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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 陈铭枢 一
本月9日人民日报登载我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恰好把我讲的“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段话漏掉了。这很可惜。难道这句话刺耳吗？我想未必。非党人士只要饮水思源，都应当不忘本。人人都应记着，如果没有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民解放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政权呢？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正确领导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肃反——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以及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哪里有我们今天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呢？解放以来，党外人士都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并虚心向党员同志学习，实际上也就是以党员为师。如果不经过这一番锻炼，谁还能保证不犯严重的错误呢？站稳立场，分清敌我界限，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课题。党外人士过去的思想基础，很容易“引狼入室”、“与虎谋皮”而不自觉，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危害性的、可怕的。几年来，党对于我们的教育以及我们的自我改造，基本上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都应当知所感激。党员同志也大有助于我们，就我几年来的切身经历来说，他们的教益对我的帮助很大，不只高级领导同志，就是中下级的党员同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由此，不难想到，我们之报答于党者是什么？我们对于党员同志的帮助又是什么？有施无报，何能心安理得！我撰本文，就是本此一片赤忱，并由此出发，我想党中央所指示的，民主党派暂不搞本身的整风，就是要我们投身于党的整风运动中来帮助党员同志。 二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我对于这句话的印象极深。实际上，自然，社会和思维是无时无刻不在发展中，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知识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为它是普遍真理，始终没有把客观事物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根据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发展，具体地、历史地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共产党就是掌握了这个武器来制定斗争纲领，团结与领导了千百万人来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坚不摧，百发百中，就在于它能正确地活用一切原理原则，决不墨守陈规，所以能始终保持其活泼泼的生命力量。不如此，一切经典名言，都成为死的东西。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意义是重要的。从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绝对正确。
历史的前进，总是依靠于人们过去、现在的经验和教训。人们对于自然界的研究，随着太阳在空间的扩延而探究于无穷无际，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总是根据时间、空间的一切发展来进行探究。演进着人类历史的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发展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刻必须吸取的养料。我们虱处于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具有的知识确太渺小了。一些党员同志们，狃于以往的汗马功勋和阶级的优越感，一经入党，便以为攀登了知识的顶峰，任意鄙夷一切，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其故步自封，增长了自己的骄气，当然会瞧不起党外人士。这样，自然容易把党组织目为宗派小集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目前，时代演进急剧，大足惊人，负有解放全人类责任的共产党员，今后仍任重道远，必须开拓胸襟，高翥视域，岂能自封山头，囿于宗派，主观臆断，徙倚官僚？以周恩来总理之才之美，在国际舞台上，樽俎折衷，虚己下人，即敌人亦不能抹煞其美德。他在访问十一个大小国家中，同样抱着嘤鸣求友、求知识的诚挚。全国人民均应学习这种美德。一般党员怎能说不应在祖国大家庭中求师求友呢？
今天，敌我矛盾，日益缩小，人民内部矛盾，已显露出来，这是我们国家团结、兴盛的好景象！彼唯武器论者，挟其氢武器、导弹来制造国际紧张，不知此种武器科学的发展，适足以消灭战争，这是武器本身辩证法的必然结果。进步人类要求和平幸福与文化知识的发展，正如江河之赴大海，莫之能御。
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多采，卓越之士，各地有之。解放来国家重视人材，优予延纳，礼遇有加，虽大半各得其所，但仍多未尽其用、用不得其当，至于流散在海内外而未被发现者，仍不在少数。苟党员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能够虚心在党外求师求友，一则可破宗派主义的陋习，再则可以使党员同志开拓眼界，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特殊的文化历史条件下，得到更大的发展、发扬。我所以一往情深，殷殷以求师求友忠告于党员同志者在此，也是我对党的区区之忱。 三
以上所述，均在对党员同志建议，现要对非党人士略申一二。我们应怎样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呢？我认为除了站稳立场与明确党的整风方针外，必须首先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在以往各个运动中，大风暴来到的时候，确有一些好人受了委屈。他们的遭遇，应予同情，党应该迅速做好善后工作。到了今天，一切都成过眼云烟，大家都不应再有什么芥蒂了。我有一个比喻：过去所有运动，对全国六亿人民说来，都是一个“若大旱之望云霓”。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恰巧谁没有带雨具，或谁的房屋本身根本就不牢实，他们当然要淋着一身雨，或者由于房屋的倾倒，也可能伤害生命。事理乃尔，没有理由值得怨天尤人。只要大家从大处着想，个人的委屈，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以党外人士今天的觉悟水平来看，都不会渗杂个人情绪来借端报复，也相信党员同志也能估计到党外人士的思想发展，虚心接受来自各方的意见，勇于承认错误，认真地检查工作，改进工作。 四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荀子说：“是吾而当者，吾友也，非吾而当者，吾师也”。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留下的一分宝贵遗产，也反映了我国祖先的优良美德。我们均应把它铭诸座右。以我们的导师而论，如马克思之服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列宁曾告诫共产党员要学习资本家的文明经商。这都是党向非党学习的范例。
凡是出于善意的批评，都应当欢迎，批评者都应被视为师与友，特别是能“面剌”其过者，如荀子所说的“非吾而当者”那简直是老师了。如那天在座谈会上，章乃器同志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话，就事论事，是正确的。假如有不完全正确之处，也决不是不出于善意，善意的批评，总是好的。古人又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这是至理名言。谨以此贡献于人民日报的同志们，并以贡献于我最敬爱的领导党的全体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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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上海解放日报五月九日社论
近来，我们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谈会上，在报纸、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纷纷。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满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们需要的阳光。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不满，有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见，有的对于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现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予以公开的指责。人们的议论搅乱了我们许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纷纷的压迫。
