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
缅甸联邦总理 吴努
看她舞影蹁跹,
敢夸色艺无双,
娇娆好比天仙,
装点更显风光。
是箫?还是胡琴?
和谐堪称绝妙,
笙鼓声声相应——
和平、悦耳的曲调,
天上音乐的神貌!
惊心动魄是情节,
出神入化是刀棍,
舞台是花花世界,
看筋斗翻转乾坤——
合拍圆转的法轮!
亲爱、愉快的友伴,
你们用高超的技艺,
撒个“美达”(注)香弥漫,
增厚了两国的情谊——
我深信;我心怀感激。
亲爱、愉快的友伴,
你们用崇高的善意
让人类感受到美善,
使人人热爱真理——
我深信;我满心欢喜。
1957年3月22日
译者注:“美达”是原文的译音,意谓友情。
(卞之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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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谈“沙漠里的战斗”
梁汝怀
我和我的朋友看完夜场的“沙漠里的战斗”出来。走到街上,春夜的风迎面吹来,虽是夹着些沙土,更多的却是温暖。好像应该谈点别的,然而我们止不住激动的心情,一路还是谈着这部影片。
“这影片故事的发展,大出我的意外。”我的朋友开始说。
我懂得他的意思。他大概把它想成仍旧是解放军帮助少数民族剿匪,增强了民族团结。可是“沙漠里的战斗”没有按照那个现成的公式来安排人物的命运。它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崭新的图景:在边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程的宏伟的画面。在那些英雄面前的,是广阔无垠的沙漠,千里冰封的山峰,干旱枯萎的土地。英雄们在这里克服重重障碍,突破重重困难,同边疆各族人民一起,让大沙漠里开放社会主义的花朵。这里是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故事。这就是使我们特别感觉兴趣的原因。
当然,在勘察队长杨发同工程师李辉之间,好像也有一种我们很熟悉的先进思想同落后思想的冲突,但那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矛盾。李辉一接触到实际,也就改变了他的保守的、从书本上搬来的认识方法了。剧作者忠实于生活本身的规律,没有人为地“突出”这个“矛盾”,正是不落俗套的地方。横阻在我们的英雄前面的,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冰峰;荡漾在他们心头的,是建设边疆的忠忱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就在这种真实的描绘里,我们看到了生活怎样以它不平凡的步伐前进,看到人们怎样征服自然,成为它的主人。
特别是勘察队被暴风困在土堡里的那几场描写,确实使我们久久难忘。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的艰苦生活,难道是我们这些住在城市、住在内地的人能够想像得到的吗?
于是我们就谈到不少的诗歌,把勘察人员的生活渲染得过于美好了,以至引起那些当事人本人的责难。满纸都是高山流水,弹琴唱歌,倒像是一群无忧无虑的远足的学生了。比起来,这部影片里所描写的,就更接近真实一些。
说到技术员张珍的时候,我的朋友的声音更加昂扬了。
真的,这些满腔热情、满怀壮志的青年公民,过去仅仅在诗人的热情洋溢的诗篇里歌颂过他们,在画家的鲜艳的画幅上描绘过他们,至于在银幕上出现,似乎还是头一次。那个刚走出校门,背个帆布包袱来到边疆的青年姑娘,我们看见她跨着多么豪迈的步子。开始还有点胆怯;然而,很快的,她的热情,她的幻想,都附丽在艰苦的、忘我的劳动上了。
我们也谈到李辉。坦白说,我们对这人物的不喜爱,倒不是因为他落后,而是因为这人物本身好像就是为了扮演一个落后的角色才出现的。他缺乏个性。他究竟想些什么?对周围的人和事怎么看法?我们全不知道。他出现的机会并不比师长少,然而我们对这人的认识,还是止于一个符号。
谈到影片的后半部,我们总觉得有点不大带劲。我的朋友问:
“你说,被大水冲散了队伍以后,为什么杨发还要坚持上山?”
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可是我回答不出。是呀,为了什么呢?当时已经可以判断山上一定有水源,上山的路也找到了。再说,杨发也能想得到,他同小朱的失踪会给师部带来些什么,要派多少人出来找他们(不是吗?甚至于动员了空军)。而且,更重要的,小朱说得对:“这和打仗还是不一样啊……,今天上不去,还有明天。反正冰峰总跑不了!”然而,杨发硬是要上。体力已经支持不住了,还是要上(万一在冰山上倒下了,怎么办?这个可能性并不小);没有工程员、绘图员在身边,也还是要上。这真不知道为什么了。难道真是像他自己说的“这样回去有脸见人吗”?我的朋友说,这大约是为了表现人民战士的坚强意志吧?可是我想不大通。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并且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算得勇士;单枪匹马硬拼命,难道真有这种必要吗?
