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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党派负责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
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
本报讯 10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继续举行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史良，常务委员楚图南，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曾昭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铭枢等。另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因病未能出席，作了书面发言。
县级以下以党代政的情况需要改变
邵力子在会上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邵力子谈到，半年来，中央统战部和各地统战部门对民革的社会联系工作做了许多帮助，联系对象多了，民革会员也发展了不少。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人需要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民革不加以联系，政府也应予以解决。怎样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他举一个例子说，可不可以考虑从扫盲工作中解决。民革联系的社会人士如能担任扫盲教员，每月取得一定报酬，生活、职业问题解决了，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一分责任。
第二个问题，邵力子谈的是党政关系。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改善党政关系，重要的是使政府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这对党的领导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第三是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说，互相监督，过去也曾有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监督，首先要有人。在政策、方针执行中，下面的问题多。可是民主党派在下面很少有组织。邵力子主张民主党派如果发现甚么地方有发展对象，就写信向当地政协联系。参加民主党派的新的成员的教育工作，由当地政协来负责。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民主党派都需要发展地方组织，而是有条件的才去发展。
要解决长期共存同后继乏人的矛盾
罗隆基发言说，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
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这是因为，自从毛主席提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理论宣传还没有跟上去。所以现在，只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民主党派的作用有足够的估计，而国内的许多人士，以及许多外国朋友，还是估计不足的。他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如果没有民主建国会这个组织，就未必能进行得这样快。民革对和平解放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对于这些事实，他认为要多作宣传。
他在谈到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时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他认为，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因此，他希望今后这类问题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他说，这是民主党派有名有实，要使协商名副其实的问题。例如，今天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科学规划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人参加会议，周总理说，各民主党派负责宣传工作的人也应该参加。另外他谈到，要想使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党政分工就要明确。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他认为，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过去统战部在帮助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可能也有些偏差。现在，李部长说“矫枉不怕过正”，会使各民主党派遇到不少困难。因此，这个问题还应再作讨论。另一方面，要讲平等、独立、自由，也应该创造一些条件。现在有些制度、规章，有碍于平等、独立、自由的实行和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检查、修改。
长期共存的基础不在人数多少
史良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认为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她认为，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那个阶级的思想意识仍然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存在，继续进行工作。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觉悟都提高了，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民主党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思想都改造得很好了，将来共产党也可以消灭。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接着，她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她说，只有一点不大好，就是我常常由于相信党而产生依赖思想，认为党决定的都是对的，而不能独立思考问题。现在党提倡独立思考，大家就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个共同的目标下从不同的角度独立思考问题，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关于互相监督的问题，不能理解为只是民主党派对领导党的监督，这也是不平等。要平等，就得互相监督。讲权利义务是相对的，不能只有权利不尽义务，民主党派有监督的权利，也有被监督的义务。
史良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更加团结。
李维汉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他说，现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发挥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
