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要重视世界史这门科学
杨人楩
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了每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鸣得还不够，这固然是由于科学研究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然而也并非不是由于完全没有顾虑。毛主席指示要继续放手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且说不要怕毒草而要在斗争中求真理，这就消除了我们不少的顾虑。
百家争鸣的方针具体应用到科学工作上，我以为有三类形式。第一、在学术上展开批评与讨论，这一类工作做得已经很多，缺点在于面不够宽，不够深入。第二、放手出版专著和开设专题讲座如历史讲座之类，这一类的成绩也是肯定的，只是嫌少了一些。第三、科学的准备工作，即替各门科学打一个结实的基础，使不能鸣者能鸣，能鸣者鸣得更好。从长远来看，第三类的工作比前两类是更重要些，但是，恰恰是这一类工作做得很不够。目下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推动科学研究的方法只是叫人选定题目，写出论文；于是我们时常看见某单位定出几百几十个题目的报道。看样子，十二年科学规划要提前六年完成。可是，论文与专著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我们要求有研究成果的鸣，不是“瓦釜雷鸣”。事先不给人准备条件，不让人踏踏实实去钻研，只知为讨论而加班加点地写论文，无疑是拔苗助长。对于不能鸣或鸣得不好的科学，尤其要做准备条件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忽略了这一类工作。
百家争鸣的方针自然会使每一个知识分子想到他所从事的那一门科学，因此，我要谈谈有关世界史的问题。我认为，目前世界史这门科学是没有受到它所应有的重视的。在解放以前，它只是一门贩卖西洋知识的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科学；由于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它才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我们已培养了一些土生土长的世界史专家，我们已在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工作，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我们已有我们自己的看法。然而这些成绩仍是非常微小的。由于它的原有基础太薄弱，所以高等院校世界史教师的质量还不够高，量则离客观需要更远。最严重的是继起乏人，青年人不愿学世界史，原因不在于怕困难而在于这门科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觉得学了也没有前途。
我们的领导是否忽视了世界史呢？没有！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世界史已有其应有的地位，教育领导部门也相当照顾到世界史的发展。可是，直接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某些同志们，对于世界史显然采取了忽视、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我们认为就世界史而论，它的主要矛盾也正是先进的科学水平的要求与落后的科学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目前急需着手的是一系列的准备条件的工作，如扩大队伍、编译专书和史料、购置及整理资料，编纂工具书，摸先进水平的底等等。我们曾具体建议如何推动这些工作，如何组织分散在全国的力量以免各搞一套的浪费现象而收分工合作之效，这些建议都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关于图书资料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在座谈会上提出，也不止一次向有关负责同志提出，结果是不予理睬。我们迫切要求办一个有关世界史的杂志，希望除利用它来发表论文外，还可用它来介绍先进成果与科学动态，交流并讨论各种工作的经验，大量刊登史料与书评，这些都不是一般史学刊物所能容纳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杂志来联系分散在全国的力量。我们不可能想像在各门科学都有一个或几个刊物的今日，而世界史不能有一个争鸣的场合。学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学术性的刊物应当是愈专门愈好，学报之所以不能受到重视就在于它是一个杂烩。我们这一建议没有遭到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反对，却遭到了行政命令的制止。世界史没有第一流的学者，所以在学部里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有知难而退。在一再努力都遭到碰壁以后，我们不但有顾虑，而且有些消沉；我们在怀疑：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不须贯彻到世界史呢？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可是，世界史要求有领导而没有领导，应当办杂志而不让办杂志，假使不是宗派主义作祟的话，是否存在有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问题呢？
我们的科学落后，当然不可能叫各门科学都齐头并进。应当排排队，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只要不把它抛在队外。我原是赞成在1958年设立世界史研究所的，现在有些动摇了，因为怕成立了以后会有些名不副实，还不如先在各大学设立一些小型科学据点为好。为了要把力量组织起来，我们建议先成立一个世界史学会，由它来进行一切有关准备条件的工作，目前以出版世界史杂志为中心。有了学会的组织，我们就可透过它来决定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就因为方向不明确而普遍感到苦恼。在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时期中，负责推动这一工作的同志可能会感到难于领导，那么，请考虑一下周扬副部长的话：“依靠科学家、艺术家，要很好地和他们合作，信赖他们，遇事多和他们商量”。我们迫切需要领导。
