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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
提出尖锐批评和改进工作的积极建议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15日下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座谈。
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委主任刘清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马寅初说：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说，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伏罗希洛夫这次来参观就一直称赞北京大学，如果这些好处都不谈，就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也不是和风细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马寅初认为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他还以北京大学为例，他说：北大有八千个正规生，这八千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还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愿与党合作。谈到这里，他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马寅初还回顾了解放前北京大学的情况，他说：我在那里教了十六年书，那时先生讲课没有大纲，没有计划，一年的功课不讲完，也无人过问，考试出几个题目，也不来监考，学生考试等于是抄书。现在不同了，教学改革已基本完成，有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这都是党委制的好处。有人说：从前“肃反”、“三反”时，共产党员骂非党人士，非党人士受了一肚子气，现在只讲坏处，不讲好处，可以出气了。马寅初认为：共产党员受了一肚子气，也要出气呀！这个气到什么时候出呢？而且一旦消极起来，又怎样办呢？叫我们积极吗？我就积极不起来，那样，问题更大了。现在有人说恢复校务委员会好，这个校务委员会过去也有，但是，弄得不好，院长和院长为争预算要闹意见，甚至不说话，也曾有人认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搞得好，可是曾经在清华大学而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就说：“过去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是把头委员会，我们吃过苦，怎么还说好呢？”比比过去，看看现在，马寅初得出结论说：学校中的党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但是，马寅初同时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开诚布公，互通声气，他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
马寅初还谈到：过去学校里的老教授上不了台，现在，一批评就翻过来了，说青年助教是教条主义，不相信他们，甚至连苏联专家也不相信；老教授事情又多得很，要进行科学研究、带研究生，有些人还要脱产编书，那里有功夫去上课，将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大了。不但在北京大学如此，在上海更成问题，过去说向工人阶级学习，现在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甚至还有人说：工商界定息要定二十年，这种倾向不好。谈到这里，马寅初再次说到：所以墙要从两方面拆，单拆一面是不行的。共产党整风就是拆“墙”，虽然现在新党员增加了，这些新党员整风恐怕不及经过斗争的老党员来得容易，但是，他们有英明的领导，还是可以整的。各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整风，虽然没有共产党容易，但是，他们有组织机构，也还容易整，我们无党派民主人士连个机构也没有，像汪洋大海一样，谁去整呢？被整的是谁呢？谁说话最有威信，可以使被整的人信服呢？怎么整法呢？也就是怎么拆墙呢？都是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会后，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要记者加上这样一段：所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党派我在二年前就主张取消，但是，兄弟党不同意，现在我希望青年别加进去，这班老头儿死光，无党派这个党派也没有了，否则要“长期共存”，就更糟糕了。
陈铭枢说：
民革没有“墙”可拆
陈铭枢在马寅初发言后补充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今后学校中的党委制如果取消的话，就要加强统战工作，就更有必要在有领导下的民主这个原则下组织校务委员会。至于互相拆墙的问题，他说民革方面是没有什么墙可拆的。他还说，机关中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因此，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沈雁冰说：
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
沈雁冰就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做了发言，他认为：这三者实在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因为你既包办一切，任何事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画诺，那他就被造成为官僚主义。又如：由于宗派主义者，常常又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结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而且要强迫别人不得不成为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于缺乏民主，开展民主是消除这三个坏东西的对症药。沈雁冰还说：统战工作和宗派主义是不相容的，统战部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并没有减少各方面的宗派主义。其原因何在呢？就人事安排来说，事实证明：党外人士得到安排以后，宗派主义并不减少，甚至有了新的滋长，并且，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滋长了、培养了一批官僚主义者。例如：不少专家就因为安排给他们的兼职太多了，以至于忙于“三会”
（冗长的会议、宴会、晚会），不务正业，不得不做个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者。他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个人不是专家，不过从前也还有个专业；现在呢？又是人民团体的挂名负责人，又是官，有时人家又仍然把我看作一个自由职业者（作家），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算什么。在作家协会看来，我是挂名的，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写作）；在文化部看来，我也只挂挂名，成天忙于别事，不务正业。如果我是个壮丁，还可以力求“上进”，左手执笔，右手掌印，无奈我又不是，而且底子又差，三、四小时连续的会议，到后来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大概不少，统战部最好再安排一下。
沈雁冰还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甚至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接着，沈雁冰谈到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特征是：?只抓小事，事必躬亲，而昧于全局形势；?只顾到眼前的，没有考虑到将来，这是昧于全局的必然结果；?忙于油、盐、酱、醋的安排，忽略了思想领导，这在文教部门尤为显著。这种官僚主义最可怕，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作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沈雁冰认为：这个时期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最后说：总而言之，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解决，然而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情况还不够，你尽管了解某一业务的情况，知道专家们的意见分歧，但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就会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因此，沈雁冰期望在整风中，切实检查一下所有的各种方式的学习制度，包括政治思想的和业务的，彻底改变那些徒然耗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学习方法。沈雁冰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刘清扬说：
不只是揭露，也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
希望统战工作不要只统男不统女
