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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本报讯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13日已进行到第三天，会上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并展开了活泼的争论。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李曰华和杨宪邦都不同意冯友兰关于抽象意义可以继承的论点，李曰华强调了不能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而应该用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哲学遗产；杨宪邦并同时批评了胡绳文章中关于同一的东西才能继承，而辩证法只是思想资料的说法。他认为辩证法是哲学的根本观点，至于继承的东西，并不是同一的思想资料；继承是一个生动的扬弃和发展，不是同一的抽象。吕振羽认为继承哲学遗产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了解哲学发展的规律性，主要的在于发展和丰富科学的哲学，提高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水平，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更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杨正典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要结合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理论渊源，还要贯彻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贺麟针对杨正典的观点，认为注意历史上的无神论传统是对的，但是对过去哲学家所讲的“神”、“上帝”等，要具体分析；结合中国情况，还要注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相结合；他认为许多哲学家的“天”“神”等概念，与一般宗教和迷信不同，有的讲“天”，是为了用来压倒封建帝王的权威，有的用“天”来代表人民。
在谈到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绝对性问题时，贺麟认为这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教条”，因为列宁所说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只是指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毛主席的解释，也是如此，并没有说过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是绝对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普遍的，但并不能说是绝对的，只是不断斗争、不断统一，无所谓绝对与相对。他认为有人坚持斗争是绝对的，是想强调二者的对抗性，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对抗性的，它是学者对学者的学术争论。过去反动派迫害唯物论者，乃是把学术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因此把非对抗性转变为对抗性，我们今天则认为学术争论是非对抗性的，所以提倡百家争鸣。他认为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师生朋友间进行，才真正尖锐，如没有友谊作基础，则会一笑置之。何思敬举出列宁的“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名言，来支持贺麟的论点，但他认为不能就此认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没有一定的界限，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鲜明的。潘梓年不同意贺麟的意见，他认为所谓斗争的绝对性，乃指事物在量变和质变阶段都贯穿着矛盾的斗争，同一性只是量变阶段的相对稳定，团结经过斗争而达到的乃是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绝对性是对相对性而言，所以说绝对与相对的对立也是相对的。他并指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绝对性和二者是否对抗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关于判定历史上哲学家思想的本质问题，容肇祖认为应该对每一个哲学家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他批评了杨献珍在其著作中对李贽的评价，只是引了一些李贽的片断文句从而推论出李贽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李贽不一定是唯心主义者。