最后，我必须附带声明一点：以上所指的世界史其实只是西洋史；只因教条主义者的武断才让它张冠李戴地搞了这么几年。教条主义者曾用“西洋是帝国主义者带来的东西”、“西洋史是西欧本位主义”、“反对世界史的名称就是不虚心学习先进经验”等大帽子来压服人；就不曾理会我们早就有“三宝太监下西洋”之说，东西只是相对的字样，硬把不包括中国史和亚洲史的西洋史来囊括世界是何等不谦虚！科学是要求名实相副的，我建议还是应当考虑用西洋史这一名称，除非我们能够想出更恰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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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个方针需要长期存在
潘菽
关于放还是收的问题，毫无疑问，毛主席的要放不要怕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百花齐放”是含苞刚吐，现在的“百家争鸣”是刚打起锣鼓，决没有就要收的道理。
但是否若干年以后就会放得够了或者有余了而要收一下了呢？我认为这也不会，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人有意见也是应该让他说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方针放手地予以贯彻执行而不必有什么害怕呢？那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可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怕跟不同的意见或者错误的意见作斗争而只会在这种斗争中壮大起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办法呢？那也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重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领导。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也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领导。其实，这个方针本身的提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光辉的体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领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呢？领导的方法并不是给这个方针的执行订下几条戒律，制定几个框子或者立出几种标准。这样就要变成收而不是放了。领导的方法是积极地，无顾虑地参加到“齐放”和“争鸣”中间去。毛主席说，百家其实只有两家，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照这个意思，百花也可以大别地分作两种花，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自己和别的思想平等看待。只有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挥最好的领导作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会是什么呢？效果一定是：正确的东西变得更加正确了，不正确的东西也会向正确的方面转化。
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来看，使不好的向好的转化，使不正确的向正确的转化，这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对人民自己的一种教育过程，并且是最好的教育过程。
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已快一年了，但效果还不显。我认为这就是因为放和鸣都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而并不是因为存在什么障碍。百花的放不像吹肥皂泡，一吹就是好几个。百家的鸣也不是信口开河，张张嘴就是千言万言。所以迟迟地放出来和迟迟地鸣起来未必不是好事。吹肥皂泡和信口开河总不是大家所欢迎的。但我们也应该看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以后百花的枝头是否在孕育着苞蕾，百家的头脑是否在活跃起来。假如不或者不够，那就有问题。假如有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想办法。我觉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可能有的主要妨碍是大家对这个方针的认识不够或者理解不正确。尤其是在领导地位的人假如对这个方针认识不够或者理解不正确或者根本反对，那是最有害的。再，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也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这也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
我还有一种看法。以百家争鸣来说，我认为一种意见不一定要在刊物上发表出来才算是鸣。把这个意见写了出来给人看或者讲了出来给人听也就是鸣了。例如一个编者把一篇稿子附上自己的意见退回给作者，不能说是压制争鸣。假如编者的退稿意见是正确的，不是粗暴的，那也是一种争鸣。一个人假如要求自己写的什么东西都要印成白纸黑字，不许编者参加意见，那就是只许自己鸣不许别人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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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看法
黄药眠
