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为全面发展中国科学而努力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赵九章
根据三方面的事实,深信党能领导中国科学。
解放后八年以来,中国科学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作为一个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旧社会里为了推进科学事业,曾经度过艰苦的岁月,根据亲身的经历,对比在新旧社会里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我深切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才会全面地发展,并能于较短时期内,在科学的主要方面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现在来谈谈我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科学这一问题的认识:
第一,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强大的科学研究力量,就很难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自然科学除了极少的科门以外,大部都处于落后的状态。要脱离这种状态,全面发展中国的科学,一方面要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制定发展科学计划;同时,还必须打破成规,采取特殊的措施,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中国科学跻于世界先进之列。但是,要制定这样一个全面科学规划,仅靠科学专家来作是很难以完成的。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已一天天地趋向于高度的专业化。科学家长年累月钻研他自己专业,往往只习知他所研究的这一门学科,不大了解到其他学科,更难以把自己所认为重要的科学问题与其他学科的中心问题,在权衡轻重缓急统筹全局的方针下,把它放在适当的地位。去年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的初期,中国科学院曾请各科专家就他们所习知的专业来拟今后的科学中心问题。个别学部所提出的问题竟达数百个之多,头绪这样繁复,重点就不突出,更难以统筹全局。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制定计划时,首先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并结合了国家重大任务及基础学科的发展,提出了五十七项任务。这就全面地清理出发展我国自然科学的脉络。依据这些重要任务再提出中心问题和必要的措施,就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我国科学远景规划的任务。这件事,充分证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才能在正确方针政策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发展起来。
第二,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解放后八年内,响应了党的号召,参加了各种社会改造运动,在实践中进行了自我改造。大部分科学工作者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科学的指导思想,只有结合了专业的特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才会更有把握地向前发展,个人研究工作才会有远大的前途。目前科学工作者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研究工作的虽然还不多,但大部分科学工作者,认识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运用到工作中去。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逐渐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必然在科学研究的创造性劳动中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第三,为了提高科学水平,辩明科学上的真理,树立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党在发展科学方面又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否认,在我们科学工作者中间,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还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中,必然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妨碍科学的前进。因此,鼓励学术上的争论,及时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的影响,是保障科学健康发展,促进新生力量的重要方针。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完成规模巨大的科学事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工作中很难免除各种错误。如何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方针,避免弯路和损失,必须在具体工作中,从制定计划检查工作直到最后总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时纠正错误,从而减少重大损失。
总结以上各点,我深信党是能够领导中国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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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目前科学领导工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施履吉
目前领导工作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正规化
关于党对科学的领导,我和一些刚回国不久的科学工作者的看法是大同小异的。我们认为党必须是科学的领导者,领导科学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党是领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导者。在我们回国后的一二年中,党在科学政策、规划和组织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如百家争鸣、十二年规划等,都证明了党已能负起科学领导者的责任,而且是有力的领导者。我们相信党可以而且一定能把科学领导得很好。
我们认为在科学领导者与科学工作者之间应该有个分工。领导者的工作照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全面性的,如科学研究的政策、规划,和其他各部门间的配合和比重,科学工作者的组织,以及为发展科学创造条件,帮助科学工作者树立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等;而不应该是对许多工作上细节的领导,如研究的方法、技术、和日常研究经费的开支等。在自然科学中若干学说和理论的争论,我们认为领导者不必表明态度。对同一现象的解释,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真能称为学派存在时,这正足以说明目前的资料或事实还不足,还不能确定是非。这种争论应该让科学工作者自己去求得解决,而不应用政治方法做出决定。否则,是有害于科学的进展的。在这方面,党应该严格执行百家争鸣的政策。
就目前而论,我们认为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研究的正规化。目前存在着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时间还不能合理的保证。这有种种原因。例如计划工作多而实行计划的时间少,兼职兼差的事情还很多,开会和社会活动等的时间还不能严格限制在六分之一以内等。
