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官僚架子滚开！
袁水拍
报载：有同志在一个会场上无理撵走摄影记者。我们祖先做什么都要查皇历，如今有人做什么都要查级别。走路站队一律按级排列，仿佛处处有一道楚河汉界。你该在我后，怎么在前？你怎么不懂得高低贵贱？一个记者算得了什么？我的官儿要比你大半个天！“我重要还是你重要？”我们这位同志一时火冒，竟不自觉地问得这末粗暴。他忘了公民一律平等这一条。“哼！你给我滚开！”我们这位同志一时愤慨，竟不自觉地骂起人来。我们希望这只是他一时失态。滚开！对！应该滚开！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
腐朽作风，老爷气派，
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许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附图片）
方成插图
第8版()
专栏：
要学会尊重人
梁汝怀
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在伏老参观农业展览会那天，当新闻记者想要摄影请他暂时让开镜头的时候，他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还不算，外交部新闻司一位工作人员又走过来火上加油，对记者说：“你们别挤了，方才已经有一位同志有意见了。再挤，就叫记者都滚出去！”（据中国青年报、上海文汇报的报道）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界的愤慨，文汇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尊重新闻记者”。
尊重人，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基本表现之一，这道理，左叶同志及其他有类似思想的人，想来也是十分熟悉了的。为什么还会一冒火就要叫人“滚出去”呢？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这句话上。
闻其声如见其人。虽然我也为那位记者没有及时照下这个精彩的镜头感到遗憾，但是这句话也仍然活龙活现地突出了一副“官”气十足的神情，使人闻到他的灵魂里的一些霉味。在“级别论”者心目中，当天的会场上，自己纵然数不上第一、第二，大约也凑得上第三、第四号“重要”人物了。至于什么记者、摄影师，算得个啥？
我不打算同左叶同志研究记者同部长助理之间的级别，尽管那也许是他最感到兴趣的；也无需再为摄影记者工作的重要性多加解释。这位部长助理同志似乎忘却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他跟当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他认为比他“不重要”和比他“重要”的，包括我们最敬爱的伏老在内），地位其实都是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建立在真正的、完全平等的同志式的基础上的，谁也没有权力说他比别人重要些。这样一说，有人也许不服气。会质问：难道部长助理的工作还比不上一个记者来得重要吗？亲爱的同志，你说错了，在那样的场合，摄影记者的工作，硬是比部长助理重要得多。没有他们，亿万人所渴望的照片就无从见到。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这个道理，也许是白说。看来，对于那些以为级别“高”就可以任意呵斥人、开口就要跟别人比“重要”的人来说，学会尊重人、学会以平等态度对待人，也许倒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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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
李跃
5月3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北京书简”，读后颇有感触。
我想，争取民主，固不容易，享受民主也不简单。不少同志在不民主的旧时代有争取民主的勇气，即使“争”得头破血流，也没有什么顾虑；可是在争得了民主的今天，他们反而缺乏享受民主的勇气，“顾虑”这，“顾虑”那。自然，“享受”民主不等于在民主的软床上睡大觉，而是包括发展民主，求得更充分、更高级的民主在内。举例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今天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跟对敌斗争比较起来，往往更复杂，更细致，有时甚至更艰难。有些敢于冒着敌人的炮火的同志，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关口面前却步了。
