校党委和院系领导上的作风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林士谔教授说：拆墙填沟问题，在航院党与非党员的墙虽然不比报上登的“比复兴门还高”，但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更坏些。他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把墙拆掉，把沟填平。
余德星副教授说：航院的党员对有些工作不争论，不提意见，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有意见的，如过去航院的保密规定很不合理，让教师和学生下厂实习，要到工厂了，实习的人还不知道到那个工厂去。这事情，党员也有意见，可是就未提。
王振均讲师说：本来这次运动中，不想谈，觉得少说为妙，但话在喉头，不说不好。我也认为航院的领导上官架子太大，似乎没有一官半职就不行。
在黑板报上，还可以看到群众批评武光院长的整风动员报告作得不联系实际，不联系思想，不解决问题。
黑板报的一个启事上写着，因投稿人非常踊跃，稿件还不可能一一刊登出来。我们高兴地看到，黑板报在开展整风运动当中也起了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