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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充分估计农业社的劳动潜力
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的增产指标都订得有些偏低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劳动潜力估计不足。在去年的生产高潮当中，有许多办社干部从一股盲目的热情出发，要求一年内把生产提高一倍甚至数倍，对改变耕作制度和改进技术的要求过急，基本建设搞得太多，社员劳累过度，社员的家务劳动和家庭副业生产也被社的劳动挤掉了。现在来纠正这种偏向，对去年过高的指标加以适当压缩，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就此推论，说去年季节性的劳动紧张完全是由增产指标过高所造成，要避免劳动过度紧张就只有压低指标，那就不对了。
一般说来，季节性的劳动紧张，是农业生产难免的现象。劳动过分紧张，可能是增产指标过高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生产安排不好，劳力使用不当。去年大部分农业社都是初办，制定生产计划没有经验，管理劳动同样没有经验。有些社既制定了过高的增产指标，又不会合理地安排生产，组织劳动，农忙时期更加显得劳力不足，忙不过来。有些社生产计划并不过大，但因生产劳动组织得不好，农忙时也发生顾此失彼的现象。有些社虽然增产指标比较高，但它们在安排生产方面多想了些办法，劳动力的使用也比较合理，农忙季节就顺利度过了，生产也大大增加了。陕西省长安县“七一”社去年大量增加了复种面积，麦收季节各种农活挤在一起，出现了劳力不足的现象，丢荒了部分庄稼。当时许多社员都认为复种面积太大了，增产指标太高了。但是经过认真检查，原来庄稼丢荒的原因并不是劳力真正不足，而是部分生产队劳动组织得不好，窝工很多；加上有些人责任心不强，做活质量很粗糙，结果多费了工。这个社以第二、第三生产队和第九生产队作对比，说明了这个情况。第二、第三生产队，平均每个男全劳力负担耕地九亩二分，第九生产队每个男全劳力平均负担耕地八亩八分。第二、三队的耕地土质还不如第九队。但第二、三队是老社底子，劳力支配得法，农忙期间农活都完成了，牲口也喂得好。第九队劳力支配得不好，庄稼荒芜了，牲口也喂瘦了。四川省富顺县共和社去年种双季稻占稻田面积94.7％，并在80％以上的耕地上实行了套种、间种，一年收三熟到四熟，复种指数达250％，农忙时期劳力的紧张情况可以想见。但是，这个社采取了许多办法，解决了劳力不足的问题。他们除了认真实行包工包产，以加强社员对生产的责任心和提高劳动效率以外，还采取了其他许多办法。比如事先对农活分清缓急，能提前的提前，能推后的推后；农忙期间所需一切农具家具，事先都准备妥当，以免临时乱抓；又在农忙前动员社员把家务事安排好，并组织小商贩把日用必需品送上门，减少社员因家务事或赶集误工。此外，他们还尽量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效率。如用改良打谷机打谷，就使劳动效率提高了10％。这个社通过各种办法对生产和劳动作了合理安排，克服了农忙时期劳力不足的困难。计全社六百四十五点五个标准劳力，平均每个做二百一十个劳动日。其中主要劳力平均做劳动日二百七十个，半劳力一百二十个，辅助劳动力五十六个。社员收入平均比1955年增加了50％，家务事和家庭副业生产也得到了适当照顾。
这些例子证明，会不会安排生产和合理使用劳力，对能否增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去年有些人只从农业社“人多力量大”的抽象概念出发，对农业社还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以及人力物力方面实际存在的困难估计不足，把增产计划订得过高，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现在一些人因为想避免去年发生的缺点，又低估了集体劳动的力量，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这同样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是国家和农民的一致要求。每个农业社都应该尽可能把生产提高一步，不能后退或停止不前。在既不能增加更多的投资，又没有农业机器可以利用的现有生产条件下面，争取增产的主要途径，仍然是推广改革耕作制度、改进耕作技术方面的各种措施。采用这些增产措施，必然要付出比较多的劳动。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人少地多的地区，就会碰到劳力不足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在劳动力的合理使用方面多想办法。事实证明，目前农村中劳动潜力还是很大的。湖南省临湘县农业社处在地多人少的湖区。去年这个社双季稻面积占稻田面积70％，开湖荒、插深水稻共扩大耕地面积四百六十多亩，把三百五十多亩旱地改成了水田，棉花、芝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有八千七百多亩，生产计划比较先进，劳动利用率也比较高。去年生产增加了58％，98％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这个社今年计划进一步提高生产，劳动需要量也随着增加了。据初步计算，根据今年的生产计划要求，缺少劳动日三万三千多个。怎么办呢？他们分析了去年社员的劳动情况，总结了去年劳动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全体社员当中，有八种具体情况不同的人去年可以多出工而出工很少。只要从加强思想教育、改进劳动管理、解决具体困难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帮助，就可以大大提高出工率。总计今年全体社员可能做的劳动日总数，可以增加三万六千多个，比去年提高17％。这个社劳动利用率本来就比较高，现在还有很大的劳动潜力；那些过去劳动利用率还比较低或者窝工现象比较严重的社，劳动潜力当然还会更大。
