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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园里百余教授开怀畅谈
不该用搞运动的方法办教育
本报讯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昨天晚上，邀请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举行了座谈。许多教授、副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帮助学校党组织进行整风。
欢迎党的整风
清华大学整风已经开始了。全校教授都表示欢迎，并愿意积极帮助党组织进行整风。何成钧副教授说，作为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对于党的整风，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又怀着感激之情。我们知道，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也不会有，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党的整风，就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将使党更加坚强有力。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整风的重要课题。我希望党委对整风要求放高些，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用青年运动的方法搞教育
习惯势力，有时使人思想僵化，一时扭转不过来。建筑系张守仪副教授说，学校领导方面，只会用搞运动和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陈梁生副教授说，学校教育工作方法应该是和风细雨，不是狂风暴雨。例如修改教学计划，不是一个运动能解决了的，对某一个问题需要仔细的具体工作。
李欧副教授这样说，什么习惯势力是清华的特点呢？用搞青年运动的方法来搞学校教育，这就成了清华的特点。这个特点有三多三少。三多三少是：搞运动多，细致工作少；任务贯彻多，商量少；关心青年多，关心中年以上的人少。学校搞运动，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有中心是要得的，但是不能把经常工作冲破了。所谓贯彻多，也就是指搞运动的手法，上面布置，下面贯彻，没有什么商量。学校考虑学生的问题是对的，而对教师的问题考虑得就太少了。
电机系教授章名涛也说，清华目前学术空气还不够，这是否和党的领导作风有关系呢？过去党习惯于搞运动的作风，习惯于用这一套办法，现在值得考虑。
连吃饭都不愿坐在一桌上
党同群众之间是有一道墙的，应该拆墙。有的党员负责同志，脱离群众，走在路上，见到其他同志却不大理。这是为什么呢？万嘉璜副教授说，有的年青的党员，还为这个事情作解释。他说，“因为负责同志很忙，在走路时也思考问题，所以没有看到你！”这样，就只能造成隔阂。还有，在吃饭的时候，党员和非党员在一起，正是党员接近群众的好机会。可是，却不是这样。党员吃饭在一个桌子，非党员在一个桌子，好像连吃饭都有阶级性似的，影响很不好。自然，也有些党员同志很好，碰见面能好好谈谈。张坚教授说，党对非党群众关心少，商量少，只要求工作。
李鹤云教授说，有的党员同志眼睛望空中看，有时甚至在楼梯上碰面也不打招呼。过去是师生关系，但今天也冷淡了。是否入了党就比别人高了一级？有的本来是我的学生，现在也不理我了，真是六亲不认了。有些后起的党员比老的架子还大。机械制造系教授金希武说：我觉得学校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还不够亲密，不够诚恳，不够尊重。有些年轻教师对老教师还存在着敬而远之的情况。同时因为学校对教师们照顾的情况不一样，也影响了教师之间的团结。有些教师一入党后，路上碰见也不再点头了。
水利系陈梁生教授说，没有看见过党员在公开场合大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些党员只谈原则，但不愿做具体工作，我们系里就有这样的党员。建筑系莫宗江副教授说，有人对党员或对某草案提出意见时，党员不是听别人说，而是向别人解释一番，后来大家就不提意见了。党员和非党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在一起谈心，只有在讨论问题才在一起，都是很严肃。我们系的党员，不是在群众之上，也不是在群众之中，而是在群众一边。建筑系辜传诲教授说，学校对非党的领导干部关心和照顾不够，有些处于三不管的状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去还注意了一下，也像昙花一现过去了。马约翰老教授和陶葆楷教授都认为党和非党同志都要主动接蚀，对团结才更有帮助。许多教授都提出了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
党外干部有职无权
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有职无权，是个普遍现象，像不成文法一样，大家习惯了，也不感觉什么，更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张任教授说，有职无权可以这样来比喻，参加施工的多，参加设计的少。例如送到国外去深造的名单，不是由教研室主任签名推荐的，而是由上面提出来的，不能说上面没有调查研究，但总不如教研室主任知道的详细具体。这些名单提出来以后，也没有很好讨论，教研室成员提级问题也是如此。充分发挥各教研室成员的积极性，需要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有职有权，不仅让他们参加施工，而且也要他们多多参加设计。
李辑祥教授说：我觉得清华党群关系虽然不像铜墙铁壁，但问题还是有。例如在有职有权这点上就还做得不够，党有的事管得太多了。如教研组是个教学工作单位，但是工作权限就不够。
董树屏说，我认为清华的党和行政之间的工作关系还没配合得好，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事情只通过党委，没有通过行政，缺乏研究，缺乏讨论。
多商量、多信任、多帮助
动力机械系副教授方崇智说：我认为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主要应多和他们商量并信任他们。目前清华党群关系一般还融洽，但党对教授们多少还有点看成外人。我举几个小例子来说，例如有外宾来清华参观时，学校限制教授们不许用外文直接和外宾交谈。又如教授们给苏联专家送些礼物时，也一定要经过系秘书，这实际上使教授和苏联专家不能够更亲密一些。例如高等教育部曾再三声明，限制教授们不能直接和外国直接联系，这也值得考虑。
机械制造系教授王遵明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觉得清华大学领导上虽然辛辛苦苦，但对某些方面开展还很不够。如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首先学校领导上对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就都重视得很不够。清华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有60％的教师被抽调出去了，现在教师们的教学任务很重，领导上应该替教师们很好地打算，使他们再提高一步。
教条主义还很严重
清华大学的教条主义是很严重的。何成钧副教授说，在第一次口试的时候，有的同学反映，班上许多同学要争五分，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同团的干部谈这个问题，应当很好解决。团的干部却说，“苏联也是的”！这就搁下来了。有的事是很令人伤心的事。有一次，我同系里的秘书谈教学工作中的问题。我讲了应该怎么办，可是系秘书说，不能照你的办，不行！后来，我发现他又按照我的意见布置工作。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已经问过专家了。有的党员甚至说，你们不要听党外人话，听我们党员的。
形式主义的思想工作