有些共产党员觉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员却说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评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间的大团结，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结，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绪，我们认为这类情绪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我们且看“怕”的情绪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领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领导者往往容易忽视群众局部和当前的问题。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结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结合，矛盾就多。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结合得好些，如果我们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怕”是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视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有人觉得“委屈”。不错，我们的许多同志终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责。在纷纷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见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闻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见有成绩的一面，不看见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计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见，就觉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们把群众，把他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们的，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我有权批评你，你没有权批评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说服的本领，乞求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结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说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满的态度，说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觉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们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辈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们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们？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员深思的。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绪。是的，现在的许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级斗争的本领就行了，现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要有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要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本领。我们缺乏这些本领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该知难而退，而应该虚心学习，知难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问题简单化，一旦发生问题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问题，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评人家振振有词，要求人家服贴，被人批评就忸忸怩怩，不肯认错。或者气急败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觉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能够说我们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吗？我们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吗？不能。既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看到许多情况，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错误和缺点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岂不很好吗？我们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评，应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评我们，监督我们，能够和我们真诚相见，推心置腹地说话，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党外朋友爱我们才批评我们。我们说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汤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现过的，也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说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见了，又害怕得要死。我们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们的某些党员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须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们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们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斩了六名大将，我们过关的办法不是斩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什么是我们的架子？我们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员优于非党员高人一等的贵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资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们要下决心整掉我们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们与群众之间的鸿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纷纷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极为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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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不能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编辑同志：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我们机关里——第一机械工业部销售局的非党员比党员多一半，他们看了中央指示后，都很高兴，并且积极参加了有关整风的文件学习。经过学习，他们的热情更高了，纷纷表示要参加整风运动。但是也有少数非党同志不愿参加整风，顾虑很大，怕整了领导后遭到报复。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准备让大家学好文件，解除顾虑以后，对非党同志坚决采取完全自愿原则，让他们用自动报名的方式参加整风。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机关有些党员对非党同志参加整风问题，采取了变相的强迫态度。比如在一次有非党同志参加的学习会议上，有一个党员说：“凡是要求进步的群众都会参加整风。”他这一说，引起了许多非党同志的不满意。有的同志公开说：“这样说，还有谁愿意当落后分子？没有不愿参加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对非党同志变相强迫的表现。