农民参加了农业社，特别是参加了高级社以后，在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的鼓舞下面，绝大多数社员都愿意在社内多劳动。可是，许多农业社仍然有一些社员没有把劳动力全部发挥出来。有些人因为生活困难或者缺少小农具和雨具，没有办法多出工；不少妇女因为孩子拖累或不善于安排家务劳动，也还不能参加或很少参加社内的生产劳动；有的人过去缺乏田间劳动习惯，不能坚持经常出工。此外，也还有一些富裕农民，对合作社能否多增产还有怀疑，愿意多搞自己的家庭副业，不愿在社里多做工；一些有其他经济来源的人，参加社内劳动的积极性也不高。至于因为农业社劳动管理缺乏经验，对社员分配工活不够恰当，使社员劳动忙闲不均；或者包工、定额不够合理，社员不愿多做工或者缺乏经常的思想教育和检查，社员虽然出工多而劳动效率不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得到适当的解决，劳动力就还可以增加不少。
所有这些，都说明农业社的劳动潜力很大。各地农业社应当充分估计和发挥这种潜力，把生产计划订得既先进又可靠，使生产计划成为动员社内一切积极因素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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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高教界座谈会上的发言
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王惟中
我想谈谈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我们热爱党，可是过去和学校里的党组织总觉得格格不入，我曾想换个学校去教书。我常觉得在老一辈的教授当中有这样三种人：一种是对领导的意见唯命是从，也可算得“进步分子”、“积极分子”吧，可是他们的内心如何，不得而知；第二种人是表面说好，背后却叽叽咕咕，这种人很多，可说是滑头滑脑吧；还有一种人是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工作拼命干，好好搞，可是有意见一定要讲，这种人很不讨人喜欢。这种人可以说是“顽固派”吧，但是很少，我就是这种“顽固分子”。
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呢？我觉得有这几个原因：
第一，某些同志的领导方法和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不相适应，知识分子首先要面子，你不给他面子，撕破他的脸，比杀他的头还难受。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高度的爱国心，特别是像我这样到过外国的。过去在外国到处被人瞧不起，对祖国特别热爱。可是，如果他讲了一句不够正确的话，写了一篇有些缺点的文章，就说他的思想反动，那他就真要气死了，可能几夜都睡不着觉。知识分子另一个特点，就是重视自己的研究劳动成果，这是他一生的心血，比自己的儿子看得还重。可是，搞自然科学的还好，搞社会科学的人，弄得不好，就简简单单扣上一顶帽子——反动，反动，这真苦啊！我过去搞全体主义（接近于黑格尔右派的学说），思想改造的时候，一再批判说不深刻，都通不过，其实，听的人可能根本不懂，却搞得我神经更加衰弱，对劳动成果一概抹煞，伤心！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可是他也有些好东西，有“合理的内核”。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物质上要贪一点小便宜。我觉得党要肯定他们爱国，肯定他们的研究劳动，照顾他们爱面子等特点，逐步地予以教育改造。
第二，教条主义和自由思想有矛盾。很多学术思想问题，都拿反动思想帽子压，讲不出道理来。可是思想这东西是压不服的，即使当面说“是”，出了门就“非”。不讲理是不行的。
第三，矛盾性质、斗争方式没有弄清楚。在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些老教授挨整，整他的是十七八岁的学生，比他的儿子年纪还小。我看这种方式不好。
这些情况都是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以前发生的。周总理报告以后，特别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宣布以后，情况完全变了，有显著的不同。老教授多方面得到照顾，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受到了学生的尊敬，思想也解放了，物质上如住房、优先看病、副食品、因公外出有车等等照顾无微不至，令人感动。不感动是没有良心的，还有什么可讲？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报答党，有什么东西能够拿出来。我觉得有一点恐慌，吵架的时候声色俱厉，真正要拿货色出来的时候又诚惶诚恐了。经过这样的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就加强了，特别是学术研究的空气浓厚了。过去我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课堂里人家没有讲过的我不讲，以免戴上“帽子”，以为自己一生完了。现在却有希望了，要好好搞点东西出来。
