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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埃尔曼和克诺布洛赫分别作了报告
据新华社3日讯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让·莫·埃尔曼，今天上午在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北京会议上作了报告。他首先指出，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他说：大家知道，我们的组织一成立就获得了咨询地位。在我们的组织发生分裂后不久，它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中的咨询地位便被取消了。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重新提出要求，要求恢复我们的咨询地位，可是我们所得到的回答始终一样，始终是拒绝我们的要求，就是把我们的要求推到以后去研究而又不提出任何正当理由来反对我们的要求。
他说，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一种对于拥有新闻记者最多的组织施行的难以容忍的歧视，这种歧视妨碍着可能带来更大效果的合作。
埃尔曼说，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宗旨是提供公正真实的新闻报道来维护和平、巩固各国人民友谊，反对战争宣传，反对种族仇恨，反对造谣诽谤来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这些原则不妨碍我们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合作，恰恰相反，我们忠实于理想的态度是从来不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建立时提出的那些原则冲突的。埃尔曼说，我们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合作，对双方都是必要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活动来帮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这就是说我们采取协调行动来改进新闻报道的质量和真实性，来通过各国人民更好的了解以巩固和平。
埃尔曼在报告中谴责了妨碍新闻自由的各种不同的检查。他举例说：在阿尔及利亚，一切表达反对意见的报刊和民主报刊都遭到取缔；在法国，警察当局可以借口维持公共秩序而没收报纸，因此民主报纸担心受到经济损失而不敢说真心话。埃尔曼强调指出，在西方国家，人们说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要出版一个报纸就要拥有大量资金，这种自由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对报纸施行着影响，还有垄断形式的报纸和电台系统，他说，这种“经济检查”是占了突出地位的一种检查。
埃尔曼说，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代表大会曾要求联合国确立取缔新闻检查制度的原则，设法保证新闻界有言论自由而不受金融势力的操纵。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什么也没有做。
埃尔曼提到1956年赫尔辛基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见通过的决议中认为应当让记者自由来往，不受障碍。埃尔曼说，但是，我们常常看见拒绝给予出境签证的事情，例如美国曾企图撤销三个到过人民中国的记者的护照。埃尔曼说，这也是一种障碍。
埃尔曼谈到忠实新闻报道的障碍，他谴责有些报纸力求利用虚假新闻来吸引公众，所谓耸人听闻的新闻就是歪曲的报道，还有些新闻详细叙述一切反社会的行为案件，这种做法降低了报纸和读者的水平。埃尔曼谴责这种新闻事业的堕落。
埃尔曼说，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必须符合新闻职业所必需的尊严。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同意制定一部新闻工作者的国际荣誉法典，法典中应包括：提供准确而客观的报道，反对制造仇恨和挑拨战争心理、禁止剽窃等等。
埃尔曼说，我经常听到美国专家和记者一谈起报纸就谈到“新闻企业”“新闻工业”之类的话，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这样想，新闻不是一种商业，也不是一种工业。埃尔曼说，一切曾经努力领导报纸的人，心中就应该牢记卡尔·马克思的话：“报纸的首要自由，就在于不成为一种实业。”
埃尔曼还谈到记者的培养和训练问题。他说，记者的最好职业训练不是纯技术训练，而是造就一些能名副其实的记者，而这些记者同时又是真正有修养的人。
埃尔曼最后说，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都是散布在各大洲的、属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见的但却聚集在一起的彼此接近的人们，其所以聚集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执行着同一的行业，我们担负着同样的责任。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对于我们的职业感到骄傲，这就要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在诚实和有效率的条件下执行业务从而为公众利益服务。千百万人都只能从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中得到消息。我们不愿意欺骗他们，我们愿意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他们自身的问题和他们的利益所在，我们不愿意煽动或散播仇恨，我们希望各国人民彼此更好地认识、更好地了解和更好地相爱。我们不愿意降低公众的思想，我们愿意教育和提高他们的思想。在使他们的思想愉快的同时，我们不愿意使他们的思想颓废和堕落。我们不愿意为战争而工作，我们愿意打开和平的大门。因此，我们总是在寻求一切机会同我们世界各国的所有同志们和同行们共同工作。