“北京书简”说的是“党内知识分子”，而且是“相当负责的同志”，这就更值得注意了。这位同志明明看出了“他这个业务部门里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在别人的办公室里“列举了许多事实”，“滔滔地讲了一个半钟头，仿佛还没有讲完似的”，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愿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每天和部里打交道”，怕搞坏了上下级“关系”；第二，“部里那些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通过我的手贯彻下去的。……在群众眼中我何尝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呢！”据我所知，在“党内知识分子”中，这确是有相当代表性的“顾虑”。
为什么有这种“顾虑”呢？为什么过去的“教条主义者”在认识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不能公开批评教条主义呢？以今天的新我来批判昨天的旧我，“反戈一击”，不是更能制教条主义于死命吗？可是这么一来，批评就必然带有自我批评的性质，他有“顾虑”！
不少“党内知识分子”在接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自己的“面子”、“威信”之类，而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往往不肯老老实实地公开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群众一起来商讨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办法，争取不加括弧的真面子、真威信，有的甚至躲在党的威信后边转弯抹角地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到了掩饰不了的时候，便“守口如瓶”！
没有勇气批评自己的人，一定也没有勇气批评别人，生怕“搞坏了关系”。其实，像“北京书简”所反映的那种上下级“关系”，还是“搞坏”了好。你瞧，“部里”“完全撇开教条主义不谈，好像我们这儿压根儿没有教条主义似的”，而那个“每天和部里打交道”的“相当负责的同志”，却“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他这个业务部门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为了“关系”，只能悄悄地谈。一个怕民主，一个怕不民主，而双方的“共性”便是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关系”不“搞坏”，怎能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怎能开展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怎能带头贯彻执行党的“齐放”、“争鸣”的方针？
“党内知识分子”的这样那样的顾虑，反映了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顾虑”越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越少，而“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又很容易引起党外知识分子的顾虑。这是当前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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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修脚医生
宗禹
前些时，我右脚拇指红肿会脓，疼得寸步难行。我到医院，请求医脚，但是医院里有的是内科、外科、眼科、牙科、耳鼻喉科……许多科门，却没有脚科。
我想脚上的毛病，也许比较接近外科，便找了外科医生。医生看了看我红肿的脚指，说里面已经发炎会脓，需要打几针盘尼西林消消炎。打过三针，丝毫无效。我向医生诉苦，医生说那只有开刀了。我一来怕开刀，二来对这位医生已不大信任，决定另行求医。
我去找有名的中医外科医生，这是一位老先生，看看我的病情，肯定地说：“这毛病去澡堂找到修脚的同志，保证你立刻就好。”
怎么？要我去澡堂修脚？从前我脚上有过小毛病是找修脚的治好的。这次是严重到不能走路，已疼得坐卧不安，难道还能修好吗？我有些怀疑。老先生解释说：“脚上的病修脚的同志都能治，他们很有本领，我脚上有病也是找到他们的。”老先生说得非常诚恳，我虽然还有一点半信半疑，终于遵照老先生的指点去了。