这样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呢？也不是。过去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知识分子的成见很深，特别是一些还没有很好照顾到的知识分子，肃反的副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消除。现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顾虑多端，束手束脚。否则，为什么有些人还不敢畅所欲言呢？为什么我们学校里有一百多种英文杂志而只有极少的人去看呢？
解决的办法我觉得就是坚决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原则很简单，可是一定要坚决贯彻。具体措施，我觉得应该加强党员和非党员的个人接触，只要变成了好朋友，就可以无话不谈，团结改造就好办了。看到什么缺点，一个就可以说：“老兄，这一点有些不对头吧？”一个说：“对啊！对啊！”不要硬绑绑地扣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大帽子。
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要单听下边一面的报告，尽可能多听听非党员的意见。像今天的会就很好，话就说出来了。要坚决反对粗暴的态度，骂几个思想反动有什么用！多弄些小型的、谈家常式的谈话，少做些冠冕堂皇的大报告（有些重要的报告和传达我们还是极愿意听的）。多组织一些外地参观，生动的形象教育作用很大。我是合肥人，听说合肥建设好得不得了，回去看看一定会有很好的影响。
关于学术研究问题，我建议多开些选修课程，各个学派同时开，让学生批判选择。特别是，如果教员有研究成果，就叫他拿出来开课给学生听听。这有什么坏处？学校里可以多开一些学术讨论会、辩论会。学报不要停掉而是要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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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睦家庭日益增多 婚姻纠纷案件显著下降
我国大部地区实现自主婚姻
据新华社28日讯 目前全国大部地区已经普遍实现自主婚姻，这是婚姻法颁布七年来（这个法律是1950年5月1日颁布的）中国社会婚姻状况的重大改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的调查，在黑龙江、辽宁、山西、湖北、江西、浙江等省大部分地区自主婚姻已占90％到100％。内务部曾经检查了二百六十五万对结婚登记的情况，知道其中95％是符合婚姻法规定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基本完成和自主婚姻的实现，原来婚姻关系决定于土地、房屋、财产的观点逐渐转变为爱劳动、爱进步的婚姻观点。
由于婚姻的自主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家庭关系也普遍有了改善。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目前85％到95％的家庭是和睦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城市开展“五好”活动以后，家庭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男女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生产、尊老爱幼的新型家庭显著增多。这些深刻的变化引起了家庭和婚姻纠纷案件显著的下降。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从1953年到1956年婚姻纠纷案件逐年都在下降，1956年的婚姻案件比1953年减少了一半以上。
但是，目前有些地方在婚姻和家庭问题的处理上，还存在一些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例如目前一部分男女青年还存在着从金钱、地位出发的婚姻观点，有些青年由于选择对象时不够慎重和喜新厌旧的思想，结果产生了对两性关系的轻率态度。另外，在一部分偏僻的农村中至今还存在着索取财礼的旧习俗；有的地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以及早婚的现象还为数不少。这种种情况，都对国家建设事业和后代子孙的幸福产生了直接间接的有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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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敌人虽然少了，但还是不能麻痹
北京逮捕派遣特务王克兢
本报讯 最近，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派遣特务王克兢。
王克兢曾在伪中央军校第十九期受训，当过排长、连长等职，1948年参加了伪五十三军的“防谍保密小组”。东北解放后，他伪造历史混入沈阳冶炼厂，后被查出清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逃往香港。1952年投靠了蒋介石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并调往台湾台北市“外勤人员训练班”受特务训练。以后被任命为“独立台台长”，待命潜入大陆。
1954年春，王克兢被派至我国东北地区从事情报活动，但在偷渡途中遇阻未遂，又返回香港，继续受特务训练。结业后被任命为“国防部二厅专员”，专门搜集北京、天津地区的军事情报。
