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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填沟拆墙揭开幕布帮助党员整风
电力部工程技术人员畅谈党群关系
本报讯 在电力工业部召开的有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个部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人士，认为电力工业部的党群之间，有鸿沟，有围墙，也有幕布。他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把意见讲出来，帮助党来填沟、拆墙、揭幕，帮助党员把这次整风学习搞好。
这次的座谈会，从5月7日开始，已经开过四次，在会上发言的已经有二十八人。
张昌龄说：抓小辫子，戴大帽子，使党外人士手足无措。
水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说：领导上有时对工作的要求太多、太高，随之而来的是“帽子”也太多了，稍不合适，就是保守主义或冒进，使做工作的人进退两难，使胆小的人手足无措。由于大家怕事，因而表现在工作上往往是互相推和拖。谁也不敢大胆地把责任承担下来。对工作应该有一定的要求，这是对的，但要求要根据情况，要求应该合适，不能抓个小辫子，就戴个大帽子。
罗孝胥说：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信任不放心
财务司会计师罗孝胥说：有人说党群之间有道墙，也有人说有道鸿沟，我认为还是说有道幕比较恰当。幕是从上边落下来的，开与闭都由台上人控制（当然我说的不是帝国主义所说的铁幕、竹幕的幕）。党群间隔膜表现很多，根本问题，是党员对非党员不够信任，不放心。其实，事情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该知道的，一类是不该知道的。要知道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他自己能够判断，不该知道的东西他也不会要求知道。那种什么都不想叫人知道的作法，知识分子是很有反感的。知识分子喜欢开开眼界，就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喜欢自己上百货公司挑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把东西挑好了给她送来。知识分子有自尊心，不愿受人支配、受人限制。我在东北的时候，收音机的短波被卡断了，虽然正值抗美援朝，但还是不聪明的做法。对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有意见。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参考消息扩大了发行面，能看到的有一百万人。周总理报告中说全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就是说20％的知识分子能看到了，还有80％没看到。看到的人当然心满意足，但没有看到的人一定不满足。其实应该看的是那80％，因为这20％即使不给他看，他也能知道一些，那80％不看就无法知道。为什么不给这80％看呢？是怕他们不能分析批判吗？其实这也是过分害怕，对群众估计不足。对群众估计不足的表现是很多的，例如，肃反开始，说估计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百分之几，这就是起码1％，多可多至9％。但这次听到高部长助理报告我们部才千分之几，当然别的部情况也可能有些不同。总之是说明了对群众估计不足，认为下面问题多。当然，我的意见不是说阿飞电影也让青年去看，我的意见不是绝对化的。
非党员对党员也不信任，确实有些党员也不足以信任。许多非党员是敢疑不敢言。我听一位从外国回来的同志说，他回来以后到东北，高岗接见他，他看见高岗抽三炮台香烟，当时就怀疑，为什么不抽中国烟，但是没敢说。在东北有很多干部说：“高岗说了才算”。我当时就弄不懂，这究竟说明高岗的威信高呢还是独裁？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透彻。当然高岗现在是完了，不过这种现象很普遍。例如我们部里发文，下边不看是什么事，只看是“刘”字还是“王”字。我们大家也这样，传达报告，如果说是周总理讲的，印象就深一些。
接着罗孝胥又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方面也有矛盾。财务司有这样一件事，发电厂煤灰可以做水泥的原料，可以卖钱，这些钱过去规定充作成本，今年开财务处长会议，各管理局要求由他们自己来处理煤灰，部长同意给一半作为厂长基金，可用作奖励。我们财务司的干部不赞成，因为不符合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原则。他们向司长反映这个意见，一位司长说：“这也是财权下放，同时部长说了话不大好改变。”虽然管了几年财务，但当时我们财务司还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煤灰，值多少钱。以后到石景山摸了一下，才知道数字不小，因此又再度向另一位司长提出意见。可是这位司长也说：“部长已经答应了，不好改变。”两位司长真是“英雄所见，不谋而合”。以后经过我们司力争的结果才改为一半上缴，一半由厂长支配，但不作为奖金而作为计划外的基建开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不调查不研究，不知道煤灰有多少就作出决定；二、“部长答应了不好改变”。这句话如果在十年前说不奇怪。我也是旧社会来的，过去虽然没有做大官，但听见别人这样说过，自己也这样说过，正因为我受旧社会熏染，所以对此特别敏感。我认为部长的决定错了也应当改，一般干部的意见正确也应该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财政部来的一位同志也不大同意，我们向司长反映了，司长说：“他的意见能代表谁？财政部也管不了！”这可以与“高岗说了才算”联系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同志不是财政部的权威人士呢？
