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信任不足 使用不当 关心不够 支持不力
地质部高级技术人员坦率批评领导缺点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地质部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反映的情况表明，信任不足、使用不当、关心不够、支持不力，是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的一致呼声，也是目前企业党、政领导干部跟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关系不够协调的主要原因。
在座谈中有些人指出，过去几年来，地质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工程技术人员的关系是有改进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在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关系还不够协调。
有职无权缩手缩脚
不少人在座谈当中，说有些单位对工程技术人员不够信任。有些野外普查勘探队的工程技术人员有职无权，担任行政工作的队长做决定时，往往不征求技术负责人的意见。派留学生偏重政治，忽视技术。有一个单位要派四名技术人员到国外学习，可是由地质部干部司指名，结果派出的人质量很低，而有相当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却没有派去。一位原来在东北地质局工作的工程师感慨地说：我们有些人虽然还不能称为“红色专家”，但是经过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至少也够得上“水红色的专家”了；可是那里的一些领导干部却不这样看。有些人谈到：由于信任不够、使用不放手，不少技术人员工作中缩手缩脚，积极性没有很好发挥。
学非所用调动频繁
有些人认为，对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不当的情况，还相当严重。有些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往往被分配做机关工作，而不让他们先去接触实际，使他们不能很快提高。目前有的机构设置不当，技术人员没有事可做，很苦闷。有些干部今年让他们找煤，明年又让他们找锰，后年又让他们找石油，结果成了“万金油”，哪样也不专。目前地质勘探工作已经进入有计划发展阶段，应该让技术干部固定在一定的矿种、地区，以便于他们的提高。
科学研究困难重重
有人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去年喊得很响，现在却有些消沉。有些年轻的技术人员感到理论水平低，迫切要求学习，可是至今领导上还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有些老的工程技术人员感到资料少、图书不足、研究条件差，领导上也没有及时帮助解决。有些人认为地质部对中等技术干部的培养尤其不够。一位工程师说：我们上有老前辈（老的技术人员）、下有党团员（指入党入团的青年技术人员），出国参观年纪轻、留学年纪大，都轮不到，被卡在中间，成了“卡级干部”，老不能提高。有些人感到老本越来越不够用，心里很苦闷。
有的人指出：地质工作是一项科学技术工作，要“鸣”的东西很多，如大地构造学说就有许多学派，青年人无所适从，但是由于没有人支持、推动和组织，“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地质部还没有很好贯彻。有些老的技术人员担任行政工作过多，或者开会时间过多，“不务正业”；保密制度过严，有些资料看不到。这也大大影响了科学研究工作，有些单位在政治上、学习上关心工程技术人员也做得很差。
有些干部作风粗暴
有些人提出有些党和行政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化，不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甚至打击报复。有一个单位一位党员技术人员对某项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被批评为“反党思想”。有的干部看到技术人员有缺点，不是采取批评团结的态度，而是采取强硬的斗争办法，使有错误的人抬不起头来。还有的党和行政领导干部对有缺点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及时帮助，而只是挑剔这也落后那也落后，从而加深了技术人员跟党、政干部之间的隔阂。
技术人员也有缺点
有些人谈到有些工程技术人员不够虚心，有骄傲自满情绪；有些年轻的技术人员不愿向老技术人员虚心学习。有些工程技术人员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过分强调个人兴趣，研究题目脱离实际需要。还有些技术人员不愿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研究起，而是处处想抓大的，效果不好。还有的人怕负责任，工作不大胆。
思想见面消除隔膜
