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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接待人民来访 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召集有关机关干部研究这个问题
本报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于11日下午，召集中央级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以及北京市有关机关的干部，共同研究解决在接待人民来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先后就目前各中央级机关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等，作了报告。会上还公布了“中央内务部等十九个部门关于接待人民来访的范围（草案）”和关于“处理人民来访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办法”。
在这次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听到各中央级机关普遍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在接待来访的工作中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曾经分别向所属各单位，以及北京市级有关单位作了调查。
据调查，目前，有五十多个中央级机关有接待人民来访的工作。作此项工作的干部约有三百多人，他们在工作中一般都是勤勤恳恳、负责认真的。他们接谈的问题，至少有一半以上，得到比较完满而及时的解决。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访的人数大大地增多了。以内务部等二十一个单位为例，1956年接待的来访群众是四万二千人次，今年第一季度即增至二万二千四百人次。其中包括了多起过去较为少见的集体来访。而这些现象，估计在今后还要增多。其次，从来访者提出的要求看，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统计，以要求帮助解决就业和生活中的困难的为最多，约占总数的55％至60％以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多半与职业和生活问题有关。其中只有5％以下的人是属于无理取闹或系精神病患者。再从来访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党政机关和干部的作风、制度、机构，同人民群众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这是国内阶级斗争减少和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多机关的领导人和不少直接接待来访群众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在工作的方式方法、制度、受理问题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比如，有些机关的领导人，很少过问此项工作。再比如，由于方式方法的失当，或是由于互相推诿，使得来访者增加了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也有的由于多方受理，而使少数坏分子钻了空子。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当即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在3月间就各机关接待人民来访的范围、以及来访群众就业问题的归口、处理办法等交换了意见，草拟了暂行办法，于3月29日召集各有关机关的负责人，作了初步讨论，而在11日的会上正式公布试行。
杨尚昆同志在分析当前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状况时说，人民群众访问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是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的正当手段。这对领导机关来说，它是一个寒暑表。通过它可以知道当前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加强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纠正错误，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群众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好这个工作，就可以缓和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当前，对于我们的整风运动，也是有帮助的。最后，他向作来访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如下几个要求：一、要成为党和政府政策的宣传人；二、要作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风要认真、朴素、虚心、诚恳，要学会以理服人；三、要经常向上级领导机关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四、要帮助改变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习仲勋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过去在来访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多半是由于不关心群众的疾苦造成的。这正是解放后我们干部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在思想上也引起了变化的反映。因此，在这次整风中，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要求司局（处）长以上的干部，今后在一个月内，至少拿出半天的时间，亲自与来访的群众接谈。他说，这有助于改变我们的领导作风。因此，他表示自己马上就要试一试、学一学。他在发言中还特别提到了关心接待来访干部在学习、休息等方面的问题。他说，为了保证实现这些条件，虽然是在精简机构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增加一些干部。
