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北京农业大学揭发党的工作的缺点
党员很少自我批评又脱离群众
本报讯 北京农业大学六十七位教授、副教授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昨晚中共北京农业大学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该校党群关系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座谈会开始，党委书记副校长施平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帮助该校党组织作好整风工作。他说：整风工作的关键在于对缺点和错误的揭发，揭露越深刻，风就能整得更好。接着由大家发言。土化系教授吴亭说：“批评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等经典口号，在这个学校变成了教条。她说：我很少看到农业大学党员在群众中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很少和我谈过话，就是谈话每次也很少超过二十个字。而谈过话后对我的回答却常常是四个字，如“对党不满”、“个人出发”……等等，这种扣帽子的做法很难说服人。扣帽子之后就是向党组织汇报，我怀疑党员向组织汇报可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是知少言多。我们党威信很高，有些党员也因此而骄傲了，他们瞧不起群众，如何能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她说：我们农业大学隔离党群关系之间的墙有复兴门那么厚，党员要能在群众中公开作批评自我批评，这堵墙就能拆掉。吴亭教授谈到主人翁思想时说，我在解放前不可能有主人翁思想，解放后因为有职无权，我的主人翁思想也很少。我指示助教教学工作的意见，助教执行我的意见时，必须经过党员同意，我有反感。
谈到有职无权，俞大绂教授也感慨系之的说，我走了很多地方，看见很多人都是不用脑筋办事。别人要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根本不动脑筋。有职无权的现象使人产生了作客思想，这对工作是很大的损失。我们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大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就能克服掉。植病系副教授王焕如说：我们农大不仅有党群之间的墙，也有群众和群众之间的墙，党群关系要搞好，群众应向党靠拢，党员也向群众伸出手来。我在农大七年，只有一个党员同我谈过话，党的群众工作不普遍不深入于此可见。
教授们对农业大学领导方面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意见也很大。畜牧系吴仲贤教授指出：农大领导方面脱离群众的倾向相当严重。他说，办好学校必须依靠群众，特别是一部分老教授，他们对怎样办好学校有很多的意见，他们也有力量来完成任务，可是学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开一次座谈会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土化系薛培元老教授说，我因为上了年纪，领导上就把我看作废物，长期不给我教学任务；我提出科学研究的题目也没人支持。发展农田水利是华北地区增加农业生产的关键，我建议农大建立农田水利系也没有着落。
会上，民主同盟负责人张进仁校长助理，批评了农大党组织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不够。曹锡光教授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农业经济系主任（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应廉耕在处理问题上有宗派主义情绪。吴仲贤教授批评了农大衙门作风多学术风气少。教授们对个别领导人好大作风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昨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九人，会议将在今日继续进行。
第2版()
专栏：
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 章乃器
一、“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我现在想来谈一谈“墙”和“沟”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我想，首先，这个思想基础，如同党的文件和其他各位所说的，当然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赞扬。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发生了副作用：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员有自卑感；某些党员则有骄傲自满情绪。其次，我又要说到教条主义了。“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说这句话有什么客观的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解释：“特殊材料制成”指的是革命理论的教育和组织的锻炼。但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些都只是对材料的加工而不是材料的本身。我想，尽管说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作为一种带政治口号性质的句子，也是不应该有可此可彼的两种解释的；它是必须明确到足以使群众单凭直觉就可以正确理解的。
必须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的句子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毛主席对党员的教导是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自满。旧党章是反对党员自高自大，要求党员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共产党员的八个条件”更明白规定“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八大”文件对党员的要求更严格了，说明得也更为详尽而具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党员，绝大多数是朴素的、谦虚的。尽管进行整风运动以来已经揭发了许许多多的党员和党组织所犯的错误和缺点，而且今后还会揭发更多的错误和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了每个人都难免有错误和缺点，以至领导和群众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一些理由以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严重的错误，绝对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错误，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害；而这许多事实的揭发，当然可以在全国报纸上热闹得很长一个时期。