在会上，还提出了今后如何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许多建议。杨正典建议下次会议讨论中国哲学史教学法的问题。何思敬建议应该翻译一些欧洲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著作，以作我们的借鉴。容肇祖建议应该成立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的组织，拟出专题研究分工负责的计划，林涧青支持容肇祖的建议，并建议哲学史专家们能配合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拟定自己的研究题目，并由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加以集中，以便使总的规划在执行中逐步具体化起来。他还建议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资料整理委员会来具体推动整理出版资料的工作。
潘梓年最后发言认为过去哲学史教学和研究中所产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吃了教条主义的亏，百家争鸣就是要破教条主义。方法论的初步讨论，开拓了思想，但解决问题，还在于实践。实事求是的方法，是必须掌握大量材料，进行深入踏实的研究，因此，不应该轻视资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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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党委领导方式要改进
民盟和九三学社南京市组织座谈内部矛盾
新华社南京13日电 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员会、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会，12日上午召集在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盟员、社员二十多人，座谈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认为，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党的领导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来领导，要多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他谈到自己在解放以后认为党领导一切，所以一切只有服从党；自己是主任委员，但不要动脑筋，一切由党员副主任负全责。1954年提院长负责制，但学校中的政策，我无法全面掌握；总是党委讨论后，再提交校务会讨论执行。外行讨论内行的事，要人家执行，我只能照唱。我认为领导有三种：第一种是单枪匹马，第二种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第三种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说：第一种是离开了群众的领导方式，事情自然搞不好；第二种是外行硬干内行事，结果往往怨天尤人；第三种领导方式最好。学校党委掌握方针政策，但讨论学校事务时，可邀请非党教授参加，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样，内行和外行打成一片，既体现了党的领导，也发挥了教授治校的积极性。他认为这种运筹帷幄式的领导，比较最切合实际，能够发挥各方面的力量。
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钱钟韩说：问题是党委书记不能解决问题。过去党委有些事是硬灌，不要人家动脑筋。院长经常在外开会，今日学校领导实质是“科员政治”，说院长一意孤行，根本没有什么“意”，主要是瘫痪状态。钱钟韩认为，所谓党委治校，不论在苏联或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说法。我们国家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有些高等学校的党委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征求与不尊重非党人士的意见，实际是党委决定一切。他认为党委决定学校一切，是不对的。在高等学校执行了国家政策，也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
民盟南京市委会主委陈敏之认为，高等学校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很严重。宗派主义表现为人事制度神秘化，政策不使党外人士了解。他认为党外人士的进步，有些共产党员看不到。党委是核心，但必须：（1）要让党的政策和大家见面；（2）民主党派要有职、有权，领导作风必须改变；（3）必须依靠老教师，使他们发挥更多的光和热；（4）大家要斗争，争取使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南京大学副校长李方训认为，学校党委和工厂党委不同，目前高等学校的党的领导方式应改进，那就是学校党委多听听非党专家的话。过去，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选派留学生，好像只要政治纯洁，就保证他学术上成功，也不征求教师和系主任的意见，结果往往带来损失。这样做法，实际上是“运筹帷幄，拒人意见于千里之外”。李方训认为产生上述情形的根源，是认为旧知识分子一无可取，有的党员同志对科学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党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太差了，如何补救在科学上的缺陷，主要是要依靠群众。