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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邮电部干部揭发党内宗派主义
非党干部有职无权 党员干部自视特殊
批评有些党员不懂技术业务，不学习，只凭老资格进行领导工作
本报讯 为吸取党外意见，顺利地开展整风运动，中共邮电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从上月下旬开始，采取小型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检查揭发了邮电部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在检查中，许多非党干部情绪十分高涨，有些人从他们的切身体验出发，提出：“自己还是有职有权的”，“有些地方党群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同时，更多的人坦率地、尖锐地批评了邮电部门党组织及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思想作风。
部长领导处长？
还是处长领导部长？
非党干部在负责岗位上不能积极、认真负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问题是有职有责而无权。有人认为：邮电部非党部长权不够的具体表现是许多部务会议流于形式，党政不分，党组代替行政的工作，有些不需要在党组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也在党组会议上讨论。有许多可以事先让党外部长知道的事情，非党部长不知道，而党员司、局长都知道了。因此，有些部务会议，党员司、局长都没有兴趣参加，只派秘书参加。有人说：党员负责干部对朱学范部长尊重不够，有些问题，非党部长说了不算，党员处长说了算，如关于成立教育科的问题，朱部长已经批准了，但是，劳动工资处共产党员的副处长不同意，结果就没有成立；再如“三反”时，邮电部决定开除一个干部，朱部长不同意，而监察室共产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还是开除了。究竟是谁的职权大呢？谁领导谁呢？有人说：有些问题是先经过党员副部长签字，然后再交给朱部长；有人说：有一次，朱部长在局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是念的稿子，念完以后，又补充了他个人的意见，为什么大会总结报告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呢？有人说：非党局长不敢大胆处理问题，要看党员局长的态度，党员局长点头了才敢去作。有人说：邮政总局有一位非党第一副局长批了公文，甚至已经打印了，党员第二副局长要抽回来，有些又不和他讨论，就重新审批。还有人说：党员一般干部对非党领导干部也不够尊重，认为他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很少向他们请示报告。更多的人概括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党员与非党员的意见有不同时，不管谁的对，要以党员的为主，有些意见虽然是一致的，但是，说出来以后，效果却不一样。还有一位主任工程师认为：非党干部的作客思想是党员招来的，他批评党员领导干部对他的使用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举例说：要我随同出去开会，事先都不知道往那里去，去了干什么，也不知道。有时去了不让我们发言，这叫我们怎么树立主人翁思想呢？
非党领导干部这种有职有责而无权的情况，已使工作受到了损失。有人举了这样的例子：杭州电信局合理化建议试制小交换机，当时长途电信总局二位非党副局长和一位非党副处长决定要把杭州的合理化建议提高、改进以后，在北京电信局试用，但是有一位党员处长不同意，并粗暴地说这是“标新立异”。后来这一位党员处长自己带了工作组出去搞了一套，回部后又花了三十多万元设置了十个交换机发到各局使用，结果有的不能用，有的即使能用，效果也不好。
和党的政策接触是温暖的
和党员接触是冷淡的
有人认为：邮电部党与非党合作共事中，普遍的情况是：客客气气的关系，不是诚诚恳恳的关系，和平共处，相敬如宾，不是面对面，心对心。使许多党外人士感到：“和党的政策接触是温暖的，和党员接触是冷淡的。”有人举出这样的例子：在工作中非党员与非党员有不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和党员研究工作时，即使有不同意见，也没有争论；党与非党干部只有工作上的关系，一走出办公室，党员与党员一道，非党员与非党员一道；非党干部与党员干部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五、六年，不相往来；有些非党同志在路上碰到党员同志，拐弯就走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有人做了分析，他们说：非党员和党员交朋友有顾虑，他们怕说错了，提到政治上来，将来被收拾。还有人举了肃反中的例子：有一个非党同志平日爱说怪话，并没有其他问题，但在肃反中被斗争，说他说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革命，这样还有谁敢和党员来往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许多人还批评了有些党员“骄气十足”“盛气迫人”的思想作风，因此他们认为这也是非党干部不敢接近党员的原因。有人说：党员的脸上虽然没有写上“共产党员”的字样，但是，有的党员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党员，因为他既不是处长，也不是科长，他可以随便训斥人；有人说：谁不理人了，谁就成了党员了。有一个工友盛气凌人，脾气很大，人家都说他是党员。
另外，还有人批评了有些党员的老资格思想，他们认为这些人一不懂技术，二不懂业务，三文化不高，四不钻研，五政治学习差，将来他们只好靠历史、资格来领导。
待遇不公，党员特殊
在评级评薪、安排使用、生活福利等等问题上，非党员与党员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党员处处特殊。这也是大家揭发的中心问题之一。有人说：调整工资党员调整得多，非党干部五、六年也不调整一次；党员与非党员作同样的工作，党员的工资就高些；有人说：党员提拔起来快，非党员就不然，几次整编，党员处、科长调到下面去就是副局长，而非党处、科长调下去就是副科长，一般干部调下去，是党员就当副科长，不是党员就仍然是个一般干部。还有人说：甚至住房问题也有区别，非党员的房子不管如何挤，如何小，总是不得解决，党员的房子很容易解决；再有人说：一个党员的爱人要求调动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就调来了，可是一个民革成员要求解决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不知提过多少次意见，也不得解决。事实上，并不是不能解决，主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群众认为：这些虽然是小问题，但也表现了某些党的领导上的宗派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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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人民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
范华农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中央关于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在是新时期的指路明灯。两个月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显得活跃起来，生气勃勃，春意可爱，盛况空前。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不觉心花怒放；也有一些骨鲠在喉的感想，大有一吐为快的感觉。