我认为非党员参加整风，一定要完全自愿，任何变相的强迫和讽刺，都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只会促使加深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这里的党组织已采取措施纠正。 朱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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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继续发表意见
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 要求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11日继续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锴，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另外，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
王一帆：
征求意见保证改进工作
事过境迁抛到九霄云外
王一帆首先发言说，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我认为不仅是民主党派加重了责任，而且统战部同样加重了责任。但统战部的指导思想，过于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平等，以致应该管的未管，应该做的未做。
一年来，领导党和统战部都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还有不少问题。我以为这是由于统战部的工作方法不对头，没有很好根据各民主党派的特点进行工作，在实际工作上还有很多不符合需要，工作不深入。如长期共存方针，就未很好地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商量。当然我们自己也未主动。另外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解决房屋和经费问题。
对于某些机关不重视统战工作的情况，王一帆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单位的兼职统战委员，对统战工作不重视、不热心，严重的简直形同虚设，没有起作用。有些机关，当学习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统战工作的讲话的时候，对统战工作就比较重视，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领导上也保证要改进工作，但事过境迁，又把那些意见和保证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情况不知道统战部了解不了解？
最后他说，毛主席说党内有90％的人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生活和加强民主党派的工作，来提高大家的认识，搞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工作。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熊克武：
让非党人士“在其位谋其政”
熊克武谈到有职有权有责的问题的时候说，这是职责划分和有关制度建立的问题。应该确立合理地分工负责的制度。应该看到那种以人为转移而有权责和无权责的现象，会使宗派主义滋长和发展。他说，其实我们已经有最好的制度，这就是分工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制度。为什么没有严格执行制度呢？这需要检查。他谈到，职和权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既然使他有职，有什么理由不使他有权、有责呢？如果是由于政治信任的关系，那末不但有权有责需要考虑，就是使其有职也应慎重。他还谈到，没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人，就不应使他在其位，具有优越才能的，使其在其位，就不应使他“不谋其政”。这是关系人事制度是否健全、人事安排是否妥当的问题，尤其关系国家机构能否正常地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他说，搞好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是不容或缓的。
熊克武说，解决有职有权有责问题，也是“拆墙”、“填沟”的工作之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近来又通过对统战工作的检查，党与非党之间的隔阂已经大大消除，但还不是融洽无间，仍然要作进一步努力。他还举出了重庆市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关系不协调的两个例子。他认为隔阂是来自双方。因为彼此间思想不对头，作风有问题，因此应端正思想，改进作风，加以纠正。他说，这次整风也会引导党外人士加强自己的学习。他还建议民主党派尽量鼓励成员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运动。
他还提出了关于健全法制的意见。他说这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务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出无所适从。他举例说，有一个人在三反时被捕了，至今还没有明确宣示处理情况。他说，这个案件使人民群众发生了模糊的认识。假如法制完备，有了法律依据，不但不会使人发生这样模糊的认识，并且能教育他们辨明是非，分清敌我。
千家驹：
党委和党组代替了行政
千家驹谈了几个问题。
一是有职有权问题。他说，各机关存在程度不同的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现象；有职有权的也有，但是少数。一般说，如果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水平高，有民主作风，非党人士权就多一些；如果党员作风偏狭，宗派主义情绪严重，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就突出。高教部和教育部住在一个院子里，据说情况就不同。几年来，党中央和统战部一再强调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有责，虽不能说没有改进，但为什么问题仍然存在？他认为，除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思想没有贯彻以外，还有制度问题，就是没有好的制度来保证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来制约党员的大权独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党委或党组应该通过行政而不是直接布置工作。他说他所在的机关情况比较好，因为他列席参加党组会。
另外，他谈到，在机关工作的许多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全面情况，许多会不能参加，许多文件看不到，因而无从发挥力量。党内文件、党内会议，非党员自不应阅读、参加，也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问题是有些行政系统的会议也常限制非党员参加，文件也是如此，总是“宁严毋宽”。其实有些会议并非党内会议，但党员有机会参加，而非党员就没有机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也是制度问题。
第二是关于提拔干部的问题。他说，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对非党知识分子进步性估计不足。非党员工作能力强，水平高，很少能发挥所长，更少提升（高级民主人士受到照顾者例外）。党员干部品质较高，政治可靠，这是肯定的，但过于着重这一条，不看工作能力，也不公平。甚至有个别党员文化水平低，业务能力低。靠政治好，不解决问题，会给工作造成损失。这样用人不是用人唯能，或用人唯贤。这种情况，机关里较严重，科学技术界较好。接着他说，对政治情况复杂的人，自不应重用，但一般的都是政治进步，只因为不是党员而不受重用。
第三个问题是，他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这是不好的。
第四，千家驹认为在“三反” “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积极性在长期内不能恢复。千家驹举出具体的事例，说明这种情况。
最后，千家驹批评了经济学界中个别党员同志的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认为这种作风应加改变，以团结广大的中国经济学者。
黄鼎臣：
选派专家出国 要把面放宽一些