楚图南就民主党派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发言。他说，民主党派成员在文教界，特别是在高等学校，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原因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本身对成员的教育不够，另一方面是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希望统战部研究解决。
过去民主党派成员在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中起过作用，今天，向科学进军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和党委的宣传部门、政府的文教部门联系不够，有些方针、政策问题不能及时了解，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这种情况在北京还较好，在地方上就差了。希望今后能够和这些部门挂起钩来。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专职干部，虽然统战部由中央到地方对他们都作了安排，如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但是对他们的培养、提高做得不够，不仅是待遇问题。希望能够给以适当的条件和机会，使他们能够提高，能够同各方面取得联系。不要使有些在民主党派组织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工作做了，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知道，是做的 “黑市”工作，因而不安心工作。
党与非党之间的“墙”要两方面来拆
王绍鏊说，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墙，不是一方垒起来的。光共产党整风，墙拆不干净。
他随即分析这座墙起来的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新社会来的人和旧社会来的人的语言不同。语言不同，就容易发生问题。如有人把汽车司机喊作汽车夫，就可能引起误会。因此他说，与党外人士合作，首先要懂得他们的语言和习惯。遇到像上面一类的误解，党员应该诚恳地告诉对方，以后就会改正的。但是有的党员不这样做，对方说错了话，不帮助纠正，反而记在本子上，日积月累，遇到机会，就都搬出来整人。虽然其中可能有的话有思想问题，但大部分都是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带来的。他说，语言习惯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如从延安来的和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有时就不完全一样。上述情况，遇到性情急躁的人，就会更糟。性急的人，党内和党外都有。因此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两方面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语言习惯看来事情小，但是影响大。
改变一些过时的制度才能实现互相监督
曾昭抡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互相监督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是本身还没有作好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某些制度还没有改变，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谈到，过去讨论国家体制问题，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各个方面的体制，在各个方面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也都参加讨论过。但对这样大的问题，民主同盟中央却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他觉得，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他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意见。
第一个意见，他认为，三反和肃反斗争，成绩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但是也由于有一些缺点，发生了不少副作用。“三反”斗争中的副作用，到现在五年了还没有完全消除掉。政府是不是想办法加以消除，这会有利于统战工作的。
第二个意见是：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容易反映到上面来，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因为没有组织系统，反映上来就不容易。曾昭抡说，这算不算统战工作中的一个漏洞？他建议今后要给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意见的机会。
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非常有意义
陈铭枢最后发言。他谈到，文教界的党员负责干部，有的用非所长，这种情况特别在高等学校中为严重。他希望能够深入调查一下，给他们重新调整工作。他认为现在整风期间，党员向非党求友、求师的作法，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改善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四点建议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十日的书面发言如下：
维汉部长：关于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我在政协会议上已经发了言，其中我的建议四点，即（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这四点建议，希望你加以考虑。其他没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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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补正
许德珩的申明
9日的报上，登出我说九三学社社员加入共产党后要求退社。我不是那样说的。我说有些社员在他们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要退掉九三学社的工作，不愿再担任分社主任委员等等。我认为他们能够参加共产党，是值得欢迎的，我们的同志都受到鼓舞，而且，他们如果继续担任九三学社的工作，还可以对九三学社有更大的帮助。
王昆仑来信
5月9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我发言中（见10日本报第二版）说到：“在政府机关中有的民主党派成员是有职有权有责的，但也有许多人是有职有责而权不够的”。各报所载文字，不尽符合原意，应当声明更正。
谭志清来信
关于我9日发言（见10日本报第二版）中有一段刊载为“比如，民建现在有一百二十个地方组织，其中……他们都很难解决。因此……”与原发言有出入。原发言词为：“比如，民建现有一百四十个地方组织，其中直辖单位也有二十多个，他们遇有困难问题不能解决时，不断向民建中央写信要办法。因此……”请代更正为感。
张纪域来信