南大教授范存忠说：学校里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简单化；说他有用时便提的很高，说他无用时即否定一切。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高觉敷认为，人事部门掌握了科学工作者的命脉，但人事部门究竟知道多少学术界的情况。现在，学校里人数也可以说是也多也少，因为要的不留，留的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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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统一调整 抽肥补瘦
湘潭市解决机关企业“房荒”问题
新华社长沙12日电 湖南省湘潭市采取统一调整、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由于分配不当而产生的“房荒”问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解放初期湘潭市民房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住房面积，一共有九十九万二千多平方公尺；到1956年，全市又新建住房七十七万二千平方公尺。但是在分配方面存在这样不合理的现象：有的单位平均每人不足二平方公尺，有些单位平均每人高达二○点六一五平方公尺；其中交通运输公司每人住房平均在三十六平方公尺以上。有些单位还有占据很多房屋而不用或者使用不当的现象。
根据以上情况，湘潭市决定今年全市基本上停止民用基建。对于某些机关、企业所感到的房荒问题，决定采取统一调剂、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具体做法是：集中房屋管理权，公房和私赁民房，统一由房屋管理部门管理调配；根据业务性质和机构改组的情况，使一些单位合并居住、合并办公；把使用不当、居住不合理的住房重新合理调整。
现在，有许多机关、企业单位，已经开始自动交出了多余的房间；不少人自愿从单人房间搬进集体宿舍；原来一些准备新建住房的单位也不建了。据4月上旬统计，全市调整了十三栋住房，解决了服务局等十一个单位一千三百人的住房问题。现在房屋调整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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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商业部门不敢放手收购
四川许多地方肥猪卖不出去
据四川省食品公司估算，今年第二季度全省出槽肥猪将有一百九十多万头，比去年同期增加35％以上。四川农民历来习惯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出售一些肥猪，买回小猪来接槽，以便挪出一部分钱投入春耕生产或买回一些口粮。因此，目前肥猪上市量增加，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好转，达县、南充、遂宁、江津、内江等专区的部分城乡，已经出现肥猪售不出去的现象。如潼南县目前农村中就有二百斤以上的肥猪一万一千多只急待出售。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曾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商业部门，认真解决农民出售肥猪的要求。但是，有些地区对收购农民要求出售的肥猪还不够积极负责。
商业部门不敢放手收购肥猪的原因，有些是库存肥猪较多，外调活猪运输有困难，怕猪收多了不好保管；有些乡村干部认为目前正是春耕期间，需要肥料，也限制农民卖猪；还有些干部顾虑现在收多了，今后猪肉的供应会发生困难。
我们应该看到，今年四川省生猪生产量虽然比去年有所增加，但是全国的生猪供应是紧张的；在本省来说，供应量在季节上也不平衡。所以我认为商业部门还是应该大力收购，一方面可以增加外调数量，另方面在省内也不妨在猪多的季节，多供应一些猪肉。
·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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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巡礼
北京市蔬菜自由市场取消后
排队排得长 群众有怨言
北京市从5月6日取消蔬菜自由市场以后，由于菜蔬公司零售业务不敷需要，消费者排队买菜的现象更加普遍了。
前门区西草厂市场，5月8日仅有联营组的两个菜车，品种、数量都嫌不足，早晨七点多钟，菜就快卖完了，但还排有二三十人的队伍等着买；东四牌楼、西四牌楼的菜店和菜摊也都有长长的队伍，群众感到不方便，颇有怨言。西四区的一个市民说：“国家统一经营蔬菜，价钱确实降低了一些，但是吃不到小葱了。”有一位市民到宣武区人民委员会质问：“你们管的叫我一天买不到菜，怎么办？”
蔬菜统一由菜蔬公司经营以后，已显著不如原来自由市场上的新鲜。有人反映，菜蔬公司的菜价钱虽然低些，但质量不好，相对地说，并不便宜。
由于蔬菜货源不足，小葱、韭菜等特别缺乏，已发现有些农民和小贩从外地私运小葱等潜入市内出售，价格较原来的自由市场还高；朝阳门外一个联营蔬菜小组由于国营公司供应数量太少，卖菜所得不足维持生活，因此直接向通县购进小葱四千斤。 ·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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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产部指示沿海渔区