王文谔说：上级错了，说这是辩证法；下级错了，无话可说，只有挨批评。
北京电力设计分院工程师王文谔说：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机关中最突出的矛盾。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下级做错了，要受批评，要检讨，上级有错误，即使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成这是辩证法，情况变了等等；也由于上级了解全面情况，说话容易说得准确，而下级了解情况不全面，说话也就容易片面，容易说错。但是上级还有上级，因此有些人认为越是上级说话越算话，什么事都要上级来出头。例如一个设计人员对工作有意见，他的直接领导者——组长说话往往不解决问题，非要室主任、院长、部长说话才行。有些问题有的同志还主张要国务院出来说话。
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例如在竞赛中提出“百张图纸不出差错”的口号，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实只要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在一百张图纸中怎么能保证连一条线也不画错！
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出现了三种情况，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转、望、抢”。第一是“转”：上边的指示都照转，反正一切都由上边负责。第二是“望”：观望“指挥台上”的动向。第三是“抢”：有“名”快争，有“利”快抢，大家都为本单位的好处抢。否则要吃“空心丸”。例如工资级别，凡是抢的单位都提上去了，有的单位相信了领导上的空头支票：“不要抢，下去给你们适当调整。”没有参加抢，谦虚了一些，结果就一直得不到解决。
王文谔又说：党员与非党员间有隔膜。非党员觉得党员与众不同：政治待遇高，易被提拔，领导上信任，在群众中也有威信。非党员对党员表面上接近，但不是同志式的接近，说话时都很留神，还有保留。有许多同志把党的领导与党员的领导混为一谈。有些党员认为“我就是党，唯有我正确。”因此批评不得。下边许多同志也认为只有党员的领导才是党的领导，没有党员领导同志就是没有党的领导。这就使非党员的领导人两面受攻。这就是造成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或有权不敢使的原因。
萧季和说：不是说服，而是压服，动不动就用有政治问题的帽子压人。
水电总局技术处长萧季和说，党内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认识不足。刚解放时，因为感到这些人历史复杂，又多念了几年书，多学了些东西，不愿与之接近，还有些道理，有必要提高警惕。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但在有的同志思想中，还是以旧眼光来估计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今天在座的同志中好多人去过外国，都亲身体会到在旧社会作一个中国人所受的压迫，所以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爱国的。而党内好多同志，特别是下边企业单位的领导同志，还认为旧知识分子思想很落后，没有考虑到几年来国家进步对他们的影响。要是哪个人亲眼看到这几年来的事实，而还对共产党不拥护，还不爱国，那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党员领导同志和这些同志思想见面很少，只谈工作，不谈思想，对这些同志提的意见，往往没有好好考虑，就拒不接受，这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过去有的同志是在那里压服人，而不是说服人。例如说政治有问题，甚至戴上反动帽子。但是究竟问题有多大？严重到什么程度？对目前工作、工资、待遇的影响如何？有的同志的工作、工资、待遇确实不适当，这些同志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没有？他们感到方向不明确，想向上级请愿。既然别的同志有这样意见，我听到了，就应该向党反映，所以今天在这里说一说，部里同志如果下去工作时可以进行细致了解，这样对提高党的威信，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都有好处。
李运墀说：父母教训孩子是为了爱孩子，党为什么不像这样的爱护干部呢？
电力设计分院李运墀说：党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除一般的政治学习外，其他政治思想工作很少。党委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找我谈过。党委一打电话给我，我就知道要我写证明材料。当然写证明材料是需要的，但除此以外还应该有些别的。另外，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比较简单，实际容易形成用大帽子压人，不如经常从具体事情上关心爱护同志好。我常常想，为什么父母打孩子不会使父母在孩子中“丧失威信”，这就是因为父母平时关心他爱护他，偶尔打一次也不致影响相互间的感情。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不能像这样作呢？
邓才寿说：不要压我们，也不要捧我们。
北京水电设计院邓才寿说：领导同志对干部的批评帮助要恰当。过去鼓励青年积极性时助长了青年的骄傲情绪。批评老工程师的缺点时不要把这些同志原来已经很微弱的一点积极性也损伤掉。我们现在才四十多岁，我希望不要叫我们“老工程师”，我们还不老。三国时黄忠还不服老，叫我们老工程师就会使人过早地产生老的感觉。在外国， “老工程师”是光荣的称号，说明他有经验，得到大家的尊敬；而在中国则不然，在某些场合实际上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或者同义词。当然现在不同了，对老工程师都加以鼓励，但这些鼓励好像把人抛在空中一样。过去一压，现在一捧，弄得人糊里糊涂，一捧一压实在叫人受不了。老工程师不希望压，也不希望捧，只希望得到恰如其分的待遇。张金堂说：