但是，尽管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种说法就不在我国起作用。因为， “联共党史”曾经在全国展开学习，而教条主义是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的。说这种说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设想的。
事实也已经很明白。例如，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政策，不但不是秘密，而且应该是大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的。像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八年来参加了无数次的重要会议，参加了方针、政策的制定；党所期望于我们的，正是掌握方针、政策，帮助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宣传。但是，竟还有些非党同志，认为自己不可能掌握方针、政策，只有党员领导同志才能掌握方针、政策。八年了，仍然是这一套，这不能不说是自卑感的明证吧？同时，也有不少党员领导同志，以为只有党员才能掌握方针、政策，非党人士是不行的。这是否骄傲自满，以特殊自居呢？这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形式呢？当然，体会方针、政策不够，掌握不准，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非党人士不自卑，党员不以特殊自居，通过同志式的帮助，不够、不准的缺点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其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毫无疑义，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非党人士带着自卑感学习革命理论，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不是创造性地学习理论，当然，就只能是教条主义地学习了。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因此，我觉得，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许许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二、党组织与行政系统之间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因此，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没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也没有被足够地重视——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存在着的。
我同意郭沫若副主席在二届三次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发言：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记忆如此，可能有出入）。
我还有另一种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比喻总不可能完全确切的。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三、对统战部的批评
统战部工作当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严重的缺点。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是非本来是很多的，宗派本来也是存在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是知道的。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
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虚伪作风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严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听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拢党，否则即使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努力，也难免被置于异己分子之列。有人说，民主党派存在着政治工作也适用“按劳取酬”的庸俗作风和“论亲行赏”的宗派主义。这种批评即使不完全符合实际，也值得统战部的检查。大概，统战部的工作太忙了，太忙也会发生官僚主义。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欢喜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团和气，但一旦爆发起来也往往变成舌剑唇枪，难以收拾。统战部今后如能放大圈子，深入民主党派的机关和下层，（那里面有不少阴暗的角落）对分清真假、明辨是非上多多注意，我想对于改进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由过去直接管得太多而改变为少管一些、多查一些，这是好的；少管而又不查，那就不大恰当了。
非党人士批评党的工作，总难免是片面的、表面的，只供参考。
第2版()
专栏：
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提出意见
批评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帮助不够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13日下午继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王之相，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袁翰青。另外，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吴研因作了书面发言。
严信民说
大多数党员歧视民主党派谈不到同共产党真正平等
严信民首先发言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就是解决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的问题。因为“共存”和“互相”就有平等的意思，只有居于平等地位，才有当家作主的感觉，才有责任感，才能发挥积极性，好面子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看起来，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尽管民主党派内部有进步也有落后，但在社会上，在机关、学校，甚至大多数共产党员（更不要说青年团员），都认为民主党派落后，都瞧不起，处处歧视。比如我吧，我是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之一，但几年来我从未介绍过一个党员，也从未在机关里提过农工民主党，苦楚可见。当然，民主党派本身有政治思想性不强、组织不健全、干部条件差等弱点，可是它代表性大，高级知识分子多，做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要。