今年1月王克兢领到三千五百元（港币）的特务经费，携带特务工具潜入大陆，1月23日到达北京。但不久即为群众检举，经北京市公安机关的严密侦察，取得确凿罪证，已将王犯依法逮捕，并查出全部罪证。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审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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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七号特务落网了
易家祥
我打开了派遣特务王克兢的案卷。
这份错综复杂的案卷材料叙述着王克兢到了台北，到了香港，又到了在北京的住所，最后到了他被捕落网的从北京开出的一列火车上……。
看着案卷，特务们的脸谱一个一个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在那里费尽心机地暗算我们……。
这里是台北市郊的一个特务机关——蒋帮“国防部第二厅”的“外勤人员训练班”。1952年冬至1953年春，王克兢就是在这里受特务工作的专门训练的。
这真是多么奇怪的地方啊！在一间像是教室的屋子里，一个校级教官手里拿着一枝手枪，他在讲射击术。可是那些坐在下边听课的人们全都看不见脸。原来他们一个个都穿戴着美国“三K党”式的面罩和罩袍，只露出两只眼睛。教官叫“学员”的时候一律不叫名字而叫第几号。当叫第七号的时候，蒙着脸的王克兢站起来了。
这些“学员”们就是准备潜入中国大陆上搞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这些特务“学员”们是在最秘密的状况下接受特务训练的。每一个“学员”都有一个助教伴随着。住在一间房间里，寝食与共，甚至散步时都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学员”们除了每天晚餐后半小时的散步以外，整天的活动都被限制在他自己的寝室和学习室里，不得擅自出房门一步。饮食有人按时送去，要洗的衣物有人按时去取。特务“学员”们互相间不能见面、交谈，更不知道彼此的姓名。上厕所、散步一律要戴面罩，穿罩袍。“学员”上课时，十分之九以上的课程都是在自己的住室里通过报话器听课。
1954年，王克兢曾经又一次在台北受训，这一次受训时间比第一次更长了，达8个多月之久。就是当他在香港“待命”潜入大陆的期间，特务机关也一直监督着他每天复习各项特务功课。
看来，特务机关对王克兢的特务工作能力最后是放了心的。
王克兢是怎样到台北的？他的来历如何？
在大陆解放以前，王克兢原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官。1948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铁岭解放后，他并没有放弃反动立场。1950年10月，当美国侵略朝鲜的战火延烧到鸭绿江畔的时候，他寄托在美蒋反动统治复辟的希望受到了鼓舞。他从大陆上逃到了香港投靠蒋帮。不久，他在香港参加了“国防部第二厅”的组织，当了特务。
蒋帮特务机关对王克兢是寄予很大希望的。
那是1953年夏，王克兢在台北第一次受训结业后，奉命到香港准备潜入大陆，临行的前一天，“国防部第二厅”的“厅长”赖名汤把王克兢请了去谈话。并设宴款待一番，席间赖名汤和七八个特务头子一一向他敬酒，祝他“诸事如意”、“工作顺利”。
1956年10月，王克兢第二次受训结业后，特务机关又为他第二次饯行。发给了他大量特务经费。王克兢在今年1月潜入大陆以前，四年间他已从特务机关手里领取到两万多元港币。而在进入大陆之后，按照规定，这个上尉军衔的特务的月薪是港币九百元。据赖名汤对王克兢说，这已经比蒋介石的少将军官的薪金还要多。
当王克兢在香港待命的期间，特务机关还曾经屡次以王克兢的名义，汇款给大陆上的他的旧友，为的是给王克兢准备潜入大陆后的“生存基础”。
看来，蒋帮特务机关对这个特务是费了不少心计，花了不少本钱的。可是，王克兢潜入大陆后还不到三个月，却在从北京开出的一列火车上被捕了。从他那由台湾特务机关特制的漂亮的手提箱的夹层里，公安人员检查出了密写通讯用具。
当派遣特务王克兢在北京隐藏的期间，他开始了他的特务活动。为了这个目的，他把带回国来的名贵金笔、手表和衣物送给人们。他阔绰地招待人们吃喝玩乐。
在和王克兢接触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喜欢他举止大方、气度非凡的外表，有的人接受了他赠予的礼物，觉得他“热诚”，“对人好”，对他毫不置疑。有的人甚至为他介绍爱人，也有人就准备和他谈恋爱。
然而，他在进一步的活动中露出了马脚，在群众和公安机关的监视下，终于被揭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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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5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四十周年
黄炎培
一
不逐时芳亦自尊。
冰霜翻为护柴门。
苦心种得千竿竹。
付与绸缪牖户人。
修改1947年社三十周年旧作，那时社正从极端黑暗中求生存，蒋政府特工天天到社登记来客。对日抗战的前夕，社在上海创设七个补习学校，仅第四补校就有两班学生的大部分投入新四军。
二
桑海回头四十年。
同年十月庆苏联。
马恩经典何曾读。
神圣劳工匾早悬。
1918年成立“中华职业学校”，分铁工、木工等科，附设机器工厂，在教室、工场中都悬“劳工神圣”大字匾。1919年“五一”劳动节，工人、学生集会，在中国是第一次“五一”节集会。
三
蓝图褐炭日相亲。
朝夕书声打铁声。
“职业”也曾称“作孽”。
百般笑骂总由人。
“职业教育”，当时饱受人们笑骂，称“作孽教育”，认为误人子弟。
四
善良愿望出天然。
失业呼号太可怜。
建设于今尊技术。
盲人瞎马一鞭先。
社初成立时，发出口号：“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42、43年（马克思24、25岁），主编莱茵报。自述：“那时善良的愿望，大大超过了实际知识。”
五
一队青年救国狂。
手挥萤炬战昏黄。
旁风上雨都经过。
