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废弃“庸人政治”
卜旡忌
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比如，某县的同志下过一道命令，叫把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天打尖。于是，忙坏了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干部，赶紧进行许多动员和组织的工作。结果有许多田里的棉花，没有到打尖的时候，也硬给打了尖。
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查看一下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情，何尝不是大可不必做的哩！就说人事工作吧，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大可不必做的。
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机构，调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然后又调了另外的许多人来做人事工作，自己还要经常同他们谈话、开会，帮助他们写报告、看报告、批转报告，等等。结果使自己忙得不可开交，也使这么一大批干部全都陷在日常“公事”中不得解脱。我们自己还安慰自己，也安慰大家，说我们做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作。我想，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现在又有一些同志光在空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显得一天天更加忙起来了，又在加紧开会、谈话、写报告，等等，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同志实际上可以说还不懂得什么是思想政治工作，什么是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应该让这些同志冷静一下，先要想个办法，把这一套庸人政治彻底地反对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者。
可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工作者毕竟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庸人。而我们眼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这样，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庸人政治”。他们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一套“庸人政治”，其结果将如庸医治病一样，会把事情弄得一塌胡涂。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了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着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着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但愿我们的同志遇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乱拟方案，像庸医那样乱开药方，以免害死了人；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一切问题，还是不滥作主张为好。
然而，有人会很不高兴地责问：这不是放弃领导和放任自流吗？回答：似乎是，其实不是。说它似乎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是要大胆地放手、放手、再放手；既然如此放手，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恐怕就得改，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允许某种程度的放任。说它其实不是，因为在原则和方针上毕竟还有领导，决不能变成无政府状态。而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年来受了革命的教育，也可以相信他们不会差到那里去的。既然如此，就什么也不可怕了。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真是庸人自扰，瞎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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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少年鼓手”的命运想起
陈伯吹
看过影片“少年鼓手”，从电影院里走出来以后，不仅为惊心动魄的情节所引起的紧张没得到松弛，也还念念不忘于小主人公谢略沙的命运。其实，影片的结局表白得很清楚：谢略沙和他爸爸重逢了，而且以欢欣的心情一同唱着军歌。但是，因为他是个少年，是个少先队员，又是个少先队的鼓手，对他的关怀就不觉来得更加深切了。
