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教授 李汝祺
本报编者按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从遗传学上来看，对于鼓励独立思考、促进科学家的团结以及推动科学研究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于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提出“放”与“收”的问题。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说：“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发展真理的方法。”我个人体会，毛主席的这样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学术方面，是非曲直，惟有通过争辩才能搞得清清楚楚，所以真理愈辩愈明就是这个道理。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习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8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在研究及教学方面，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初步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这样一来，两个学派多少作到了互相尊重、互相团结。本来，科学的客观真理，只能有一个，而科学家的共同愿望就是寻找这个真理。可以想像，不久的将来，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遗传学中目前存在的两个学派，会逐渐融合为一，那就是说只有“家”而没有“派”。我希望所有的中国遗传学工作者都能以此为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因为到了那个时期，我们就会作到真诚的团结。
青岛会议在遗传学上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使大家一致认识到要争得热烈、鸣得响亮，就必须拿出自己的资料，在自己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因此，在会议之后大家都动起手来，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在这里也应该指出，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可能与其他科学有些不同，因为必须有一定的设备和充分的时间，才能够使所研究的生物能够繁殖和传代。而且就摩尔根学派的工作者来说，他们对这方面的需要尤为迫切，因为我们过去的基础就比较薄弱，近来又被放弃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现在纵然有一些人已经恢复工作，但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开端。这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推动遗传学的研究，问题绝不是“放”的过多而是如何“放”得更多一些，使它真正能够得到百家争鸣方针的阳光和甘霖。
过去有人主张要争鸣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内来争鸣；现在又有人担心，好容易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又要被抬起头来的唯心主义给压下去了。这样对待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是这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立起来的看法，我觉得是不恰当的。因为照我个人粗浅的体会，为了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如果不把所学的政治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把它当作我们行动的指南，那就有必要把它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之中，贯彻到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中。实际上，真正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方法就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兢兢业业，对每个小问题都加以仔细的分析。好的科学方法当然是从普遍联系与历史发展看问题；一句话，好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辩证的方法。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由科学的成就中抽出来的客观真理，然后再用它反转过来指导科学研究的。因此，真正的科学，它本身就是唯物的；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辩证的。科学家为了更好地推动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了使自己研究的成果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就一定会自觉地、主动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钻研他们的思想方法。科学研究和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和必然的结合，而不是偶然和勉强的结合。我记得列宁好像这样说过，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政治学习与科学研究是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而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促进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和推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可以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最后，为了在遗传学方面进行更热烈的争鸣，让我提出两点希望和要求。第一，我们迫切需要时间。这里的“时间”有两个略为不同的含义：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人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工作，至少保证每周的六分之五。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近来大家好像忘记了我们确实而且经常有这种需要，因而各种会又渐渐开的多起来，时间又拖的长起来了。“时间”的另一个含义是搞好研究工作要靠大量资料的积累，要靠长期的、艰苦的、但极其平凡的工作。这样就不能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一定质量的成品。