终见东方红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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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守常同志
朱务善
1957年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李守常（李大钊）同志殉难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张作霖在三十年前的这一天，夺去了我们的守常同志。但守常同志的光荣事业，还有成千上万和守常一样的同志前扑后继地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1920年春天，到1925年末我出国以前，我们几乎朝夕未离。他那时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我是北大学生。我受了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一次到图书馆去找守常同志谈话，请他介绍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让我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同我谈了不少学术与思想方面的问题。谈完话，他从桌旁一个堆满书刊的书架上，拿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给我，要我看后提出意见，又给我几本河上肇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一本英译的列宁写的小册子。他送我出图书馆的时候还说：“这本英译的小册子你看完后交还给我，不要转借他人”。因为那时谁保存列宁的著作，谁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嫌疑。第一次和守常同志见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确是热爱青年，特别是热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同那时北大的一些所谓名流学者相较，截然不同。
当时我在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中，认识了邓中夏、何孟雄，以及后来变为叛徒的张国焘、罗章龙等人。由守常和中夏等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发启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讨论。守常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讨论。我记得守常同志穿着蓝布大衫，戴着眼镜，坐在一张桌子的角上，听我们讨论。我们问他每月可以担任几次讲演，他微微地笑着说：“你们要我讲几次我都可以办到，只是还要邀请其他愿意参加的教授们参加才行”。有一次，我们在北大开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次辩论延长数日之久，参加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守常同志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在辩论会上发言非常踊跃，争辩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守常同志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必然性，非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守常同志用了河上肇所常用的“譬如”来说明这一点（守常同志在日本留学时代，多少受了河上肇的一些影响）。他说，譬如雏鸡在孵化以前，尚在卵壳以内，到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守常同志最后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驳倒反对派了。但我说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这并不是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要斗争就可以垂手等待社会主义的到来……”守常同志说话时，声音不大，但在话语里却表现出一种最高度的自信心。闭会后，守常同志在这次辩论会上的结论，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增加的会员达数十人之多。
守常同志平素谦虚和霭，生活又很艰苦俭朴，待人诚恳，遇人有困难，常常自节以济人，遇有同志间或工人中有人求助于他时，守常同志虽在困难之中，但总设法帮助。
我们因事或开会到守常家去，倒茶倒水，都是他自己动手。家里一切设备虽很简陋平常，但书房并不小，藏的旧书很多，外文书籍也不少。一次我在他书房中找着了一本英译的布哈林著“共产主义入门”（ABCofcommunism）。他对我说：“这本书很通俗，看一看也有益处”，当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守常同志对于同志们的团结问题，也很关心。一次邓中夏同志在工作中和某一个同志发生冲突，争闹起来，守常经过蔡和森同志把中夏和其他几位同志召集到家中解释，终于使争闹平息了。他对于自己的同事，不论是属于任何党派的人，都很谦虚和霭，但在保护我党工作利益和自己同志时，毫不退让。如北京“民报”馆成立之初，我在那里充任编辑，后来因为我连续在报上“经济栏”中登载了列宁所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一文，引起了顾孟余的不满，提议要把我撤职。守常同志断然拒绝了顾的提议，并且说：“务善在该报作编辑工作很好，没有更换的必要。”
