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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风到处百花开”
科学院邀请科学家座谈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本报讯 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4月30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使我国学术界呈现了一片“东风到处百花开”的壮丽景色。他说，希望大家本着这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无顾忌地对科学院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以及如何改进的意见，都尽量提出来，好使我们的工作尽量做得好，尽量少犯错误。”
到会的科学家们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指出了科学院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科学院的官僚主义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
谈起科学院的官僚主义，实验生物学家秉志首先提到1956年招考研究生时，考卷评好送给科学院干部培养局，半年没结果。他说：“我认为这就是官僚主义，请问干部培养局是不是？”哲学家冯友兰说：“科学院的官僚主义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他并举哲学研究所的具体例子作了说明。植物学家胡先驌说，他过去做过二十多年的领导工作，现在是被领导，所以他对领导上有什么意见总愿意提出来，可是许多意见提了以后就得不到什么反应。考古学家夏鼐提出，科学院是领导各研究所的，实际上所里得不到具体的领导，以致很难开展工作，如考古研究所就是这样的。哲学家金岳霖说，院与所之间是有矛盾的，这首先就表现在院与所的不接头，因而院推不动所的工作。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科学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表现在用似乎是搞运动的方法来搞科学，并且只停留在喊口号的状态，以致有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不好好学习基础课，而要忙“写论文”了。微生物学家方心芳特别提到院里生物学地学学部的官僚主义，如关于防止电线发霉的研究，同许多单位协作进行了两年多，现在突然接到通知叫不要搞了，另外搞“杀菌药物的研究”，这是什么理由，使人莫名其妙。他说还有许多事，也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语言学家傅懋绩提到，院与所之间有隔膜，以致下面连院里领导者之间的分工都不清楚。领导上应该设法使所同院挂上钩，学部应该主动推动所的工作。学部可以考虑分设若干组，深入有关所了解情况，及时研究所里问题。地质学家侯德封谈到科学院领导上忙于铺摊子的情况，以致机构纷纷建立了，数目很可观，可是实际做了研究工作没有，似乎无人过问。方俊、钟朴求等科学家也提到了官僚主义问题。
反对教条主义，必须以理服人
许多科学家都谈到了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植物学家胡先驌举了他们学习业务中的情况，一次学习“进化论”，因为大家讨论的结果不符某一学派的观点，就说学习没领导好。大家很听不进去。又一次学习，也是只能“一家独鸣”，有人对苏联李森科学说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要“检讨”。经济学家巫宝山说，经济学界在学术上的讨论就很少，大家有什么意见都不愿说。现在有的学校开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目的似乎是为了批判，但也可以考虑到它里面有没有我们可以吸取的地方。翦伯赞提到，一位青年想批判郭老的一篇文章，只搬用了几句空话就加以否定，而拿不出切实的论据，这如何使人信服。又如“工作量”制度的搬用，科学研究工作那能同工厂车间比呢？这也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拆除宗派主义“墙壁”，共产党员要先动手
翦伯赞说，宗派主义问题还应该提出来。宗派主义的确好像一堵墙立于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目前墙是矮了一些，但还没有成一条线。要把墙拆除，得双方动手，共产党员要先动手。问题在于许多旧知识分子还受到歧视，党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他希望“墙”拆得越快越好，最好完全拆除。生物学家施履吉感到，党内党外隔膜的原因是互不了解。他说大家要开诚布公地见面，情况就会好转。巫宝山谈到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在经济学中，有着一座墙，不是低墙，而是两边听不见声音的墙，它把新旧经济学家划分得很清楚。即如一些会议，旧经济学家们没有参加，不是他们不愿来，而是根本不请他们来。其他科学家也谈到了党与非党之间有隔膜的一些情况。
科学院和高等学校打成一片，双方有利
关于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如何合作的问题，很多人发表了意见。秉志说，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应该打成一片，这样学校可以得到师资，科学研究也可得到生力军。冯友兰说：院和校的界限不要划得太清，科学院、生产部门和高等学校应该三位一体，这不但可以解决人力不足的困难，而且过去学校方面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无时间研究、科学研究者有时间却又抓不到问题的情况就可得以改变。翦伯赞并认为，也可以允许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自己办研究所，科学院不必把所有的工作都揽下来。
“科学家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
会上大家都认为目前党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上的照顾已很多很好，但对科学工作最紧要的研究时间、图书资料和科学情报，却还注意得不够。不少与会者对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得不到保证感触极深。侯外庐说：科学家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科学界的增产节约主要是时间，过去曾提出过保证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但思想上还不重视，许多时间被会议占去，科学研究工作被打乱了。夏鼐说，现在有许多同志得不到六分之五的保证，他建议会议应该少开。侯学煜说，这个问题青年同志也同样存在，有时为了开工会的会议便中断了实验。有些人对于科学院不注意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情报深感遗憾。会上要求放宽保密的范围的意见也比较普遍，如巫宝山说：研究中国经济主要在于研究当前的经济，但研究工作者没法取得资料，这样教条主义就代替了实际材料，研究工作就必然落后于现实了。