读了9日人民日报载民盟章伯钧副主席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提到“例如某机关的一个计划科长，因为是非党员，不能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的他本应参加的有关会议，很感苦恼。”一段，大概是根据我在盟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而谈的。会后，我发现这件事是我听错了，特请更正。不过，某些行政机关召开的一些会议或进行处理某些工作，非党员不能参加或不能参与处理的情况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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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风和工作要两不误
本报评论员
这次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党的主要干部，这些干部的工作都很忙，党和国家工作中有很多问题经常要他们解决。如果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进行整风，那这些问题本身也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如果因为整风而影响了工作，那就可能使原有的矛盾扩大。所以，中央在关于整风的指示当中，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的原则。
现在，有些机关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恰当，只顾整风，不顾工作的情形是存在的。国家机关党委规定每周两三个下午，但是有的机关规定每周学习三天，或者学习五个下午。用这么多的时间来整风，事实上是要影响工作的。有的机关每到学习时间，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电话也不接，整个机关没有一个主要干部值班。结果，上级有什么事询问，同级有什么事商量，下级有什么事请示，一律要等待来日。什么叫做因为整风影响了工作呢？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形。
这种现象应当防止。既然要工作、整风两不误，就不能要求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当中结束整风运动，就必须把整风运动的时间放长一些，这对工作、对整风都有好处。同时，在进行整风学习的时间内，各部门一定要有负责干部值班，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致使工作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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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授治校好，还是党委制好？
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初步讨论改进高等学校制度问题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十日晚召集部分在高等院校等单位工作的社员举行座谈会，讨论有关改进高等学校的制度，在高等学校中进一步发扬民主等问题。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邦彦、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祁开智等人，就高等学校中实行教授治校和党委制两个问题发表了意见。
会上，对教授治校和党委制有这样几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实行教授治校，由教授会和评议会来主要领导教学等业务工作，可以防止人事倾轧等不良现象，充分发挥教授的积极性，有利于搞好学校的教学工作。党委制也可以同时存在，参与领导学校的工作，但重点应放在一般的行政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方面。
另一种看法是，由于今天的情况同解放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是否要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还值得考虑。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今天高等学校的工作中所以存在着许多缺点，并不是由于党委制不好，而是许多党员的思想作风上有毛病，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许多在高等院校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动机是好的，一心一意想把学校办好；但是由于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经验不多，或者业务不够熟悉，因而往往对教学工作干涉过多，对老师的意见尊重不够，同非党的教职员工的接触也比较少，彼此间了解很不够。因此，今天高等学校中的主要问题，不是要恢复过去教授治校的办法，而是要进一步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学校的行政领导或党委会，在作出重大的决定或决议以前，应当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听教授们的意见，也要听一般教职员工的意见。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才作出决定，使学校的领导真正成为民主集中的群众路线的领导。为了作到这一点，可以适当地扩大校务委员会的权力，吸收更多的教授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使它真正担负起领导校务工作的任务，而不是一种形式。同时还应该经常召开一些教授座谈会，彼此随便谈谈心，以增进党员与非党人士之间的了解，建立起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发言的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民主办校。
再一种意见是主张仿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把校务委员会变成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的权力机关，校长就是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有关学校工作中的大政方针问题由它讨论通过后执行。
发言的教授学者们一致认为，高等学校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需要改进，这是肯定的；但是究竟采取那一种办法更适合当前学校工作的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教授和其他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把教学工作作得更好，则需要进一步地仔细研究。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希望到会的同志们，回到原单位后多征求意见，以便最近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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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京少数民族干部在民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建议