许多教授都说，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些形式主义。大家在政治学习讨论时，先找结论，然后向结论迈进。但是，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人不说真心话，问题讨论得也就会不彻底。还有，政治学习也分甲组、乙组，也分了个等级，不知道分开学的目的是什么。党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可是，有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的影响却不太好。这种积极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值得研究。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枯燥无味，不能把思想教育工作融化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去。我们既反对公式化的电影，也反对枯燥无味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希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富有诗意，富有诗境才好。
不该有“全国第一”的看法
清华大学中，有些人有全国第一的看法。何增录教授说，其实，清华大学有些也不一定第一。我们应该好好去学学别的学校，要学的还很多。比如图书馆工作，现在就没有分类目，书借出去也不晓得。提出了改进图书馆工作的建议，有的领导同志也听不进去，认为清华什么都好，图书馆还能不好吗！王遵华说，清华开展“百家争鸣”慢了，搞得比别的学校又差，希望领导方面检查一下。现在，领导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有些自满。有的教授说，清华大学推行先进集体，有什么好处呢？别的且不说，先进集体评选的经过，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因为领导方面只靠汇报，而没有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教授们对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学校行政领导工作，以及学校党委制和教授治校问题，等等，也都提了很宝贵的意见。
清华大学昨天的座谈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教授们还有许多宝贵的意见，将在以后继续提供出来，帮助清华大学党组织的整风更深入一步，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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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师范学院邀请民主党派教职员座谈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工作委员会于14日下午邀请本校民主党派教职人员，座谈学校内部的矛盾。到会者对于学校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领导工作，提出不少意见。许多人在发言中说，北京师范学院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够正常，存在隔阂。林传鼎教务长说：校务委员会除他而外，都是共产党员。党同行政工作的配合或多或少也有问题。学校里对于非党干部在某些问题上还不能同党员一样相待，例如学校要求对于学生要全面负责，但是，系科主任如果是非党干部，就不能看学生的档案材料，不可能知道学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北京师范学院一个学校的问题，其他学校也都存在这个问题。林传鼎在会上也谈到教育部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有特权思想，他说，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司长李宾的爱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任学前教研组组长，根本没通过任何手续，也未征得校长的同意，是走私进去的。他说：那时他还在北京师大任副教务长，为这件事他曾经提出过意见，并且给教育部柳湜副部长去过信，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反而引起些不愉快。有些教师说：党员同群众之间平时很少接触，谈心。中文系讲师向锦江说：党员和群众之间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隔阂的。党员和群众之间没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
会上，有些人还谈到学校领导对于教师的培养、用人等方面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该校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革的盟员、会员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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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未渡剑门关”
四川党外人士批评省内尚未大开言路
本报成都13日电“春风未渡剑门关”，这是人们对四川当前未充分开放言路的批评。毛主席报告在民主党派、机关、学校、企业普遍传达后，虽然组织了学习，省、市委也开了些座谈会，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但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重重顾虑，障碍着放和鸣的开展。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说：现在没有放起来，存在着知有所不言、言有所不尽的状态。讨论中由于没有认真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因此不敢谈，轻描淡写地谈，怕谈错了，说是立场、历史有问题。他说，省委统战部10日开过一次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三、四十人，但时间只有半天，除几个人外很多人想讲话也没有时间。跟北京比较相差很远。对于放不够的原因，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说：从某些单位的领导方面看，因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估计不足，怕放出牛鬼蛇神，臭花毒草，不可收拾。有个盟员在学校里刚写了要求消除清规戒律的文章，党委就不加区别加以指责。他希望放的时候领导人员不要随便给群众泼冷水。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工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大家现在讲话仍有顾虑，要使大家能畅所欲言，帮助党整风，搞好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就应加强对这些单位中的党员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成都市体育学院教授卢君雄说：清规戒律使大家不能畅所欲言。这个学院在未放之前，领导上就宣布只准提正确的适当的意见，防止坏分子钻空子，同时还拟定了教职员工奖惩条例，引起师生普遍不满。她说，有位教授希望四川不要只放几朵喇叭花，吹个喜临门，也要开个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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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收起“帽子”，放下“棍子”
福建民盟盟员批评党员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开展批评