新华社3日讯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协会秘书长雅罗斯拉夫·克诺布洛赫说，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的广泛合作在过去是，将来也还是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要任务。我们将尽所有的力量，促使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广泛合作和组织上的团结得以实现。
下午的会议开始后，克诺布洛赫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工作报告。
克诺布洛赫介绍了去年6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见的盛况。他说，这次会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会见通过的各项决议，受到了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完全支持。
克诺布洛赫谈到了近来各国新闻工作者合作的发展情况。他谈到计划中的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时说，由参加赫尔辛基会见的十四个亚非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关于举行新闻工作者的“万隆会议”的倡议，将有助于加强“万隆国家”新闻工作者的合作。
他指出，有关亚洲国家发生的事件的消息，往往是通过纽约或者伦敦传到其他亚洲国家去的，许多新闻都不完全，甚至被歪曲了；亚非新闻工作者的合作就能有助于解决这个在今天是很荒谬的问题。
在谈到新闻工作者国际合作的各方面的问题以后，克诺布洛赫说，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已经成为号召团结的喉舌，成为全世界一切民主新闻工作者争取实现友好合作的支柱。因此，我们的组织负有重大责任，来继续努力争取新闻工作者的团结，争取为他们创造工作上的方便条件，并且努力实现赫尔辛基会见的各项决议。
克诺布洛赫详细报告了协会自从去年6月举行上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以来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以及将来的各项工作计划。他认为，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各会员组织之间的合作正在发展，若干国家订立了双边协定；东欧各国的科学新闻工作者学会之间的合作已经顺利展开。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准备在最近将来举行一些国际性的专业记者会议，以利于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水平，为合作和广泛交流经验、交换资料奠定基础。
克诺布洛赫还谈到，在赫尔辛基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见后建立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合作委员会曾建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西方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代表和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之间的会见会。这两个组织的代表的直接谈判能够有助于消除误解，并且能够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新闻工作者组织铺平道路。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同意这个建议，并且愿意参加这样一次会见会，然而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负责方面并没有回答这个倡议。
克诺布洛赫报告后，会议开始进行讨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格·克劳斯发言。他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闻工作者支持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颁发记者证的建议，他强调说，我们的国家只能在国家间互惠的基础上承认这种记者证。这种互惠关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保证我国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享有和其他国家平等的权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第一书记华·格劳耳发言时，介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新闻机构同外国各新闻机构进行了密切接触的情况。格劳耳还以具体事实说明，赫尔辛基国际新闻工作者会见所提出的为新闻工作者的活动创造便利条件的建议，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格劳耳指出，西德新闻工作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活动可以具备一切工作条件；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西德旅行的许多新闻工作者不仅在行动自由方面遭到阻挠，甚至还常遭到非法逮捕，这是对新闻工作的一种绝顶的蔑视。
保加利亚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工人事业报”副总编辑维列夫发言。他说，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受到保加利亚新闻工作者的欢迎，他们认真贯彻和执行它的决议。
维列夫说，1956年下半年保加利亚新闻工作者协会派出了一百六十七名记者出国访问，同时也招待了一百九十六名外国记者到保加利亚访问。即使那些自动提出要访问保加利亚的新闻工作者，保加利亚也从未拒绝给他们入境签证。但当保加利亚记者提出访问某些西方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却放下铁幕来阻挡我们。例如，去年到联合国大会去的保加利亚记者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进入美国的签证，可是不能走出纽约市一步，甚至在市内行动也受限制。