我们的第二个要求是扩大空间，容许我们在国内进行更多的联系和协调工作，在国际多建立专家之间的交往。由于过去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不能不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个人直接通讯上存在着一些顾虑，因而长期下来也就失掉联系。最近我们提出赶上国际水平的口号，但是遗传学方面的某些部门，目前的国际水平究竟是什么，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摸清。长此下去，势必闭门造车，要浪费很多摸索的时间。当然，我们有一个专管对外文化联络的机构，这样的事可以通过他们去搞。但是这里积压情况甚至丢失事件，是在所难免，而且手续繁琐，不能给我们多少鼓励。因此，我很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的指示和充分的条件向国外专家进行个人联系。这与发展我们的科学是有好处的。
第7版()
专栏：
座谈新情况下的电影工作
4月17日，本报编辑部邀请白 杨、应云卫、严寄洲、孟君谋、郑君里、宣景琳、张骏祥、崔 嵬、舒绣文、吴 茵、汤晓丹、瞿白音、桑 弧等十三位电影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他们发表了许多意见。现在根据不同的问题，将他们的谈话整理发表如后。
新情况产生新矛盾
张骏祥：
电影工作有很大成绩也有严重的缺点。年来电影领导方面正力求改革。最近关于电影的讨论更促进了这一改革。目前已采取许多措施，使创作下放，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得以发挥。但不是一切问题一下子就都可以解决的，譬如女演员的积压问题就始终是一个问题。而分厂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譬如编剧和导演的矛盾。过去编剧和导演是强迫婚姻。导演对拍什么戏无发言权，这当然不好，现在实行自由结合，编剧又觉得剧本要导演点头，不免要像挑货郎担的到处兜售，要过导演的关了。其次是导演和演员的矛盾。过去领导干涉分派演员，是有缺点的；但如果导演过分强调了个人的喜爱，想找谁演就找谁演（当然他总是找他所见过的、比较熟悉的人来演的，而对他所不熟悉的人就不过问了），这样一来，演员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同样地，演员过分强调个人兴趣，许多戏无人愿意演，生产任务就受影响。所以，自由结合与任务计划怎样适应，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有，过去编剧是按照一定的题材比例写剧本，现在编剧不必过多考虑题材比例，不感到是出题作文了。可是又常常难免一窝蜂处理一类题材。这样，也会影响到电影干部的使用问题。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今年出的剧本都是写青年小伙子、小姑娘的故事的，因此在座的几位女演员如白杨、舒绣文等同志也就没有戏演，而这些小姑娘又没有人演。是否还需要几个快手，能按题目为某个特定演员写戏的编剧呢？这也不无困难。从前有些编剧是不怕出题目做文章的，因为过去写的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编剧熟悉得很，可以左右逢源。今天编剧对于工农兵生活就不是那么熟悉了。本钱不大，好比裁缝师父，只有那么大一块料子，勉勉强强裁件褂子还可以，你一定要他做宽幅裙子，那怎么能行呢？以上谈到的这些新问题暴露出来是好的，因为暴露出了，矛盾就可以解决；解决了，电影事业就可以前进一步；但如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关于“自由市场”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解放以前编剧、导演之间界限划分得不是那么清楚的，电影工作者和舞台工作者之间也是这样。有些人搞编剧，也搞导演；搞电影，也搞话剧。现在则讲究编制，是编剧，是导演，分得清清楚楚，就像邮局分格插信一样，一丝也错乱不得。过去这样做可能有一些好处，今后则可以不必这样死规定了。可以让大家自由发展，愿编就编，愿导就导。电影局领导方面可能有些顾虑，怕把人放出去了收不回来。其实不会的，譬如我这样的人，就不会放弃电影。电影自有其迷人之处，爱上了电影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它的。
瞿白音：
电影是依靠集体劳动的艺术，这和创作自由不免就有矛盾。譬如导演要外找演员，这对本厂的演员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不允许导演外找演员，那就是干涉创作自由了。同样的编剧和导演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矛盾是不能靠订条例来解决的，只有在大家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解决。如果编、导、演互相尊重，那么内部有演员可以担任某个角色时，导演就可去找他来扮演；导演如果外找的角色确实需要，则演员也不会埋怨导演了。另外有些矛盾是否也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各个厂的编、导、演可以自由结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可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合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也可跟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联系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戏。