科学研究是艰巨的工作
侯外庐对于科学工作者的作风和青年对科学研究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很有感触。他说：搞科学不能像搞武装斗争那样，采取冲锋陷阵的办法，何况我们的武装革命也是先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认为科学可以速成，这是轻视了科学。
座谈会在下午六时结束，5月3日将继续举行。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生物学地学学部、编译出版部门的科学工作者和其它科学工作者五十多人。
国务院聂荣臻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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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大“放”的原因何在？
上海文艺界巴金等人对领导提出批评
本报讯 上海作家们最近围坐一堂，座谈“怎样大‘放’”问题。
上海作家的队伍是强大的，从全国来说，仅次于北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上海文艺界的状况虽然有所进展，但总的情况，是没有大“放”起来。
问题在哪里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创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二是需要大“放”的广阔的园地。文艺领导对作家生活的照顾，是做了工作的。但是，对于作品怎样产生，对作品怎样看法，却没有人研究。上海有话剧传统，有全国最好的演员，话剧又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工具，但是，剧本不能出版，话剧上演的场所又很少。话剧剧场与越剧、地方剧和滑稽剧的剧场相比，是一比四、五十。对这样的不正常情况，一直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
如果仅仅是不管，问题还简单一些，可是，有时管得过严，又不恰当。主要表现是批评多，鼓励少。许多作家都对批评感到压力。巴金写了“有啥吃啥”的杂文，遭到了批评。靳以为了一篇五百字的短文，也引起了风波。许杰谈到他解放后写东西少的原因，他列举了所写的诗、小说和鲁迅研究，几乎都挨了批评。因此，他写起东西来就胆小了。反正少写一点没有错，错了挨批评不大舒服。问题还不在怕错、怕挨批评。正当的批评对于一个作家永远是一个推动的力量。问题是许多批评，使人心里不服。巴金举了一件事，说明领导上对创作问题，是不大同作家研究的。他的小说“家”改成电影，有一些地方，他是不同意的，等把他叫去看的时候，他提了意见，也没法改了。上海作家协会应当管创作，却做了许多一般机关所做的事，把本身的事丢在一边。许多担负工作的作家，没有写作生活。读者要求很多，没有时间写作，作家心里很苦恼。今年开始作家要靠稿费生活，这更是个大问题。靳以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以自己多年的体会，谈出作家需要怎样的领导。他说：领导作家是一件难事！多过问，作家紧张；不过问，作家又说不关心。靳以说：过去到中央开会，总是很兴奋，回来以后，许多事情办不通，热情就慢慢冷下来了。究竟怎样领导作家呢？他提出五多：多管、多关心、多批评、多听取大家意见、多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
要放出奇花异朵来，没有广阔的园地怎行呢？花是要百花齐“放”，但是，出版社却是一花独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由原来的五家出版社合并成的。一年出五百多种书，这个数目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种类差不多，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年有十万吨纸，新文艺出版社只是三万三千吨纸，最近才增加了一千吨。目前出版界的混乱现象，是与中央出版局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傅雷、巴金都说：出版工作的许多章程制度，都是太死太板，不符合实际情况。重版的书，不管质量如何，也不管读者需要，一律按照章程办事，很多书就出不来。我们要学习鲁迅，可是买不到鲁迅的书。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金的一些作品，都脱销了一年以上。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版书根据运动办事。农业合作化高潮，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书多得了不得，一阵风过去了，书积压起来了，有的积压过几百万册。巴金说他视察出版工作时，看见成堆卖不出的书，心里很难过。他说：这不能光指责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啊！罗稷南说：出版的书品种要多些，印数要少些。要多走群众路线，不要由几个人决定。罗稷南认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过去出版的工具书、科学技术书和古典著作，有很多是好的，即使有些不好，也可修改整理出版，不必要重新做起。前人的劳动，是应当尊重的。
此外，傅雷还提到了稿费制度不合理，影响创作，也影响作家生活，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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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上的问题更要大胆争大胆鸣
首都戏剧界座谈妨碍戏剧发展的原因
本报讯 首都戏剧界人士开始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在4月29日举行，由梅兰芳主持。
新剧目最怕遭受冷淡
吴雪在会上为话剧的新创作剧目受到冷淡而呼吁。他说：口头上，大家都在说要扶持和重视新创作剧目，实际上，这朵幼嫩花朵的成长，遇到很大的阻力，困难很多。他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最近彩排“洞箫横吹”，招待文艺界，恰好那天有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收一位电影演员的女儿做徒弟，那里很热闹，剧场里可空了不少座位。吴雪说：最可怕的是冷淡。一个无名的新作家写的剧目上演，批评家、报纸、刊物都不说话。