加强渔航安全 防止风灾事故
据新华社13日讯 水产部最近发出指示，要求沿海各渔区切实防止风灾事故，做好安全生产。
指示说，入春以来，河北、广东、福建、山东等省的沿海渔区都连续发生了严重的风灾事故。造成事故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地区对渔民渔航安全教育不够，某些干部责任心不强，以及部分渔民存有严重的麻痹思想。为此，各地应当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进行安全生产的教育，认真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
二、加强对暴风警报站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三、出海前做好安全准备工作。船只出海，必须进行安全检查，在可能的条件下增添和携带必要的救生和防风设备。出海船只应有专人注意收听气象预报，收到大风消息时应及时传达，组织回港，不得擅自决定继续生产。船只在海上一旦遇难，当地应及时设法抢救。
四、妥善处理风灾事故的善后工作：向受灾的家属和渔业社进行慰问，并且予以适当的救济，对每一次事故都应该认真检查，分析发生的原因，提出今后防止的有效措施。对事故的责任者，应根据事故大小、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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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渔业喜讯
渔业喜讯
著名的湖北鱼苗初报丰收
这几天，湖北省长江、汉水两岸不断传出鱼苗丰收的喜讯。从4月25日到现在，已经捞捕到五亿一千多万尾鱼苗。一向只认为不产鱼苗的汉水，从今年下网的情况来看，原来是个丰盛的鱼苗场。
这一段打捞的鱼苗俗名“菜花籽”，就是指油菜扬花时期孵化的鱼苗。据水产专家说，这种鱼苗和“立夏”后的鱼苗比较，质量一样好。（新华社）
杭嘉湖地区淡水鱼发展
素称“鱼米之乡”的浙江杭嘉湖地区，今年淡水鱼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区放养的鱼秧计有五千九百多万尾，比去年增加了70.3％。据当地水产部门负责人谈，如没有特殊灾害，今年杭嘉湖地区增产十万担淡水鱼是完全可能的。（傅刚实）
洞头县渔业社社员收入增多
浙江洞头县的春夏汛渔业生产，自3月下旬开始以来，已获得空前丰收。据统计，自3月下旬到4月23日止，已捕鱼十六万五千担，完成春夏汛生产指标的68％，比去年同期增产三倍多；每担平均价值是十二元，共计一百九十八万元，比去年春夏汛四个月生产的总值还高出五成。随着渔业社的丰收，社员们的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全县每个社员的收入，平均达一百五十元之多。南塘乡第一渔业社社员梁东和父子，去年春夏汛四个月分到八十多元，今年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分到四百多元。（吕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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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省东山岛上的渔民们已经投入紧张的春汛生产，岛上各渔区不断传出丰收喜讯。 林梦星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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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随笔
“怪话”不一定都“怪”
有许多像李时铎这样的农民，他们满腹牢骚，常说一些“怪话”。他们说“怪话”，一部分是由于对社会大变革以后的新的生活还不习惯，一部分是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中确实有些缺点。
不管他们说“怪话”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并无意反对新的制度；恰恰相反，有些人说“怪话”的出发点正是迫切要求把农业社办好。
他们不知道有意见该向谁提。
他们还不会过民主生活，有意见不知道“敢不敢”提。
他们也确实曾经在提意见的时候碰过钉子——因为社干部也还不会过民主生活，也缺乏民主精神。还有的人确实因为“意见多”被扣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
于是，正当的意见在背地里以“怪话”的形式流行起来了。
不要一听见“怪话”就厌恶，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它吧。即使是“怪话”，也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呢，何况有些话其实并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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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个老农的怒气后面
本报记者 吕建中