为什么工程师作的鉴定，没有党员签字就不算数。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张金堂发言中提到三点：一、党员有义务向党反映情况，问题是有的情况反映错了，领导不加调查研究就轻信，使党外群众吃尽苦头。例如“三反”时，我曾提出要求领导上纠正右倾行动，结果党员反映成纠正“左”倾思想。当时正是反右倾的时候，因而使我吃了不少苦头。
二、对党外群众不信任。例如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鉴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鉴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三、有的同志说党外群众有职无权，我认为是无职无权。下边单位的领导人往往认为只有各级领导全都配备党员干部，才算加强党的领导。例如云南电业局的通讯科长是个党员，他才搞了二、三年通讯工作，他的师傅刚好也在他科里，双方感到很别扭，我们也觉得很别扭。找他谈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他不懂。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党员有宝贵的品质——很服从，上边说什么就干什么，非党同志却往往会提出意见。我认为应该“量材而用”。
郑肇基说：我请党员在家里喝一杯咖啡，也被批评是“太资产阶级化了”
技术改进局工程师郑肇基说：有一次一位党员到我家去玩，我泡了一杯咖啡给他喝，我当时倒是很真诚的。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因为这件事批评我太资产阶级化了。这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样，非党员对党员就心存戒备，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到我的朋友家去玩，本来朋友的爱人在后门口杀鸡，可是吃饭时却没有吃到鸡，原因是怕人家批评有资产阶级思想。
这两件事虽是笑话，但类似这样的事还很多。
刚解放时，我们从未认为党员可怕，但是为什么相处这几年，还感到有墙呢？以上就是原因。如何把这墙推倒，很大一部分要靠党，特别是要靠党员领导同志；当然非党同志也要积极地毫无顾虑地反映情况，要有信心。总之要靠双方努力，光空叫不行。
张景泰说：不要把知识分子当成呆滞器材
生产司工程师张景泰说，旧知识分子不要求都做党员，但要求有适当的待遇。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我们当作“呆滞器材”，到可以处理时才加以处理。去年成立技术改革局处理了一批，成立动力学院又处理一批。而且处理这些“呆滞器材”，还不看规范大小，往往把二百二十伏的用在二万伏上，二万五千伏的用在六千伏上。领导上对这些干部要深入了解一下看看规范，人虽没有名牌，但下了工夫是可以了解的。不要让十二吋的工字钢当了二吋角铁用，同时也不要让三吋角铁当十二吋工字钢用。
这个会议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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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
——人民银行党委听取非党干部的批评 林洪
最近时期，中共人民银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银行党委），以检查机关中党员与非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为主要议题，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邀请了机关中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参加，同时在这期间和这以前，还通过党派联席会议和小组座谈等方式，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同志的意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除了对银行党委吸收他们参加党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感到兴奋以外，对银行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朱绍文说：
知识分子受到压抑，心情深处像一潭积水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座谈中，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同志，都谈到这几年来非党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感受。民建会人民银行支部副主任委员朱绍文认为，这几年来知识分子受到了损伤和压抑，他们的心情深处已经像是一潭积水，欲鸣无力，欲放无胆了。他说：现在群众中也有不怕报复的人，他们不平和愤怒的心情已经抑制不住，愿意鸣和放；但又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说了不解决问题。他又说：过去的经验，已经使群众产生了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心理，觉得自己的一生也不过如此，能有一碗饭吃就好了，还谈什么其他的侈望呢？他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多数的，是在感情上和内心深处离开了党的表现。他说：这不应该责怪群众落后，应该由机关党组织和党员负责。我以为主要毛病在于宗派主义，轻视非党干部，以统治者，以功臣，甚至有少数党员以征服者自居，把非党干部当做单纯的呼来唤去的仆役。民革成员、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维城也认为，党员与非党员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吾为主尔为奴的关系。他说：三反运动把知识分子打得头昏眼花，再不敢讲话；肃反以后，我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