旧一代的知识分子是从旧世界来的。他们在旧世界里都曾经走过一长段的旅程。但是由于各人所经历的旅程不同，所以他们的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尘土。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今天新时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人从其所已经经历过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较。
费孝通同志说现在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见解。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已经是春天，这并不是我有意要来唱反调。这只能说我有我的一番经历。当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只是半个流浪汉半个知识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条丝线悬在空中，门口时常有不尴不尬的生面孔出现，窗口的短墙外，时常有人露出一个头来在探视，走路的时候，也时常提防着后面有什么人跟踪。至于摇笔为文，既不能成为文豪，徘徊在大学的门墙外边，也只能作一个墙外的行人，向往于墙内的佳人的唉声。到了全国解放，眼看全国人民都获得解放，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被推翻，在中国飞扬跋扈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我就不禁大乐。而我个人则竟然有机会追随在许多专家学者后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摸摸书本，这比我过去有时在寒风割面的深夜里踯躅在街头的情况，的确是温暖得多了。所以我说，从那时起，就是春天。
当然，春天也还不免有一、二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东风不知吹散了落红多少，或者甚至个人也还不免有一个时期的“伤春”的情绪，但春天究竟还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传达出春天的消息。
至于目前知识分子所苦恼的问题我认为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绝大多数的人看来，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是得到了保证了。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是在埋头研究，有些人则在很紧张地备课。今天的学生，更能独立思考了，提出来的问题是很多的。争鸣当然很好，但争鸣也得有资本。钻研业务的精神是提高了。可是他们的社会活动都是很少的。有些人则又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政治待遇，特别是一些过去曾经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或在过去曾经活跃过一时的人物，抚今追昔，又未免有点寂寞之感。以上两种人，问题都不是在于如何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来搞好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和如何更好利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来进行政治学习和做些社会活动。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政治太多，而是政治太少了。
的确也有些人，社会活动太多，侵犯了他的六分之五的学术研究的时间。这种人，其实并不多，但也最容易嚷，而且他们的嚷也最容易被人听见。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的确可以多做一些研究工作，而他自己也是愿意沉下心来做些研究工作的。但也有些人不过口里嚷嚷，而其实正是“乐此不疲”，真的要他少出来活动，他可要皇皇然起来了。但也不能说，他们这种嚷就都是假的，不，它还是有几分真情。不过这只是偶尔抒情，或者老朋友面前，偶然表示一下对于过去摩娑过许多时日的旧业的怀恋。如果把这些嚷就看成是他们的主导思想，这也许未免太天真一些。有一位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青年，曾和我说过，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真的不容易搞，把你们的名字放上去请你来开会吧，你又说，我那有时间来陪你们开会？如果不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吧，有朝一日，名单在报上发表出来，你一看见大名没有在报上登出，又会大发牢骚，说某某都有名，我的名字谁给除去的？总之像是绞纹柴，很难摸清它的纹路。这些话，我认为也是真的。以上两种人，尽管社会活动很多，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太多了呢？我看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真的对于政治科学有深刻的研究呢？对于政治艺术有很好的修养呢？对国计民生有十分关切的心情、对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呢？我看还没有。他们有些人，好像是名贵的花，被人十分小心地保护着。久而久之，也就自己觉得真是名贵的花，而有些儿飘飘然起来了。我看以后也有必要让他们学习学习。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目前的政治积极性的潜力还远没有充分发挥。今后随着民主生活的日益充实，大家有更多机会说话，情况是会一天天好起来的。问题是需要领导和帮助。诱导人们向前看。此外，如果能再把社会活动过少的和社会活动过多的人加以适当的调整，使小提琴固然有机会鸣，就是轰然作响的大鼓也可以有机会响，典雅的竖琴也有机会来丁冬的几声，那就更好了。