“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看来已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关键之一。但是实行起来，也着实不容易。近来细细翻读报纸，有一总的感觉，便是“顾虑很多敞不开，墙要推倒沟要平”。因此，我觉得“要让人民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还得加一条：“百无禁忌”，是当前唯一的任务。
为什么人们的顾虑那末多？为什么使人们感到有道墙有条沟？为什么讲的不都是心里话？就我几年来的体会说一些，请读者鉴定鉴定是不是心里话？
一、怕扣帽子，这是最普通的一种顾虑。近年来社会上确有一种风气：帽子太多。这几天报纸上揭露得很多了。我只举一件这种风气深入农村的例子：我有一个为人十分老实的亲戚（小职员）回到家乡和一个富农分子（现早已摘掉帽子，成为老实社员）喝了一次酒，这个乡村的党组织居然写了信反映给他的机关说他“落后”，吓得他不敢回家乡。后来经过调查，证明反映的并不确实。
二、怕不全面。说话、写文章、提意见，要求有全面观点是对的。但似乎有一种“求全责备”的社会风气，渐渐养成了说话、写文章、提意见有一套模子：“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不合模子便是不够全面，说的话不愿听，写的文章无处发表，提的意见不受重视。前几年我在北京写了一个意见书，大声疾呼建议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送给几个高级干部看，回答我的态度似乎嫌不全面，我感觉有些凉意，便也不敢往上拿了。后来中央决定全面实行了工资制，我一面高兴，一面惭愧自己勇气不够，但同时也感到社会风气的可怕。还在去年7月，我为了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写了一篇“百家争鸣与改善风气”一千字的短文，宗旨是反对“权威思想”与“八股作风”，数处投稿，自然首先是投人民日报，结果大概是不对模子，都退了回来。在这里不能不回想当年民主运动配合解放战争的时代，我也忝为一个积极的撰稿人，不免有些伤感，是不是自己思想落伍了呢？实有不敢动笔之感。我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只谈一面未必片面，面面罗列也未必全面”。
三、怕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被人理解为“看风使舵”，我认为实在害人不浅。马寅老慨乎言之：最使人生气的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的脸色行事（大意）。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人，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共产党员确实也喜欢那么一种人。中国古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我以为固然诺诺谔谔应该兼收并蓄，才显得国家网罗天下英才之广，但八年以来，个别场合过分重用诺诺之人，冷落谔谔之士的现象，我看到的也不在少数。
四、怕相应不理。我们不反对尊重知名之士、代表人物，不反对重视他们的意见和文章。但是反对对无名之士的意见和文章相应不理的态度。我们曾看到报刊上有一些文章实在空洞无物，因为知名，有稿必登。新作家之出现还不够多，恐与此风也有关系。我们也曾看到人民政府有些领导人员对群众意见有相应不理的作风。我自己就碰到过不止一次，例如我曾根据几年来工作经验，花了一年工夫，写了一个“关于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率”的报告送给前政务院秘书长，按照我的想法，得到一封这样的回信：“你的意见精神很好，已留作参考”，大概是情理之中的事。事实是相应不理。怎么不令人有些不舒服。
五、怕对共产党说有些党员不好。我认为这是群众同党员之间的一道墙和一条沟。大家公认，绝大多数的党员是好的。大家也知道，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员八项条件何等严格。我们要争取入党又是何等艰巨。怎么敢说党员不好？虽然亲眼看到个别党员和少数党员确实作风不好，有的甚至品质也不够好，有时领导上也承认这些情况，但是在领导面前，在群众面前，无论如何也不敢说这个党员不好，那个党员不好，只好含含糊糊，嘀咕一番而已，有的连嘀咕也不敢。只有在党员领导干部批评这些党员的时候，内心作鼓掌称快的活动。这种心理，从非党一般干部到非党领导干部，我想都有。譬如，你看到有的党员“蹬了毛厕不拉屎”（太不称职之意），有的党员确实脑子生了锈，有的党员外行偏要充内行，照你的意思最好要发作一番，但是一想你还不够一个党员呢，还是明哲保身为妙。论我自己，还算胆子大的一类，有时也敢批评批评党员干部（自然对非党干部批评的胆子更要大些），但是反映传来，说我为什么专与党员为难？轻轻一语，好不令人毛骨悚然。幸而我还经得起考验，没有吓倒。但是终究还有些墙沟之感。自然，要推倒墙、填平沟，是党员和群众双方的责任。但我的意见希望党员更要主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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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
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文化部和出版事业管理局结合整风，邀请北京的几个出版社的负责人座谈目前出版工作中的问题，他们在会上对文化部领导出版工作的一些缺点提出了批评。
目前社会上都指责出版物又缺又滥，认为出版物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读者需要。这些出版社负责人指出，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也就是印刷、出版、发行“大一统”的办法已经不适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形势的需要。这种“统一”，一方面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另一方面在关系协调上又不能真正 “统”起来，因而不断滋生着官僚主义，造成许多混乱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说，目前的出版领导工作，就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造成了典型的官僚主义。
冯雪峰说：
出版社好像是衙门
冯雪峰认为，必须研究当前出版界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工作的制度和机构。他说，按着正常的道理，印刷和发行都应当为出版服务。但目前印刷、出版、发行各成系统地统一起来，事实上形成了“发行领导出版，印刷控制出版”的局面，“出版社既不像出版社，又不像企业单位，好像似衙门”。
曾彦修说：
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发言中，也主张积极、彻底地改变出版的体制和机构。他批评几年来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缺少切实的方针性的领导。中宣部也很少对出版工作表示系统的意见，没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过关于出版方针的社论。他说：“出版事业管理局忙于分配纸张，围着数字、指标打圈圈，但对发展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业务却很少管”。文化部有的领导人“文化”太少、“武化”太多，对下边领导不够，却总要下级检讨，用“武化”办法来领导出版工作。
曾彦修还批评人民日报不久以前发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稿件时，只登了他提的一些次要意见，没有把他对中宣部及文化部的意见登出来。冯雪峰也指出，人民日报刊登的出版座谈会的稿件，并没有揭露出出版工作问题的实质。