崔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在电影工作领域内，首先揭开了领导和群众——主要是创作干部之间的矛盾。如果承认电影既是艺术创造又是工业生产，也可以谓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应当承认，电影局和各个制片厂不管在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上，都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过错误。但我们反对否定解放以来电影工作的成绩的虚无主义的观点，我们也不同意否定领导，抹杀领导的作用和成绩的一些偏激的意见。
目前领导上已经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以期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伟大方针能够在电影工作中彻底实现。新的气象已经出现，许多创作人员已经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积极性很高，而且已经作出了成绩；但这仅仅是开始，要想使电影之花开的更美更香，还必须坚决清除一切不利于创作的清规戒律，大胆放手，才能使这种美好的愿望实现。
旧的矛盾解决了，一定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设想，领导放手后，就会万事大吉。
不断地克服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大胆放手和积极领导应当统一起来。“百花齐放”的方针在电影工作中贯彻，缺少领导的积极因素，也是不可能的。
个别偏激的想法，不应当影响加强领导的积极性。譬如题材方面，大家反对出题作文是对的，但领导对题材的比重必须明确，然后采取措施，保证人民能够获得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作家描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是对的，但目前出现的情况，却也值得注意。许多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人，都写的是揭露旧社会的矛盾的剧本。当然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也是必要的，但歌颂新社会的光明则更必要。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就必须去理解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切，决不能借口我们对旧社会有较深的体验，就不必再投身于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描写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应当还是最伟大的主题。
我认为有一定的主题计划并不错误，问题是在于如何与作家的兴趣及其个人的计划密切结合，并引导熟悉各种生活的作家，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这样就可以保证题材的一定的比例。
领导放手，还必须研究过去和远瞩未来，对于一切措施采取慎重和坚决的态度。否则还将出现过去的一些情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到电影工作中后，更加暴露了创作人员之间的矛盾。我这样说，就是肯定矛盾过去已经存在着的，而目前更加尖锐了。过去编剧和导演有矛盾，演员和导演的矛盾则更加明显。目前我们已经开始了创作下放、自由结合的办法。因此编剧和导演的矛盾已经不仅是对主题、人物不同的理解，以及导演再创造时对于原作增添和减少的争执了。自由结合，以及过去对编剧和导演所付出的劳动估价有偏差，因而虽然有些导演在和自己熟悉的作家合作，而更多的是导演在自己写作剧本。再加上创作自由，导演可以拒绝自己所不喜欢的剧本，这样就形成了编导之间的紧张状态，许多编剧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出路，并考虑到放弃电影剧本的创作。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领导所采取的措施，如基薪酬劳制度，对导演再创造的正确的估价，以及创作人员相互尊重和信任等。
导演和演员的矛盾，在自由结合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更尖锐的情况。当然我们承认导演有选择演员的权利，我们也不应当反对导演到外面借用演员，但我们的导演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进一步地了解和熟悉我们自己的演员，使我们自己的演员有扮演各种角色的优先权。如果我们的演员对于某个角色实在不能胜任，而且外找的演员的确比我们好，我们也应当赞成这种作法。演员应当端正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而导演对于这个问题更需要明确自己在创作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因为目前（将来恐怕也是这样）只有导演可以选择演员，而演员则难以挑选自己所喜欢的导演。
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年龄较大的演员（主要是女演员）则必须给以安排，虽然这些演员因为条件的限制不能扮演更年青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可贵的生活经验和熟练的演技，一定要珍视并给以充分发挥的机会。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领导的积极措施，也需要导演和剧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的认识和支持。
我们决不能忽略电影工作中的第三个矛盾。这就是主观力量和客观需要，也就是电影工作者本身和群众要求的矛盾。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提高了，他们对于最有群众基础的电影艺术，一定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是应当的；但我们的修养和能力还远不能赶上他们的需要和愿望。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我们的努力。目前我们艺术创作干部，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以我个人来讲，作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现在转回艺术创作的阵地，就感到很大的困难。农村生活不熟识了；工厂的生产斗争未曾参加；住在城市，连城市的情况也是不了解的。我们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到生活中去，丰富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才有可能克服这个严重的矛盾。