朱绍文在发言中谈到，非党干部所以敢怒而不敢言，一方面是因为党员抱着“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更有甚者，是群众害怕钓鱼报复。他说：在过去的运动中，领导上总是交代绝对禁止报复；但是以后就是有人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给他们扣上“动机不纯”、“个人主义”、“打击领导”甚至“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反而惹了一身麻烦。他举出国外业务局的一位党员处长就是这样，凡是有群众给他提意见，他就认为是“邪气上升”、“不健康”等等，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报复。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郑伯彬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对银行党委这次检查统战工作，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郑伯彬说：不要整天把我们当贼来防
好些非党的干部都认为，人民银行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很严重，只要是党员，似乎就一切都好，事事都要党员负责；只要是非党干部，似乎就一切都不好，对他们很不信任。有人批评党员说：过去把机关中的女职员当花瓶，今天你们把旧人员当花盆。郑伯彬说：过去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党员经常同我们往来，给我讲解时事问题；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反不如从前，个人和党的关系疏远了。这是不是我们反而比过去落后了呢？我希望党能开诚布公，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不要一天到晚把我们当贼来防；否则即使没有问题，也会发生许多问题。
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员，群众是从内心里尊敬的；但是有许多党员却居功自傲，看不起非党人士，甚至一些职位并不高的党员的架子也很大。朱绍文说：有些作机密工作的一般党员，说是文件上写得不清楚，常常把非党的科级干部叫去自己改，而他们却坐在一旁看报抽烟，有时甚至粗暴地加以斥责。
希望真正发挥作用不愿坐着吃饭
在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愿意把它们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但是有力量无处使，这是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最感苦恼的事。这中间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安排不当，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据朱绍文反映，国外业务局叫一些不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贸易方面的工作，熟悉贸易业务的人去搞非贸易方面的工作。李大璋原在地方上担任的工作很重要；但自1953年调到总行后，一直作些“擦屁股”的工作。公私合营银行业务处处长陈鸣一认为，1952年公私合营银行大合并时，人员的安排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许多人安排的不恰当，有多年银行工作经验的人叫去点钞票和整理传票。有个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博士，也被分配作这类工作，以后又叫他改行教英文。外汇训练班教员宋乐岩说：我的工作安排一直不适当，我熟悉外汇和银行业务，但是不让我搞这方面的工作。
还有许多人的工作虽然基本上安排适当，但是因为组织上不敢大胆地使用，没有给予他们作好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郑伯彬说：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愿意同党员共患难，但是你们只叫我们吃饭、看书，我们很感苦闷。郑伯彬原是银行干部学校副校长，他说：我们在教学上努力联系实际，但是看不到文件和材料，不知道总行在作什么工作。我们还不如人民大学的教员，因为他们是党员，就可以列席分行行长会议，可以到各司、局收集材料，而我们反而不可以。有人批评我们教书是教条主义，可是我们怎样能够不教条主义？林凤苞是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外汇专家，熟悉国外市场的情况，可是，这些年来没有让他作他最熟悉的工作。他很感慨地说：小孩子不摔几回跤，就学不会走路；我不是小孩子，可是你们却深怕我出事。时不我待，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快要结束，我再经不起几个五年计划了！著名的翻译家、银行专家工作室主任吴青友等同志，也发出了同样的感叹。非党干部批评干部政策有些党员无德才却居要职
银行的干部政策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这也是许多党外人士尖锐批评的问题之一。他们认为，衡量干部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但是有些党员既无德，又无才，却身居要职，做不好工作。有个党员的作风恶劣，文化程度很低，工作能力差，但仍然叫他作科长。据一些非党的同志反映，国外业务局党员领导干部不称职的情况相当严重。群众对某党员处长的意见很多，认为他入城七、八年，业务上还只是能应付门市。这个处有些有关业务方面的规章制度，至今还没有订出来，完全应当由党员领导人负责。