电影“少年鼓手”是根据“鼓手的命运”的小说改编的。它和盖达尔的其他优秀作品一样，总是以少年儿童的生活为题材的中心，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不只是作品描写的背景，而且是作品深刻的内容——以苏维埃人民对于暗藏的敌人的警惕，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跟对下一代的种种具体的教养问题相密切结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渗透在整个作品里。这是盖达尔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典范。
谢略沙的少年时代的幸福生活，忽然地给破碎了，随着那种没有爱护的、没有管教的生活逐渐放任他走向堕落的危险的悬崖边上，这显然是受到了成年人生活的影响所致。以后事件一直发展开去，他遭遇到了为一个寻常的少年所不容易遭遇到的不寻常的一系列事件，而最后这复杂的可怕的生活结纽的解开，使这个沦于可悲的命运的少年鼓手，从险恶的阴暗的小路上，一下子进入康庄的光明大道，仍然是和成年人生活上的重大事件的发展相关联着的。
观众可以清晰地在影片里看出来：成年人的生活无形中对于少年儿童起着多么密切的连锁反应，而发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后果绝不是轻描淡写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正确的智慧的譬喻，也正是成年人在儿童教育上必须以身作则地起示范作用的格言。
谢略沙幸而成长在祖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新社会里，国家和党以及广大的人民，时刻关怀着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未来的接班人。虽然平地起风波，使他的家庭成为“无政府状态”。然而学校里的辅导员一再来找他到夏令营去。公寓里打扫院子的老头儿劝告他：“你可要小心，那个坏小子不会干出好事来。”父亲的老战友波洛甫采夫关心他；工程师格拉奇阔夫斯基关心他；国家民警局人员关心他。……他的命运才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里去。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这个聪明勇敢的可爱的少年，如果成长在旧社会里，他的前途无可怀疑地会被毁了。正是家庭的缺陷所造成的、加在子女身上的不幸，给社会主义的优越的社会制度挽救了。然而这是值得令人猛省、深切注意、是家庭里的、也是社会上的一件大事情。
在目前，我们国家里，个别的部分的家长，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一件大事情。他们认为：“在新社会里，孩子们坏不了。”这是不错的。但决不能因此就放松了做父母对子女教养方面的责任，把全部的教育工作推给学校和老师，这是不负责任的思想和行为。
父母应该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它是校外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同时是个重要的教育据点。另一方面还应该理解家庭教育有它的特点，父母子女间的天性的自然的亲子之爱，朝于斯、夕于斯地亲密的生活关系，因而父母平时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在少年儿童白纸般纯洁的身心的可塑性的基础上，会起着深刻的强烈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势力是可惊的，然而是钢铁般的事实。贤明的父母正应该发挥家庭教育的特点，来紧密地配合学校教育而构成一个完美的教育网，以便于进行教育，更好地搞好儿童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人才。
作家在影片前面题着这么两句警语：“这部小说不是描写战争的，但是它所叙述的事件底严酷和可怕丝毫不亚于战争。”
感谢这位杰出的天才的战士和作家，他也对天下父母们敲着响亮的教育的警钟。“少年鼓手”不仅作为文学艺术的儿童故事片来看，更应该作为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教育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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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潮剧的“苏六娘” 董每戡
广东潮州戏到京演出，带来了两个取材于潮州本地故事的戏“陈三五娘”和“苏六娘”，按原来传说的故事情节，几乎是同类型的，而且也有点像“梁祝姻缘”，但是被编剧家处理起来，“陈三五娘”既不同于“梁祝姻缘”；“苏六娘”又不同于“陈三五娘”，类似的题材，不同的风格，丰富了我国的戏曲舞台艺术，具体地证明了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
潮剧使社会群众以另眼相看的，是因为在1955年春天在广州演出了“陈三五娘”，同时闽南梨园戏也来广州演出其在华东会演得奖的同一剧目，“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之下，潮剧仍是优秀的。最近该团因为要晋京汇报，赶编赶排了“苏六娘”。老实说，在彩排那天的上午，我对它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因为故事原来跟“梁祝姻缘”和“陈三五娘”的距离不远；甚至于还有另一个传说，一个姓吴的秀才因和一女的相恋被族长捆起来沉江。所以潮州有一种鱼总是前后不离地在游，这种鱼名就叫“白?”。苏六娘的爱人虽姓郭，并不姓吴，故事却是相像的，那末处理起来，不一般化公式化就很不易了， “苏六娘”的出人意外就因乎此。潮剧突破了这种困难，令人感到新鲜可爱，至少，我是佩服这两位编剧者的，虽说剧本还显得粗疏，不及“陈三五娘”那么细致，那是因为未经多次加工之故，可以原谅的。