由于这件事,又引起了两个疑问:第一,当我们看到杨发和小朱在冰峰上困难地往上爬、师长带着一群人来找他们的时候,为什么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激动?观众们这时候也已经断定一定会找到水源,并且已经开始等待大团圆的结局了。第二,空军既然能发现爬山的人,似乎也不难发现山顶上有没有大湖——即杨发他们冒生命危险去探求的对象。
自然,我们说说是很容易的。也许,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什么戏了。可是,这的确是我们对影片的后半部感到不能满足的地方,感到杨发的英雄性格受到损伤的地方。
说着说着,不觉快到家了。这时,我们才蓦然感觉到,在春夜的街头散步,真是一种享受。就为这个,也该感谢那些在遥远的边疆披荆斩棘、为祖国创造更多的幸福的人们。(附图片)
“沙漠里的战斗”中的一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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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谈文化遗产
陈翔鹤
日前曾接到一位作考古工作同
志的一封信,内中有几句话,抄录
如下:“不久以前,到南方走了两个月,更加深一层感觉,觉得由诗经到乐府诗、花间词、红楼梦小说,作注的学者先生,不学学文物怕很不好办。出土的东西太多了,……另一方面作注的还依旧停留在老方法上,这部门向科学进军似有个缺口,得填补才行。……”据这封来信的意思是要叫我去向有关领导方面反映反映。但我没有这样办。原因是对每一项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研究工作,在大家看法尚不一致的时候便去贸然进言,是很难得有效果的;这样的经验我所遇见的,已经不算太少了。至多在听者亦不过敷衍一句“很对,深有同感。”如此而已。但感了以后又怎样呢?还不是一笑置之!
这就牵连到各人对于文化遗产的看法问题了。
比如有的人就只将文化遗产停留在书本上面,认为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才算学问。当然,“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这些道理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当一谈文化艺术遗产,就连我国古代丰富多采的乐与舞以及舞台表演艺术,多保存在现存的数不清的剧种和民间曲艺演唱内——宋词的曲调及唱法也还是去年才从西北的民间发掘出来的,——这样的事实也都会被忘记了。而恰巧这些活的遗产又全都或至少绝大部分为历代劳动人民之所创造。
此外,便要算上面那位同志所提到过的出土文物了。这些实物不管是为贵族用的或平民用的,而其全都出于历代劳动人民之手,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生活和斗争,更是毫无疑义。可惜得很,在每次出土文物展览会中,我都很少遇见我们的同行。而相反地,倒是时常看见有三三两两的国际友人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做着观察、问询和记录。因此,几乎每次都不能不使我怵目惊心地想到我们研究工作中的联系实际问题。
从我个人讲,几乎每一次去参观出土文物展览,对我的启发和教育意义都是很大的。比如楚文物展览罢,当我一看见楚民族的色彩鲜艳的漆器、精工细致的篾席,以及几千年前楚人民就用近于机械化的弩机来射鸟,此外还有铁剑、琉璃珠子等等,这些都不能不令人从实物中得见当时楚文化的光辉灿烂的成就,而同时也体会到我国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一些不朽之作,其描写的辉煌绚灿,并非完全出于他个人的天才幻想,而实在是有其现实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又比如,在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中,我曾得见过在汉代张衡“四愁诗”中说到过的“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以及孟光向梁鸿进食时的“举案齐眉”的那种所谓“案”的实物。原来这是一种木制的,宽不过一尺,长不过二尺,两头带有矮脚如现代茶盘般的用具,并非如现今书案般的大,自然我们也更用不着去因为举起来重甸甸的而替孟光女士的纤纤玉手力不胜任而耽心了。在同一展览会中,我还得见过若干套唐代乐伎的土俑,从这一套套的实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七弦琴是用笙、箫来合奏的,而歌者们又全都用手来掩着左耳,这可以想像其引吭高歌时发音的宏大。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与理解我国古代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艺术有关的例子,实在是美不胜收,难以一一列举了。
从上面的一些事实看来,可见我们此刻如果只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看不见人,看不见社会——包括可以看见古代社会生活的出土文物——的方法来作研究工作,那实在不是一个良好办法,至少正如前面那位写信同志所说的算是一个“缺口”,而特别是在历史、文学艺术部门。
195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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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好题材
弗先
但愿我国出现一个果戈里,我想对他提一个请求,请他写一本“钦差大臣”体的剧本,或者写一本“死魂灵”体的小说,反映一下1947年轰动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杨妹事件”的社会相。
这事件是很多人知道的,我倒不详细。那梗概是:四川的一个农家的童养媳,为婆子娘所虐待,得不到饭吃,她就不吃,但是活下来了,“九年不食”,非但不死,还能劳动。不知怎的,这奇事被杨森知道了,他把她接到重庆去,认为义女,而且大事宣传、展览起来。这杨妹,于是成了问题人物,报纸上天天登她的消息,广泛地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许多的科学家——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学家、化学家……把她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纷纷提供了人不吃饭而可以生活的科学论据;但也有根本怀疑这奇事的真实性的。许多新旧文豪,自然是吟诗作赋,歌颂这位奇人。恋爱专家,则天天写情书,不肯失去这样一个旷古所无的奇缘。老百姓也发生很大的兴奋,那是因为,不吃饭而能生活的经验,会得平服他们的饿得发慌的肚子的叫苦。统治阶级,则从另一方面对老百姓感到兴趣的这个经验感到更大的兴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想停止吃饭,而是,这一条经验,会使他们可以驱使不必吃饭的老百姓替他们去生产,而且替他们去“剿”共、反苏。这样,罢工、抗粮之类的乱子既根本无从发生,“剿”共、反苏的战争又一定能够胜利了,而且,这首先就在“理论”上驳倒了共产党的“唯物史观”。所以,最快乐的还是杨森之流的人,他们认杨妹为义女,丝毫也不觉得屈尊。
然而,据说是什么医院里的一个护士,干了一件大怫人心的事情。她对杨妹实行了检查,终于发现了这个奇女的衣衫里,缝装着花生米。进一步,又弄穿了那“不食”的九年之中,杨妹是天天偷吃了猪食和野果的!