知识分子总得要有知识。天下总很难找到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自甘于没有知识。知识分子，喜爱知识，喜爱自己的专业，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识分子希望有一个书斋，书斋里有几本书，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协助和推动他们搞好业务，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躲进书斋里去就不出来了，那恐怕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向圣贤书”，但是时代会来敲你的门，它会给你许多邀请。而且今天的知识分子，真的想钻进书斋里去，不出来过问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时的感慨。为什么？因为他总得把他所学的东西，和人民的需要对对口径。学以致用，这是我们中国的老传统。莫非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想把他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为世所用？我想不是的。没有不愿意他的知识发挥作用的。如果他能作出建议，而这个建议又为政府所接纳见诸实行，他一定会感到精神上莫大的安慰。
近年来知识分子之所以不大肯谈政治，主要就是有顾虑。顾虑别人说他立场不稳，说他有唯心主义。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知识分子多发表意见的机会来了。难道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花了多年的劳动获得来的宝贵的知识，拿出来让大家品题，而甘于把它埋在心灵深处让时光送入遗忘的王国？
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士大夫的传统，态度比较矜持，希望别人对他有更多的尊重，批评起来采取更委婉一些的办法，这些估计都是对的。但我不同意把今天的知识分子比成诸葛亮。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但这个打比，却跛得太厉害一些。因为究竟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成为高卧隆中的诸葛亮的可能了。他既不能收租，又不能真的卷起袖子来以“躬耕”为活，而且如果他不读许多杂志报章，如果不经常听报告，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即使他有满腹经纶，又如何能了解天下大势？所以别人对于知识分子尽可以有三顾茅庐之心，而知识分子可切不要存让别人来三顾茅庐之意。知识分子要求别人尊重，这是好的，但知识分子，也应该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奋斗经验和历史。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有时候就不够尊重别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诸葛亮，或者是应着天上的什么星宿下凡，命定的摇摇鹅毛扇就可以指挥如意！我们还得更多学习谦虚。
现在再就百家争鸣来谈罢。要真的争起来，就首先要求领导方面真的敢放，而且不要一放一收，或欲放还收。另外一方面，则知识分子要对于这个政策的贯彻有信心，有勇气。有许多问题过去认为早已经解决了的，实际再研究一下，还是没有解决，还可以提出来争论。而且你不提出来争论，青年同学们早就提出来争论了。所以你想不争鸣，也就不可能。为了培养争鸣的勇气，提高争鸣的质量，我认为可以多组织一些小型的读书会，小型的讨论会。小型讨论会中，就可以某些重要论文提出讨论；可以由某一个人写好文章，约几个朋友来对他的文章提提意见，可以就某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先由几个人交换意见或展开争辩。由小型的座谈会到大型的座谈会，到讲坛上的争鸣和报纸刊物上的争鸣。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所担忧的就是，我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争鸣。但过后一想，争鸣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我把幼稚的意见或甚至错误的意见拿出来，因而引出了层出不穷的真知灼见，那对我也是莫大的快乐。因为真理难道一定要通过我的手里获得么？真理难道一定要放在自己的荷包里才算是快乐么？无论谁把真理挖掘出来，真理都是人类共有的财产。既然是共有的财产，当然我也就能分享得一分光荣了。因为想通了这一点，所以我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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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续完）
——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摘要
克服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纠正不正确的选稿标准，改进“解放军文艺”的编辑工作。
陈斐琴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也是搞得不好的。“解放军文艺”创刊六年来在群众中起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文艺批评上的一些教条主义作风也起了不好的作用，由于编辑水平以及一些不正确的选稿标准，也发表了好些不够好或不好的作品。
（一）“解放军文艺”与作家的关系，的确有不少不正常的地方，文艺批评上的教条主义伤害了一些作家，比如对白刃同志的小说“目标正前方”。虽然这个作品是有缺点的，但其主题和题材是反映了当时一些情况的，而对他的批评是过分的；对苏策同志的“小鬼与团长”小说，也有批评过分的地方，这些都伤害了作家的心。更不好的是在刊物上发表作家的检讨（其实有些作品并未公开发表），同时编辑部加上给作家作鉴定式教训作家的按语。当然，这是在比较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在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情况下产生的事情，但是，这种对待文艺、对待作家的方法、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其他如从居功骄傲的战斗英雄说的一句话“老子老火车，你坐火车”引伸出“反无产阶级领导，反正规化”的结论，从写干部没写好，引伸出作者看不起工农干部的结论（对“小鬼与团长”的批评）等等，都损伤了新生的幼芽，说明在一些武断的批评之下，只要有一些缺点的作品，往往难以放出来。