杨尚昆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在发言中，都曾提到，各机关在今后归口处理来访的情况下，仍要从全面出发，要有负责到底的精神。
会上还确定，今后中央各单位，都要有一位副部长负责领导来访工作。
出席此次会议的，共五十多个单位，九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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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沂蒙山区农村的呼声
——爱国农业社社员们对整风运动的期望 本报记者 肖彦 向村
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传到了沂蒙山区的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儿的干部和社员受到莫大的鼓舞。这些日子，社员们总爱传述一些触动人心的新事：县委书记带领县干部在乡下参加体力劳动；区委书记、区长也背起了粪筐或者和社员一块挖猪圈、栽甘薯；在前两天的报纸上，又看到省委书记们下地锄麦，更激起了社员们许多亲切之感。
社员们谈论的话题中，最突出的是要求民主。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三项措施的通知，大家特别拥护；这次整风运动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正中下怀。他们举两年来的水利建设为例，对比了领导作风，充分地道出了主观主义领导的危害。前年，由于社的领导上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盲目地把劳动力集中起来搞大型引水灌溉工程，用了全社两万八千多个工，占用了一百八十亩土地，挖了一条八、九里长的大沟，效益却很小，结果是劳民伤财，群众不满。今年首先和社员商量，根据社员们的要求和意见，修直和疏宽了年年为害的柳清河，两岸栽种了树木，不仅免除了河岸的涝灾和水土流失，而且扩大了一百多亩肥沃良田。提起这项工程，社员无不称道。
社员们深深感到：上级有了正确的政策和决定，还得有正确的领导作风来贯彻执行。农业合作化以来，中央、省委、地委有不少负责同志远道而来，具体帮助解决很多实际问题，社员们都以感激的心情念念不忘。但是，他们还感觉到有许多领导干部这样做得还太少。他们迫切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都能经常地深入下层，接近群众，调查研究，同群众商量。我们在爱国农业社和社员、社干部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对省或中央还有两件具体的要求：
头一件是希望省或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展小煤窑的指示，帮助莒县竹园小煤窑克服当前技术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早日出煤，供应农村。这个小煤窑是1953年被废弃的，去年冬天才由临沂专署负责开始修复。据说，现在修复和开采的资金和劳动力都不成问题，修好了，今年内就能产七、八千吨煤。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技术力量缺乏，没有人能掌握技术领导。农村缺烧柴，许多农民仍然要靠从几百里路的外县的小煤窑去运煤烧。
第二件事是希望省或中央有关部门考虑，允许把运往外地加工的花生米，留适当数量在当地加工。莒县去年曾把收购到的二千七百多万斤花生米，全部运往青岛等地加工。花生饼在莒县只要五分钱一斤；可是再由青岛等地运回，加上运费、包装，就得一角钱一斤了。如果能够把往外运的花生米留下一部分就地加工，改成运部分花生油出去，就能节省大量运费和包装费，农民能得到较便宜的花生饼做精饲料。莒县供销社原有一部榨油机在闲着，也有动力机，只要上级帮助添置一部螺旋机，就可以大量榨油。社员利用土法，也还可以榨一部分油。
我们在同社员们交谈中了解，他们对中央提出的要求所有干部都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指示，非常拥护。社员们希望领导干部下乡来，除了找干部谈话、听汇报、作指示以外，也到社员家里坐坐，叙叙家常和心里话。对个别负责干部，只能匆匆忙忙走马观花，转一圈就走，觉得有些遗憾。另外，社员们还希望某些干部和军官也能以整风的精神，帮助自己在乡下的家属，让他们在农业社的大家庭里也能成为爱护农业社、团结群众、勤俭治家的带头人；不要使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脱离群众。
社员们对各级干部转变领导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是有很大期望的，也是有信心的。吕鸿宾说：“经过整风，人民内部一定会团结得更紧，干部和群众一定能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苦的年代里一样，打成一片，像铁绳扭在一起那样的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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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剧界有些什么矛盾？
本报和文化部昨天邀请一些京剧演员座谈
叶盛兰等揭发中国京剧院宗派主义严重
本报讯 京剧界现在有些什么矛盾？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京剧界造成了哪些严重恶果？在本报和文化部昨天下午共同邀集的座谈会上，一部分京剧演员作了揭发。