来到澡堂，简单洗个澡，要求修脚。接着，一位赤背宽胸、汗流满面的中年人，拖着木履，带着小凳，向我走来。没等我开口，便在我面前坐下。看看我红肿的脚指，有些埋怨似地说：“怎么不早来，弄得这样厉害了。”我告诉他去过医院，打过针，医生还想给我开刀，问他能治不能治。他既不说那位医生多事，也没有显露出他是能手的神情，很和善地说：“能治。”他点着那个红肿的脚指说：“这是指甲弯进肉里了。”一边说一边解布包，取出一个小皮匣，上面插着十多把粗细不同的小裁刀。这就是他唯一的工具。他温和地拿起我的脚，先照着不疼的指甲修，我只注视着那个红肿的脚指，祈望他能以真的手到病除。
他修完别的指甲，换了把细刀，聚精会神地照着弯进肉里的指甲慢慢刺去，我十分紧张，要求慢点再慢点。他安慰我说：“太深了，忍一下疼就好了。”我闭住气、咬住牙，不到一分钟工夫，他满意地说：“好了！”我有点不相信，他试着用手照疼处一捏，问道：“还疼吗？”我只觉得轻松，但还不相信自己的知觉，自己用手去捏，确实不疼了！立在地上，故意踏了几步，完全成了好脚！这时，我不禁涌上一阵感激心情，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叫了声：“你真是好医生！”
他满意地微笑着。一边收拾刀子，一边说：“使你不疼就行了，称不上医生。”他那谦逊忠厚的神态，使我感到带有自卑，不大舒服。我希望他能完全忘记被旧社会贬为最低下职业的创伤，谈谈这门职业的情况。
我想知道这门职业的来历，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文字记载，可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口头上有一个模糊的传说，许多年前，有位道士，每天走路，脚磨坏，便用自己的铁禅修一修，修好了再走，走坏了又修，说这便是修脚的起源。后人把这位道士称为修脚的祖师——称作“治祖”。以后的修脚刀中都有一把禅形刀为证。与道士成了一家人，生活上互相帮助。
这是封建社会的事情，是传说，中年人使用的修脚刀中，已没有那把禅形刀了。脚上的毛病和技术上的发展，早不是铁禅所能解决了，而是使用着十多把形状不同各有用处的好钢刀。
在技术上，据说，修脚比理发还要难学一些，因为头上有皮，指甲和肉之间只有一层无形的薄膜，要能去掉指甲不刺伤薄膜，不流一点血，才算好本领。这真不亚于“郢人运斧”的本领，也不弱于西医开肠破肚所需要的准确与细心。
但是，脚上都有一些什么毛病，是否都能治脚呢？他说：“脚上的毛病很多——嵌指、顶指、盖指、加指、脚垫、鸡眼……你这指甲弯进肉里就叫做‘嵌指’，‘鸡眼’、‘脚垫’都有好几种，修脚的全都能治。”
哪些人脚上毛病最多呢？他说：穿小鞋、穿皮鞋、妇女穿高跟鞋、走路多的和跳巴蕾舞的人脚上毛病最多。前年莫斯科大剧院来北京演出时，我们的同行就修过她们许多名演员的脚。
提起巴蕾舞，那轻妙如飞的舞姿，特别是那柔和荡漾犹如花苞似的双脚，给人们带来多少幸福和愉快。我万万没有想到那花苞似的双脚会有什么毛病，更不会想到她和修脚的有什么关系。所以引起我进一步探问的兴趣。
我打听到给苏联巴蕾舞演员修脚的是西四浴池的鲁亨。据说：1954年的冬天，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来北京演出“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等名剧时，那一朵朵花苞似的脚尖上，磨了许多茧泡。她们把鲁亨请到寓所。最初鲁亨不懂毛病为什么全在脚尖上。问起来由，她们立刻在鲁亨面前飞舞荡漾了一番，作为解答。鲁亨惊喜，卷袖拿刀，为她们精心修理。片刻，使得她们的双脚更加柔和轻快了。后来，鲁亨看了她们的正式演出，对他亲手修理的美妙如飞的双脚更加爱慕。从此，鲁亨成了演员们多次邀请的修脚医生，也成了朋友。当她们回国上火车前几小时，还有两位演员请鲁亨修了一次脚。她们对鲁亨修脚的本领大为赞扬。
我听了这些故事，觉得自己过去太孤陋寡闻了。据说北京市的近八十家澡堂里，有三百多个修脚医生，一年中总要为好几万人医治脚病，谁能说这行职业不重要吗？可惜近几年来没有收过一个学徒，可惜这门技术还没有得到重视。他们每修好一次病脚，不管病的轻重只收二角六分钱，而医院挂一个普通号就得三角，未免有些不公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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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感
徐淦
绍兴歌谣：“大人话错话话过，小人话错打屁股”。这里的大人小人，在家庭里，指长辈晚辈；在社会上，指堂上的官吏阶下的百姓。
这自然是不民主时代的写照。民主时代怎样呢？反其道而行之，变成“小人话错话话过，大人话错打屁股”吗？小人无知无识，难免说怪话，发谬论，不知不罪，何妨从宽；大人德高望重，不该胡言乱语，明知故犯，理合从严。所以，挨打挨够了的小人忽然要求这么反一反、变一变，未始没有道理；就算近乎过激，小人眼界小、器量小么，也是只好请予鉴谅的。
然而，最好的办法，还是人不论大小，话错了一概免打屁股吧？说什么天生屁股之所以长着厚厚的肉，正是为了一五一十地挨打，那是可哀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