王任叔说：
出版社经常变动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王任叔、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都强调发展出版事业必须重视我国出版界传统的有益经验。王任叔指出，目前出版界“大一统”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改造旧的出版社过程中忽视了过去的优秀传统。常紫钟指出，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常紫钟说：“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久’字。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蓝钰说：
不在于变而不乱
而在于乱而不变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认为现在的情况，一方面是文化部对出版工作统的太死；一方面又是“统而不统”。文化部只能统几个直属出版社，对于全国的出版社，实际上“统”不起来。由于统一印刷，出版社没有自己的印刷厂，以致通俗读物出版社在北京印一个封面要两三个月，而山东省没有被 “统”的一个地方出版社印一本通俗小册子却只要二十多天。他还指出，目前出版社按专业分工的做法也值得研究，这样做，稿子踢来踢去，作家被拉来拉去，刊物的质量降低了。蓝钰还不同意有些领导人在讨论改进出版工作时提出应该“变而不乱”的说法。蓝钰说，目前出版界的实际情况就是混乱的，问题不在于“变而不乱”，而是“乱而不变”。当然，在改变中应掌握“大胆探讨，慎重从事”的精神。
蓝钰还提出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建议。他建议彻底整顿和加强国营出版社，开放一些私营出版社，彻底改变现在的出版事业管理机构，使它更有效率，真能掌握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调整出版社间的关系。应按文化工作的特点来确定出版社内部的体制。此外，还应建立一个由各出版社联合组成的协会之类的组织，管理出版工作中的具体事务。
到会的出版社负责人还批评了文化部对出版社的人事工作管的过严，重资历而轻德才，以致不能人尽其用。新华书店的负责人也批评了文化部在制定出书计划上的主观主义。由于盲目计划，去年新华书店积存的书刊共值一亿七千万元，估计积压的书刊的价值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文化部去年具体规定新华书店对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小册子等五种书籍印五千多万册。但是现在有半数左右积压在仓库里。
这次座谈会是9日到11日在北京举行的，文化部还将分别邀请作家以及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座谈出版界的问题，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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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民主人士帮助党内整风
提出党和国家体制有矛盾
本报成都讯 在10日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四川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畅所欲言，对党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四川整风运动开展。
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员潘大逵首先指出，党与非党之间，仍有一道墙。这是某些共产党员优越感造成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就和党外朋友生疏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再和以前一样，就缺乏共产党员气魄。
民建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黄宪章说，共产党员宗派主义不消除，很影响团结和党外人士积极性。对公私共事问题，他说在合营企业中，一方面公私共事是平等关系，另方面是阶级关系，必须服从公方领导，这是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的矛盾，使阶级关系不妨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刘星垣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确实有了改进，但也存在距离。他认为这种距离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党员的作风，国家的体制也有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说，在行政部门共产党员因有党的具体指示，掌握政策准确一些，而党外人士那怕是负责人，也不能阅读。党内外负责人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常因此出现分歧意见。这就不仅容易造成隔阂，而且造成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是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矛盾。
民革四川省委副主任委员李紫翔、钟体乾等还就如何创造条件，消除党外人士顾虑，使他们大胆提意见，以利于整风运动的进行等问题，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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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任免名单
新华社11日讯 国务院在4月29日任免一批国家机关、驻外使馆和高等学校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任命万枚子、包惠僧、吴藻溪、陈钧、周一志、郭秉毅、杨玉清、谌小岭、骆介子（以上按姓名笔划为序）为国务院参事；
杨克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莫燕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甘春雷、费孝通、谢鹤筹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张国藩为天津大学校长；
杨石先为南开大学校长；
李冷斋为北安农学院副院长；
涂峰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郑镇为华东水利学院副院长；
杨德斋为山东农学院副院长；
冯焕文为苏北农学院院长，郭守纯、成克坚、夏永生为副院长。
免去张效曾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康润民的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安若定、张志和的国务院参事职务；
彭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大使馆参赞职务；
韦国清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杨石先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职务；
吴德的天津大学校长职务，张国藩的副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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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摆官架子高高在上生活特殊