总的说来，共产党是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派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过去统战部对民主党派帮助不少，但在事务上的帮助多，对民主人士上层人物照顾多，对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少。而且统战工作的面很窄，只听少数人的话，多数人的话很少听。如我自己思想就不够开展，有问题也有意见，但统战部从未单独和我谈过，只有一次李部长和我谈过一下民委的工作，其他个别交谈思想情况就没有了。我个人曾向徐冰、于刚、汪锋等同志要求过个别谈谈，当时他们都答应了，但以后就没有下文。
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希望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战部门都多关心一些，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不要怕“干涉内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多帮助。我觉得今天多帮助，就可以为以后大放手、少帮助创造条件。当然接受帮助是自愿的，谁不愿意也无强制之理。
应该尽可能地多给民主党派一些本钱，有关理论、政策、时事的文件、党内学习参考资料，也给民主党派一些。还要多给些机会参加些报告会等，以帮助民主党派人士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过去有些活动民主党派也参加了，但人数总是限制得很少，如前不久共产党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农工民主党中央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而我们有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倒参加了。
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和它工作对象的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如农工民主党就可以和文教、卫生部门），多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得到一些有关业务部门的政策、思想问题的有关资料，以便利各民主党派的工作。这个问题希望有关部门也能当做政治任务看。
王之相说
统战部要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王之相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加强联系问题，他认为过去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联系都很不够。譬如，拿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整风来说，自从党中央颁布了有关整风的指示以后，我们九三学社的干部问我：我们是否要整风？我说：这个问题要看领导上的指示。他认为像这样比较重大的问题，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事先应该有联系。如何联系呢？王之相认为：这次会上决定恢复双周座谈会，很好，今后类似这一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双周座谈会联系。王之相还表示赞成建立经常性的党派工作座谈会等制度，他并且希望各省市如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
王之相还说：现在很希望领导党要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多加帮助。
王之相还提出了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干部非常困难，编制不足，尤其是组织发展了两倍，干部还是照旧，希望统战部和国务院人事局联系，帮助我们解决。
李伯球说
党员有特权思想政协忽视党派工作
李伯球在谈到有职无权问题时，认为：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为什么会有职无权呢？往往是因为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有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矛盾的问题呢？一般说来，是因为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思想，如果说宗派主义产生在阶级感情上，不同的阶级出身带来不同的阶级感情，共产党员长期向敌人作斗争，因而有这种宗派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绪经过长期合作共事、互相了解增加了，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李伯球认为：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党中央教育党员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产党员要解放全人类，没有特殊权利，只有更多的义务”，可是，许多党员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的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这样问题就严重了。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批评他，未经大家讨论，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李伯球认为：这主要因为这位党员不尊重集体领导，特权思想在作怪，这正是宗派主义的最具体的表现。因此，他说：要能做到非党人士有职有权，除建立一些制度保证具体领导以外，还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整掉这些特权思想。