新华社福州14日电 新华社记者肖璜、林嘉煌报道：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和福州市委员会12日联合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对福建省目前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还不能放手发动批评的状况提出批评，形容这种状况是“迎风户半开”。他们认为，要把门户大开，就要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放下“官架子”，虚心诚恳地听取批评。
许多在高等学校工作的盟员在座谈会上说，高等学校中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系的政治辅导员，竟当面指责年老教授为“落后分子”。某些领导者喜欢当面恭维的人，而不喜欢敢于当面提意见的人。甚至认为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就是“对党不满”，因而使不少人不敢和不愿再提出意见。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目前提出开展整风运动是非常英明的、适时的。但是，他们说，目前对整风运动两方面都有顾虑。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怕挨“整”，因此有的在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时，草草了事，或者强调“提高认识再联系实际”，迟迟不敢“放”；民主人士怕提了意见后党员仍旧不改，甚至将来遭到报复。同时他们也怕有些意见提得不一定正确，会反过来被抓“辫子”，甚至挨“棍子”。他们最怕“北京话”传到地方就变成了“本地话”（意即中央指示贯彻到地方基层执行时就有偏差）。他们说，现在应该收起“帽子”，放下“棍子”，实事求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盟员们在座谈中说，只有开诚布公，互相尊重，隔阂才能消除，团结才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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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全国教师帮助教育部整风
中共教育部党组订出五项具体办法
本报讯 14日，中共教育部党组负责人招待记者，谈关于发动全国教师、地方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有关各方面社会人士帮助教育部党组织整风的问题。
党组负责人说，我们要整好风，除去自己下最大的决心以外，还必须得到各地中小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院校、幼儿园及职工业余学校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及其他方面人士的帮助。由于我们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与全国教育界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堵墙和一条沟。如不拆掉墙，填平沟，就不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不利于教育工作的发展。现在就要拆墙填沟，我们热诚地欢迎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进行批评。希望大家能本着“放”和“鸣”的精神，充分揭发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问题。
关于如何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的领导方面提出批评，党组负责人提出五点措施：
第一，教育部继续采取有效的办法，征求教师、教育行政干部以及专家对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批评和意见，以便进行修改它们。
第二，教育部已责成教师报，组织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对教育部工作进行批评和提出建议。同时也欢迎其他报纸，能帮助我们进行这项组织工作。
第三，教育部准备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座谈会，邀请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座谈各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准备组织一定的人力到地方去征求意见。
第四，教师、教育行政干部、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对教育部工作有意见，也希望直接写信来。
第五，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发动教师、干部提意见时，同时也请发动他们对教育部的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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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本报讯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昨日下午闭幕。昨日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整理出版中国哲学史资料的问题。
与会者普遍对于目前存在的轻视资料工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批评。王维亭、吴则虞、周辅成等都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本身有其独立的科学价值和科学地位，不是单纯为编写哲学史服务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代表萧箑文说，资料工作不但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且是防止教条主义和简单化毛病的好办法。
会上绝大部分的发言，对今后进行古籍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范围、种类、书目等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为了推进这一工作，有人建议成立中国哲学史学会和古籍整理委员会，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王明、容肇祖、周辅成等认为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其间也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来做，也不是指靠少数人能办得了的，应该组织全国的力量来做，而且要分别轻重缓急。王明建议要摸清人力的底子，考虑可能的人力，分配明确的任务，规定完成的期限，这样才不致会使计划落空。他并建议办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通讯”刊物，作为学术上联系的工具和争鸣的园地，以改变目前这种各地区、各研究单位之间互不通气的有害情况。
古籍出版社的徐调孚在会上介绍了该社的工作情况，并听取大家的意见。
冯友兰最后发言，表示这次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将来更大型的讨论会提供了有利条件。关于今后工作的具体办法，他宣布将由三个召集单位的部分人员和外地来的几位同志具体商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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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委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