报刊有崇拜权威思想
欧阳山尊同意吴雪的意见。他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有权威崇拜思想。其实，观众中间常常有很宝贵、新鲜的意见，他们写了观感、批评、来信，送到编辑部，从来得不到发表。编辑部要请专家写结论性的文章。连人民日报也是如此。
欧阳山尊认为，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学习优秀的民族传统，并不矛盾，两者应有交流，可以结合。这对于话剧的发展有好处。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希望话剧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争鸣。
焦菊隐说：作为导演，我感到作家和导演如何合作，存在着很多矛盾。希望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中，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
剧本的稿费太低
凤子提出了目前剧作家职业化中的问题。她说：现在一个新剧本的稿费只六百元，上演税也是六百元，一共才一千二百元。可是，剧作家从酝酿到写出一个新剧本，前后得两年；这一千二百元怎么能够维持一个有负担的人两年的生活费？所以，有的人虽然有了材料，就先考虑写小说，或是电影剧本（一个电影剧本有三千元稿费），最后才想到写剧本。她认为这是目前新创作不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夏淳谈到剧作家和导演之间对于剧本的修改也存在着矛盾，如果双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问题还是能够很好解决的。他举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些合作得很好的例子。
究竟谁在领导
陈白尘问：话剧运动到底是谁在具体领导？是文化部，还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好像二者都在领导，但是以谁为主呢？我看，话剧界的总的矛盾就在这里。他又说：现在出版物的印数都比过去增加几倍到十倍，唯有剧本反而比过去印得少了；为什么剧本就只能印三千或五千呢？他讲到剧作家和剧院的关系时，认为剧院应包括剧作家；现在总觉得剧作家是站在剧院外边，不是一家。过去，许多剧本都是剧作家和导演、演员一起来搞的，这个几十年的经验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演员戴涯在会上说：“我们演员之间也有矛盾。譬如有经验的演员和青年演员就有矛盾。”他特别觉得青年演员的培养和老演员的提高，都是目前值得重视的问题。
李汉辉和张颖都提出了戏剧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李汉辉并认为话剧如何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仍是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放”不出来
裘盛戎和李和曾就发掘传统剧目发表了意见。裘盛戎说，目前民间职业剧团的阵容薄弱，“放”不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国营剧团阵容虽然强大，因为制度不灵活，演员挑戏，使得著名演员不能同台合作，也“放”不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他提议对于演员阵容作必要的调整。
文化部太不公平
戏曲界到处在叫“后继无人”，“要培养第二代”。这几年，李桂云在自己领导的新中华河北梆子剧团里办了两期学习班，培养了八十来个学生，都已能登台演出。李桂云在会上说：“可是，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很不够。我们的学习班，没有房子。孩子练功，枪也举不直；翻跟斗，在床上；走脚步，在转不开身的过道里。有时借老百姓的院子练功。这几年，我们为工人演出，为农民演出，为解放军演出，可是在北京我们却没有地盘，终年在外跑。在外巡回演出，我们常住在很潮湿的地方，还住过猪圈。政府帮助不够不说，最近，又听说要把我们剧团送出北京去！”谈到这里她声泪俱下。她说：“京梆子，在北京有二百多年历史了。政府里有些干部不喜欢，群众可喜欢它。我们不走！咬紧牙关我们也要在北京呆下来！”
马少波接着发言，他听说，文化部就有同志要把河北梆子送出京去。他说，这是宗派主义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古老的剧种，这是太不公平了。谈到“百花齐放”，解放思想束缚，他说，目前的问题还是要领导上支持。领导上不要有固定的看法。艺术上的问题，更应大胆争，大胆鸣。比如连台本戏，比如京剧用布景，先要允许存在，然后再来争好不好，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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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冲破“齐放”和“争鸣”的障碍
——记九三学社的两次座谈会
本报记者
4月27日和29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的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召集在京的部分社员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希望到会的学者专家们畅所欲言，结合自己所在单位的情况，谈谈个人学习毛主席最近两次讲话的心得和体会；同时大胆地揭露当前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的种种障碍，以便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冲破它们。