梅兰芳院长有职无权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在座谈会上揭发了中国京剧院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叶盛兰说：梅兰芳先生是院长，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有职无权。我觉得梅先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拿出真正的本领来。举个小例子，“三岔口”的刘利华，梅先生反对改成小白脸，结果还是照样改。
叶盛兰说：院的艺委会等于虚设。艺委会上没有研究过艺术问题。就我所记得的，建院以来，只开过三次会。我是艺委会的成员，很愿意把自己的见解、看法谈出来，但是没有机会。清规戒律受到批判以后，马少波同志在一次艺委会上，说过去很多戏不唱，你们做团长的也有责任，你们有好戏为什么不提呢？意思是要我们检讨。
叶盛兰也谈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团长”的苦恼：有职、有责，就是没权，检讨倒有份。艺术上的问题应该让团长来知道，可是，院的领导艺术的负责同志，不跟我们通气。比如关于布景问题，到底用立体，还是用写意的，有争论。“木兰从军”的第一场戏，花木兰家里的布景像是大观园，织布机太大，太真实。按京剧传统表演方法，木兰织布用简单的道具，脸冲前台；现在是用了一个很大的“真实的”织布机，木兰脸朝上场面，一面唱，一面还要侧过身子向观众作表情。演员有困难。开会研究的时候，我提出了意见。结果收到了美术组长江里同志的一份“急件”，扣了好多帽子，还责问说：这个戏演出处已有总结，给予表扬，你为什么不同意？
外面剧目大开放
京剧院里冷清清
叶盛章说：从剧目开放以来，外面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呢？清规戒律很多。挖也挖了，但很少。因为有的干部说京剧院是国家剧院，要慎重。所以“四郎探母”、“黄天霸”这些戏在京剧院就坐监狱了。他曾经对于“三岔口”的处理提出不同的意见，写了文章，但院内没有反应；他说：“到底是新旧并存，还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杜近芳主张在整风期间，领导上要解除艺人的顾虑，让大家多多发掘传统剧目，现在大家还有点保留。
把艺术创作交给艺人
叶盛兰说：中国京剧院领导上用行政命令代替艺术领导，使得京剧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它的恶果表现在：戏曲改革不依靠老艺人，粗暴的改戏，剧目贫乏。
叶盛兰说在艺术创造上，自然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剧目会议以前，要求所谓“真实感”，喝茶，得有真茶；打，得真打。“艳阳楼”被取消了好多好看的艺术形象和画面，是领导艺术的干部领会错了的缘故。硬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句很简单的问话：“你从那里来？”也要等半天回答，（叶盛兰作了一个小生思考问题的眼神，又念道：）“刚从人民日报开会回来！”这叫念“潜台词”。音乐也改得令人不懂了。“小放牛”的调儿原来多好听，改得像“刘海砍樵”。有些舞蹈改得像芭蕾舞。他主张，把艺术创作的事儿，下放给艺人。
机构庞大，演员窝工
叶盛兰说：有了剧目，也无人演。因为机构庞大，机构不灵！三个团，共有四百五十二人。演员一百七十八人，窝工的很多。花脸一大堆，华东要，不给。团与团之间却不相往来，我曾说过，好像一盘下成僵局的棋，看了挺热闹，车马炮将士相一个子儿也不能动。“霸王别姬”让袁世海、杜近芳合演多好，不行，不在一个团；我从前常唱的 “群英会”也不能唱了，我们团里有鲁肃，没有孔明。有时候，这个团向那个团借把胡琴都困难。民间职业剧团在合，我们却在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如果三个团拼成二个团，大家可以取长补短，生旦净丑可以调配得齐全，也可以有号召力。不改变机构，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是挖不出来的！叶盛章也说：我们京剧院的人有点多：演员多，但也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草的演员少，溜弯的多。他认为这种演员窝工的现状，应由文化部来统一解决。
演员为什么也要坐
八小时的办公室？
叶盛兰、叶盛章和杜近芳对剧院同其他机关一样地实行八小时上班制提出意见。他们问：这是否合乎领导艺术的规律？每个演员，不管有戏排还是没有戏，每天都要顶在那里，没事就聊大天。人杂事繁，根本不可能为艺术创造进行独立思考。叶盛兰说：青年演员爱早晨上班，我们这些四十左右的人就起不来。从前，我们一唱四十天，马连良先生现在连唱个把月精神也很好，可是我们院里演员健康情况很不好，病号很多，应当考虑一下是不是同这种八小时的上班制有关。（杜近芳插言说：“我是最不听话的。前些年，我向王瑶卿先生学习时，老不能按时上班，想去学戏。在王先生临终前，我还赶去抄了三出戏。”夏衍说：“你抄对了！”刘芝明说：“我以为这个问题在1953年已经解决了，怎么到现在还是八小时上班制！”）
国营民营之间待遇悬殊
希望文化部门统筹兼顾
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民间职业剧团和国营剧团之间的矛盾。奚啸伯和吴素秋都认为：民间职业剧团有很多演员不能够安心工作，心里总是羡慕国营剧团。因为国营剧团的工作人员有固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团址排戏、学习、研究业务；有好剧院、好戏箱演戏；演出的节目又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排练和专家的帮助，能够保证质量。民间职业剧团呢？这些条件都没有。可是观众花钱买票，总希望看好戏，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是国营，经济条件差就原谅我们。因为没有固定的团址，民间职业剧团的政治、文化、业务学习都无法进行。特别是劳动保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急待解决的问题。奚啸伯说：“在北京市的民间职业剧团中，我们四团还是情况比较好的；一个演员病了，每天顶多才拿到一元的照顾费。请大家想想，一个人生了病要看病吃药，家里的父母妻子儿女照样要吃饭，怎么过下去呢？而国营剧团的演员生病照样拿薪，上医院公家出钱，我们同样是演员，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这样不同？”他认为北京市京剧、评剧、曲艺等一共四十几个民间职业剧团，有的比他们的情况还要坏得多。一个团几十个人，加上家属就是百多人，这个问题政府不能不管。梁益鸣也希望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民间职业剧团人力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能够统一安排、统筹兼顾。