在全国开展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据新华社10日讯 从4月27日以来，民族事务委员会连续邀请所属机关的少数民族干部、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教授和讲师举行座谈会，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征求对民族工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
9日下午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共一百多人。会上对执行民族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民委翻译局朝鲜文翻译处处长金万善（朝鲜族）认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对来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关心不够，北京的某些机关里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金万善说，少数民族干部高兴来北京工作，可是有许多矛盾解决不了。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干部也像对汉族干部一样，不准他们从家乡带保姆，这对少数民族干部是不适合的，要知道，保姆是要教孩子说话的，要教育孩子的，孩子们怎么跟汉族保姆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习惯？有些少数民族干部的爱人在本民族中可以做很多事，到北京以后，因为她们不懂汉文汉语，做不了多少事，不会安心，而领导机关并未设法帮助她们学习汉文汉语。
翻译局彝族干部傅正朝说，翻译局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风俗习惯尊重不够，关心不够。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钟棣华（锡伯族）说，中央民族学院对来学习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学习抓得不紧，对少数民族教师的进步太不关心，他觉得自己来北京几年了，进步并不大。他认为中央民族学院在学习方面不应当过分迁就少数民族学生，过分迁就对他们没有好处。钟棣华说，中央民族学院还需要对各族学生进行友爱团结的教育，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各族同学之间，也还存在不尊重少数民族学生风俗习惯的现象。
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阿旺登珠（藏族）说，有些汉族同志瞧不起少数民族，当然少数民族同志也就不大愿意接近他们。他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民族工作的宣传太薄弱，各民族之间互不了解，汉族同志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太少。阿旺登珠说，据他看，现在除了专作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以外，其他汉族同志根本不了解少数民族，他们不知道少数民族有那些长处，以为少数民族处处都落后。他建议民族事务委员会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宣传民族政策的运动。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研究室胡先晋副教授说，到现在，大汉族主义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许多人只看见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看不见他们的长处，因此，有人说少数民族落后，只有跟着汉族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她希望能对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向全国人民多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胡先晋对有关方面不重视少数民族文物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批评。据说，中央民族学院现有少数民族文物达三万多件，但是，展览室只有三间房子，许多宝贵的文物长期未能与观众见面。会上有的教授说，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内部资料限制过严，影响研究工作。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说，三次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我们改进工作有很大好处，希望大家更加敞开地谈下去。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说，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内的各级中共组织整风开始了，整风依靠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依靠党外同志的帮助。我们热诚欢迎党外各族同志的批评，只有内外夹攻，才能把风整好。最后，杨静仁宣布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座谈会上的意见而采取的几项措施：（一）把定期召开这种座谈会，作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内中共党组织倾听各族干部和非党同志的意见的一种经常制度；（二）指定专人成立一个工作组，并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参加，立即着手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和困难；（三）指定专人负责研究供给民族学院教授们使用内部资料的办法，务使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座谈会将在下星期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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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和锡兰网球运动员
举行表演赛招待各国驻华使节
据新华社10日讯 锡兰网球队同中国网球队今天下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表演比赛，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中国队在两场男子单打和一场男子双打中胜一场，败两场。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表演比赛开始以前，接见了两国的网球运动员，并且同他们一起照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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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本报讯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昨日上午九时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会议集中地讨论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哲学史是有其特点的，应该找出它的规律性，这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朱谦之和汪奠基都认为要找出其规律性应该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形。