(二)党和业务人员配合得不够好,往往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极大损失。例如某些科学工作是有连续性的,在有些单位内,领导学习的同志常常不同业务人员商量,就把人员调去听报告,以致将某些正在进行的实验中途停顿,致使有些实验前功尽弃,造成极大的损失。就这件具体事情而论,我们认为思想教育是重要的,思想教育之所以重要是为了它能使大家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而不是不顾一切地“为了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不应拿了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来妨碍了达到这个目的。某些报告为什么不能多用些录音带分给各单位分期播送,例如在星期一、三、五、六这些时间里,都有同一报告的播送,可让工作人员选择适宜时间去听。
还有,在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内,一到假期为了安全将所有的仪器和实验室加上封条,停电停水,甚至禁止出入。这样做安全是保证了,可是许多不能中断的研究工作只得停止,以后再从头做起。有些教授因平时忙而只能在假期内做些研究工作的,也只好不做了。这种做法对国家也是一种损失。我们认为,安全是重要的,安全是为了保证工作能顺利进行。但对安全工作不能采取消极态度,而应该采取积极态度,用加强保安组织等来保证安全,而不是封门大吉。
(三)正规的研究行政制度还没有建立,各级行政职权没有好好划分。因此,事无大小层层向上反映,等待领导解决,而延误了时刻。结果使有些工作中途停止等待解决,以致工作效率低,计划不能按期完成。这种做法,也迫使领导者日夜埋于琐碎事情之中,没有充分时间来考虑重大问题,造成上层计划的摇摆不定,复又增加了下层干部的具体工作,周而复始地又令领导者更深一层地埋于琐碎事情之中。行政人员与业务人员的关系也不明确。在有些单位内,科学工作者除知所长或系主任终日忙于开会以外,不知所长或系主任所作何事。常造成科学工作者对全所或全系情况的不了解,有在这一所内(或系内)而又不像在这一所内(或系内)一分子的感觉,不能安心工作。
没有好的正规的行政制度,也造成各级干部对事情的不负责的态度。
(四)研究机构内的“铁饭碗”还需要改良。社会主义是应该保证每个愿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人有个“铁饭碗”的。我们的党现在就是这样做。但有些不合于拿这一种“铁饭碗”而合于拿另一种“铁饭碗”的人,应该怎样办?还有,青年人极大部分都很努力上进的,但是也有极少数的“社会主义的大少爷和大小姐”,嫌这种事不屑做,那样工作无意义,然而他们真能做的事又不多。初次劝解无效,再次劝解闹情绪,第三次劝解他就请求调工作。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思想教育就能解决这类的事情呢?是否还需要有一点“思想教育的物质基础”?关于这类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安排。因为这类事情不得解决,常引起某些单位的混乱和不安。
(五)党和高级研究人员之间互通声息还不够。我们听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报告透彻心腑,可是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在他们的单位中仍有上不能通,下不能达之感。
(六)研究的物资供应制度尚没有合理,影响到科学工作的进展和物资的积压。如许多器材的供应,不管是国外或国内的,常不能按期到货。许多小件东西无处可买;许多国内出品的也向国外去定;许多国内能生产的,因为无厂可以承担制造被迫向国外定购;许多国外来的精密仪器在国内运输中常受损坏或遗失零件等等。还有有些生产单位定的规章太刻板,如定购的单位数量过大,因而有些研究单位被迫购买远远超过所需的数量,造成积压和本单位的资金冻结。在严重的情况下,有的为了购买一、二公斤的东西,被迫购买一吨到两吨。
除以上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些问题也不必多举了。总之,我们希望领导者能广泛地了解情况,早日解决这些问题,以利科学工作的进行。
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上,还存在一些隔阂。我们相信这是由于:(1)科学工作者与党员还没有能互相像普通朋友一样的相处。目前党员和科学工作者,互相敬而远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我们急切地希望大家能努力打破这种隔阂,这样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党员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得到改进。(2)有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在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必须由党员来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相反的,党通过科学家(党员或非党员)来直接领导实际科学工作,在今天有限的人力物力境况下,更能有效地完成党所交给的科学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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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历史建筑物
潘絜兹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个月中,参观了许多城市,观感中印象最深的是这两个国家对古代建筑物的爱护。华沙的旧城和新城,是在战后一片瓦砾堆上按照原样恢复起来的。波兰北方革但斯克旧城、一条可以称得起金碧辉煌的大街,也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许多纪念性建筑物如密茨凯维支和哥白尼的雕像等,都经艺术家细心修复,恢复旧观。在捷克斯洛伐克,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城市有三十多个,这些城市完全保存了中世纪的风貌;新的建设只能在指定的地区进行,旧城中一木一石的变动都要得到文物保管机关的许可。在布拉格,尽管有许多人叫嚷交通条件不好,但全城狭窄的中世纪的街道、胡同,仍被小心地保存着,甚至路灯都还用煤气。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也是如此。至于全国数以万计的古代宫堡、教堂等等,更是修整一新;连战前就已湮灭无存的纪念性建筑物,如布拉格的维弗列耶蒙斯基教堂(十五世纪杨·胡司曾在此传播革命思想),也根据文献和地下发掘材料恢复起来了。
波、捷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保护和修复各种古代建筑物,乃至整座整座的城市,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这决不能意味是保守或复古思想,乃是尊重自己民族历史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这些古代建筑物唤起了人们的历史感情,使人们缅怀过去时代和外国侵略者的艰苦斗争,了解先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成就。
而且波、捷人民在保存古代建筑物的同时,还出色地解决了它和今日人民生活不相适应的矛盾。如开辟室内通廊,解决交通问题;改装内部,使古城居民仍能得到充分的现代化享受等等;总之是表现了尊重历史遗产和关心人民生活的一致性,不对任何一方采取粗暴的措施。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城市建设者,大刀阔斧地将古代建筑物一座座地拆除的情形,感到十分难过。其实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如穿越地下、绕行两旁等等,总可以想出一些办法。北京的东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三座门都消失了,街道上的牌楼也没有留下一座。至于那些古老美丽的商店建筑,被拆除而代替以毫无风格的房子,更是触目皆是。这一切都促使北京这座到处闪发着古代文化光辉的历史名城为之减色。这种情形在全国还是相当普遍的,因此我不能不向我们的城市建设者发出呼吁,请他们珍惜建筑遗产,要十分慎重地处理。我们不能做一个任意挥霍遗产的败家子。