到会的许多位著名的学者专家认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许多人已经敢于起来大胆地争鸣。但是，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方针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党内和领导机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会上的许多发言，集中地批评了高等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由于几年来在医学教育中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妨害了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苏联六年学完的医学课程，在我国五年就要学完，因而许多门基础科学课程统共只有一年的学习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理论科学的基础差，只能作技术员，不可能很好地从事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把我国的医学向前推进一步。他对于药学教育中不重视中药的研究很有意见。他说：中药是我国特有的东西，可是卫生部门只重视培养配药人材，而不重视培养化学合成人材，理由是苏联的药学教育中没有这一门课。在新药的研究创制方面，英、美和西德等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却学习得很少。对于这些问题，在贺诚同志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期间，他曾经十多次地提出意见，但是都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根本置之不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等，从文学和语文等方面，揭露了大学课程改革和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游国恩教授说：在苏联的大学文学系里，先讲“人民口头创作”，再讲文学史是对的，符合苏联的情况。但是在我国就不应当这样，因为我国古代的人民口头创作已经有了文字的东西；可是教育领导部门却不愿意考虑专家的意见，硬要机械搬用苏联的经验，结果使得我们的工作很忙乱。在对待古典文学遗产方面，教条主义的习气也很严重。只要教师讲课的内容有一点不符合教条主义者的胃口，他们就发出无理的批评以至指责。例如，我认为汉赋受荀卿的影响很大，在讲文学史时，就把荀卿和汉赋一起讲，有人就批评这是形式主义，并且到处了解情况，弄得很紧张。直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是苏联的文学史也是这样讲的，教条主义者才闭口无言。
许多发言的人还认为：目前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这对于“齐放”和“争鸣”有很大的影响。科学情报研究所代所长袁翰青说：有一个时期他很不爱看学习杂志，因为教条主义习气太重，看了几无所得。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说：“政法研究”和“政法半月刊”中，虽然不无好文章，但教条主义也表现得十足，令人生厌。游国恩说：许多编辑部请人写稿，不但“命题”，而且“命意”；有时甚至照着“命意”写出来的稿子，编辑部也不肯接受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把这种既“命题”又“命意”的作法，比作是拿着小孩扣泥人的模子，或者是叫菜吃饭，凡是合乎模子和口味的东西，编辑部才要。
在对卫生部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批评方面，除了薛愚等人在会上作了发言以外，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金宝善送来了书面发言，并且附来了一个卫生工作人员给他的一封信。薛愚认为卫生部的人事安排不够妥当，司局长以上的绝大多数是党员。机关福利补助费的使用也有问题，不是党员请求补助费比较困难，而一个党员局长，一次就得到六百元的补助费。薛愚还在会上谈了这样一件事：去年9月，波兰举行药学代表大会，来信邀请我国药学界派代表参加。卫生部不但没有把此事通知中国药学会，而且不同药学会商量，就派出了三个代表，其中有一个人还不是药学会会员。
金宝善在书面发言中表示，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中，虽然几年来党与非党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进；但是党与非党在业务上、工作方法上以至人事安排上，都还有相当多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已经七、八年了，应当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专业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参与实际工作的领导，这样必然会把实际工作作得更好些。他附来的那封信，是一个在边疆工作的卫生工作者写的。信中说：他在大学的公共卫生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边疆防疫站工作，上级要他搞劳动卫生，给他配备了两个防疫员当助手。但是当领导上宣布成立劳动卫生股时，股长不是他，而是他的一个助手，因为这个人是团员，他是群众。可是实际上股里的业务工作完全由他来作，甚至连总结计划也是他的事。
到会的学者专家们举出许多事实，说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说：现在是用办工厂、农村和军队的办法来办学校，拿出一个办法来，就得贯彻，没有商量。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说：高等教育部曾经发下来一个苏联教学计划供参考，我问高教部的同志是那一年的，他们答复说不知道。他还批评了学校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深入，工作缺乏统一的计划和安排，往往临时通知教师开新课，教师只好开夜车赶写讲义。他自己就是这样，从解放以后，年年开新课，有一年因为冬夜赶写讲义，得了关节炎。
在座谈会上，学者专家们还对怎样才能放得好和鸣得好发表了意见。金宝善认为：在医学领域内，目前还缺乏争鸣的基本条件。解放以后，卫生事业上的成就是很大的，史无前例的；但是在医学科学的创造发明和能够独树一帜的专家是极少的。因此医学科学工作者应当埋头苦干，不必急于争鸣。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朱弘复说：现在还是鸣之初，谈方针方法多，鸣的内容较少。如果李森科和摩尔根生长在中国，就会有大鸣。他认为鸣要有内容，不能仅仅关在屋子里鸣，要通过实践或实验来证明鸣的正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也认为，鸣不仅要言之成理，而且要言之有物。所以科学家们都要努力向科学进军。许多人都谈到“六分之五”的问题还是没有保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以解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今后能不能鸣得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宁嘉风说：如果只有党外人士鸣，党员都不鸣，是鸣不起来的。他希望党员解除顾虑，内外上下都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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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应该不管或很少管文艺工作