“苏六娘”故事原是个悲剧，编者大胆地把它作一个喜剧或悲喜剧来处理，令人看起来并不勉强，情节结构相当完整，而且入情入理。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编者，跟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很大；也就是说，倘使没有好导演和好演员，这个戏是不易成功的。导演卢吟词是位老艺人，熟谙古典戏曲的演出方法，虽然因时间短促未能精心设计，还是抓到了戏曲表演艺术的特点，有了相当的成就。演员呢，在这个戏中有几位是特别值得提出来谈的：苏六娘是主要人物，戏还不如丫环桃花多，有人认为这是剧本的缺点，我不是这样看的。主要人物戏一定多些的成法还是可以变更的。只要处理得好。现在具体写苏六娘的只两场戏，但演员如果能演好这两场戏，也就够了。青年演员姚璇秋演闺房一场是可观的，内心活动表达得很清楚，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地主家庭的小姐，在族长的强大的权势压迫之下，能不能把性格变坚强起来，就只系在一个关键上，那就是表兄郭继春有没有变心另订婚姻一点，倘使没有另订一回事，六娘自然会坚强起来反抗族长的权势；否则，就是自杀，而自杀不等于毫无斗争性，在那个社会里，这样的自杀倒正是对封建制度有力的抗议，自投江流和被捆沉江是完全不一样的，被捆沉江只能说明族长制的罪恶；被迫自杀却是向族长制提出了控诉，编者采取了后者，我以为是好的。姚璇秋表演在这特定情况下的心情也有所成就，不过还不够突出这种意义罢了。姚璇秋的唱腔做派并不因年龄幼稚而幼稚，还是有一定工力的，这跟她的秉性纯朴，虚心向老艺人学习有关，这样，她才成为潮剧的后起之秀。
丫环桃花的戏很多，自始至终在台上活跃，扭转危局，把悲剧变为喜剧的就是她，她有智慧，但不是先天的，胸有成竹的，她的智慧就是能抓住六娘父母的弱点，因势利导，拳来脚往，击中对方要害，这样的人物是可喜爱的，也是真实的。就因为如此，这个重任居然由一个在这以前还不曾演过重头戏的小姑娘来担负，陈馥奎又出人意外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胜任愉快，那就使我不能不感到“后生可畏”了！平常的时候她活泼顽皮（第一场），紧急的时候沉着，可说恰到好处，只第三场的体会还不够深，层次不够鲜明，但已很难为她了。
然而这个戏之所以成为喜剧，不全赖情节结构，假使没有好婆旦和好丑生，就变成了不太聪明可喜的戏。在广东来说，潮剧是唯一有条件的，有四十一年舞台生活经验的婆旦洪妙，经常细心地观察各阶层的老妇，积数十年的体会，所以能从生活中吸取创造人物性格的源泉，选取最特征的动作表情来塑造形象，老乳媪由他饰演，外形像，不希奇；纯朴、善良的性格只凭语言和洗练明确的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没有工力的演员所能办到的。饰杨子良的丑生蔡坤锦也如此，完全用古典戏曲中丑生的做派表演，不瘟不火，和婆旦配搭起来分两相称。有了这两个脚色，这个戏的喜剧风格就突出了。其他演族长的郭石梅，演母亲的陈少卿，演渡伯的陈水和，都能表演出适当的身分，整个戏予人以完整的感觉。
最后，我还要提两点在编剧上是新鲜的东西：一是在剧中提出了一般戏曲中未写过的问题——揭露封建社会族长制的罪恶，这在过去潮州是典型的，在其他地方恐也一样。据我所看到的戏中很少触到这个问题。“苏六娘”即使不是第一次正面提出，也是很新鲜的；二是这个戏的结尾，出乎意外，像“桃花扇”的“余韵”一样真是余韵悠悠。就凭这两点，也突破了目前戏曲剧本的公式化，我认为是值得推许的！同时，整个戏继承了潮剧的古老唱腔做派的传统，装置简单而美丽，又能恰当地把潮州风光显现出来，可以一新观众的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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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幽默
一位画家公开展览自己的一幅作品，他对观众说：
“先生们，在这幅画上，描绘着一头在草地上吃草的乳牛。”
“草在哪儿？”观众问。
“乳牛把它吃光了。”
“乳牛又在哪儿呢？” “它已经走了，草都吃光了，它干么还留在这儿？”
（张光启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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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想到就写就画
限于制度 沈同衡
到百货公司去买一斤四两丝绵。售货员说：“我们的丝绵是每半斤一包的，四两不好卖。”我说：“那么买一斤半吧。”“也不行，必须一斤一斤就是两包两包买。你要末买一斤，要末买两斤。一斤半，我们不好卖！”“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上级规定的制度！”
到售票所去买张火车票。售票员说：“我们是电话售票，请你打电话来买。”我就问明电话号码，在他旁边借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他。他问我买什么票、到哪里去，以及住址等等，我都在电话里说了。然后挂上电话，又走过去，准备交款取票。但是他说：“不行，明天会有人把车票送到你家里去，同时收款。不过，得稍收一点手续费。”“为什么现在当面不能买呢？”“这是我们上级规定的制度！”
制度，制度！这些同志倒真正可算是严格遵守制度的模范了。可是，制度是为什么而规定的？为什么人规定的？制度既是人规定的，制度不合理的时候，人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它，而硬要让死制度跟活人开玩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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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落潮（木刻）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