上官云珠同志在“南岛风云”中饰演一个人民军队中的坚强的女战士，得到一定的好评，人们称赞她的演技，但是我以为她的成就更重要的却是具备了那个女护士长的革命战士的气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没有这几年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她是不可能塑造出这样的人物的。
我们必须重视和克服这个矛盾，因为既然描写新的英雄人物是我们伟大的主题，在演员来讲，扮演新的英雄，创造人民英雄的形象应当是我们最伟大的课题，我们就必须正确地理解他，并和他们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可能克服因为我们本身的条件而形成的矛盾而有所成就。
如何培养和使用演员？
白杨：
自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变动机构，演员分散下厂以后，我们演员都觉得自己责任更大了，这是好的。但仅仅这样不等于就解决了演员的使用和培养问题。我看，只有叫演员多拍片子，才能使新演员得到培养，使老演员得到提高。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新老演员都很少拍片机会。就说在座的几位演员吧，今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的日子了，却都还没有拍片任务。不是厂里不拍片子，而是在选择角色时不够重视现有力量。我们厂拥有不少优秀的有经验的演员和青年演员；但不少导演拍片时总要四处物色新人。当然，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是需要的，但总不能无视现有的力量啊！何况，物色来的新人，一般也只拍一部片子就算了，从此不再找人家。结果，现存力量既没有充分使用，新的力量也很少培养出来。
对待有经验的演员，现在流行着一股“尊老”的风气。把我们三十多岁的人都看作七老八十的，只能演老年人不能演年青人了。去年两位外国电影导演看过“为了和平”和“母亲”后碰到我和张瑞芳时大为惊讶，说你们原来都还年轻，为什么喜欢演老人呢？是啊，人家外国电影演员六十岁了还演小生，五十岁了还演小姑娘。年龄是不能限制艺术生命，是不会妨害再创造的。事实上，我们演老年人并不比演青年人省事，单是为了要在脸上划出皱纹来，就得花好几小时，结果还免不了被观众看出破绽。我想如果能把演员创造的天地放得宽些，演员就不会这样受限制了。
青年演员应该让他们有更多实践的机会。如果有的演员更适合于舞台演出，那就把他分配到剧院去，这样总比搁在厂里没有戏演要好些；不过这应该按照需要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来办。
舒绣文：
关于演员的使用和培养问题，我再谈这样一些意见：第一，现有演员的潜力很大，希望充分使用；尤其是女演员，青春易逝，如果不及时地培养和使用，一结婚，一生孩子，就更做不了什么事了。这样对我们整个电影事业并没有好处。其次，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厂以后，我们有些演员乘拍片的空隙参加舞台演出。这很好。一个演员，单靠拍片培养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同时从舞台上来成长。我想不妨把演员下放到工厂、农村和各省市的业余或专业剧团去，参加演出工作或辅导工作。这样，不但可以发掘人材，培养人材；也可以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改造。还可以把有经验的演员放到专业剧院去，参加剧院演出，排A、B制，有拍片任务时再回来，也不妨害舞台演出。
至于“尊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年龄较大的演员，有一些演剧经验，戏路也比较宽，是可以向演老年、中年的道路发展的。因为如果让青年演员扮演老年人更会感到困难；而年龄较大的演员扮演年青人在外形上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有经验的演员不必去演年青人了，只要有合适的角色，还是可以演的。
吴茵：
我站在老演员、女演员的角度，很同意白杨、舒绣文两位的意见。如今老的快锈了，小的没起来，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令人着急。不是不在培养新人，但是来一个培养一个，不问他基础，不看他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要不得的。从前资本家培养演员倒不这样。他要看值得不值得，再下本钱。温故而知新，如何使用、培养演员，过去有些办法还是可以考虑的。
此外，我的体会是“自由市场”就是“互通有无”的办法。各厂相互开门，取长补短，你厂里缺演老人的，我厂里有，给你。这样，可以使各厂编、导熟悉更多的演员，便于今后找角色；演员也可以拍到更多的片子。至于是不是也可以自由结合、自己制片呢？我想这比较困难，因为会发生场地、机器等一连串很难解决的问题。
宣景琳：
我打十八岁入明星公司拍片子，到现在已经三十二年了。头一年进明星就拍了六部，演了六个不同的角色。我以为，一个电影演员一年只拍一部片，老演一种角色，是很难提高的。我现在五十岁了，仍旧热爱电影事业。可是由于一方面领导上照顾我健康，一方面剧本少，我拍不上片子了。
汤晓丹：
演员问题，过去有些制度还可吸收。譬如合同制，通过合同把演员和制片厂约制起来，就是一个办法。此外，演员、导演、编剧之间的界限如果打破了，演员可以主动找编剧为自己写剧本，也可以带剧本找导演，这样演员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拍戏。过去拍摄反映工农兵的影片时，有些人确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老区的演员才能演好工农兵，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只要能够深入生活，经过思想改造，认识上提高了，那么一般演员也能演工农兵的。比如上官云珠演“南岛风云”中的符若华，孙道临、齐衡演“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吴老贵演得很好就是例子。这也说明，老区和新区的同志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是很必要的。总之，只要排除宗派主义情绪，有些问题就可得到解决。
重视过去电影生产管理的好经验
孟君谋：