江苏省一些高级干部应改变这种不良作风
新华社南京11日电 中共江苏省一级党群机关党委副书记钱育莲在最近举行的一次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江苏省一级机关一些负责干部缺乏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
钱育莲说：关于高级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要求，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就提出来了。可是至今一些高级干部还是高高在上，生活特殊。南京市西康路三十三号俱乐部只有高级干部能去玩，里面还专修了一个电影院。群众问：高级干部为什么不能与群众在一道看电影呢？又如十三级以上干部看病有特约医疗证，可以优先看病，而当医生照顾不周时，有的干部还耍态度。群众对某些高级干部带着爱人、小孩坐小汽车去买东西、看戏、办私事也有意见。
钱育莲说：现在机关中一般干部是不容易见到部首长的，有时直接与部长通电话请示问题，部长口气很不耐烦，好像不应该直接找他来解决问题。有些干部说：高级干部要联系群众，首先把机关干部联系好了就算不错了。
有些干部反映有位部长的爱人一年半载地请假休养，不工作，但可以看戏到深夜。
钱育莲说：群众还反映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本来干部提升越高，说明担子越重，责任更大，但有些新提升的高级干部新工作还没开始做，马上在生活上特殊起来，架子也摆起来。如有些干部提升后，原来住的房子好像不能再住了，而要住更好的房子。因此，为了将较好的房子让出来给高级干部住，有不少干部只好搬家。并且，这些让出来的房子，在部长住进去之前，总要大小整修一番。为什么这些房子过去一般干部住得很好，而当高级干部去住时就必须修整呢？
钱育莲最后说：江苏省某些高级干部高高在上、生活特殊的现象，近年来虽有改进，但很不彻底，因此党群机关干部希望这些高级干部通过这次整风，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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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北京的民族工作干部座谈
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
编者按 最近，本报编辑部邀请来京开会的各地民族工作干部，以“如何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为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现在，我们把座谈会的纪录按问题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会上提出的问题，都不是定论，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当前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内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到会同志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认为，当前民族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各民族间，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存在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理由是：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民族压迫的阶级基础，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并且90％左右的聚居少数民族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却仍然存在，并且不是短时期可以完全消除的。如果汉族不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利于民族团结。因此，今后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也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能够充分实现，这正是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问题的焦点。要想增强民族团结，就必须充分实现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有人认为这种提法不够确切，事实上，这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未能完全消除的一个主要表现。
再一种意见，认为当前民族关系上的主要问题，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隔阂，而大汉族主义思想又是当前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险。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倾向。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虽然也存在，也应当注意防止和克服；但是，这必须在着重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基础上去进行。对于这一点，大家是没有异议的。
大汉族主义在目前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充分实现，有些自治机关名多实少，甚至有名无实。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自治州的自治权利问题。有些上级国家机关一直没有把自治州同一般的专署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下达通知时，常常不经过自治州，而直接下达到县。自治州的财权、军权、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等等问题，都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和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过去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比如，一个勘查队，去年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钻探煤藏量的时候，事先没有征询当地土族人民的意见，毁坏了一个“脑包”，而这个“脑包”，是被当地的土族人民认为“神山”的。海南岛山区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是“靠山吃山”的，但是有些地方在封山育林的时候，却没有事先为他们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遭受困难。在某些有少数民族散居的地方，由于少数民族人数很少，他们的风俗、习惯不被尊重的现象，也就更加严重。比如内地的汉民，对散居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就有不够尊重的现象。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族团结，影响了工作。
大汉族主义思想是不是滋长了