李伯球认为今后要进一步宣传统一战线政策，过去对这一政策宣传不够，许多人不了解民主党派的工作。如有一次已故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彭泽民到广东乡下去看望一位烈属，事后，当地乡干部还问这位烈属，你为什么同农工民主党的人往来？我在1954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团员看待，后来，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李伯球还希望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地方的卫生机关加强和农工民主党的联系。他说：农工民主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帮助中西医的团结，帮助中西医提高水平。我们同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合作得很好，但是，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医药卫生组取不上联系。李伯球认为，政协最不重视党派活动，没有发挥统一战线的最高作用了。关于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李伯球认为：过去统战部的工作应该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统战内部关系变了，应该改变过去的工作方法，代之以新的工作方法，对民主党派多从政治思想上和工作方法上多进行帮助。现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平等、独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人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有人说：过去的作法都错了，现在应该强调独立、自由、平等，不愿接受领导。李伯球认为：这两种意见虽然形成矛盾，但可以通过讨论加以解决。要在扩大民主生活中，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体现自己的政治意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李伯球最后希望统战部关心和培养他们的一般干部。
张奚若说
居功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任务又多又紧是三大毛病的根源
张奚若说，我要讲的是一个特殊问题，就是关于整风要整的三大毛病，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来源。首先谈谈主观主义。党员的理论学习比党外好，接触实际也多，为什么主观主义还这样多？我的分析是：?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这当然不是指的一切都不够水平，而是跟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而不少共产党员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确是太低；?经验不够。经验是有的，不幸的是情况变化快，工作条件变了，旧的经验常常用不上；?情况太复杂，矛盾太多，根据他们那样低的水平，不够用的经验，要应付这样的环境，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主观主义就更难免；?任务太多、太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办？有些干部就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天才去琢磨，这一琢磨就琢磨出个主观主义来了。
接着，张奚若谈到他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他说，既有上边所说产生主观主义的背景，干部要完成任务，而且要超额、提前完成，怎么办？在实践中他发现行政命令是个“好”办法。官僚主义有好几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是事务主义，不抓方针政策。这种官僚主义当然不好，但我以为“其志可嘉”，比不辛辛苦苦的好。另一种是马马虎虎的官僚主义，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没有办法，只好马马虎虎；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马马虎虎，更要不得。
宗派主义，一方面是对党外人士，一方面是对群众。对党外人士，八年以来有其历史背景，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正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些党员对群众，当非请教、合作不可时才请教、合作，不然，就拿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哲学来用一下。这样久而久之就脱离群众。
张奚若说，除了上面那三个主义外，还有一个教条主义。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多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对于这几个主义的来源，我总结起来是由于：许多党员居功而自大；知识水平低，经验不够，旧经验不能用；任务又多又紧，没有办法。结果，就只好靠三大主义办事了。先拿教条主义武装起来，再拿行政命令执行教条，拿宗派主义保护教条。
张奚若又说，党外的帮助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起些作用，但是，如果要帮助得好，共存得好，各民主党派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不然，跟都跟不上，老掉队还能监督、帮助吗？古人说“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袁翰青说
统战部不能根据不同特点具体帮助各民主党派
袁翰青说，刘少奇在共产党 “八大”的报告中曾谈到民主党派对他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应该起三方面的作用，即：代表、联系、帮助改造。九三学社在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够，但联系和帮助改造还做了一些，如何代表成员的利益和要求就做得很少了。作为一个党派而不能代表它的成员的合理要求，所起的作用就大大不够。这点九三学社本身要负责，但统战部的提醒也不够。今天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要求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但民主党派不能代表和支持这些要求，最近医药卫生界有这样的反映：“做医生的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只有不是的医生，没有不是的病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类是非问题的时候，也常常把责任放在自己的成员身上。这就不能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组织没有给他撑腰。还有，一般人对“代表”的看法，仅仅理解为是要考虑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是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制度，而不是地位。
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看法有些一般化，对各民主党派的特点了解不深，因此，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进行深入具体的帮助。
近来，民主党派成员反映兼职过多的颇不少，九三学社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兼职过多。民主党派是否可以有权帮助它的成员减少兼职工作？