京剧演员后继无人勤学苦练传统中断
谈到培养新演员的时候，演员们都担忧后继乏人，以痛惜的口吻谈到现在许多青年演员、学生不太尊重老艺人、老师，而又不太自爱。徐兰沅和安舒元都认为：从前老师傅教学生极严厉，所谓不打不成材，现在稍有名气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挨打才成长的。打当然不好，但严格是好的，学生都知道勤学苦练，成长后没有不感激师傅的。现在不兴打了，学生也不大听话了，不肯勤学苦练了。孙盛文说：有些青年演员眼里不大瞧得起师傅，各以梅派、马派、谭派等自居，学得三不像。愿学哪派戏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模仿学皮相，必须自己下苦功夫打好基础，然后用心体会才行。但他们总不体会老师们一片苦心地要把混身艺术传授下来。演出时又不大愿意演配角，其实好配角比次主角还重要。雷喜福沉痛而激昂地说：“现在做老师要满脸陪笑地去教学生，有时恨不得到家长那里去哭一场，请求帮助，这，我们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前没经历过！”由于学生不尊重老师，有的老师也就不再认真地去教了。有些青年演员、学生一知半解，只抓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认为老艺人的玩意“可以放到故宫博物院去了”。
大家都希望赶快培养出一些优秀的演员来，但演员的成长是有过程的，学生一毕业出来就是好角色的情形是个别的，一般总要经过长期的舞台锻炼才行。现在青年演员特别是戏曲学校学生演戏的机会很少。学生之间还有“不准拔尖”的口号，你演几场我也要演几场，有人多演了几场，大家都瞪眼珠，使演者人人自危。叶盛兰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从前科班学生都在白天演出，因为戏场子白天大都有空容易租到。现在也可采用此法，使学生在学校时期就能多得些舞台实践经验，而且白天演出，也不妨害他们次日上课。
杜近芳还特别谈到青年女演员的结婚会影响舞台生涯。演员的身材要求苗条些，一结婚生了孩子，身材粗了，上得台去也就不灵活了。她认为现在提倡晚婚和节育很好，特别适合于女演员。她觉得女演员最好晚结婚甚至不结婚，把全身心投进艺术里去，但这要热爱艺术超过热爱生命的艺人才能办到。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会上也强调了演员应该热爱艺术。他说：“有艺术良心的人，为了艺术，就得付出代价，作很多个人的牺牲。可是现在青年人都很缺乏这种热爱。”
实践少 课目多
教条主义影响戏曲教学
赵桐珊（芙蓉草）揭发了中国戏曲学校内部的教条主义。他说：大、小、高、矮四堵墙，阻碍了教学工作的开展。过去京剧演员总是经常演出，经常和观众见面的。这样不但使观众熟悉了演员，演员也增加了舞台经验。中国戏曲学校却强调一切为了教学，限制了学员的演出活动。他认为，一个学生如果学好了一出戏，长久不演，没有实践的机会，就不会得到巩固。
中国戏曲学校的课目的配合也常常脱节。譬如京剧科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音乐科也有自己的科长和学生；但是各学各的，互不相干。等到演出的时候，音乐科的人为京剧科的演员打锣鼓时，两边配不拢来。
叶盛章也认为学校的课目太繁多了，有些和戏曲不太接近的课程如代数等可以减去一些，因为这些课目太多，就会使业务课减少。他说：“我的孩子上戏曲学校上了四、五年，最近我试试他的腿，发觉他还很不行。”
叶盛章也主张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演出的机会。他说，现在有些学生四处找老师学戏，可是学得虽多很快也就忘了。“千学不如一练”，光学不演还是不行的。
在“鸣”“放”方针鼓舞下
筱翠花即将重登舞台
于连泉（筱翠花）因病没有出席座谈会。他的儿子于世文转述了他的意见。筱翠花是花旦，前几年，清规戒律风行一时，他的戏愈来愈少。他离开舞台生活已有五年。最近受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的鼓舞，渴望能重新登台献艺，同观众见面。日内他将要演出一部从前遭禁的戏“马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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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 庞熏琴
一个被忍心的父母所抛弃的婴儿，受到狂风暴雨的吹打，现在终于被捡回来了。这个婴儿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个忍心的父母是中央文化部，这狂风暴雨就是手工业管理局的粗暴干涉。
5月4日文化部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五位同志被邀请去座谈，我是五个人中间的一个，我出席文化部这次座谈会，有这样一种感触：