大家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生产工作和科学研究都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应该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很多人提出在党、政干部同工程技术人员之间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要相互间能思想见面，许多隔膜是可以消除的。
地质部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是由中共地质部党组召开的，从4月30日到5月6日，先后开了四次。座谈期间，参加座谈的有三十多位在京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座谈会结束时，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代表地质部党组，对大家提出的许多批评建议表示感谢，并且表示将很好地研究这些批评和建议，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他还希望工程技术人员今后对领导工作提出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第3版()
专栏：
符合生产发展需要 缓和企业内部矛盾
第一机械工业部劳动工资司负责人谈延长学徒学习期限问题
本报讯 本报记者就执行国务院关于今年学徒工（练习生）能不能按期转为正式工人的通知问题访问第一机械工业部劳动工资司负责人。承他答复如下：
负责人说，从第一机械工业部具体情况来说，国务院这一规定是适宜的。去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各厂共招收了九万多人，其中包括学徒工四万三千多人，学员一万多人。同时，为了加速技工培训的工作，本部曾规定：二年制学员毕业后可升为四级工；一年制学员毕业后可升为三级工；各厂生产中委托培训学员一年可升为三级工，并订立师徒合同保证完成。实践证明这种规定是主观主义的；再加某些厂执行中提倡速成培训方法，争取提前出师，这就造成了升级过快的现象。例如有的徒工三个月升为二级工，有的六个月升为二级工，大部分徒工一年升为三级工。
负责人说，上述培养徒工的要求是和本部培养技工的力量不相称的。去年招收的学徒工几乎达到本部原有工人的40％，再加原有工人中有许多没有带徒弟的条件，便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例如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所属各厂原有工人两万人，却招收了学徒一万七千多人，老工人数量不够，因此，有的老工人带三、四个徒工，最多的带到七、八人，根本无法传授技术。
学徒学习时间太短，虽然许多徒工很努力，但是，一般还不能达到现在生产中同级技工的水平。再加某些企业在学徒升级的时候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工评级，有些学徒本来没有达到四级的水平，在技工学校要求下，也勉强评为四级工了。有的师傅还是二级工，徒弟反而评为三级工。师徒间、工人与工人之间便产生了矛盾。同时，一般徒工都是工序工，只会一道工序，遇到试制新产品的时候就要从头学起。学徒工对机器性能不全面了解，操作技术不够熟练，往往造成生产和人身事故。这说明现在生产岗位上的学徒实有进一步深造的必要。否则，就不能满足今后机械工业经常变化产品的要求。
负责人说，今年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工人已经多余，一般工人也不再升级；按照企业规定，学徒工出师后，一般不再作辅助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大批学徒工转为正式工人，不但会影响到学徒工技术的提高，而且会使工人内部矛盾扩大。因此，规定学徒，不升级以减少这种矛盾是十分必要的。
第3版()
专栏：
学徒生活回忆
——谭震林同志访问记
本报记者 柏生
最近，记者有机会访问了今年已经五十五岁的谭震林同志。他现在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从他的回忆里，我知道了他四十多年前当学徒时的艰苦生活，以及他在学徒生活中受到的锻炼，和养成的好学的习惯。
那是1913年的一天，在湖南省南部攸水旁边的一个小县城——攸县城里，一个穿长衫的人带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走到了一家古书铺门口。这两个人就是谭震林同志和他的父亲。这家古书铺，只有很狭小的门面，一层楼的瓦房，可是上下只有两间。楼上放货，楼下门市又兼作坊，摆了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有些纸、墨、笔、砚。门口挂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匾额，上面写着“太成堂”三个字。谭震林同志的父亲带了他进去，让他给穿长袍的书铺老板磕了头，拜了师傅。就这样，他就开始了学徒生活。
谭震林同志生在湖南攸县一个矿山小职员的家庭里，他有兄妹八人，全家人只靠父亲一人做工过活。1913年，辛亥革命后不久，湖南还是一片混乱动荡的局面。那时，他父亲被矿山老板辞退了。他父亲只好把子女们送出去找生活出路了。他的大哥被送进一家香店学做线香的手艺，二哥进了一家豆豉坊学做豆豉，五弟和七弟家中养不起，都送给了人家。他就被父亲送到“太成堂”古书铺里来了。