刘清扬批评省内鸣放都不够
本报保定13日电 中共河北省委于11日上午举行了民主人士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各民主党派河北省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二十人。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在会上要求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帮助党整掉三种歪风。
有些民主人士主张民主党派应和共产党一起整风。对此，林铁同志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还是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因为只有共产党先整掉三个歪风，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沟才可以填平。
民主人士们对党的工作初步提出了一些批评。九三学社保定分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岩说，三种歪风在中央和省的高级干部中较少，到县一级就较多、较严重，有些乡村干部简直像个“小皇帝”。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乃俊就河北省的水利问题对中共河北省委提出了批评。他说，河北历年因水灾减产，虽有不少人提出了治水建议，但党委没把它当作关键问题加以研究解决，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以致在治水工作上长期意见不一致，在治水方法上总是摇摆在防洪和开展小型水利之间。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副主席齐璧亭要求中共河北省委立即把治水工作领导起来，迅速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进行切实的统筹安排。以保证今年的农业丰收和消除地区间的水利纠纷。民盟河北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清扬批评河北省“鸣”和“放”的都不够。她说，这首先表现在河北日报上。
林铁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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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对于坚持错误拒绝批评的人是否也要和风细雨编辑同志：
关于整风应当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我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更进一步的解决。
我认为对于那些立场较坚定、民主作风较强、愿意改正缺点的自觉性较高的同志们，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是收效最快的。但是那些立场不坚定、骄傲自大、缺乏民主作风、有较严重的个人主义、甚至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残余的同志，则往往不能接受善意的批评。如果经过小组会耐心帮助或个别谈心都无效，面对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事实，就是不愿意检查纠正；在多数同志意见一致之后，仍旧保留不同意见，拒不接受批评，以致形成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根据过去经验，对这样的同志，最容易采取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的组织形式，运用群众性的压力，逼他检讨，而一开大会斗争，又容易发生过火行动，违反了提高觉悟，治病救人的原则。这一次整风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首先应该引起警惕，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偏差，因为，强迫他接受批评，比他不接受批评的后果会更坏些。对这一点，我的思想是明确的。
但是，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他自觉的检查并纠正缺点呢？对这一点，我却感到经验十分不足。不应该以势压人，也不必要以势压人，因为在有严重缺点或者犯了错误的同志面前，我们本来有充分的道理可讲，尽可以理服人的，遗憾的是这些同志在个人主义情绪支配下，偏是不大讲理。如果采取耐心等待的办法，那么，在这次整风中就可能只解决了一些缺点不十分严重、自觉性较高的同志们的思想问题，而不能解决那些缺点十分严重而又拒不接受批评的同志的问题。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这一阵和风细雨把田地下透，而不仅仅是“雨过地皮湿呢”？
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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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解放了
山西省和太原市各民主党派组织讨论会旁听记 本报记者 何星环
在全国各地普遍学习、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热潮中，山西省和太原市的民革、民盟、民建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组织，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举国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也进行了传达和讨论。在讨论中，许多人怀着又兴奋、又感激的心情说：“毛主席的这次讲话，真是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这次讲话是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讲话内容的深刻，态度的诚恳，给人以莫大鼓舞！”许多人说出了憋在心里多年来不敢说的话。有人说： “七年多以前我的身体解放了，今天，我的思想才真正解放！”因此，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发言的也很踊跃，而且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也敢于交锋，一扫过去开会时那种客客气气的风气。
人民内部矛盾究竟和官僚主义有关无关
在今天的社会制度下，我国人民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和睦团结的，为什么还会有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从那里来的？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如果没有官僚主义，就不会有矛盾。比如去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虽然是要改变资本家和农民的私人所有制，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没有官僚主义，就不会引起农民和资本家的不满，就不会发生矛盾。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反映，根本与官僚主义无关。