罗马尼亚“火花报”编委维克多·巴拉德亚努发言。他说，罗马尼亚的新闻工作者用各种办法报道我国人民为建设祖国和为世界和平工作的意愿，有许多新闻工作者得到了国家奖金。
巴拉德亚努详细介绍了罗马尼亚新闻工作者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以及同各国新闻同业建立了广泛联系的情况。
他指责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一些报纸和电台对罗马尼亚共和国的恶意宣传，并建议这次会议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出呼吁，要各国新闻工作者遵守忠实新闻报道的原则。
他最后说，希望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到布加勒斯特举行。
蒙古“真理报”副主编奥奇连·彭查格发言时说，在蒙古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份报纸和一份杂志，国家十分重视通过高等学校和专门的训练班来培养新闻工作干部。蒙古新闻工作者拥护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为加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在新闻工作者中间所进行的工作。
最后发言的是墨西哥记者格雷戈丽亚·罗萨斯·埃雷拉。他说，在墨西哥有人在制造障碍，破坏国际新闻工作者的合作和团结，一个泛美的新闻工作者组织正在大肆活动，这个组织还获得了驻拉丁美洲各国的美国大使馆的支持。他说，墨西哥新闻工作者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但墨西哥的新闻工作者都坚定地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他最后代表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墨西哥分会向会议致诚恳的祝贺，祝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团结和友好。
会上，宣读了因故未能前来列席会议的日本记者会议干事本田良介给会议的祝贺信。
在下午会议结束以前，会议通过了起草会议文件的三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附图片）
“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北京会议的会场。
新华社记者 孟庆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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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简会议 紧缩开支 利用废旧物品
中央机关行政经费开支显著下降
新华社3日讯 新华社记者卢恭敏报道：中央机关、团体今年第一季度行政经费开支比去年同期少花了近一千万元。其中，公用费开支减少了50％左右，它在行政经费中的比重，也从去年第一季度的60％下降到40％。
中央机关一向开支较大的电讯、会议和差旅等三项费用，是各单位节约的重点，第一季度这三项费用都减少了。据外交部、交通部、对外贸易部、司法部等十八个单位的调查，电讯费比过去减少了60％到80％。国家计划委员会采取严格审核控制的办法后，今年1、2两月的电讯费只用了三千四百多元，而去年同期就用了近四万元。文化部规定凡需通长途电话的，必须事先写好讲稿，由办公厅主任审批；过去这个部任何一个电话机都可通长途电话，现在规定只准用一个电话机。这样，每月的长途电话费就从过去二千元下降到三百元。
在大力紧缩行政经费开支中，各种会议也大大精简了，从1月到3月上旬的两个多月中，中央机关共举行了七十八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九千多人，而去年每个月平均举行的会议就有九十八次，出席的人数在一万三千人以上。另外，这些会议有近一半没有租用旅馆，而是在机关内腾用了招待所或集体宿舍。据不完全的统计，光这一项，每天就可节省租金八千七百多元。对参加会议人员的伙食补助，也改变了过去长期超过标准的现象。会议中所有游园、聚餐等项目也大大减少；即使举行，也由参加会议的人自行负担。
办公、设置及其他杂项开支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许多单位经过精打细算，在这个季度充分利用了过去旧存的家俱和纸张文具，没有购置新的。有些单位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广泛动员干部使用各种废旧表报、信封，节省了许多纸张。不少领导人员都自觉地不因私事向机关要小汽车使用，即便使用也都主动付款。这样不但节约了汽油，在干部中还起了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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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文逐级旅行减少 办事比过去灵活
河北抽调二万多干部深入基层
新华社保定2日电 河北省各级领导机关目前已经抽调了两万名以上的干部到基层去工作。
这个省从省一级领导机关开始，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现在省级机关准备进一步精简机构，并抽调三百多名处长级以上的干部深入到基层去安家落户。省级机关一些比较大的部门，大都由过去的三级制改为两级制，这样公文逐级旅行的现象减少，办事比过去灵活了。
县一级机关也都尽量使机构精简，一般都抽调约20％左右的干部深入到乡或合作社去工作。
由于领导干部同群众的经常联系比过去加强，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从沙河等十二个县的调查说明，有大约六十名中共县委委员和县长，过去坐守机关，不经常下乡，现在都能经常深入群众了。另据宝坻等五个县的统计，有七百六十多名在乡工作的县、区干部最近参加了当地的积肥、送粪等生产活动。领导干部亲自参加生产，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春耕生产运动的开展。