虽然那时他还只是十二岁的小孩子，从他进了“太成堂”的第一天起，便参加了繁重的劳动。每天早上，老板和老板娘还没有起床以前，他就同另外两个学徒起身了，把屋子打扫干净，把桌子抹好，痰盂倒好。等老板起来以后，他们三个人又要忙着烧饭。他有时还要帮老板娘洗衣服，抱孩子，替老板装烟袋。头两年什么也不能学，只好替老板家做义务工，一个钱的报酬也没有，就是吃老板家的饭，每天青菜、豆腐，一个月只吃四两肉。
谈到这里，谭震林同志感慨颇深地说：“你们是不会知道的，那时学手艺可真困难。老师傅很难服侍，很保守。学徒要同他处得好，帮他洗衣服，倒茶水，做许多事，他才肯教一些。如果服侍不好，根本别想他教你东西。所以，有的学徒学了三年出了师，可是两手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行，学三年等于白废了。”
他在“太成堂”当了两年学徒。当他才开始学打算盘，和学着打那敬鬼神用的纸钱的时候，因为老板生病死了，店也就随着倒了。他只好背着行李回家。在这两年中，他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手艺，可是也学会了照管自己的生活，初步养成了一种勤劳的习惯。
谭震林同志回到家里，怎么办呢？手艺还没有学成啊！十四岁的孩子，又远离家门九十里，到三面环水的茶陵县城里去，在一家“徐文元”书店里学手艺。这家书店的门面比“太成堂”大些。
来到“徐文元”书店的头两年，他仍旧做着抹桌子、扫地、烧饭、抱孩子这些杂事。此外，他有机会开始学手艺了。他先学会了木板印刷技术，以后又学会了装订技术。但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学得的呵！靠人教是假的，主要靠自己看，自己做，从做中积累经验。在这个店里，每个学徒每天的工作都是很繁重的。那时他拿着墨刷子，坐在木板面前，每天不论怎样腰酸手累，必须保证在木板上印刷完三千张纸，不然老板是不会让他休息的。装订工作也很繁重，一把切纸刀就有四五斤重，切纸要求又快又齐又光，做起来很是累人。可是，谭震林同志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逐渐锻炼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印刷徒工了。
“这些手艺本身是比较简单的，有一年就可以学会了。可是那时候规定，学三年才能出师。因为换了地方，我一直做了四年学徒才出师。”谭震林同志笑着说。
在这个期间，谭震林同志也养成了一种酷爱读书的习惯。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他，是不满足于仅有的这点文化知识的。他白天在店里干活，晚上还抓紧时间，在煤油灯下看各种各样的书籍。那些书多半是旧小说。他晚上从书架上把书拿到手，在第二天一清早就悄悄地放回书架子上去。即使没有看完，也只能到第二天晚上再偷偷去取下来接着看。他看书的时候，要十分小心保持清洁，不发生一点折皱损伤，只有这样老板才会看不出来。就这样他不间断地看了许多旧小说，例如“水浒”、“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等。从这些书里，他找到了知识的源泉，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贪婪地读到深夜。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诙谐地说：“我那时看书的技术是很高明的呢！看过的书就和没人翻过的一样新。就是这样，老板没有发现我看书，才使我看了许多书。”
那时工人的工资是很少的。谭震林同志出了师以后，第一年一个月拿一吊钱。当第一次拿到了自己劳动的报酬的时候，虽然那样微薄，可是他心中很高兴。第二年一个月他拿到两吊钱，以后逐渐增多，到了拿四块钱一个月，就算不错的了。那时有的人做了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最多才不过拿八块钱。在那个时候的印刷业中的工钱没有超过这个限度的。就是这样，除了自己生活以外，就很难养活全家老小。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攸县、茶陵县城里那些从江西来的生意人，不论在杂货店、绸缎庄、药店，都没有带家属的，妻子老小都在农村里。那时候，一年放几天假，让大家回乡一次。看起来，在旧社会中，求得职业是不容易的，想养活一家老小更不容易。
有一次，“徐文元”的老板娘打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这个老工人在店里几十年了。那时的店老板就是他抱大的。这个老工人的无辜挨打，激起了店员们的愤怒和抗议。大家联合起来向老板和老板娘进行了斗争，一连罢了三天工。最后老板和老板娘不得不向老工人赔了礼。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使谭震林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清楚地看到了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在生活实践中，他的革命思想受到了启发。
1924年，谭震林同志离开了茶陵县，回到了攸县，还是继续做书籍装订工人。在他所在书店的对门，住了一个小学教员余来。余来是当时攸县共产党的负责人之一。谭震林同志同他常常往来，在一起谈论革命道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在1926年，谭震林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革命斗争。从此，他就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一直到现在。