好像一个被忍心的父母所抛弃的婴孩，现在终于被捡回来了！这忍心的父母就是文化部。这婴孩就是新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孩子在被弃时期，被狂风暴雨所吹打，这狂风暴雨就是手工业管理局的一些无理而粗暴的对艺术教育工作的干涉。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虽然是一个新创立的学校，但是工艺美术教育工作却也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旧社会中间，一些工艺美术教育工作者，也曾经努力过多少次，想建立一个独立的高等工艺美术学校，但是始终没有如愿，而且受到不断的打击和压迫。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工艺美术，于是1950年就提出来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1952年开始筹备，并且在教育工作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批判了过去教学工作上的脱离实际，结合了许多具体任务，例如1952年为国务院设计建国瓷，1953年筹备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1954年筹备工艺美术出国展览，1955年展开花布设计的改进工作，1956年展开服装设计的改进工作等等，进行了千百次创作设计活动。在理论上也逐步明确了工艺美术的方针方向。工艺美术像一切文学艺术一样，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工艺美术的方向。百花齐放是发展艺术的方法，是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工艺美术也并不例外。同时也明确了在工艺美术的创作设计工作中，必须贯彻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在干部方面，老教授们和青年同志们，党员和党外同志们，也逐步的打消了隔阂，为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而在共同努力着，由于以上这些条件，同时再加上手工业管理局答应把阜成门外的一座房子让出来作为临时校舍，于是1956年夏天，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终于正式成立了，这是我国文化事业中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但是由于文化部的严重官僚主义，使这个初创的学校，受到了完全不必要的挫折。文化部在决定成立这个学院的时候，事前完全没有和工艺美术工作者商量研究，同时也没有正确估计这些年来，在党的教育之下，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进步和努力，同时也没有尊重这些同志们的专长是什么，草草率率的只看到了手工业管理局可以让出一座房子来，于是就决定业务由文化部领导，行政由手工业管理局领导。文化部就这样顺手把这个学校推出去不管了。把业务领导和行政领导分家，于是业务领导在实际上变成为一句有名无实的空话，而行政领导又对业务完全外行，结果成为推进业务的阻碍，而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又偏偏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致使这个初创的学校，从一开始就遭受到了种种不必要的损失和摧残。手工业管理局的副局长邓洁同志兼任我院院长，他自建院以来，到校的时间，总加起来，大概不到二百小时，他派手工业管理局的推销局局长来作为他的“院长代表”。并当一个副院长尚在国外、一个副院长卧病医院时期，院长突然宣称这个学校一塌糊涂，要停止招收学生；一面提出要把学校改为手工艺作坊的方案。并在青年党团员中间，对我个人进行诽谤，对一些教授们也抱着一种轻蔑态度。例如对教授们说：你们要自由主义，可以绝对自由主义。你们要花钱，有三十万块钱……等等。
邓洁同志这种想法和作法，显然是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多年的教育下，已经完全不是他想像的那些人了。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全心全意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一些工作的，他们并不一定想做什么“长”，他们并不要求那种“自由主义”，他们也更不在乎三十万块钱。
在手工业管理局某些领导同志的眼睛中，这些教授们是吃洋面包的，是脱离实际的，是脱离传统的。他把这些同志们多少年来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例如，染织系系主任柴扉教授说：“我培养染织工艺设计人才已经有四代。”他的学生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印染工厂。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许多人得了奖。又如陶瓷系的教授们，不单这些年来有很多创作，1956年以唐山的次等瓷土进行了试验，创制了一种漂亮的米黄色瓷器。染织和陶瓷在我国的文化史上，是有着辉煌成就的，同时这些东西是人民生活中间必不可缺的东西。但是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却把开设这些系科，说成是脱离实际、脱离传统。似乎只有象牙雕刻等等特种手工艺才算是传统、才算是实际。我们是非常尊重这些特种手工艺的，但是并不是要用所有的力量都去搞这些东西。同志们的专长是染织工艺设计、陶瓷工艺设计、装璜设计、室内装饰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等等。根据人民的需要和同志们的专长，来设立系科。不能硬说这是方针方向错了。在这种专横态度下，老教授们表示要走。例如：染织系系主任柴扉教授，想回华东去。陶瓷系系主任祝大年教授想去当工程师。金工雕塑教研组组长郑可教授，想到广州去。一群青年干部说：这种情况，我们还不如到上海去搞设计公司。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很矛盾的，这几年来看到同志们为了建立这个学院，怎样的不辞辛劳，使我很感动。无论实验工厂中、资料室中、图书馆中很多东西我清楚他们的来历，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是来处不易。走开吗！觉得这个学校可爱。留在这里罢，这种领导作风，实在使人不能忍受。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不禁总会想起1949年毛主席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所说的话：我们欢迎你们，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想着这句话，想着：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于是才忍着忍着，留着留着，我知道所有教学人员不论老老少少都是这样心情，全都是这般心肠！
