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吗？
季陶达
本月14日上午，承人民日报社之约，参加了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我由于听觉不便，未能全部听懂诸同志的发言精神。今天又看了一下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发言稿，觉得其中有些问题是可以而且应当“争鸣”的。例如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能不能把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和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呢？马列主义的方法与其观点、立场和结论有何关系？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针，它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之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但如何来理解这个“发展”？与此有关的是自从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是否停留原地抑或已有所发展？这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长讨论、争鸣的。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究竟马列主义是否停留在1895年呢？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很不成熟，恳切希望雷海宗先生和读者指正。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认为马列主义停留在1895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的。大家都知道：一方面，恩格斯去世以后不久，初则伯恩斯坦公开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继则曾经是所谓正统派的理论家考茨基也成为叛徒了。马克思主义处在修正主义者从内部来瓦解的危机中。另一面，恩格斯去世以后不久，资本主义向其最高阶段——最后阶段的转化，即将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资本主义内在的种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就在这种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列宁根据大量具体的事实，指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化为以生产积聚和垄断为最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必然会引起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重分世界的战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迅速到来。这就从理论上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和叛徒们从内部来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挽救了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列宁主义。
总而言之，列宁主义是在恩格斯去世以后，经过相当长久的时间，由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研究新的历史社会的种种具体情况，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说马列主义停留在1895年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合逻辑。
其次，更重要的问题是：六十二年来，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发展呢？雷先生于强调应当发展之后，一则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再则说：“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根据数十年来的事实发表一些意见。
恩格斯去世以后，在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极其重大的事件，其中最著者为1905年的俄国革命，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之胜利、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亚许多人民民主国家之建立、以及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之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立。也就在这数十年内，马克思主义有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哲学方面，列宁于二十世纪初（1908）发表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奠定了建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毛主席于1937年7、8月写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斯大林于1938年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则更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刚刚学习过的去年12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又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和明证？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列宁于十九世纪末写成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了1861年农奴改革以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列宁于1901、1907年间写成的“土地问题与‘马克思底批判家’”一书，则予修正主义者——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和生产集中原理不适用于农业——以致命的打击，并且粉碎了所谓土地收益递减的“规律”，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我们都知道，恩格斯虽然已经看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一些端倪，但是这个转化到二十世纪初才完成，因此恩格斯不可能亲自制定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则是列宁耗费数年的精力根据大量资料研究的成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最明显的表征。难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研究大量新的历史上社会经济的资料而得出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提到的理论，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至于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原则上稍有所指示，由于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不过几十天，还说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理论上的论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诸问题，例如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各种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等等问题，可以说，都是由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苏联的实际情况所制定而由斯大林加以发展的。