当访问快要结束的时候，谭震林同志一再地表示自己从学徒工生活过来的道路，只不过是很平凡的一段。他笑着对我说：“这些都是青年时代的往事了。如果从我的这一段生活中可以给今天的青年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想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青年人都应该抱着正确的生活态度，顽强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和学习。今天青年人的生活道路是无限美好的。这比起四十年前我们青年时代所走过的道路，真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停了一下，接着又感慨地说：“可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里的许多高小和中学毕业生以及青年徒工们，有的人还不愿意下乡参加劳动生产，不愿意当徒工去学手艺。他们认为下乡种地丢人，当徒工没出息，只想升学，或者到大工厂里去做个三级、四级的工人。其实，升学或到大工厂里去做工，固然是一条出路，但是，当徒工学手艺，下乡种地，不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青年人是应该经过艰苦锻炼的，不要以为做学徒、种地就什么也不能学习了。我的文化水平不就是在当学徒工时提高的吗！学文化要靠自己。我在参加革命后不断自学，可是基础是在那做工的十二年中打下来的。青年人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也应该努力坚持自学。”
“我自己是学手工业学徒出身的，我愿意在这方面再谈几句。”谭震林同志说，“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工业落后。今后不仅大工业要发展，就是各行各业的手工业也要发展。有许多手工业，比如说做豆豉吧，现在还不能机械化。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多种多样的手工业发展，这样不但对工业生产有利，对人民消费需要的满足有利，社会上就业的门路也将扩大。各行各业的手工业都需要有人去学。而且，现在一切劳动都被人尊重了。今天的师傅也不像过去那样保守了。”
说到这里，谭震林同志笑道：“我从木板印刷这个科班里出身，直到现在还没有忘了这一套本事呢！在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有时还用到这套本领。别的不说，自己订个小本本，也比别人内行得多呢！”
接着，他又谈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中间，李先念、曾山等同志也是从学徒出身的。李先念同志少年时代做木匠，曾山同志做过缫丝织绢工人。他们青年时代都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受到高深的教育。他们当时接触到的是锯子、纺车……而不是课 桌、精装书、试验仪器。可是，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最好的教材，勤勉是最好的教师。几十年来，他们经过丰富的生活锻炼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教育，也都已经成为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了。
第3版()
专栏：东鳞西爪
东鳞西爪
赠肥料给农业社
新建吉林肥料厂职工在7日把他们试生产的第一批化学肥料，赠送给吉林市市郊朝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兄弟。
当满载化学肥料——硝铵的汽车到了朝光社的时候，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朝鲜族社员，热情地出来欢迎，还表演了朝鲜民族歌舞。
他们需要学文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范永最近从长白山林区视察回来，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考虑林业工人的文化学习问题。很多工人晚上都在看带画的小书，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只看画，不看字，因为工人中间文盲很多。同时，商业部门把一些过时的冷背货运到林区去推销，工人们也很有意见。
第四座横跨黄河的桥
天险黄河把兰州市分割成两个部分，一直是兰州市交通运输的大障碍。在解放前，这里只有一座狭窄的铁桥，从1954年到去年年底，已经建成了三座大桥：兰新路河口黄河大铁桥、包兰路十里山黄河大拱桥、沙井驿木便桥。现在，兰州市又在修建第四横跨黄河的七里河钢筋混凝土公路桥。
第3版()
专栏：光荣的劳动 光荣的人
煤渣里拣黑金子
曾辉
在无锡机床厂铸工车间，在燃着熊熊火焰的炉子旁边，有位四十多岁的老工人。他就是爱厂如家的烧炉工，共产党员乔泉荣。
乔泉荣1954年到炉上来工作不久，就发现每天倒掉的煤渣里有很多没有烧光的煤。他想：“煤！是建设祖国的命根子，没有它，许多机器就要挨饿，这些黑金子怎么好白白倒掉呢？”于是他和烧炉工李仁杰商量，决定把这些黑金子拣出来。两年来，他们天天拣煤，节约的煤已有三万一千多公斤了。