根据今年3月2日“重庆日报”发表的“今日杨妹”一文的材料,这完全是当时反动派所制造的骗局。
仅仅到骗局被拆穿的那一段,就可以作为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的题材了。作者如果写到这里为止,已极精彩。何况解放后的杨妹(现名杨伯生)已成为四川省石砫县龙沙乡雷家坪高级农业社社员,劳动很积极,已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这又是何等伟大的“续篇”!据说果戈里因写不好当时俄国的光明面而不得不手毁“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而今天我国的果戈里一定能够写好“杨妹事件”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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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莱比锡的书店
赵玮蕻
莱比锡是民主德国的一座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城市。
莱比锡的书店实在是多极了。这些书店的名字大多数是为了纪念过去或现代德国杰出的人物的,如“法朗士·梅林书店”、“台尔曼书店”、“蔡特金书店”等。也有以外国作家命名的。如“高尔基书店”、“马丁·安徒生·尼克索书店”等等。
那些书店不管大小,读者进去了就会留连忘返。书店的陈设和装饰华丽而雅致,既丰富多彩又变化多端。例如座落在马克思广场的“法朗士·梅林书店”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梅林书店”也叫“梅林之家”,是莱比锡最大的书店,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办的。它地位适中,规模大而藏书最丰富。“梅林书店”分为两部分,进大门的右手是科学技术部,左手是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部。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部里,人们一进去,就被那精美而曲折的布置所吸引。一个纵横曲折的大厅里,柔和的灯光照耀着;四围靠墙的书架子间,装着各色的霓虹灯,并配以常青草木和时令花朵。中间放着长方形或圆形的陈列台,展览着特种或新出的书。厅中也摆着古代或近代的雕塑艺术品,或一件梅森出的名磁瓶,瓶中插以玫瑰花枝。中间偏旁有各种沙发椅和圆桌,供买书人休息。人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消磨几许愉快的时光,挑选书册或与作家见面,甚至跟朋友们促膝谈天。从壁间播送出来的轻妙的音乐——悲多芬或莫扎特的交响曲或德国的民歌,更衬托出这个环境的安适和浓郁的文化气氛。
在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地方,那些印得漂亮而大方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一长排一长排地放在银灰色的书架子上。中间一张铺着红色桌布的大长桌上,陈列着新书,一旁配以巨大的马克思、列宁的石膏半身像。看了甚是和谐。最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摆在引人注目的一角,正等待人们来选购。这里还有“哲学之一角”,陈设着不久前重版的黑格尔等人的古典哲学著作。现在黑格尔的“美学”、“逻辑学”等书都已出来了。
在文艺书籍部还有人民民主国家进口书的专栏。其中中文书布置得也很别致。这里的人以极浓厚的兴趣欣赏新中国的出版物。除了架子上许多中文书外,最近一星期来在那铺着红丝绒的桌上出现了一巨册“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精装的“西厢记”和“齐白石画集”等。桌子的一角摆着中国古装着色的仕女象牙雕像,和一件不知什么年代的中国古铜器。看了这些,不禁引起我思念祖国之情,同时对那书店的设计者也充满了感激。莱比锡和平广场还有一个很大的国际书店,专门出售苏联、人民民主国家的书刊。这里不过是聊备一格而已。“梅林书店”里还有旧书、古书、绝版书部。在那里我们可以买到十八、十九世纪英文版和法文版的文学书。
在莱比锡每个书店里,人们可以看出民主德国在文化科学方面蓬勃发展的情况,也可了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出版了大量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歌颂新社会新生活,捍卫及发扬人道主义以及赞扬国际友谊的书籍。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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