斯大林的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其中虽然有许多论点需要我们重新加以研究或甚至是错误的；但他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之关系等等，在我看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只要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革命行动的指南针——这一点想也为雷先生所同意的——，那末，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仅仅七年多的时间内，党和政府的领导者所发表的文章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许多方面，也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例如，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之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已行之有极大效果的和平过渡理论，由互助组而低级合作社而高级合作社的迅速发展的农业合作化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经济范畴也就在新的经济条件之下产生了。“定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定息是工人阶级向资本家“赎买”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和列宁虽都曾提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赎买是可以的并且对工人阶级是很便宜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指出如何赎买，用什么方式来赎买。因为他们生前没有可以实行赎买的条件。这些问题在我国于去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解决了：即国家主要用定息的方式对在改造中的资本家实行赎买。
上述的一切，难道还不能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已有显著的发展吗？
在社会主义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显著的。马克思只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它究竟应当执行哪些具体机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应当如何解决等等问题，都是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在苏联、我国以及其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予以解决或正在解决中的。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自从恩格斯去世以后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都有极其显著的发展的。
看了本月14日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觉得有些问题必须大家来讨论，现在写出一点点就正于雷先生，并希望大家来“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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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雷海宗先生来信编辑同志：
读到21及22两日你报“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一稿及我的谈话后的“编者注”。我对于“注”中的话完全同意，我也是认为最近六十二年来，结合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地在发展的，我只是愿意提出我们过度忽视了最近六十二年以前的人类历史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的进一步研究。我的谈话中“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下半句就是指的像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理论，上半句“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即指像列宁对于封建社会所下的更清楚的定义之类。这后者只是
“个别的”，而不是“主要的”，他们对于过去的人类经验没有时间多去谈论，只能在极“个别的问题上”说几句话，他们谈的有分量的话“主要地”是有关当前革命的问题，而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树立的结合过去几千年人类经验的社会科学部分又不肯体会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使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一直处在停滞状态之中。
这个意思，在谈话中我没有说清楚，除我自己当负责外，我当时的一种想法也有关系。在座谈会的半个月以前，我在天津参加了另外一个会，在会上曾发言，与座谈会上的发言主旨相同，我在座谈会中想避免不必需的说话重复，把自认为不言而喻的话就用半句话带过去了。在那个会中有发言稿，现把原稿附列于后，作为座谈会发言的补充：
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现在对社会科学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在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环节中，社会科学恐怕是我们最弱的一环，而这个最弱的一环又极少引人注意，好似它是可有可无，无关重要。据北京方面一个“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一文件中所载，在“关于科学工作问题”部分有简单一条如下：
“目前社会科学工作很薄弱，同国家建设特别不相称，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步骤来加强它？正确地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是党对科学领导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能不能提出几条方针？现在不少社会科学家感到空虚，但不少社会科学家也还有不够虚心和刻苦的情形，党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帮助他们？……”
这一段话很概括，讲到人的问题较多，在会议中对社会科学本身的问题究竟具体地、全面地如何提法，我不知道。对于人的问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但我非常同意这段话一开头的总的提法。这个情况的确与我们国家的建设特别不相称，不相称到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谈得更具体一点，对于我们在高等学校作社会科学教师的人来说，我们一般地都很难满足青年学生的要求。他们要求内容充实、面面俱到、有解释分析、既有骨头又有血肉的思想性强的讲演；但我们一般只能粗枝大叶地，有时甚至只能空空洞洞地讲演一番，而因为简单空洞，思想性往往不知从何谈起。这是就对内而言；对外，与敌人作斗争，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作战总要知彼知己，我们完全不“知彼”，也就无法谈到“知己”，有时对他们乱批判一通，等于赤手空拳地向黑暗中乱打一阵，既打不中敌人，自己也枉费了力气。最后，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提出来已满一年之后，在多数社会科学部门中或是根本没有鸣起来，或是鸣得无精打采。