除了以上问题以外，袁翰青对这几天大家反映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安心工作的问题，和认为民主党派是“带病延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在民主党派机关中做工作，九三学社有些同志就认为很有意思，很有兴趣，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安心工作。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各民主党派自己进行教育，一方面要造成社会舆论，人民日报能不能写点社论，说做民主党派工作、做人的工作很重要。也可以写写“民主党派应当代表他的成员反映合理要求”的问题。他又说，对于“带病延年”的问题，我的体味不是如此，各民主党派正是青壮有为的时期。比如九三学社社员去年就增加了五倍，怎么能说是“带病延年”？尤其到下面看看，各省的分支机构劲头大得很。因此，我说，这四个字不符合全面情况。
吴研因说
对知识分子统上也要统下发掘中小学教师中的状元
吴研因在书面发言中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时提出：这里面也有称职和不称职的问题存在。如果称职，自然应该有权，如果不称职，那就只好无权无责了。不过，我认为不称职就不应该让他有职，如果不称职又让他有职，又不把权交给他，或者把权交给他，他也掌握不了，这都是不好的。另一种情况，有些本来还称职的人，如果无权无责成了习惯，一旦把权交给他，要他负责，怕也好像缠久了的小脚，一旦开放，也不能像天足一样大踏步前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吴研因认为最好把职调整一下，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如果说，有些民主人士，对国内和国际有些作用，不能不特别照顾，我认为这在解放初期是说得通的。但是，现在解放已久，有许多向来无名的人才，已经在台上显露头角，为国内或者国际所知名了，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总而言之，原则上民主人士和党员应该平等待遇，不论是谁，称职的就让他有权有责，不称职或者不能掌权负责的，就让他无职。否则民主人士被优待，总不免令人不安心，甚至有不平等的感觉。
关于统上和统下的问题，吴研因认为：统上，统代表性人物，当然是对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怎么能个个去统呢？作战要“擒贼先擒王”，统战要“统下先统上”，这是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注意行行有状元，把各行的状元统起来，不要把别行的状元当这行的状元来统。例如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他们也有状元，如果把大学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当他们的状元，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会有意见的。因此，我主张对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知识分子，要发掘他们的状元，把他们的状元统起来，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是统了一些的，但是，统得太少了。尤其是在农村的，不但没有去统，甚至由于区、乡干部没有文化，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还在走相反的路，歧视、打击他们。因此，今后必须对区、乡干部做宣传教育工作，把情况改变过来。
关于人事安排问题，吴研因批评了人事部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认为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人事部门存在这些毛病而引起的。人事工作很难做，不能粗枝大叶，但是有些人事部门却做得很不好，例如把英文文学专家，分配去做普通图书馆员，把学航空工程的，分配去当汽车公司售票员……有人称它为“乱点鸳鸯”，真是十足的官僚主义，他们还强调服从分配，不顾风土人情，夫妻关系；强调干部要在岗位上培养，不知道有些太不成话的干部，培养了好多年也难成材，并且，还耽误了机关工作，这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人事部门存在这些主义，所以往往由于人事安排不当，严重妨碍了统战工作。今后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要做好人事工作。要做好人事工作，对人事部门整一下风是必要的。
第2版()
专栏：
筱翠花说：“我要唱戏！”
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
本报讯 筱翠花（于连泉）昨天对本报记者说：“我要唱戏！”
昨天晚上，筱翠花打电话到本报编辑部，约记者到他家里去。他对我说：“这几天，家里人给我念报，我心里全明白了。党号召‘百家争鸣’，就是要我们艺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帮助党整好风。请你把我的心里话也在报上登一登吧：我要唱戏！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渴望在舞台上同观众见面；我更想的是，要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第二代！”
筱翠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四大名旦齐名，在艺术上独树一帜。他是花旦。解放不久，废止跷工，他的一部分戏随之不能演出；以后，文化部的禁戏和戏曲改革工作中的清规戒律，逼得他离开了舞台。他说：“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苦痛之至。”
筱翠花说：“我早就想唱戏了。去年12月，一个大冷天，我自个儿跑到文化局去求见局长。没见着局长，连科长也没有见着。一位袁同志接见我，说科长在开会，她一定把我的请求转达给领导上。等了几天，没信息，就叫世文（他的儿子）再去。到文化局办事，跟‘十五贯’里‘见都’一样的难啊！世文去了二次，跑白趟。第三次，见了一位刘同志，回说：‘造册子来！’这不明明是堵我的嘴么？现在人都入了组织，我那去造册子。再说，我正为这困难，才要请求文化局帮助。”
“我可没死心。我相信，毛主席号召‘百花齐放’，一定会办到。我把希望放在袁同志身上。她要真往上反映了，局长会掌握党的政策，会帮助我。前不久，遇见了张梦庚副局长。他见了我，说，他早就要来看我，一直没空。我想，他要往下说了。可是，说完客气话就没词儿了，压根儿没提那事。
“快半年了，文化局对我的请求置之不理。”
筱翠花认为，如果文化局能帮助他组班，或帮他搭入一个艺术水平相当的剧团合作演出，他立即可以演出的戏，有“马思远”“坐楼杀惜”“活捉三郎”“雁门关”“战宛城”“红梅阁”“翠屏山”“挑帘裁衣”“梅玉配”“花田错”“得意缘”“穆桂英”“胭脂判”“一匹布”“打钢刀”“打樱桃”等大小有五六十出。
他认为“蝴蝶梦”也可以演出。他说这出戏，是敌伪统治时期，被几个旦角演员和“纺棉花”一起唱，加入了色情成分，唱毁了的。那时人称“劈纺”。他说：“我愿意将这出戏，在台上与首长、观众见面。请大家评评，是卖弄色情呢，还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