座谈中大家反映，近两年来，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增多了。但是，这是否表明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滋长呢？却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思想和表现，是不能割裂开来看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的增多，就是大汉族主义思想有所滋长的直接暴露。也有的同志认为，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是增多了，但是不同意毫无分析地说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也有滋长。理由是：社会主义改造使内地的汉族和散居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比如，山东省的回族农民，已经有96％参加了农业社，其中，90％以上的人参加的是民族联合社。在少数民族区进行的大规模的建设，也使得某些聚居的少数民族空前地增多了同汉族之间的接触。如青海省的柴达木盆地，现在约有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内地调去从事建设的汉族人。他们多半不懂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熟悉民族政策，也就难免发生一些民族间的纠纷和误会。其次，近两年来，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很多地方、很多汉族干部中，一直是在逐步地克服着。这首先表现在民族工作的成绩上。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为例，解放初期，全国各少数民族干部共约一万多人，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十二万多人，如果加上中小学校和乡级等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总数已近三十四万人。另一方面，有些工作中的缺点，只要一被发现，就立刻着手纠正。比如，贵州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些汉族干部由于不懂得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事先又没有很好地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而让一些苗族人民把“马郎坡”、“养老牛”等都入了农业社。去年，他们在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发现这个问题后，现在很多地方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显然，这些事例都不表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有了新的滋长。因此，这些同志认为：事实上，只是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汉族干部当中大汉族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滋长。这些汉族干部，往往只是看到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以为这全是汉族帮助少数民族的结果，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优越感，在工作中便生搬硬套汉族地区的经验，不认真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过去在民族工作上的缺点，虽然不是全部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产生的，但这却是缺点和错误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今后要想克服民族工作中的缺点，还必须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入手。
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来源
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是什么？有些同志说，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不过，应该区分那些是自觉的，那些是不自觉的。不然，随便扣帽子，就会伤害很多汉族干部的积极性。因为事实上，自觉的大汉族主义，例如对少数民族公开地歧视、压迫，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思想，当前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都是犯了错误还不自知。但是，不自觉地犯了严重错误，同样应该被看作是大汉族主义的倾向。汉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就应该随时随地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点；考虑不周，本身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有些同志，认为这种提法会给人一种印象：所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表现，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起不到保护汉族干部积极性的作用。他们认为，不如把大汉族主义思想归结为两个来源：一是历史的阶级根源——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一是认识的根源——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既能分清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又能保护大多数汉族干部的积极性。
如何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
谈到如何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大家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只是彼此作了一些补充。
他们的第一个意见是：今后应该经常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1953年和1956年4月份开始的全国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都曾经对纠正民族工作中的缺点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间隔的时间太长了，有些问题没有更早地发现，更及时地予以纠正。
第二个意见，今后必须加强民族工作的宣传，大家一个总的感觉是，过去对民族工作的宣传太少了；尤其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在祖国的各项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宣传得就更少了。这对于克服大民族的优越感和少数民族的自卑感，加强各民族间的了解，是很不利的。比如，过去很多报刊杂志，对于我国的游泳健将穆祥雄，就很少提到他是回族。而注意了这方面的宣传的，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北京回民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在1953年以前，由于民族自卑感，走到街上连校徽都不愿意带；后来，这个学校在体育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报纸上做了宣传，学生们就很自然地把校徽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