乔泉荣又发现车间旁的垃圾堆里和地面上，到处是洋钉和废钢铁块，这些都是出砂时倒掉的。他找了几块木板子钉了个小木箱，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到垃圾堆里用手扒扒，到车间四周转转，把洋钉拾起来。在他的影响下，车间里许多同志都注意了节约。二年多来，他拾到的洋钉估计有一百多公斤，拾到的废钢铁至少可以浇铸三台半该厂制造的3A64万能工具磨床。
有一次，李仁杰不小心把锅炉底上的煤灰敲掉了，还敲下一块炉砖。乔泉荣心里很难过。他批评李仁杰说：“炉底的煤灰，可以保护锅炉，敲掉了多可惜！你，还敲掉了炉砖，简直把国家财富当作儿戏。”李仁杰听了跳起来说：“一块炉砖算得了什么？再说又不是把你的东西搞坏了，管你什么事？”老乔说：“搞坏我的东西我不说，随便浪费国家财富我可看不过去。自己的事小，工厂的事大。在厂里当家作主，就得爱护工厂的公共财物。不要小看一块炉砖，水滴石穿的道理你懂吗？”李仁杰说不过他，就闹到党支部。党支部支持了老乔，教育了李仁杰。李仁杰经过党支部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最后向乔泉荣道了歉，表示今后不再使国家财富受损失了。（附图片）
第3版()
专栏：
批判了“唯有读书高”的错误认识
很多中小学毕业生决心参加农业生产
本报讯 4月8日本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以后，已引起各地党、政机关和广大学生的重视。不少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地、广泛地宣传社论的精神。中共湖北省委通知各级党委组织全省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认真学习这篇社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也发出通知，除强调指出学习这篇社论重要性外，并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宣传部门，政府文教部门和青年团、学生会、工会、妇联等组织分工负责指导这一学习。在这次宣传工作中、不少党、政负责干部亲自指导，并向广大干部、群众作了报告。
这篇社论在广大的中小学毕业生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毕业生都赞同社论中所提出的论点，他们表示要继续认真地学习这篇社论，并向社会人士进行宣传。四川省隆昌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的五十四个学生在他们热情而真挚的来信中表示积极拥护社论中的论点，他们认为这篇社论明确地指出了青年学生的前途，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党和人民对青年的关怀。
天津市有些学校的高初中毕业生在学了社论以后，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混乱思想。如当学生们听到扩音器播送社论时讲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时，都深深感到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认识。有的同学说：“我听一句，心动一下。”
太原市第五中学、第六中学，榆次第一中学，阳泉第一中学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经过学习社论，大多数学生提高了认识，认识到在我们的国家里，无论参加什么劳动，都是最光荣、豪迈的事业。榆次第一中学张栋同学说：“过去我认为只有参加工业建设才有前途，通过这次学习，使我认识到工农业是手足关系，谁也离不了谁，而农业又是保证工业原料、粮食和市场的基地。没有农业，就会直接影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决定考不上学校就愉快地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同学们对于如何对待家庭、社会上不正确的舆论和压力，也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的结论是：耐心地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群众的错误观点。
不少学生的家长、学校教师经过学习，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树立了正确观点。在他们的教育和鼓舞下，使许多青少年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升不上学就参加劳动生产。湖北省沙市政协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守义在学习这篇社论后，批判了自己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思想，改变了对待自己孩子的态度，他鼓励两个即将毕业的孩子，如果升不上学，就去作一个很好的劳动者。恩施县美术工作者齐金山最近写信给正在宣恩一中读初中三年级的儿子齐一之，信中说：“参加农业生产是最光荣最有前途的岗位。如果你升不上学，希望你像湖北省劳动模范、鹤峰县初中毕业生滕久林一样，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山区建设事业。”
第3版()
专栏：
美化生活