李时铎在东北做过多半辈子苦力，两个孩子都不满五岁就死了。贫困和焦心的日子，给他留下来的是倔强、暴躁的性格，和一颗对恶势力深恶痛绝的心。1935年，他和妻子回到山东海阳故乡重新安了家，又生了最后一个儿子，不料刚刚抚养到会喊“爸爸”，突然又生麻疹死了。从此，夫妻俩长叹一声，开始了他们孤独的、惨淡的晚年生活。
这次我回到故乡，去看李时铎的时候，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已经是鬓发斑白的人了。我们谈了些别后的经历；后来，谈到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的情绪有些不一样了。他用一种试探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然后用轻而有力的、像是老师考问学生的口气问道：“听说人民日报是中央的报纸，那上面的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
我一时摸不清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就只好给他一个笼统的回答：“人民日报也是群众的报纸，材料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直接从群众口里听来的？嗯？”他又把眼光逼向我了。
李时铎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做过村农会主席，他对阶级敌人斗争非常坚决，站在群众前头，指着村上那个大脑袋壳恶霸地主的鼻子顿足大骂，骂得那恶霸地主低头瘫痪在他的脚下；后来村里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他都参加了，妻子也做了村里的妇女干部。社会主义的火花在他们的寂寞的暮年生活中闪出了光亮，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孤苦无依的人了。可是我不明白，此刻他和我久别重逢，这怒意是缘何而来？于是我便平心静气地说道：“时铎，您是爽直人，您心里有什么话就直接了当地说好了。”
他冷笑几声，说：“我们几个老年人冬天没事常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报纸。今天打开报一看，这里大丰收；明天打开报纸一看，那里工作大开展。记得只有一回，批评过一个县长不下乡。大伙儿就说，真怪，连十个指头还有长有短，怎么报纸上净是喜事？这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报社就没一个人到咱村来看看？”
接着，他就说了一大串刺耳的话，什么“合作化不像话”啦，“下边胡闹，上边官僚”啦，等等。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暗笑道：您这家伙，老毛病还没改掉呀！于是我便拿事实向他讲道理：“时铎，您这人脾气暴躁，看问题光往一边偏。去年高级合作化第一年，全国就增产了二百亿斤粮食；咱胶东十几个县去年也增产了八亿斤粮食和一亿斤花生。这都是事实，您能说合作化不像话吗？您这村受了水灾，减了产，这也是事实。可是这在全国和全县来说，也只不过是个小黑点。再说……”
“好了，您不用说了，横竖咱俩说不到一块儿。”他打断了我的话，眼睛里闪着怒光。“您是记者，跑的地方多。我吃在这里，穿在这里，我只能看见我这个村。毛主席从来也没教您只看全国不管一村，看见成绩就忘了缺点。……
“唔，您等一会，我还没说完呢！去年受水灾，这不假，社干部会跑到上级面前说，啊呀，减产，这没法子，天灾嘛！事情就过去了。难道这是真实的吗？难道能把减产的原因都推在水灾身上吗？您想想看，去年发大水，我们社里劳动力不算少，有些社员闲得手心发痒，社干部不抓紧时间组织他们排水；水退了，又不赶快好好安排劳力锄地，地里草忽的长起来了，这才手忙脚乱。地也没锄好，那些年轻
人干活呼呼隆隆，像一窝蜂子，锄一亩地瓜就要割掉十来棵苗，而我，看见苗儿根下有一棵小草也小心用手指头把它拔掉。年轻人锄十垅，老年人锄八垅。可是，晚上记工分，年轻人记十分，老年人记六分。别人不敢提意见我偏提，我批评年轻人干活不顾质量，不讲技术，年轻人却反过来说老年人思想发死。您看，难道这记的是思想分，不是工分？唉！难怪老年人赶集碰到一块就摇头叹气，说如今老年人一钱不值，老本事算吃不开了！”
此刻，我开始明白了，我觉察出他那恼怒的眼光后面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便说：“您这些意见向上级反映过没有呢？”
“向上级反映？去年一年我没看见过上级什么样儿。唔！不错，去年收罢秋，上面一个什么干部来住过几天，姓刘，名子记不清了，眼角上有块黑斑。开会先讲分红，接着就动员社员投资。我又把上面那些意见给提出来，我想，这是上级的干部，兴许差不多。咳！您妄想，一点用也没有。他翻翻眼皮，冷言冷语地说：老头，您放心好了，饿不着您，合作社有五保，怕什么？您听听，这像上级干部说的话吗？合作社办不好，不收粮食，您拿西北风保我？算了，提意见没人理，想靠合作社又靠不住，要我投资？哼！休想，我把钱扔在凉水里还有个响儿听听！”
他的妻子回来了，他像是不甚在意地问：“开的什么会？这晚才回来。还不赶快做晚饭！”
“扩大干部会呗！修改增产计划，动员社员投资。”妻子一边说，一边洗手，准备切菜。
“我早就知道又是这一套！”时铎还是不大耐烦。
“我也早就知道您又是这一套；可是这回您错了。”妻子截住他的话，理直气壮地说：“不论什么事情总会有个转变，可您的思想老是不拐弯。前些日子社干部到县上开了会，总结去年的工作，讨论民主办社，社干部在县上都对社里的事情做过检查。今天会上还决定要开社员大会，让大家提意见，接受去年的教训，实行包工包产，把劳动组织和记工分都弄得合理。听刘同志说，县上还要组织老百姓挖河呢！”
“刘同志？哪个刘同志？”时铎的语气有些软了。
“就是去年秋天来的那个刘同志，人家也在上面开过会，学习了上级的指示，说第一年办高级社没经验，今年要把去年的缺点纠正过来。刘同志说过几天要组织老农座谈会，研究生产技术，请您也参加。过一会刘同志还要来看您呢！”