我还想到我国有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如苏州、绍兴等等,也应该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了。新的建设可以划在旧城范围以外。当然更可以有计划地在某些地区,保存一个村镇、一条街巷。这样做我想是有必要的。希望大家把这个工作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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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机关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田夫
科学研究机关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以科学研究成果服务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鼓励科学研究人员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科学研究机关的主要群众是科学研究人员,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科学家。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主要是遇事同科学家商量,虚心地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我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爱祖国、爱科学的,特别是当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政策和祖国建设伟大成就的鼓舞下,他们更加有了巨大进步。在政治上,他们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工作上,都是勤勤恳恳地劳动着,愿尽快地研究出成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几乎都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长期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旧社会习气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乃是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
在科学研究机关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在日常科学活动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党组织要认真研究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的内容;根据总的方针任务和本门科学的具体情况,协助科学家制订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在制订计划时,发动科学家进行充分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集中了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计划订得更切合实际;同时,制定计划的过程,也是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通过这一工作,会使科学家扩大眼界,树立全局观点,了解本门学科同其它学科的联系,了解科学研究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研究计划的时候,有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定计划,因而不赞成定;或者虽然勉强定了但思想上并不重视。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设法了解科学家研究题目的价值,对其中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从各方面给予支持,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小计划纳入本门学科的大计划之内。对于青年科学工作者,主要应教育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要有急躁情绪。使他们认识到科学研究成果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取得。要求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要养成循序渐进的习惯。
为了巩固科学机关行政人员和辅助人员的专业思想,党组织请他们参观了实验室,请科学家作报告,使他们了解科学行政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项科学研究成果都包含着自己的劳动在内。从而克服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侍候人”、“没出息”、“没前途”等错误思想。如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辅助人员说:“每天洗石头打化石,这样工作很无味道。”但当该室杨钟健主任作了关于古生物学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以后,他们懂得了研究古脊椎动物,就会使人们根据化石来判断地层中有无矿产,矿产的蕴藏量有多少。这种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有很大意义的,因而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思想。
党组织还应当善于通过学术委员会进行工作。党对学术委员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党员来实现的。党要求参加学术委员会的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工作,而更重要的是动员与鼓励非党科学家积极工作。对学术问题,要求党员采取明朗态度,自由思想,自由辩论,本着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去讨论问题;反对在学术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折衷调和或不敢暴露自己见解的自由主义态度;也反对在学术问题争论中的粗暴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委员会成为领导科学研究,贯彻科学政策,开展学术批评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宣传与贯彻党对科学工作的各项政策
宣传与贯彻党对科学工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以及“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贯彻,才能鼓舞科学家满怀信心地工作,才能发挥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只有“百家争鸣”方针被科学家所接受,才能使他们大胆创造,自由地开展争论和批评。
党组织在贯彻政策过程中,首先是教育党、团员成为自觉宣传和执行政策的模范。党、团员的模范行动,就是动员群众去执行党的政策的最有力的工具。党、团员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也是一个从盲目到自觉的学习过程。中国科学院在贯彻党的团结科学家政策的初期,党、团员都承认党团结科学家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有些党、团员一接触到具体问题时就搞不通了。甚至有的党、团员说:“团结科学家是党对科学家的迁就”。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反复教育,使大家了解了党的团结科学家政策的重要性和实现这个政策的可能性,大家才较为自觉地执行党的这个政策。