河北保定女中学生 门玉荣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后，深深地感觉到国家对我们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我认识到不论是升学还是参加生产，都有光明伟大的前途。
我的父亲是一个缝纫合作社社员。高中毕业后，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决心做父亲的一个有力助手。可是有的同学认为这个工作，既单调又无味；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工作太平凡，没有什么前途。我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大家想想看，我们哪一个人不穿衣服？哪一个人穿的衣服不是缝纫工人做的呢？这一个行业在社会上是不能缺少的。我要用心制作出多种式样的衣服来，美化我们的生活。难道这种工作是单调无味吗？难道说没有什么前途吗？难道做一个中国有文化的手工业者不光荣吗？
一旦我当了缝纫工人，我就好好地学习缝纫技术，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缝纫工人。我想，在平静的海洋里，锻炼不出勇敢的水手。我们应该接受生活给我们的考验，勇敢地去迎接生活。
第3版()
专栏：
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石林
再过两个月，全国即将有十多万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同学以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身份走上工作岗位了。在临到走向生活前夕这个重要的时刻，同学们都正在考虑如何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打算。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一百四十五位毕业同学志愿前往密山支援垦荒的事例，代表了我们时代青年不怕艰苦不畏困难的风姿；“组织指向那里就到那里”，“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同学们的战斗口号；北京石油学院的毕业同学发出了英雄豪迈的语言：“打通祁连山，凿穿大戈壁！”这些都是我们时代青年的声音。
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并没有为这些时代的声音所激动。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想得太多，而对国家的利益和自己如何对国家有贡献的问题则考虑得太少。有的同学把未来的工作分成等级：科学研究是一等，作助教是二等，到工矿企业是三等，当中学教员是四等……因而只愿干“一等”工作，不愿意作其它事情；有的同学公开表示，要在大城市工作，不愿意到边疆和农村，理由是“大城市电灯明亮，马路平坦，文化生活丰富，边疆和农村生活苦，文化贫乏，找不到恋爱对象”；有的愿意到边疆，却有另外的想头：“那里薪金高，提拔快”；西安市某个高等学校有位同学甚至要求得这样具体：“我志愿到的地方，是以西安为圆心，以咸阳、三原、临潼为半径，出了这个圈子我就不去。”至于丢开国家的需要不管，以“照顾家庭”、“侍奉父母”、“过不惯外地生活”为辞而提出各种要求的，也不是绝无仅有。
我不敢贸然以个人主义的“帽子”加在这些同学的头上，因为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出发，似乎他们都多少有点“理由”，但是这些打算和想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情绪，它实在和社会主义大学生这个荣誉的称号不相称，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即使从个人前途来考虑，这些打算和想法，也未免太短视、太庸俗了！边疆、农村和小城市，比起大城市来，生活上自然要艰苦一些，到那些地方去工作自然会遇着许多困难（其实任何工作都是有困难的），但是一个有志向、有抱负、有理想、愿意真正为社会主义作一番事业的青年，谁愿意坐享其成，眷恋那种平静舒适的生活而逃避艰苦和困难？前途是要从艰难困苦当中奋斗出来的。将来的边疆、农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开满社会主义的鲜花，如果我们能够以自己的双手去参加这个披荆斩棘的工作，并且下定决心在那里去干一辈子，将来必定会亲自享受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最美好的前途！一些只在生活上考虑问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同学们，应该迅速抛下那许多短视而庸俗的“包袱”，如果国家要分配你到边疆、农村和一切艰苦的地方，你就勇敢地迈开脚步踏上这个光荣的征程吧！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不避困难，不怕“吃亏”，这是对个人前途最长远的打算。考虑个人前途是可以的，但是应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在这里用得着孔子说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