时铎楞了一阵，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他显然轻松多了。他站起来，把玻璃窗里面那层纸窗扇打开，屋子里豁然亮起来了。然后，他走下地，背着手看一会妻子切菜，到院子里转个圈儿，又走进来，轻声问妻子：“您，做什么饭？”
“熬豆腐白菜呗！”妻子抬眼望望他，又低头切着菜。
“那，那橱子里不是还有点鱼吗，一会刘同志来了留下他吃晚饭吧，嗯？”
妻子笑了。她趁时铎高兴的时候，便又问道：“社里动员投资，您想，没资金咋生产，柜抽屉那钱，我看，时下还是别买棺材板啦，您说呢？”
“嗯，棺材板，实对您说，我心里压根就没打谱今年买。不过投资嘛，唔！别忙，等等再说吧，我还得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真像那么回事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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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鹿回头
这是海南岛最南端椰子林中的一个村庄…… 程竞明
到过热带地方的人，永远也忘不了那美丽的椰林。
在民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椰子是太阳的女儿所化，飞来生在岛上，每年生十二片叶，落十二片叶。这传说流露了海岛居民对于椰子的深厚的感情。
我多么想有个机会，仔细看一看椰子林。崖县党委的黄同志，让我满足了心愿。3月底，他带我们去访问一个海边椰林中的黎族村庄——鹿回头。
这里是靠山的海峡。一眼望不到边的椰子林，沿着海岸伸展到远方。绿色的树冠上，挂满了累累果实，金黄色的，古铜色的，青色的，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看了真叫人喜爱。村舍稀疏地散落在椰林深处。我们顺着林中的小道走去，遍地是盛开的天星花。
我们几个人边说边走。这时，老黄跑进一幢瓦房，把青年团乡支部书记找来了。
歇了一会，团支部书记便引我们去登门拜访椰林里年纪最大的一位老人——九十岁的黎六子。老汉一见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这村子名称的来历。
他说，他们的祖先，是住在五指山里的黎人。有次他们出外打猎，遇见了一头鹿，大家跟着紧追呀，追的那鹿一直朝南跑，跑到这块没有人烟的地方，面前是一片大海，鹿只好回转了头，就这时被一枪打中。先人们发现了这个地方背山临水，很不错，就从深山迁了过来，给这个地方取名“鹿回头”，往后又种起椰子树。推算起来，到他这辈子已是第五代的人了。
“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是见过好几个朝代的人啦……”，同来的王同志还没有说完，黎六子便感叹地说道：“可不是，我看的多啦，这个村谁家卖过孩子，我全记得。荒年，一个孩子卖不到七升米呀！”他叹了一声，又接着说：“男人留辫子的时代（指清朝），四个铜钱一个椰子，一升米要拿六个椰子去换；现在一升米换不去我们两个椰子。你看这差了多少？‘民国’的时候，这山岭都被汉族地主霸占了去，种的椰子要和地主三七分，大家缺吃少穿的，没有做饭的米，只能吃番薯过日子。后来，日本鬼子来了更遭罪。那年鬼子进村要吃椰子，硬逼我上树去摘，我年纪太大爬不上去，身上被打肿了。”
老汉一面说一面比划着，往年的屈辱激动了他，那布满青筋的手似乎还有些发颤。停了一停，我问：
“老爷爷，你现在生活好不好？”
他听了翻译以后，张开没有牙的嘴笑起来，大声说道：“好，好，吃过一餐又是一餐，村里头没有挨饿的，我怎么会饿得着呢？”大家被他这一说，也都笑了起来。正说着话儿，外边传来轻快的歌声，门口走过了一大群背着书包的孩子，许多系着红领巾的。在这僻静的椰林里，突然出现这样多的小学生，令人好生奇怪。原来是“鹿回头乡初级小学校”的孩子放学回家。这个一百多户人家的乡，已经有一百三十多个初小学生，四十多个高小学生，还有十九个青年入了中学，一个到北京进了中央民族学院。黎六子得意地对我们说，他最小的孙女也在学校里读书。
海南广播电台记者，准备给黎六子拍张照片。老汉提起拐杖就出了门，他要到村子北头去和自己心爱的老树合照。他说，他出生的时候，北边的树已经采果，到现在都有一百多年的高寿了；这边的林子却是近六十多年来种的。
黎六子站在百年老椰树的跟前，左手插着腰，摆出了一副精神抖擞的神态。照好了相，他高高兴兴地同我们告别，走向一座白色的小瓦房，找另一个老汉下棋去了。
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山上干活。我们在林子里朝前走了很远，看到的尽是活泼泼的孩子，和一些挑着整担椰子匆匆走过的姑娘。我们没有办法多和人交谈，但是，孩子们的歌声、笑脸，那些姑娘的穿戴，还有那十多幅挂在俱乐部的“排球冠军”、“篮球冠军”的奖旗……，所有这些，全都告诉我们：这里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黎六子曾经说过，全村没有一个人挨饿。在乡政府，黎族乡长又用一串数字来证实了他的话。乡长说：这里有一万二千株椰子树，今年又新种了四千株。除了每家自留五株树吃椰子以外，全都入了社。1950年刚解放的时候，有三十多户靠政府救济，现在，全乡只有六户“五保户”由农业社包下来了。
我们向乡长告辞后，又到椰林里去游逛。
从乡政府走出不远，眼前就是一片碧绿的海水。水鸟在海面上飞掠，碧波荡漾，白帆点点。我们靠着椰子树，欣赏着这绮丽的风光。崖县是海南岛最南端的一个县，鹿回头又是崖县最南边的村庄，真是“天涯海角”。眼前的动人景色，勾起了我无尽的思绪。当年五指山上的黎族猎手呵，你们跑到这边远的海峡，还是逃不出饥饿和贫困，只有到了今天，你们的后代才能把“天涯海角”建设成幸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