（二）在修改作家的稿件上，也有许多粗暴的地方。比如“蒌拉姑娘”中的小姑娘原来处理是死了的，但编辑部硬要处理成活的，原因是听一个外国作家说，为什么给儿童看的作品都是写死的呢？以一般的意见对待具体的作品，这就把作品处理坏了，直到刊物付印时才加以改正。再如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是一个较好的作品，但编辑部说它人民性不够而加了些“人民性”的情节进去。另一种是由于生活知识的缺乏而来的。如把一首诗的“千峰骆驼”改为“千只骆驼”，即由于不懂骆驼是以峰来计算的。而“峰”比“只”也更形象些。另，即过分强调编辑部的删改权，稿约上本来印有“不愿删改者请声明”，但一般作者是不愿作此声明的，因为怕编辑部说他骄傲，还可能会影响作品的发表。而编辑部删改起来即有对作者不尊敬之处。有的在稿签上注批着“掐头去尾留中间”等等。作者写稿用很长时间，而编辑改稿却用很短时间，致有时把人家写得正确的地方给改错了。或者给中间删掉一段，用粗糙的文字连接起来。给作者的回信，也有扣帽子的。如一个部队同志写了一首诗叫“照阳江的姑娘”，在退稿信上评为“小资产阶级缠绵感情”。结果下面的领导又给予批评。
（三）对军内稿件的处理也还有种很不好的作风，即有时看名人、职位，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四）对团结老、新作家问题上，对文学风格方面，往往习惯自己喜爱的方面，比如文学评论，对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采用他们所习惯的分析作品的方法，则看不惯，而要求改成自己所习惯的那种形式的论文。
这些问题，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些改正，现在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况下，我们准备作一次比较全面、深刻的检查，以纠正过去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改变作风。
茅盾同志的结束语
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作家们要谅解编辑部的困难。编辑部要竭力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情绪，主动地同作家团结。
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家和编辑部之间加强团结，需要做到：
一、互相尊重，彼此了解。在我们这社会里，作家和编辑都是脑力劳动者，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有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互相尊重彼此了解的基础。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而且又是需要高度思想水平的很细致的工作；为了忙，为了主观能力的不够，编辑工作令人不满，甚至发生错误，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作家们如果能够了解编辑部的这种困难，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会谅解，而从团结的愿望、帮助的目的，向编辑部提出意见。编辑部要随时随地虚心接受意见，竭力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宗派情绪，主动地和作家团结。各刊物的编辑部如果能够经常和作家们座谈，倾听作家们对于刊物的意见，同时也把编辑部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和作家交换意见，——如果这样的座谈会能够每月举行一次，我想会大大加强作家与编辑部的彼此了解和团结。解放前，我们办同人杂志，就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团结了相当广大的一群作家。
二、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个方针的坚决贯彻，就为作家和编辑部的加强团结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作家和编辑部的团结不是一团和气，彼此有意见都不提，而是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互相策励，共同把刊物办好，——也就是，共同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起来，达到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和发展。现在普遍反映，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刊物是一道关口。这所谓“关口”，如果直到现在还是有真实性的，那么，我们必须决心使它今后不再存在！让我们——作家们和编辑部——把这关口拆掉！而编辑部因其地位关系，必须主动来拆，彻底地拆掉它！
三、处理稿件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很坦率；意见都很好。虚心，慎重：——这在编辑部方面是首先第一要遵守的原则。不但改稿要这样，取舍稿件也要这样。关于改稿——哪些可改，如何改，等等，大家都讲得很对。如果发生错误，就用负责的精神坦白承认，作家一定会谅解。这次座谈会上，秦兆阳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王蒙同志的谦逊诚恳的态度，都值得赞美。秦兆阳同志对于造成这次错误的分析，我觉得也还深刻。这件事给我们编辑部的教训意义是重大的，而且效果也是好的。这就是，坦白相见，作家和编辑更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加强了团结。
各位同志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了，这次座谈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