黄鼎臣在发言中，首先要求统战部对致公党的工作作更多的帮助。他说，致公党的工作对象是海外华侨，工作上有特殊困难，因为涉及到外交、侨务、财务、文教等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没有统战部的帮助，工作很难做好。他希望政府在派出国的贸易、文化代表团时，能考虑选派一些致公党中条件适合的人参加，以便他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他还说，致公党是小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很少，不能及时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很多华侨回国后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很多海外华侨都以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人数多少来衡量致公党在民主党派中的地位。有些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的致公党成员，现在也感到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参加致公党的活动和工作。
对于机关中的党和行政的关系问题，黄鼎臣也提出了意见。他说，党组或党委对保证机关任务的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情况虽然有些改变，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会议，共同研究决定问题。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这样仍然只有党员可以看到，下面的非党干部就不知道。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
最后，黄鼎臣提到专家参加国际活动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有关部门选派专家参加国际活动，老是限于少数几个人。这样做影响很不好。虽然有关领导上主观意图是从工作出发的，但客观上却形成了宗派主义，使许多不能参加国际活动的专家有意见。他主张把面放宽一些。
杨逸棠：
一些机关党委负责人对民主党派认识不清
杨逸棠发言中谈到，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不仅一些一般党员认识不清，就是一些机关的党委负责人也认识不清。他举了一件事实。在湖南，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党员，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她参加农工民主党以后，她丈夫就提出要离婚，并且说：你为什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你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后来事情闹到机关的党委书记那里，谁知党委书记却说：你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吧！
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中有职有权问题，主要还是对民主党派的认识问题。虽然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但主要还是领导党的问题，“因为是领导党嘛！”
杨逸棠还谈到，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对象多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发生了互相争取对象的矛盾。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他提出，统战部应该帮助考虑各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重点，以便解决这种矛盾。
蔡廷锴：
愿意提供材料 帮助共产党整风
蔡廷锴说，他愿意提供材料，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但是，他下乡视察时，看到在县里和乡里同中央不一样。有的乡干部没有文化，不知道统一战线政策，也不知道我国有多少民主党派。有的地方宗派主义非常浓厚，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被放在一边。他还说，在县里，权力集中在中共县委，而县人民委员会的权却很小。
蔡廷锴还谈到了民革联系社会人士工作中的困难，以及关于民主党派内部矛盾的问题。
冯宾符：
上下探索知己
遇到冷冷冰冰
冯宾符说，民主促进会是一个以中学教师为重点的党派，从大多数成员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地位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内心里似乎还要求有所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许多成员的思想中还很深。他们上下探索“知己”使自己的魂魄有所安。他说，据我看来，这些人有很多愿意引共产党为“知己”的，因此，对于某些党员生硬的作风，冷冰冰的态度是特别敏感的。他希望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来帮助他们会有更大的收获。他还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做好基层组织工作。他说，近来有些会员感到加入民进组织以后，与入会前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得到更多的帮助；个别会员反映，长此下去要退会了。他希望统战部帮助民进解决这个问题。
黄药眠：
党员不对也对
非党员对也不对
黄药眠在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说，当前最重要的缺点是党与非党的关系搞得很不好。他认为，有些事党员不对也认为是对的，非党员对的也认为是不对的。党员可以一年提升三级，非党员尽管勤勤恳恳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级。党员犯错误关起门来在党内检讨，只要不受组织处分，依然有权在手。非党员犯错误，党组织对他很少教育、帮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开始对这个人作组织处理。
他说，有些学校领导人怕和教师群众见面，专门坐在办公室听党、团员的汇报，造成部分群众怕和党、团员接触。还有部分党员恃功骄傲，有特权思想，不甚读书，靠党吃饭，口谈马列主义，而不肯刻苦钻研。他说这次整风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黄药眠还对统战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统战部接触面不广，过去大家对统战部批评过，统战部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批评以后依然未改，颇有“诚恳接受，坚决不改”的神气。其次，统战政策到了省级就很难推动。有些党员对于统战政策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庸俗。第三、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缺少关心，缺乏教育、培养、提升的整套计划，没有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黄药眠建议：（一）现在形势改变了，许多过去的做法都应该加以重新考虑；（二）共产党内要加强对统战政策的宣传和学习，同时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应订出一套制度和办法加以保证；（三）有些机关单位，如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行政领导放在共产党的与非党的负责人组成的行政会议上；（四）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各机关单位应有一定的地位；（五）在党所指示的方针下，党与非党应站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竞赛，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能力的应升迁，无能力的、不称职的应降级。
李纯青：
希望统战部不要看不起台盟
李纯青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了几点希望。他说，最近我们决定要发展组织。打算在天津、南京、武汉、福建四个地方建立新机构。希望得到有关地方统战部的帮助。他又说，几年来，从日本回国的华侨有几千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台湾同胞。他们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在台湾，不回台湾而回大陆，这是热爱祖国的表现。台盟准备在台湾籍华侨中发展组织，进行工作。希望得到侨委会的帮助。从去年开始，有些台湾青年逃回大陆来，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安排他们的工作，给予温暖的照顾。
李纯青最后说，过去台盟提到统战部的问题，往往一拖再拖，排不上日程。我不敢说统战部有官僚主义，因为台盟的事太小了。不过，在统战部看是小事，在台盟可是大事。希望统战部同志思想上不要看不起台盟。
座谈会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