一次不成，手工业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并不觉悟，又主观的草拟了“创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计划草案”。在这草案中提出了这个学院要由手工业管理局统一领导。管理局派来的驻院代表把我召到办公室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只要党组决定，无论党员或非党员都得照它执行。当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既没有看到过什么决定，真不知他何所据而云然？翻遍党章也找不到这一条，原来那时手工业管理局已经不声不响的拟好了这么一个草案。而国务院所正式任命的副院长，对学院的草案反而无权知道，当然教授们更无权事前知道了。我是在这个计划草案当众宣布的上午才收到这个计划的，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院长邓洁同志在宣布这个计划的同时，没有和几个副院长交换意见，就自行宣布了四个院长的分工，这使我真不胜惊讶了，这一位所谓行政副院长究竟是什么时候任命的呢？同时院长分工，难道副院长连对所被分配到的工作是否同意，这样的发言权都没有吗？
这个计划宣布后，几位系主任要求就关于方针方向和学院的领导关系等总的问题，几个系一道来讨论。手工业管理局不允许，采取了讲师以上的教学干部都召到手工业管理局去开会，这个会由该局副局长邓洁同志亲自主持，他一开始就这样说：我是共产党党员，我代表党……我的官不算大，但是也不小。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声色俱厉的说：我们党内有个姓什么的？……无组织无纪律违反党纪要处分。他回过头来问当时出席的民盟市委同志：你们盟内是不是也有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学校情况，算不算犯法？翻遍了盟员手册也找不到这一条。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在学校计划草案的讨论会上说那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领导下，学校从正式成立以来，没有举行过集体办公会议，学校正式成立以后这个制度被取消了。院务会议仅仅在学院成立的时候举行过一次。院长很少来学校，每件事情业务副院长的决定是不算数的，一切大事小事都要拿到手工业管理局去批准。行政人员可以随时来来去去，业务副院长无权过问。教学人员在生活上有些问题提出来，行政人员说：不要把他们像中央美术学院那样搞惯了。也有人对教学人员说过：你们在这里是客人不是主人。把让借了这座空房子认为是手工业管理局对工艺美术工作者的极大恩赐。于是在学校中长期的存在着这种情况：行政工作是另外一摊，受手工业管理局指挥。把学校的行政和业务分了家，不是行政为教学服务，而是要教学服从行政的要求。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学干部及多数行政工作干部，他们多年受党的教育，他们知道一方面要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不懈的斗争，但是一方面不能使教学工作停下来，研究工作虽然受到极大阻碍，也不能使它完全停下来，所以学校的教学工作始终在平静的气氛中教和学，同志们的创作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始终时断时续的进行着，但是毫无疑问，由于领导关系摆得不恰当，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存在严重的问题。使这个初创的学校蒙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立即改变这种情况，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应该由文化部来领导。
手工业管理局的某些领导干部，还在美术家和民间艺人之间挑拨是非，加深隔阂。人民日报上刊载了美术家难请的文章，邓洁同志不加调查研究，在他所写的“加强党对工艺美术事业的领导”一文中，竟加油加醋的说：有的生产单位多次邀请工艺美术家亲临指导，比三请诸葛亮还要困难。身兼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给工艺美术工作者硬扣这样的帽子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说法，在美术家和艺人之间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美术家和民间艺人原来是亲密的，没有什么隔阂的，个别美术界的同志，对某些艺人同志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意见，那是另外的问题，不同意见可以进行反批评。不能把它看作为是美术家和艺人同志们的对立。“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是不是适合于某些高贵的特种手工艺，这是可以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如此，就对工艺美术设计工作中应该遵守的原则加以嘲笑。工艺美术的范围是很广的！高贵的特种手工艺也需要，但是毕竟工艺美术主要的是应该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希望有关的领导同志能够冷静下来对待这些问题，不要把问题愈搞愈复杂。
工艺美术工作者的队伍是很小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例如像郑可教授是我国研究现代金属工艺独一无二的人才。许多课程都是要从头准备，教育工作原来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样一个初创的学院，还是我国惟一的这样一个高等工艺美术学校，对它就需要倍加爱护。最近多方面对这个学校给予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使所有的同志们更相信：
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