1923年2月初，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我以北京学生会代表名义到武汉。在这里我通过陈潭秋、夏之栩诸同志的关系，找到了守常同志。此时守常同志在武汉各大学讲演唯物史观。我见到他时，他的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胡子也似乎比以前变黑了。他正在和李汉俊一起，大概在谈论“二七”惨案的情形。见我去了，他很关心地向我说：“我正要找你……”他说：“你们在武汉的活动，政府早已注意，昨晚传说有逮捕北京学生代表的消息，应该当心一些……”。随后我们也参加了守常同志和李汉俊同志的谈话。我们详细分析了“二七”事件的经过，守常同志很愤慨地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完全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吴佩孚的政治顾问、守常的老同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别的同志，以为守常同志过于相信吴大帅，说他有右倾的思想。这是完全不合乎事实的。
守常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最忠实的。我们读了“庶民的胜利”“新纪元”“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就可以看到守常同志在初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已经如何向往十月革命的胜利，憎恨帝国主义和其走卒了。我还记得守常同志曾经参加了几次国际工人会议，在每次参加会议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一步，并且相信实际参加革命活动，就会更增加对马列主义的了解。
1924—1925年以后，守常同志辞去了北大的一部分职务，专门参加了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工作，直接领导北方所有社会运动和工农运动等……一切党的工作。从这时起，我们和守常同志在区委常在一起。如果说在这以前，守常同志的写作宣传，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一般的基本原理，那末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以后，守常同志则根据马列主义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革命和党的实际问题与策略。我们现在读守常同志在1926年所著的几篇论文，如“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等，就可以明白了。守常同志在区委时工作很忙，为讨论问题处理事务，常常夜以继日，毫无倦意。在执行重大决议时，即或群众示威游行这一类的运动，守常同志认为有必要时，也常常亲自带头参加。
如1926年因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之下进攻天津，引起了北京市民与学生的不满，乃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酿成了最惨酷的流血惨案。守常同志因亲自参加指导群众，以至头部受伤。自此而后，张作霖军阀集团乃视守常同志为眼中钉，决意危害守常同志，那时他的很多同志与朋友劝他暂时躲开以避其锋，守常同志认为他是党的领导人，党的一切，都放在他身上，如果他离开了北京，那么党的一切重任又有谁担负？所以守常同志虽处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仍留在北京，继续革命工作。1927年4月9日守常同志终于被奉系军阀逮捕了。守常同志被捕后，屡受各种毒刑，但守常同志毫不畏惧，气节凛然，终使军阀一点真实消息也得不到。即在监狱中守常同志仍然宣传共产主义并继续领导指示党的工作，在当时不但狱中犯人大为感动，即看守的兵士也愿替他传递消息充当在监狱中的交通员。那时一般工友特别是北方铁路工人同志知道守常同志被捕消息之后，他们准备劫狱抢救守常同志，守常同志坚决反对这样的冒险行为，因为估计那时敌我力量，劫狱计划，只是使我党遭受损失使革命力量削弱，于实际毫无裨益，所以守常同志决不愿为他个人作无益的牺牲。这种坚贞为党而不为个人打算的品质与作风，实可为后人永世典范。
1925—1926年间，在北方各省，如直隶、河南、内蒙古一带地区开展了农民运动。守常同志从这时候起，就注意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曾亲自训练干部，并把他们派往各处参加农民运动。这些工作为后来北方农民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总之，我和守常同志一起工作的数年间，深深体会到守常同志不但为人谦虚和霭，生活朴素艰苦，而且非常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长时期中，他同一切反动势力，如袁世凯、辜鸿铭、林杼以至于胡适之流，不断地作无情的斗争，并组织北方一切进步力量，执行党的政策，使北方有了强有力的革命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守常同志对党的功绩。
守常同志牺牲已经三十年了，而守常同志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他的那种坚贞为党不为个人打算的品质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