有人说，党员领导干部在业务上是外行，但是如果他们信任专门家，或者能够深入下层听取意见，事情也好办得多。可是许多党员高傲自大，不懂装懂，工作作风极不深入。他们做计划作总结，常常是根据党员的汇报；对于下面送给他们的东西，也多是拖延不作处理。宋乐岩反映，他在外汇训练班教书，可是教学总结，却由校长和学员一起作，不让他参加。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干部的培养提拔上。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过去提拔干部，党员提拔得快。例如，去年工业信贷局提拔的都是党员，而有个当了好久科长、又是先进工作者的非党人士，却没有得到提拔。党要知人善任，党员要虚怀若谷
许多非党同志在发言中，都希望党要了解知识分子的特点，既要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党员能够克服骄傲情绪，虚心地学习非党同志的长处，大家互通有无，才能共同提高。郑伯彬和胡雄定都说，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都经过一定的甘苦。因此党要大胆地信任和使用他们，不要使他们站在国家建设旁观者的立场。胡雄定认为知识分子是活的财富，如果长期不使用，他们是会退化和死亡的。林凤苞也说：现在有些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专门到清宫里查清末民初以至北洋军阀时代的市场、物价和货币的材料，而我们都是活的材料，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在我的业务知识和工作经验中，可能有90％的东西都过时了，但剩下来的10％的东西，也值得学习吧？你们不学习，是你们自己吃亏。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低了。我愿意赶快把我的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
党员大吃一惊
感到问题严重
对于非党同志的这些批评，许多党员都感到大吃一惊。他们原来认为，银行的统战工作虽有问题，但还不至于这样严重。因此，有些党小组最初对合作共事关系检查得不深不透，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可检查的。等到非党同志在大会小会上提出批评以后，许多党员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感到人民内部矛盾在机关里也很尖锐。所以对于非党同志的批评和建议，他们一般都抱着热烈欢迎和虚心听取的态度，认为非党同志的发言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给党员代表大会增添了新的气氛，对推动党内的整风很有帮助。有人说，这是给我们党敲起了警钟；有人说，参加这次党员代表大会，是等于上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有人还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朱平说，他过去考虑组的领导时，从来也没有想到让非党同志担任。赵荣轩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骄傲情绪，这次非党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提醒党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但是从党内外的反映来看，还有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司局长以上的党员，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们的发言还没有跳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圈子，问题揭发得不多，思想挖得不深。甚至个别党员司局长的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在那里表功。对于这种情况，党内和党外的许多同志都不满意。有些党外同志，批评这些党员是身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有些党外同志则认为，这是由于党员和非党员所处的地位不同，感受也不同，在党员看来不是大问题的，在非党同志看来就可能是大问题。
党内和党外的这些意见，都及时地反映到银行党组和党委那里。它们认为，这次检查只是一个开始，党内检查得不深不透，党外也还有许多意见没有说出来。因此它们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将要继续检查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批判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情绪，同时还要继续广泛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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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工人建议建立新的学徒制度
本报讯 本报最近先后召开了两次有机械、纺织、建筑、交通运输等五个单位的十位老工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她）们对现行学徒工培训制度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等级高，本领低