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究竟与官僚主义有没有关系呢？经过争论以后，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说人民内部矛盾是官僚主义造成的，因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官僚主义，也会存在矛盾。但是，也不能说与官僚主义根本无关，官僚主义可以助长矛盾的发展。仍以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虽然个体经济改变成集体经济、私有制改变成公有制，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措施，在这种大变动中，也必然会发生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细致一些、深入一些，在提高了群众觉悟程度的基础上来改变所有制，矛盾就会少一些，改造也会顺利一些；如果我们采取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作法，就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增加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克服官僚主义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怎样认识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它。有人首先提出问题说：现在吃饭、穿衣要按计划供应，升学、就业要统一安排，有人就认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不民主不自由，没有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自由。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是不是真正多些？多些是不是一定就好？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无限自由的、有特权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少数人的这种民主和自由，就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属于大多数人民的、有领导的、不破坏集体利益的民主。极端民主化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有一位教授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作了说明。他说，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民主”和“自由”是要多些，但那是对少数统治阶级而言。这一部分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想杀人就可以杀人，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则享受不到这种民主和自由。他们只有被压迫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自由，很多人因为肤色、金钱、出身、宗教信仰等被剥夺了选举这个起码的民主权利。拿我们教书的人来说吧，在旧社会找职业确实是自由，但是，每到学期终了就发愁，不知下学期又身在何处。像这样的“自由”，我以为还是少一些的好。嘴上说民主和自由，但是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叫什么民主和自由？我十分拥护毛主席说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的话，改善人民生活，使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才是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
这位教授的肺腑之言，在许多人的心里引起了共鸣。
怎样监督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使山西省各民主党派组织普遍感到“责任重了”，但是应该怎样来贯彻互相监督的方针呢？有人说，监督只能通过组织来进行，民主党派的成员个人是无法对领导党实行监督的。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低，没有本钱。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水平低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只要自己站稳人民的立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和本单位的问题，就有本钱向领导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监督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通过个人。民主党派不但应该监督领导党，而且应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党对自己的监督。
怎样才能够较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呢？大家认为：首先应该改造自己的旧思想旧意识，使自己的思想意识和今天的社会地位相称起来，不要对党一片歌功颂德，要拿出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来，及时地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积极地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协助党做好工作，处理好问题。对于某些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的共产党员，也不要采取对立的态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应该以诚相见、耐心帮助。
不能拿“难免论”做挡箭牌
毛主席说看问题应该“两点论”，不要“一点论”，既要看到优点，也要看到缺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在讨论中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有人说，如果一件工作说它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或错误是难免的，那不是是非不分了吗？对“两点论”有怀疑。
有人说，成绩和缺点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肯定成绩是为了吸取经验，看到缺点是为了接受教训，都是为了改进工作。对成绩和缺点作正确的估计才合乎客观实际，并不是是非不分；说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并不是说就可以不消灭错误、克服缺点。
有人说，在全国范围内说“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难免的”我同意，但是在有些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对某些人不能这样说。因为有些缺点、错误并不是难免的，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现在有些人已经把 “错误是难免的”这句话作为挡箭牌了，不积极设法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比如买东西排队这件事，有些确实是难免的，但是为什么在煤矿近在咫尺的太原市，有的地方买煤也要排着长长的队呢？这难道也是难免的吗？
经过争论，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大家认为：实事求是地肯定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必要的，“两点论”是完全正确的，不这样，就不能继续前进。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把“错误是难免的”这句话拿来做挡箭牌的“难免论”者，我们要提出警告，进行监督，促使他们消灭错误，克服缺点，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