关于争鸣而鸣不起来，有人认为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思想复杂，顾虑太多，不肯争鸣；这就是说，他们是能鸣的，只是不肯鸣。关于这一点，就我所熟悉的同行的人来说，这种情况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最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大家都感到没有本钱，鸣不出来——不是不愿鸣，而是不能鸣。有人常批评年岁较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说，他们解放前文章也写得不少，有时也相互争论，现在为何一字不写？这个疑问很容易解答。在解放前，为一个字，为一句话，为不相干的一个小题目，可以写出几千字以至上万字的文章，并可展开争论。这虽不见得都是无谓之争，但钻牛角尖的成份的确不少！今日这种文章不能再写，不是不敢写，不是怕人扣帽子，而的的确确是对这类文章不再感到兴趣。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己要求甚高，意义不大或谈不到甚么意义的文章他们不愿再写。所谓有意义的文章，就是在掌握充分材料的条件之下，尽自己力之所及用新观点新方法（当然是新立场）写出来的东西。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了。观点方法不见得完全有把握，但每个人都愿意试一下，问题是在材料。像经济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保密问题，是大家已知道的，不必再谈。以历史学而论，过去所曾经注意的材料，今日一部分已没有用处，今日有用处的材料，有相当大一部分过去没有注意或注意得太少，一时也来不及全部理
出。这还是就中国史来说。讲到世界史，问题就更大了：与其他近代社会科学一样，在世界史范围内所要知道的关键性的和比较专门性的东西，大部分在国内很难找到，我们的图书馆，全国所有的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真正有用的书，实在少得可怜，要凭现有的一点有用的书去作出今天看来有意义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在解放前，社会科学赋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主要地是发生点缀作用，没有踏实的根基：人少，书也少，书绝大部分都是课本和普通参考书一类的书；今后要作工作，大量采购解决问题的书是一个绝对必需的条件。
但问题还不只此。无书当然没有办法，有书也不是全部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须从头作起，不是短期间所能奏功。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新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不能拿来就用，但是又不能不用，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可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总结了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初步树立了新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现在已六十二年，在这六十二年之间，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积累了很多的革命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就中国最近的情形而论，我们党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都是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直不停地在发展的，新的社会科学是不断地在增加内容的。但社会科学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渐具体地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一方面，这六十年来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滞状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掌握当时世界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一切情况和全部成果。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讲我自己的本行，例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说法，我们基本上仍是一切遵照办理，并且在谈中国史时，也尽量去找材料来印证在一百年前的条件下他关于欧洲史所下的论断，无证据处硬要找证据，实在说不通时，就说中国是例外，好像我们的祖宗在创造历史时曾经故意地不遵守历史发展规律似的。我们似乎不愿意想，马克思若在，他今日对于欧洲过去的历史，在今天的条件下，究竟会如何看法。我们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也是如此地不去思考！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以全部人类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自豪，但我们不肯继承这一份按理属于我们的遗产，反倒把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学者去利用，而他们时常去滥用。但当他们去滥用时，我们也束手无策，也指不出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掌握材料。
这个极不正常的局面，今天应当纠正，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我们的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之后，现在也有条件纠正。如何具体作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讨，但首先必须大家对整个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家在经费的分配上，在人事的调配上，可以对社会科学多注意一些。我们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必须加倍地努力，努力学习，努力经常地
自我改造。如果像会议中所反映出的，有人感到空虚，就要赶快跳出空虚的境界，我们是有广阔的世界可以活动的；如果有人不够虚心，当知我们还薄弱得很，刻苦钻研尚恐不能有成，没有丝毫可以自高自大的理由。毛主席在他的讲话中，提出过去一年是伟大转变的一年，中国社会已有了新的面貌，我们每个人应当有能力、有信心去发展社会科学，适应改变了面貌的中国社会。
雷海宗
195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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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大英博物院编印新的“印本图书总目”
据大英博物院年初发出的通告消息，该院准备出版一部新的“印本图书总目”（英文原名General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A NewEdition Complete to the End of1955），所有1955年底以前入藏的印本图书，除了用东方文字印的以外，将全部收入总书目内。该院现在正在征求预约，如果预约的户数能达到一定的数目，准备在1958年开始出书。
大英博物院从1930年起，原在编印新版图书总目（旧版是在十九世纪编的，近有美国缩印本印行），但编、排手续繁重，过了二十多年，到1954年才出了五十一册（到Dezwarte，Amie），按字母来说，尚不到全书六分之一；目录出版得这样慢，早已不能反映藏书情况，同时完成遥遥无期，不得不暂行停刊。现在该院决定采用影印办法来印图书总目。大英博物院大阅览室原来备有书本式总目，目录每页分左右两行，一行贴剪裁开来的旧版图书总目，一行贴新增图书的铅印条子，这样拼凑起来的目录，全部达到一千二百五十册（大英博物院不用卡片目录）。照新拟的办法，准备把一部这样的目录拆散，把各条重新按一个字顺排列起来，贴在本子上照相影印。据估计，新影印目录全部将是三百册，每星期可以出一册，全部目录可于六年内出齐。目录的价格估计为每册八英镑，全书约需二千四百英镑，每年预付一次，约四百镑。
大英博物院的印本图书总目的出版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该院所藏旧版书特别丰富。据说，该院所藏的1800年前印的书只有5％可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到（该馆已有印本书目出版）。编印图书总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国的总书目只出了几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停刊，法国国民图书馆的图书总目出了半世纪尚未出齐，大英博物院如能在六、七年内把图书总目印出来，这将是对学术界的一个大贡献。
（顾子刚）