他们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该和世界哲学史、东方哲学史联系起来考察。冯契指出，哲学思想的一般规律，不但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找，还要从其他意识形态和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去找。杨荣国认为只有抓住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抓住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系统，不然哲学思想就会失去它的本来面目，就不会有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周辅成说，中国哲学家都有政治抱负，哲学思想是为他们的政治抱负服务的，取消了这一特点，就没有中国哲学史。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刘汉辰的发言支持了冯友兰在前次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他认为，要继承的就是一般的意义，不然就无法继承。黄子通说，胡绳认为有限度的抽象是可以的，但有限度的抽象仍是抽象，可见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朱伯昆说，有人说继承是继承共同因素，但什么是共同因素？还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对于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如何区分，很有些不同的看法。侯外庐说，近年来有一种风气，好像祖先中唯物主义者愈多我们就愈光彩，因此有将唯心主义者尽量说成唯物主义者的事。如果这样下去，那末我国哲学家从孔子到孙中山就都是唯物主义者了。但是科学研究是不能这样的。他认为确定那个哲学家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应该看他的思想体系。石峻认为，有些思想家是不成体系的，我们不能代古人制造体系。刘汉辰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虽然按体系很困难，但体系是有的，他说区分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的客观方法是看他们是采用归纳法呢，还是采用演绎法，如用前者就是唯物主义者，反之则是唯心主义者。朱伯昆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否能相互转化？如何转化？唯物主义是否绝对正确，唯心主义是否绝对错误，应该明确。
张岱年提出了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问题，他认为也应该让古人有百家争鸣的机会，不应该简单化了。何思敬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老停在阶级分析上，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哲学史应该说明，阶级社会的哲学史上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样才能促使后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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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党群之间的墙
——卫生部检查统一战线工作
本报特约稿 新华社记者吕新初报道：好些部门说党群之间有一道墙。这些墙是怎么个样子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卫生部的墙吧！
不够尊重非党干部的职权
群众反映：卫生部对非党干部的职权不够尊重，没有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常听说李德全部长不了解全面情况，是不是党组向李部长反映情况太少了。1956年讨论卫生工作只召集各地的党员卫生厅局长开会，而部内非党司局长文件也领不到。妇幼司的非党同志说杨崇瑞司长有职无权，例如评级评薪时，她的意见不被重视。有人说，让群众讨论是“摆样子”。干部司分配一个干部到妇幼司来，杨司长要看档案，干部司一个同志说：“他是党员，你不能看。”
提拔干部是先党内后党外
有的同志说，卫生部在干部政策上，对非党员不提拔，不信任，使用安排不当。去年提拔的科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都是党员；卫生部提拔干部是先党内后党外。有些非党同志原来都是科长，机构改变，科改为处以后，原来的党员副科长都提拔为副处长，而原来非党的科长反没有提升。医疗预防司的领导上有事便找党员干部，弄得非党干部束手束脚，有工作自己不敢处理，而要找党员。妇幼卫生司的非党干部说，党员的工作要和非党干部比一比，谁做得好。教育司有的领导人有工作问题常常不经过非党科长，而直接去抓党员科员，使科长不起作用。有位党员科长出差，科里工作不交给非党科长负责，却交给党员科员负责。
妇幼司的非党同志反映，党员对群众不了解，什么帮助也没有，这几年来的进步是自己读报章杂志和看电影得到的。防疫司的非党同志说，业务学习得不到机会参加，前年要求参加体育卫生监督讲座，向领导提出要求，没有得到批准；而新来卫生部的党员，就叫她去听课。
党员负责干部对群众切身利益不够关心
有些同志指责卫生部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对群众的切身利益关心很不够，不能以身作则，不能同群众共甘苦。年终积余了几千元福利金，据说是掌握过严了，后来就决定谁困难补给谁，而实际上大部分福利金都使用在党员科处级干部身上。有人说，福利金虽说人人有份，但也只是老干部和党员拿的比较多；工资福利科和行政处有的干部整个脑子都为照顾高级干部和党员着想，发福利金不能成为雪里送炭，却是锦上添花。有一个单位的主要党员干部都拿到补助金，其中有一人把补助费积存起来买手表，另外一人在银行中本来有存款，也拿了补助金。党员要房子也容易解决，而非党工作人员要房子则很难办到。
老党员居功自傲，新党员无功也傲
办公厅的非党干部这样说：有些党员有特权思想，他们和非党干部背靠背的时候多，面对面的时候少，尤其是心对心的时候少。党员对民主人士很客气。有的人没有入党的时候很积极、谦虚，但一旦入党，就完全变了样。老党员居功自傲，新党员无功也傲。有人说见不到党员如隔三秋，见到党员相敬如宾，相对无言，像是团结，但其中有隔膜。有个非党同志说，一进办公室，就可以嗅得出谁是党员。有的非党同志说：“我们有真心话向党讲，但是党员不同我们讲真心话。”
深入检查，密切党群关系
卫生部的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指示，从4月28日起全面开展了检查卫生部统一战线工作的运动，发动九三学社社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无党派人士以及共产党员分别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即称为背靠背的检查。上述这些材料，都是党外党内同志在这些座谈会上揭发出来的。现在已结束了背靠背的检查，今后还要进行面对面的检查，进一步正面听取群众意见；并作到解决问题，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提高思想水平，教育党员同非党群众亲密团结，共同做好工作。卫生部党组织号召党员负责人员要表明态度，保证对提意见的人不报复；同时号召群众消除一切顾虑，正面提出意见；有些党员缺点很突出的，应实事求是地进行检讨，对群众提出的有些与事实出入很大的意见，可作适当说明，但不要“反驳”和“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