辽宁文艺工作者对省委提出批评
本报讯 要管钢铁、煤炭和机器，但也不应该不管或很少管文艺，这是最近辽宁地区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在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很多人提出来的对省委的批评。不少人在发言中认为：省委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很不够，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也很薄弱。有的人说，辽宁省委成立两年多来，对于全省的文艺工作一直很少讨论，因此希望省委今后每年对于文艺工作至少能进行一次或两次的研究和讨论。党的组织对于文艺工作的情况了解很少，因而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统筹安排。有人在会上反映：全省话剧团、歌剧团数量虽然不少，仅沈阳市就有十个话剧团；但剧团多，剧本少，人力分散，常常唱对台戏，家家叫苦。工会、企业和部队占有了很多设备较好的俱乐部、剧场，但利用率很低，很多专业的艺术单位却苦于没有适当的演出、展览的场所。这些都需要适当地安排。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声音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的实际困难有的也长时期得不到适当地解决。沈阳市的民间歌舞团终年在工厂农村巡回演出，但他们的吃饭却成问题。对于辽宁地区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问题，也是这次座谈会上很多人发生兴趣的问题之一。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洞箫横吹”，作家协会一个负责人在报纸上发表了批评这个剧本的文章，但这个剧院有人写了不同的意见，当地的报纸却拒绝刊载。人们说：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是最可怕的，它束缚人的思想，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阻力。
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很活跃，人们都能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也发了言。他说：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省委虽然也作了传达，也作了些讨论，但没有认真发动全党讨论，更没有根据这个方针采取具体措施。官僚主义是省委领导上的致命伤，这虽然在很久就意识到了，但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表现得更为严重。黄欧东欢迎文艺界的同志们今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或写信告诉省委，以便随时解决。
辽宁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4月23日开始的，参加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一百七十余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副省长王梓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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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小学教职员的呼吁：
拆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高墙”
本报讯 “让我们中小学教职员也来讲讲吧！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会议了。”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刘非在4月26日上海市委召集的中小学和体育界人士座谈会上，用异常激动的语调这样说。毛主席的讲话深深地激动了上海中小学教职员的心。刘非说，昨天晚上，有许多教员来找我，要我把意见带到这个会上来，大家要放，要鸣，大家要把心中的话都掏出来。现在学校中还没有讨论这个讲话，有些人怕毛主席的话贯彻不到基层去，因此我们要求市委支持。柯庆施同志立即回答他：“市委支持你们，你们大胆地放吧！”
近二十位的中小学校长和教职员怀着热烈的心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发言的人都指出，在中小学中，领导和被领导之间还隔着一道高墙。有的学校的校长除了在大会上向教职员训话外，从来没有和教职员个别说一句话。有些教员痛苦地说，“只要和校长说几句话，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机会。”党员和群众距离也很远。刘非说：“有些党员一年前还是同学，那时他们对老师很亲近，一年后担任了领导工作，就摆出党员架子不理人了。”在党员校长和非党员校长共事关系中，党员校长往往表示不够虚心，有的甚至盛气凌人，对教员采取粗暴的态度。上海体育学校副校长蒋湘青认为他们学校中就是这种情形。
市教育局过去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许多教员都怕到教育局去，特别怕到教育局人事室去。人事室找职员不是训话就是调职，因此有人说“听得人事室一声唤，不由人心惊胆怕”。建南中学教员余若南气愤地说：“这几年来，不要说教育局局长、处长没有和我们见过一次面，就是科员和我们打交道的也不多。”正因为教育局长期不接近群众，因此偏听偏信，往往只从学校少数负责人那里来了解学校的情况，不能不是片面的。大家要求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有人发言中驳斥那种认为中小学教员水平低不能参加“百家争鸣”的错误说法。上海女中校长徐甫认为中学教员是知识分子，他们需要鸣，也可以鸣。譬如说，中学教材从质量到数量就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这就需要争鸣。
到会的体育界人士发言也很踊跃。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体育人员中锦标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了发展，这是和体育工作领导上重技术、好大喜功、看轻思想工作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