刘清扬在发言中说马寅初说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我觉得这个意见各民主党派应该很好考虑，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我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因为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大家前几天提到的有职无权问题，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中，都反映普遍地是存在着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因为，我向来是有意见就提的，当然这也是从斗争中得来的。但是，我能不能认真行使自己的职权呢？这倒成了问题，因为兼职太多了。我自己身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河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每年光开会、视察就要花去好几个月时间，我本身所担负的红十字会工作就没法作，造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觉得兼职过多对个人是个消耗，对工作也不利。因此，我希望在人事的安排上，并不必要安排太多的职位，才能使人满足，主要的还是要叫他集中精力做好一两件工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他的力量。
有些人并不自愿成为官僚主义者，但环境竟逼得他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官僚主义。如我到红十字会工作两年半了，虽然我们会中的干部对红十字会的工作都想作好，但是由于工作上得不到党政的支持，如工作计划方案问题，已有三、四年之久不得解决，先提到卫生部，后提到国务院至今还未批下来，这就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因此，我们会里党和非党干部对自己工作不被重视的情况都很有意见。我们认为领导不重视群众团体，因此使我们好像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有积极性也无从发挥，工作不能开展，这能算是官僚主义吗？
刘清扬接着说，我要站在妇女立场代表大家反映些意见。有些妇女干部向我说，各方面的问题都有人提意见，就是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对统战政策来说，有人说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人，不关心中下层，在妇女来说，是统男不统女，这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周密。如我们妇女联谊会从解放前后，地下和地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妇联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都是知道的。但在领导上，既未给以关怀和鼓励，至今我们极少数的脱产干部，始终是黑干部，并无正式的人员编制和福利待遇。干部们有时说，我们不也是为国家工作么？我们既无人关心工作的成绩，反而有时还被有组织领导的街道妇联看不起，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妇女团体。
刘清扬还严肃地批评了在婚姻问题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她说，在河北省有的农业社设法培养了一些女拖拉机手，但是她们同驻在当地部队军官结婚后，就不当拖拉机手，脱离了生产，住到部队里去。她们穿上皮鞋和丝绸衣服，坐汽车回家。这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间起了很不好的影响。刘清扬说，这不是妇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种思想倒退的现象。
河北有些民盟同志向我反映了些情况和意见。如有人说，统战部工作，统上不统下，只重视少数上层人物，不关心中下层。因此，基层党委负责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作用。如唐山某一学校党员副校长说：“我懂了民主党派的情况，今后来竞赛吧，你们干好了，我们就让你们搞了。”他这样一讲，该校教员就不好再加入民盟了。又如唐山铁道学院本是统战工作的试验重点，但实际党和非党还是貌合神离。如七个党委同志，对教学改革、拟订教学大纲等，由于他们不懂，就不免常说外行话，他们又不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于是造成矛盾，党群关系就搞不好。比如有的党员同志搞满载超轴五百公里是内行，但叫他搞大学教育，他和高级知识分子无共同语言，当然很困难，知识分子也无法和他们谈心，于是就形成鸿沟，格格不入。民主党派要想帮助作出点事来，也需要一步步试验，不敢说出来和做出来。党的方面对民主党派也不敢多管，怕侵犯他们的独立，因此，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很微妙。在双方不能开诚相见时，也就不能避免隔阂和矛盾。梅龚彬说：
在人事安排上要使 民主党派有名有实
梅龚彬在会上谈了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革各级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首先，关于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他说，现在民主人士还没有做到从“彩排”到“演出”、从“设计”到“施工”都能参加。他认为共产党中央同国务院发布联合指示、县以下“以党代政”，这些做法都是不尽妥当的。
关于就业安排问题，梅龚彬说，有人分析有三种情况：第一、有职无权；第二、有名无实；第三、无名无实。他说，在他看来，有职无权现象目前在机关学校中极为普遍；但是在民革方面严重的还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以及“名”“实”都无的问题。
梅龚彬还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必兼任，应该分开，使安排的面较广一些。他认为今后各级人事安排应不限于资历老的人，应照顾资历虽浅而工作有成绩的人。
梅龚彬还批评了一些报纸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宣传报道不够重视的缺点。如报道民革二中全会会议的稿件，人民日报只登在第四版上。
关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党委的关系问题，梅龚彬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任务是代表成员利益和发挥监督作用，但是由于对地方的许多工作不能与闻其事，这样就无法实现它的任务。梅龚彬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与中共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接受领导是接受政治领导，如果在基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以分别报告上级，协商处理。
梅龚彬还谈到民革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他说，民革的干部要求统战部今后更多地给他们以帮助。中央的中层人员还希望有参加各项会议和视察的机会。梅龚彬还要求改变过去民主党派中央副部长在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的情况。
最后，梅龚彬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关于改进党与非党关系方面，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克服各级党员干部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以正确解决基层组织的相互关系和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问题。
张奚若讲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的四种偏差
张奚若说，他上次讲三大主义，今天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概念，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人把庞大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未分开而外，还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地等速度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在讲了这四种偏差之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座谈会将于16日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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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韩志明说：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马春霖说：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李贻赞说：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谢惟安说：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
“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彭六安说：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李仲平说：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13％，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