老工人们反映：吃尽了旧社会苦头的老工人，看到大批活泼聪明、有文化的青年到自己队伍中来，感到无限的兴奋。但是，目前很多新工人的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级别是不相称的。第一汽车附件厂马奎武说：“我满师后，可以作大丝杠、冲床、曲轴、大铜瓦和八字输等较精细的活。而现在短时期培养出来的工人定的是三级工，实际上只能做三级工的一部分粗活。我们厂代长春第一汽车厂培训的一批新工人，名义上已是三级工，可是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还得要三级工去带。”农业机械厂马俊说：有些新工人在正常操作的情况下还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问题就“玩不转”了；同时由于他们操作不够熟练，对机器的性能掌握不了也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就以农业机械厂的工具车间来说，每月退修报废的活，有80％—90％以上都是新工人作出来的。有一位从技工学校毕业的青工，拿的是四级工资，可是作普通的“套扣”工作时，还把丝锥给弄断了。国棉二厂童金妹说：“我们工厂有一批新工人到了工作岗位以后，连什么纱都分不清楚，还得由老工人现教。工长副工长和教练员急得没有办法，就自己下手帮助。拈线丙班有一个工区，十二个新工人大部分完不成质量要求。”曲美芳说：由于新工人基本操作都没有掌握好，先进经验很难推广。秦淑英说：“我们车间有个新工人叫孙清兰，工作踏实，也比较虚心，但是因为学习时间短，技术不熟练，遇到车子不正常，就不知道怎样掌握，常常顾得东顾不了西。我们替她着急，她自己也感觉为难。”
老工人的忧虑
老工人还反映：有许多工人，不但技术水平不合乎国家要求，政治思想觉悟也是比较低的。马俊说：我们厂里有一部分青年工人，劳动纪律很松懈，没有树立起劳动的光荣感。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刚从技工学校毕业出来不久就定为四级工，待遇很高，可是他不好好干活，上班的时候在车间里溜跶，不听从指挥，动不动就跟别人吵嘴。下班后就赶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去谈恋爱。最近这个青年结了婚，更不像话了，上班一干活就出虚汗，不是请事假就是请“病假”，陪着爱人玩。别人向他提意见，他说：“老子不是领你的钱，你管的着吗？”曲美芳说：我们厂里有些青年工人太注意生活享受，她们经常在脑子里打转的是比穿戴，闹待遇，一个又一个向领导上提要求，有的人发了工资不往家中拿，先去买皮鞋、买手表，没有钱的时候就找工会救济。秦淑英说：有的人一提起工资就嫌少，说她挣的工资还没有她家中吃的醋钱多呢。有一个青年工人，今年头四个月每星期只上四天班，三天两头请“病假”，动不动就向领导上要求减轻她的工作。今年五十六岁的丰台机务段老司机鹿士林说：我带了好几个徒弟，都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可是，有的徒弟对我却不够尊重。有这样一个徒弟，起初他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就叫我“鹿师傅”，学会了点技术，当着面就叫我“老鹿”，背着面就叫我“鹿老头子”了。童金妹说：我们厂有些青年工人对于公共财产很不爱护，好像出了次品和她们没有关系。同时，她们也不知道饮水思源。我常常这样想：国家为了培养新生的青年技术力量，花了多少钱；可是她们当中有些人偏偏满不在乎，很少想一想自己对国家有多少贡献。我真是耽心。这样下去多么危险呵！
上面主观，下面马虎
老工人们一致认为，上述缺点，主要是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所致；也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分不开。马俊说：从一个生手培养成一个熟练的技工，是不容易的，可是部里要求一年就要达到三级技工的水平。于是，局里分配给厂里，厂里分配给车间，车间就分配到工人头上，一层一层往下“贯彻”，要求我们突击完成。我们作师傅的明明知道不成，也千方百计来“完成任务”。于是有的师傅把学徒做的次品、废品算在自己的头上，有的师傅甚至把自己的优良成品拿到车间干部面前，当成学徒的成品吹嘘一番；在学徒出师的时候考试也不认真，有的只考试一样两样，有的只查一查生产登记表，几个人评议一下。就这样三宣传两宣传，从上到下，胡胡弄弄的就算毕了业。
暖房里的幼苗经不起风霜
老工人们反映：国家今后需要大批技术工人，但是不能这样培养技术工人。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制度。童金妹说：旧社会的学徒制度对学徒的压迫剥削是很残酷的；我自己的技术就是从九岁开始在把头的打骂下学出来的。只有吃尽了苦头的人，才更深刻地体会新社会的甜头。所以一般老工人都不怕苦，不怕累。她建议，国家在制定新学徒制度的时候，应该把学徒学习时间订得长些，待遇低些，使青年学徒都有磨练的机会。马俊说：我在当学徒的时候，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气，师傅还不肯教你手艺。我为了学手艺，白天留心“偷艺”，看师傅怎样操作，晚上几个师兄弟在一起研究。经过多少艰难，我的技术才能学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主张不仅要改变现在的学徒制度，而且新工人升级也不能过快。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所有青年工人都再过挨打受气的生活，而是说，要学到真本领，必须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经过严格的考试，证明有了真本领才能顶事。不然他们就可能像暖房里的幼苗经不起任何风霜。曲美芳说：现在的学徒制度是鼓励青年不练好的制度。国家在考虑建立新的学徒制度时，应当把时间适当延长一些，待遇适当降低一些。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不仅会促使青年努力提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以使青年树立良好的劳动习惯，思想上得到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