解放前中国电影事业和其它工业不一样，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量投资，因此养成了电影工作者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生产管理上有着很多好经验，对摄制影片的成本，也都是精打细算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集的成本，折合现在人民币约十四万元。在当时这样高的成本已经骇人听闻，而现在我们拍摄一部影片的成本，差不多都在二十万元以上。
解放以前，上海电影界一年的影片产量约在七十到一百部之间；而现在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年只生产十七部影片就显得非常紧张。我觉得这和生产管理上是有关系的。过去拍片的摄制工作日一般是五十到七十天，现在每部影片的摄制工作日平均约一百三十天。摄制工作日延长，成本就必然相应提高了。
现在各个部门都积极响应增产节约的号召，可是电影生产部门似乎还没有这样做，因此在电影事业方面，如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思考和研究的。
提高科学教育片的水平
孟君谋：
科学教育片在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新的片种，但是它所起的教育作用很大。如介绍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水稻丰收经验的影片“培育壮秧”在各地放映后，农民兄弟学习了这个先进经验，就提高了收成。我国这几年来在工业、农业和其它方面的先进经验很多，如果能够及时介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处很大。
科学教育片现在存在的缺点是产量不多，水平不高，同时和科学界以及实际业务部门的联系也还不够密切，这些都是我们亟待改善的。
在科学教育片的编、导方面，我认为应该按照工业、农业、卫生等等的类别进行专业分工，这样才能便于钻研，提高业务水平和影片质量。
对电影评奖的意见和建议
崔嵬：
我认为这次优秀影片评奖是有缺点的。影片得一等奖，片中的演员也都是一等奖，至于演员的创作是否和他得到的奖励相称，就不管了。实际上整个影片好，不一定每个演员都好；反之影片不很好，常常有一些演员却有突出的表演。现在是有些有成绩的演员，因为他们的片子得二等或者三等奖，他们也就只能是二等或三等奖的获得者了。这是不合理的，这种作法动机是很好的，但效果却不佳，值得领导上很好的考虑。
桑弧：
我建议人民日报今后可每年举行一次社会性质的影片评奖，一方面就该年度所上映各种影片的总的质量进行评选，同时分门别类地设立一些奖励的项目，例如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设计奖等等，这对电影工作者也将是很大的鼓励。由于人民日报是拥有最广大读者的全国性报纸，我觉得由人民日报来举办这种社会评奖是合适的。
加强电影评论，密切报刊和电影界的联系
应云卫：
过去报纸曾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鼓励，电影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是从来不离开的朋友，现在彼此的接触少了，希望今后仍能加强联系。报纸不但应该以更大的园地来发表影评，电影消息也应该增多一些。如果报上登了我们拍片的消息，那对我们将是极大的鼓舞。
张骏祥：
过去有很多青年同志跟上海解放日报写影评，因为报纸不登，写的人就逐渐少了。而报纸呢则总想自己的言论能更正确更完备一些，因此不愿意选登一般的稿件。现在解放日报虽然很想搞影评，却苦于找不到人写，有时即或有人勉强写出来了，质量也很差。我想只要是应该搞的，开头差一点也不妨。先从有人写到慢慢提高质量，扩大队伍。另一方面，也应该找些有经验、有研究的人来写。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报纸是否可以约几位前辈作家负责一个专栏，经常对一些影片发表意见。
郑君里：
过去新闻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这种关系似乎中断了，这是很可惜的。今后电影的审查制度取消了，影片的好坏要靠社会舆论来评价，也就是把这个责任交给报纸了，希望报纸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此外有些比较专门的问题，如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也就是电影如何与文学工作者发生联系的问题，希望报纸也能谈谈，因为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很想接近电影，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吴茵：
报纸也应该为演员作些宣传。演员能够成名，除了领导上对他的正确使用，自己的努力等因素外，报纸对他的宣传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也有报纸约我们演员写文章，但是自己写自己总有些不方便；还是希望记者能和我们演员打成一片，息息相通，更多地给我们一些帮助。
桑弧：
人民日报可以组织一些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发表，这样可以使版面活泼，也可以避免被人认为是在做结论。
汤晓丹：
过去有些报纸有每日电影，现在我们不妨先从每周电影搞起。电影评论增多，对于今后在电影事业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有好处。
瞿白音：
影评工作，由报纸约专人搞，是一种办法；但也可以采取三、五人联名的形式发表。
崔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人担心会天下大乱，其实大可不必。放手以后，可能会出一些小偏差，但基本情况会是健康的。社会舆论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是非，在这方面，报章杂志可说是个很重要的基地。报纸应该通过影剧评论对电影戏剧进行鞭策。见报的评论不必视为结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进行讨论。譬如“虎符”的演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没有说完的故事”苏联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些我们都可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现在一般的影评都只谈剧本，不谈导演和演员（或者只在末尾简单说几句）；对于外国电影也是一律说好，这种情况应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