为了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会议多、表报多的现象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个省的邢台、行唐、静海三个县在今年的头两个月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不必要的全县规模的会议二十二次。静海县由于减少了会议，使基层干部和群众节省了一万多个劳动日。行唐县在今年头两个月下达的文件比去年11、12两个月减少了一百六十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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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
奖励农业增产中的先进青年集体和个人
新华社3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4月1日发出通知，奖励1956年在农业增产运动中有显著成绩的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零五个青年先进集体和八十三个青年先进人物。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将受到青年团中央给予的奖状和书籍、文娱体育用品等奖品。
在受奖的先进集体中，有四十一个青年生产队和十三个青年种植小组，在农业技术改革中，积极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创造了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和高额丰产纪录。福建省诏安县南坡乡先锋青年生产队耕种的二十九点四亩稻田，获得了平均亩产一千五百五十九斤的大面积丰产。有九个青年垦荒队在垦荒活动中获得了很大成绩。云南省国营新城青年农场去年开垦耕种三千五百亩荒地，生产总值达十六万元。有些是在积极带头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荒地中的先进单位；另外还有在协助农业社改进经营管理、维护集体利益等方面作出成绩的青年监督岗和检查队。
在受奖的先进人物中，有领导社员种植双季稻，获得平均亩产一千四百五十五斤大面积丰产的福建省海澄县黎明农业社社长黄海澄；有在一年中饲养繁殖五百只猪，仔猪成活率达90％以上的北京市东郊区五一农业社养猪队长徐惠；有创造十二种新式农具的甘肃省天水县郑集寨农业社技术员郑文林。此外，还有在植树造林、开垦荒地、保养耕畜、除四害以及会计工作等方面的先进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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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续十个月
上海没发生抢劫案
据新华社上海3日电 十个月来，上海市只发生过一件未遂的抢劫案。但是，据1946年上海市警察局的记载，在那一年中，上海市发生的强盗案件就有八百多件。
解放以前，上海近千家工厂、企业和私人住宅装有防盗警铃，解放头一年，还有四百二十七户装置这种设备。目前保留这种装置的仅有二十八家。
一个从1932年起就在上海警察机关当司机的杨宝鑫告诉新华社记者说：解放以前，强盗案天天发生，许多黑色的警备车不够应付强盗，有时，连主要用来镇压人民的“飞行堡垒”（即红色警备车）也架起机关枪协助捕盗；现在，这种“飞行堡垒”大部分已经改装为运货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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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举行常务委员会
新华社3日讯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最近举行了第三次常务委员会。
会议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表示拥护。并且作出决定，通知各级侨联及时组织会员及归侨、侨眷学习这次政协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和“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决议”，认真贯彻。
会上，对各地侨联的工作问题曾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一致通过了1957年各级侨联的工作纲要，号召各级侨联大力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各项侨务工作，进一步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与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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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了福建沿海的荒山僻岛
福建结束慰问海防部队工作
新华社福建前线3日电 慰问福建前线海防部队的福建人民和当地驻军领导机关联合组成的慰问团，已于1日全部从前线归来。代表们向本社记者说，人民解放军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建设，忍受艰苦，克服困难的精神和事迹，深刻地教育了代表团人员，代表团将把这些事迹广泛向人民传达，作到家喻户晓，人人向解放军学习。
慰问团代表们在四十天到五十天的时间内，走遍了福建沿海的荒山僻岛，慰问了海防线上的广大官兵。福州市机器厂工人张健钟介绍了战士李茂有用两元钱制出一个价值五十多元的测度器的事迹，他说：“我们工人要学习解放军这种精神，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代表们还带回一批战士们送给他们的礼品，其中有从五尺多长磨成两三寸长的钢钎，有补了十几次的破煤油灯罩，有创造发明的模型，还有同蒋军作战的图片和胜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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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前线的日日夜夜