其次,党组织还必须经常监督和检查党、团员执行政策的情况,对好的予以表扬,对坏的给予适当的教育和批评。因为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党、团员对党的政策虽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还会发生许多问题。如中国科学院在开始执行团结科学家政策时,就碰到了一种“左”的情绪。有些党、团员对科学家的帮助态度生硬,甚至个别研究所还有粗暴现象。但在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右的情绪,对科学家生活上的照顾多于工作上、思想上的帮助。个别党、团员对科学家抱“敬而远之”的态度。科学家批评我们是“照顾有余,帮助不足”。
最后,党的政策能否正确贯彻,还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性。例如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只有当知识分子对自己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既看到了自己积极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消极的一面,他们才能自觉地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组织科学家参加实际斗争
科学机关的党组织应该帮助科学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斗争。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都吸引和鼓励科学研究人员参加。在肃反运动中,我们针对一般科学家都热爱科学事业的特点,用反革命分子如何破坏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事例,来启发科学家的爱国心和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心,争取他们自觉地参加了肃反斗争;并吸收了一部分科学家参加肃反的领导工作。这样做不但提高了科学家的政治觉悟,划清了敌我界限,批判了自己非政治倾向,而且对辨别暗藏在科学研究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推动运动的顺利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为使科学家经常接触社会实际生活,科学院党组织和工会,还组织科学家参观工厂、合作社和新建筑物;请政府干部、劳动模范作关于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等报告。科学家反映收益很大。我们经常鼓励科学家深入群众、联系群众,特别是帮助负有领导责任的科学家树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依靠群众做好领导工作。一方面帮助他们在群众中建立起领导威信,另一方面使他们在群众中也得到教育。
指导科学研究人员学习马列主义
组织与指导科学研究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是科学机关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科学研究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应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为哲学是各门科学的理论基础,是指导和推动各门科学不断前进的思想武器。学习的内容,除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外,还应选读一些关于阐明科学的性质、作用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科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科学与生活”、“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物理学”等等。学习这些东西,可以帮助科学研究人员从理论上认识科学的对象、任务,以及研究科学的基本方法;了解科学和哲学,科学和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科学家也只有对科学的总面目和地位有了概括的了解,才有可能恰当地认识本门学科在整个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才有可能进一步掌握本门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并进一步明确本门科学研究的当前方针和任务。这些,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活动是有很大指导意义的。
在学习方法上,应以自学为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启发他们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并注意总结与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中国科学院科学研究人员学完辩证唯物主义后,有些人就有意识地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检查与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如昆虫研究所棉虫研究室,在科学家朱弘复先生领导下进行棉蚜在棉田中消长的研究,想通过这个研究找出棉蚜消长的原因,以达到预测预报和防治的目的。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他们仅总结出气候是棉蚜消长的主要原因,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当他们学过辩证唯物主义以后,就把气候跟雨量、益虫、棉花生长阶段以及棉蚜生活特点等因素和棉蚜消长的关系联系起来全面研究,找出了棉蚜消长的规律,写出了“棉蚜预测预报办法”。这办法现已推广,对防治棉蚜起了很大作用。在联系思想实际方面,不少科学家在学习理论提高认识以后,曾尝试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这样,科学家就逐渐对党、对共产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解,并能有成效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党组织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还应当善于发挥青年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使党、团、工会和民主党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齐一步调分工协作,以便使科学研究人员从各方面受到教育。
中国科学院,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科学研究人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体验到党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对自己的器重,看到科学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从而在全院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客观实际。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体党、团员足够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灵魂。我们应当积极加强科学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科学研究事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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