冶峰
在海防前线，每当福建人民和福建前线部队领导机关组成的慰问团的代表们和随行的演员们问候部队军官和士兵：“同志们，辛苦了！”官兵们总是热诚地回答说：“为祖国服务，没有什么。”
这些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解放军官兵，真的不辛苦吗？记者在前线上的见闻说明并不是“没有什么”。
慰问团在海军部队进行慰问的时候，记者访问了刚刚执行过护航任务的艇队。那是中午饭后，副指导员殷必如领我到登陆艇舱里，坐下来只谈了几句话，岸上就传来敌机临空的紧急警报声。艇上的战士们动作真快，我们还没有爬出舱门，他们就各就各位，作好了战斗前的一切准备。艇只迅速开离码头，在海面预定的位置停下来，等候迎击敌机。这时候，我看到码头后面山顶上的炮兵战士，也迅速地转动高射炮口。过了十几分钟，警报解除了。殷必如对我说：“这儿离马祖岛很近，敌人的飞机一起飞，我们就得准备。”
炮艇艇长赵成基、枪炮班班长焦成英等对我讲述了艇上的生活情形：这支艇队在福建前线执行护航护渔和巡逻任务已经三、四年了。每次掩护运输船队航行，起航后很短的时间里，艇上官兵们的衣服就被浪花浇湿了。遇到暴雨，雨点像粗砂一样往脸上扑打。但艇上的人仍然精神饱满，照常工作。赵成基在艇上工作好几年了，他已经习惯了海上生活。可是在大风浪中航行，他仍然常常会被颠晃得恶心，直到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每出航一次，老战士的体重要减轻一、二斤，上艇不久的人，常常减轻四、五斤。艇只靠岸以后，战士们还要给机器擦油、刷洗甲板。赵成基笑着说：“我们艇上是冬凉夏暖。冬天停在水里，又冰又凉；夏天，最热的时候你把鸡蛋放在甲板上，四、五分钟就熟了。为使舱内的温度降低，要不断往甲板上泼水。”我说：“你们可真是辛苦了！”他马上回答：“我们的炊事员同志和在机舱内工作的同志才真是有功劳呢！炊事员同志常常在华氏一百多度的温度里给我们作饭。”
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慰问团代表到一个设在海边高山上的防空军地面监视哨去。我们出了一身汗才爬上山顶的哨台。正在执勤的是哨长丘吟和哨员方正山。他们两人都很年青。丘吟手拿观察镜，全神贯注地看着海面和天空；方正山静静地坐在电话机旁，抓住耳机，准备用最快的速度把敌情向上级指挥机关报告。丘吟交班以后，我们来到哨兵住的地方，这是一座小小的古庙，里面又阴暗又潮湿，因为山上山下找不到房子，他们在这儿住了三、四年。中午过后，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哨兵们介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说，去年哨上没有漏报过一次敌情，报告给上级指挥机关的情况，95％完全正确。大家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全哨的共同课目和专业课目测验总评成绩“良好”。他们取得这样的成绩真不容易。几年中，他们除去日夜执行繁重的观察放哨任务外，还要自己买米买面，轮流做饭。学习时间是从休息时间内硬挤出来的。我插嘴问：“天阴下雨时，你们该休息一下吧？”他们好像觉得我是个外行，争着说：“那怎么能行呢？我们要是自己休息，把敌人飞机放过去，让它轰炸后方的目标，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啊！”
2月26日，慰问团的一部分代表和演员，从第四连慰问回来，怀着骄傲的心情对留在家里的人说：“你们没有去，太遗憾了！我们今天才看到战士们的艰苦生活。”什么事情给了代表和演员这样深刻的印象呢？情况是这样的：第四连全连官兵好几年驻在海边，他们爬山过水巡逻放哨，同敌人派来的特务、“水鬼”进行斗争。战士们每天平均要走五、六十里路。去年年底，四班长陈顺仙到北京参加了公安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回来的时候，部队已接受了构筑国防工事的任务。战友们知道陈顺仙见到了毛主席，看到陈顺仙带回来的锦旗、照片等纪念品，都觉得光荣，纷纷订计划、表决心，要努力提前完成构筑工事任务，做好工作，争取再派代表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慰问团的代表休息了三、四次才爬上第四连驻扎的山顶，官兵们热情地欢迎他们。他们看到官兵们住的是透风的草房和下雨就漏的帐篷，又和正在劳动的战士们见了面，战士们个个光着膀子，头上的汗水不住地往下流，满身是泥。第一分团团长常子祚，拉住战士的手看过以后问：“疼不疼？”战士们笑着回答：“开头时磨起的血泡有点疼，现在已经磨出一层硬皮，不觉得疼了。”
在去年的几次大台风期间，前线岛上的部队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很多营房被风摧垮，东西被风刮走，但是部队官兵丝毫没有放松战斗准备。有一个哨兵，被风刮得从山上滚到山坳，他爬起来以后继续执行勤务；一个观察哨的屋顶被风刮走，当时正下大雨，战士们就在床板底下坚持工作。
3月5日，记者到距敌人盘踞的东引、西引和马祖列岛很近的一个岛上，访问了一个前哨班。他们已经自己动手盖起一间草房。我到的这天，正是大风大雨，房子漏了，雨水不断滴到床上。吃饭时饭很凉，我问他们的时候，班长林德成说，几年来，他们一直是到后面山上去打饭，那座山高三百多公尺，坡有七、八十度，打一次饭上下得一个半小时，遇到刮风下雨，难上难下，所以打来的饭路上都凉了。去年刮台风的那几天，老百姓知道他们不能上去打饭，送给他们一些地瓜米。他谈了以后，我问：“那你们喜欢在岛上生活吗？”去年入伍的战士、青年团员张才兴立刻回答说：“我们到部队来为的是保卫祖国，住在哪儿都行，越艰苦，我们越觉得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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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明时节追怀先烈
清明节前，南京市各界人民怀着肃穆的心情，来到长满松柏，盛开梅花的雨花台烈士墓前，向烈士致敬和悼念。
沈秉钧摄
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每天都有许多来自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部队的单位和个人，来谒陵追怀先烈。图为少先队员向烈士们致敬。 胡宝玉摄（解放军画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